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国民政府设宴为使团和季山嘉饯行。在酒席上，蒋氏代表高举酒杯说：“今后本党本政府之联俄亲俄政策，非特未有丝毫变更，当视前益加亲善及进步。” 3月19日蒋氏曾以极严重口吻作出“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的誓言，但现在他似乎已经改变主意了，既没有公开与中共翻脸，也没有完全放弃联俄政策，一场千钧一发的大危机，竟在发生不过24小时之后，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说了些冠冕堂皇的套话，然后各自散去。季山嘉和一批不受蒋介石所欢迎的苏联顾问，一鞠躬退场，登上“纪念列宁号”轮船，随布勃诺夫使团，黯然返回苏联去了。蒋介石始终没有出现在送行的人群当中。
使团一位成员在归国途中，致函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声称“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 听起来酸味十足，就和阿Q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一样。
蒋介石没有被除掉，汪精卫倒是被蒋介石除掉了。“三二○事件”的起因，也许不是蒋介石所预设，但其后果，则无疑是由他一手造成。
汪精卫原指望苏联人会支持他把蒋介石反下去，但布勃诺夫的表现却让他大失所望。从3月23日开始，汪精卫突然失了踪，没人找得到他。几天后，他从藏匿地点投书蒋介石，略谓：今弟既厌铭，不愿共事，铭当引去。铭之引去，出于自愿，非强迫也。他的妻子陈璧君解释，汪氏隐居目的，一是为了疗病，一是为了使蒋能反省一切。汪精卫后来解释：
而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第二师团党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我的责任，应该怎样？我这时候，以为不问这事情做得错与不错，而这件事情做法，不能说是不错。我只责己而不责人，我以为皆我不能尽职所致，所以引咎辞职，恰好蒋同志也在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里，自请处分。如此，则中央威权犹在，我和蒋同志，也不致因这事情而至于决裂了。
这同样也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解嘲，汪精卫与蒋介石，最终还是因这事情而决裂了。
这时汪氏心情，五味杂陈。一年前孙文逝世时，汪精卫与胡汉民，都自视为孙文遗产的天然继承者，其踌躇满志，仿佛昨日之事，却做梦也没想到，竟会有一匹上海滩的黑马，跃栏而出，才一年时间，就把汪、胡二氏赶得落荒而走。
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事件的内幕，一无所知，只能从报纸上获得零星的信息，陈独秀终日绕室徘徊，万分焦灼，提不出什么好主意，直到布勃诺夫使团返国，途经上海时，中央才从苏联人的口中，了解到大概情况。
陈独秀十分气愤，再次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的问题。但当时使团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苏联顾问与中共）应该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陈独秀发过脾气之后，只好再屈服了。3月29日，中共中央根据布勃诺夫的意见，向全党发出指令：“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
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文章，申辩中共根本没有倒蒋阴谋，因为“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③
中央无奈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简单地采用惩罚蒋的办法，只会把蒋氏逼到右派方面，对革命造成极大危险；如果没有惩罚蒋的力量，还要高谈惩罚蒋，那危险就更大了。张国焘作为钦差大臣，4月上旬，赶赴广州，向广东区委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大家一致遵行。张国焘说：“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广东区委的中共党人群情激愤，不少人主张立即退出国民党，终止党内合作的形式，“为什么不退出国民党？为什么要被动受处罚、被整理？”他们指责说：“鲍罗廷被绑票了，张国焘、谭平山做了投降代表”。但鲍罗廷煮熟的鸭子嘴死硬，他强辩说：“我们没有被驱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中央采取的退让政策，究竟是对是错，党内的争论，从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陈独秀领导上海中央，陈延年领导广东区委，父子温情，为了革命，也暂且放置一边了。中共中央批评，“三二○事件”，是广东区委“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但广东区委却反驳说，这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
不过，据陈独秀事后所说，中央也曾有过向蒋介石“进攻”的计划：
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要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
彭述之是4月下旬到达广州，他带来的中央指示是：“联合国民党的左派以及他们的军队来反对蒋介石；扩充中共党员叶挺领导的部队（至3000人）；武装工人和农民，以便他们能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发挥作用。”这和沈雁冰所转述毛泽东的意见，大致相同。可惜，叶挺独立团并不是什么“独立的军事力量”（它受第四军节制），中共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军事力量”可资利用，武装工农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彭述之追述：
