1926年3月18日，星期四晚上。
李之龙在文德楼寓所接到军校作战科的通知，说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事情，饬派得力军舰两艘到黄埔候命。李之龙即调中山、宝璧两舰开赴黄埔。到达黄埔后，风平浪静，没有任何“紧急事情”。当晚蒋介石在省城过夜，不在军校。
次日，军校作战科长又和李之龙商量，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军舰，可否把中山舰调回省城。李之龙不敢擅作主张，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
“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蒋介石问。
“昨天晚上开去的。”李之龙回答。
“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
蒋介石否认曾经命令军舰开往黄埔。这是一个明显的凶兆。可惜李之龙嗅觉失灵，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身处险境，他仍然认为，这只是命令传达过程中的小小失误，不难弄清。中山舰又从黄埔开回省城。
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记述，3月19日这天，蒋介石已作出“当机立断”的决心。
公以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4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公曰：“权利可以粪土，责任岂可放弃乎？生命可以牺牲，主义岂可以敝屣乎？此时再不决心，更待何时？若不殉党何颜立世？直前奋斗而已！”
听起来，蒋介石似乎抱着一掷乾坤的决心，要对中共来个大清算。但后来事情的发生与发展，却并不完全如此。
3月20日凌晨3时左右，在文德楼休息的李之龙，突然被拍门声所惊醒，一群凶神恶煞的士兵涌入，把他团团围住，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来捉人。
他们把李之龙架出门去。李之龙沿街呼救：“我是海军局长，他们不是正式军队，无有命令乱拿人！救人呀！救人呀！”士兵们挥舞手枪，对街上的警察吆喝：“不是正式军队是土匪，一枪打死你！”吓得警察低头而过，不敢吭声。士兵把李之龙押到第二十师办事处，五花大绑，黑布蒙眼，用驳壳枪启子把两条毛巾塞入他的嘴里。
角声寒，夜阑珊，黑暗笼罩全城。蒋介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军队占领了中山舰；苏联顾问的东山住所被严密监视起来，卫队缴械；鲍罗廷虽然不在广州，但他位于东较场旁边的公馆，也被大批士兵包围，禁止出入。东较场及红花岗附近，密布军警，气氛极为严重。军校和第一军里的中共党员，自周恩来以下四十多人，一律派兵看管，等候发落。第一军第二师的士兵，包围了东园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
这是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政变。周恩来把它称之为“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 的举动，予以严厉抨击，但蒋介石却反过来指责是共产党发动政变。他说：
到了19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这就是蒋介石早先所暗示的“不测事件”。
汪精卫正卧病在家，陈公博、谭延闿、朱培德等人匆匆来访，带来了蒋介石一封信函，称共产党意图谋乱，不得不予以紧急处置，请求原谅和处分。汪精卫生气地拍床大骂：“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宣称他在党内的历史与地位，不是蒋介石能够反得掉的。谭、朱二氏也认为蒋介石这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严厉反对。但究竟应怎么反对？大家却面面相觑，拿不出主意。
最后决定，谭、朱二人去找蒋介石，探询他的真实意图，陈公博则前往高第街和大沙头第二、三两军司令部，通知第二军副军长和第三军参谋长，进行军事准备，以防万一。如果谭、朱被扣便立刻动员；如果他们能够回来，便按兵不动。几个小时后，谭、朱二人都安全回来复命，说蒋介石只是要限制共产党。陈公博松了一口气说：“只是反对共产党和限制他们的活动，那就容易办了。”
但他这口气松得太快了，蒋介石做事，从来是一石数鸟的，汪精卫、共产党、苏联人，都是他的目标。变生肘腋之际，刚好在广州的布勃诺夫，立即约见蒋介石，但蒋氏却避而不见，只是托人放话，要求驱逐季山嘉与共产党人。其实蒋介石的内心，亦充满矛盾焦虑，他一生奉曾国藩为偶像，对尊卑上下、冠履名分看得很重，最恨犯上作乱者，但他也很清楚，现在他的所作所为，难免会留下“专国弄权，欺君罔上”的污名。所以，当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上门质问他时，他竟伏案痛哭。
而布勃诺夫却担心，蒋介石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以某种方式断绝同苏联的联系了。布勃诺夫派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工作人员索洛维约夫为代表，与蒋介石会晤，询问其事件是对人还是对俄？蒋氏答复：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尽快回来。索洛维约夫立即松了一口气，急忙表态：苏联已决定召回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等人。
蒋介石求浆得酒，大喜过望，压在心头多日的巨石，豁然冰消。随后，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的病榻前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三二○事件”。会议开了一个小时，据周恩来说，“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 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联同志暂时离去；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蒋介石轻易拿到了一张连他都意想不到的通行证。
中共缺乏处理这类危机的经验，事变头几天，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只有毛泽东的立场比较鲜明，一开始就主张“反上梁山”。他的性格，从来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他相信，我们示弱，蒋介石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蒋就缩回去。他认为利用驻扎在肇庆的第四军独立团，可以进行反击，独立团团长叶挺一年前加入了共产党，这是中共唯一掌握的军队武装。据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的沈雁冰追述，毛泽东曾提议：
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一个师和一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一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二军谭延■，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琛，第五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琛与蒋还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凭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一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琛，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
如果计划能付诸实现，固然可以把蒋介石打回原形，但要付诸实现，却有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要国民党中执委、中监委全体跟随共产党到肇庆反蒋，就非易事；其次，第二、三、四、五军和广西军队，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是一回事，但要他们听从中共号召，公开武装反蒋，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只是抱怨蒋介石独断专行，并不是抱怨他驱逐苏联顾问。事实上，3月22日，蒋介石曾与谭延闿、李济琛谈制裁苏联顾问与共产党的问题，已得到了他们的谅解。
据毛泽东说，季山嘉反对他的方案，原因是以肇庆一地的财力，支持独立团已感吃力，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10倍。蒋介石有一个师，加上吴铁城的警察，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了。打起仗来，独立团的弹药无从补充，蒋介石刚刚得到从苏联运来的大批军火。就这点而言，独立团支持不了一个星期。
客观而言，季山嘉的分析，较毛泽东更接近实情。这时，蒋介石把被软禁的中共党人都释放了，苏联顾问住所外的军队也撤走了，他承认没有发现共产党的“政变阴谋”，也对苏联人被软禁表示歉意，他把这归咎于手下的军官一时孟浪。3月27日，广州《国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蒋介石答中央通讯社记者问。
记者问：日前3月20省中戒严之事缘何而起？
蒋校长答：在3月19夜中余得有中山舰异动报告，因其犯有重大嫌疑，又事起仓猝，不及报明政府，当由余以非常处置，捕获嫌疑犯数人，嗣经查究，其中无嫌疑者一律释放。余现因办理此事未先得政府命令，近于专权，已呈请政府严予议处。至种种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老狗及奸人所造，乘机煽动，以遂其倾覆政府，分裂革命势力之阴谋。吾国民政府革命民众一年来，历尽艰辛，已从奸人离间中伤谣诼蜂起之险恶环境中，奋斗而出，岂令日区区谣言所能征服！惟当日军事处置，事出非常，不及预先布告，致引起市民一时不安。斯实余之大歉。
记者问：当日举动是否牵及省港罢工委员会？
蒋校长答：政府对于罢工抵制帝国主义，始终处于赞助地位，余更为拥护罢工政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不过当日因追究中山舰行动适扎兵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通，一切谣言遂由此起。须知帝国主义者日伺吾人之旁，惟恐罢工政策成功，香港转成荒岛，得此良机，焉得不大造其谣？余甚望工友安心勿为所动，军民一致，最后之胜利终属吾人。
记者问：东山之警戒情形又为何？
蒋校长答：东山适亦在警戒区域，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
记者问：外人有因此疑及联俄政策有变更者，果何如？
蒋校长答：苏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既尽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谓世界革命同志而竟互相伤害，而竟不相联合，宁有是理！实则此亦敌人故散此谣言以惑我革命民众。吾民众果已认识革命至理，则决无受骗之可能。
给人的印象，一切不过是一场“误会”。几乎所有人都抹去一额冷汗，如释重负，这时要再动员国民党内的力量反蒋，就更是空谈快意了。蒋氏的这篇谈话，在4月26日出版的第九期《政治周报》上，作了正面的转述，该周报是中共掌握的宣传工具，毛泽东、沈雁冰曾任主编，显示中共至少在公开场合认同蒋氏的这番解释。
3月24日，布勃诺夫召集苏联顾问团会议，他在会上把“三二○事件”定性为“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小规模政变”。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政变？他说，由于苏联顾问犯了一些大错误，导致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了。他们在中国将领们的脖子上，套了五条锁链：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顾问。“若是给你们每个人都套上这五条锁链，你们也是会大发雷霆的”。
布勃诺夫的意思，这场政变，是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逼出来的。
他严厉批评了中共广东党组织，说他们一向偏重于军事工作，有宗派主义，和工人联系不够。布勃诺夫要求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否则，将会使破坏国民革命的危险更趋严重。为了“设法留住蒋介石并争取恢复他同汪精卫的友谊”，使团决定迁就蒋氏要求，让季山嘉离开广州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