我于1926年4月底到达广州。此时，鲍罗廷恰巧带着斯大林的指示从苏联回来了。我就立即召开了特别委员会会议，邀请了鲍罗廷参加。当我说明了中央对待蒋介石的决议案之后，鲍罗廷强调“当前局势极其危险”，并且以此为理由不让对中央的决议案进行任何讨论。当我建议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只在党外进行合作时，鲍罗廷又寻找借口说，“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应与国民党左派磋商”。总之，鲍罗廷传达斯大林的命令说：不管蒋的3月政变的后果多么严重，“国共合作”的政策保持不变。
彭述之到广州是在张国焘之后，易言之，中央派张国焘南下是为了妥协，派彭述之南下是为了对抗。政策转变之快，让人无所适从。
浙江人赶跑广东人
孙文是广东人，他在世时，广东人在国民党内的势力，坐拥半壁江山。“三二○事件”的直接后果，除了给苏联顾问与中共一个警告之外，还有另一层的意义，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集团，终于破蛹而出，自成一家，取代了以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的广东集团，成为党内主导性的势力集团。这是后孙文时代一个重要标志。
江浙系的登场，始于廖仲恺案，蒋介石赶走胡汉民，逼许崇智交出兵权，粤衰浙兴的趋势，已昭然可见。“三二○事件”后，蒋介石广邀江浙人士南下，以培植江浙势力。据陈果夫（第二届中央监委，浙江吴兴人）回忆，当时他在上海负责为黄埔军校招募江浙子弟，亦放下手中的工作，收拾行囊，赶赴广东了：
自十五年（1926年）3月20日共党阴谋暴发以后，蒋先生在粤帮助工作的同志更少，所以屡次电沪，命多邀人前往帮助工作。邵元冲、叶楚伧先生等应邀而去，并要我约蔼士三叔和养甫同志同去。我把招募工作交代杨虎办理之后，在4月底和蔼士三叔等动身。5月初到广州。
所谓“蔼士三叔”，即陈果夫的三叔陈蔼士；叶楚伧是江苏人，邵元冲是浙江人。只有是养甫（即曾养甫）是广州人，但曾氏南下的主要作用，是创办兵工厂，制造迫击炮，而非从事党务工作。在蒋介石邀请名单中，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第二届中央监委张静江，他是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其家族为南浔四大巨富之一，年轻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已变成个羽扇纶巾的老江湖，甫抵广州，即傲睨自若地表示：“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加以调整。”
4月10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宣布解散。稍后，孙文主义学会也宣布自动解散，双方各弃一卒，以示“一碗水端平”。其后成立黄埔同学会，会址在中央党部内，由蒋介石自任会长，用人行政，两派平均分担，有消弭双方鸿沟之意。“但同学会之成立，仍不能清除两派之隔膜。”两派本来是在各自的堡垒里对打，现在变成在一个房间里混战了，“不久，黄埔军校中另有同情共党之左派形成，而左右两派之暗斗乃益烈矣。”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会在4月16日举行联席会议，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与军事委员会主席，两职分别由谭延闿、蒋介石暂代。蒋介石要辞职，辞了半天也没真辞，但汪精卫一说辞职，便被撸得一干二净。
直到4月29日，鲍罗廷和胡汉民才一起回到广州。这时广州的局势，与他们离开时，已是天上人间。许多粤籍党人，对江浙势力鹊巢鸠占，借广东这块土地孵他们的卵，感到忿忿不平，希望胡汉民以他在党内的历史与资望，与蒋氏抗衡，维系粤系的党统地位，不至失坠。而胡汉民亦以此为己任，公开发表“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政治主张。
鲍罗廷看到事态之严重，立即约见蒋介石，询问这次事件，究竟是对人还是对事？对人，就是季山嘉；对事，就是联俄容共政策。
蒋介石说，对人，不是对事。
鲍罗廷松了一口气，“既然是对人，那末，这些人已走，我们继续合作。”
蒋介石说：“继续合作是可以的，然而方法不能像过去的一样，共产分子必须尊重中国国民党，不许在党内不守纪律。”
“你怎么说，都依你。请你提出具体办法。” ③
当时，一艘满载军火的苏联船只，正在驶往广州的途中，蒋介石当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撕破脸皮。鲍罗廷深信，只要自己手握苏联军援，不怕蒋氏不低首就范。但蒋介石也同样深信，苏联顾问需要他，比他需要苏联顾问殷切得多，只要他手握军权，不怕苏联顾问不低首就范，所以笃定泰山。
面对中共党人纷纷要求退出国民党，张国焘和彭述之都建议，不如把苏联的军火分一些给中共，用来武装工人、农民，但鲍罗廷一口否决。他告诉中共，现在国共分家，中共将一无所得，虽然两党最终是要分家的，但分得愈迟愈好，等到北伐打到北京再分也不晚，现在还是要继续容忍合作。
共产党想分家，胡汉民也想分家。但鲍罗廷与蒋介石却不想立即分家。在5月3日第138次中央政治会议上，胡汉民报告考察苏俄情况，归纳为三点结论：一、苏俄联合国民党，是以国民党为工具，不能相见以诚；共产党寄生于国民党内，不断阴谋捣乱，是无可转移的政策；二、苏俄是斯大林的个人专政；三、苏俄以中国革命问题，作为内部斗争的工具，为个人夺取政权藉口，不能代表无产阶级。
胡汉民要求和蒋介石会面，蒋介石托辞拒绝了；胡汉民建议蒋介石扣留鲍罗廷，蒋介石当然也置之不理。蒋介石认为和共产党分手，“尚非其时”。现在连“党内无党”都做不到，还侈谈什么“党外无党”？
胡汉民的主张，碰了钉子，大为泄气。他本来就不是搞政治斗争的料，一副士大夫臭脾气，用之则行，舍之则藏。5月11日，他再次负气离开广州，准备到上海当寓公。在开往香港的轮船上，竟意外地遇见了汪精卫。
汪精卫也是因为觉得广州呆不下去，在这天离开广州前去法国的。当年汪精卫在北京行刺摄政王失败被擒，陈璧君要救他，“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劝陈璧君速速离去，“勿留京贾祸”，现在，为了不负中年头，他也学会“勿留粤贾祸”了。与胡汉民相见，想起孙文生前的友谊，孙文死后的恶斗，鹬蚌相持，被奉化渔翁得利，一时有无限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