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张国焘的预算，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每月大约一千多元，马林答应这笔钱由共产国际出，据包惠僧说，陈独秀坚决不准中共领取共产国际的经费，以免影响中共的独立自主。他要求革命者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领了钱就等于雇佣革命。
然而，中共是否真的没有从共产国际领钱呢？有一段时间，陈独秀与马林二人频频争吵，竟闹到互不见面。马林怒气冲冲地责备，“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 陈独秀反唇相讥：“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这番对话似乎也证明了，中共并没有拒绝国际的资助。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陈宅里被捕。马林立即展开营救行动，据包惠僧说：“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才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并不是马林自己的钱，而是共产国际的经费。这样一来，就算陈独秀真的不想要国际的钱也不行了，而且是用在自己身上。虽然他性格倔强，也无话可说了。出狱后，陈独秀对马林的态度，便完全改变了。
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1、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2、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及预算，每年都要赤色国际批准施行。3、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以后几年里，在陈独秀身上，还发生过好几次。
根据陈、马达成的协议，名义上，中共还是不接受共产国际的金钱，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从赤色职工国际、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一个圈而已。1922年6月，在陈独秀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列明中共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的收入与开支情况，其中收入部分，自行募捐1000元，国际协款为16655元。 到1923年召开中共三大时，连赤色职工国际的圈也不再绕了，中共的经费，几乎全部直接来自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三大上说：“今年（1923年6月之前）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共产党成立，一转眼就五个月了，似乎没有什么大动作，与其说是一个革命党，还不如说更像一个学术团体。马林静极思动，想到南方实地视察一番。于是，在翻译张太雷陪同下，化名“西蒙博士”，风尘仆仆，赶到两广，分别拜会护法政府非常大总统孙文和省长陈炯明。此时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北伐，热闹的政治气氛，令马林眼前一亮。
马林在桂林和孙文两度晤谈，建议国民党在与苏俄合作的前提下，“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三、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孙文，广东香山县人，生于1866年，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位坚定不移的革命党领袖，自称“生平酷爱革命”，不仅要用革命来创造国家，还要用革命来改造国家。对苏俄的建议，他的反应不冷不热，他不太相信苏俄能够搞成社会主义，这个朋友是否交得过，视乎他能提供多少军事和物资援助。他略带敷衍地说，他要等到北伐之后，才能和苏俄公开结盟，到时俄中两国可以一起解放亚洲，但如果过早公开联俄，会引起列强的干预。
何况孙文正和亲日的奉系、皖系结盟，对付直系。众所周知，日、俄两国是不共戴天的世仇，孙文到底如何取舍，颇费周章。孙文对马林说：如果他不联俄，就能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马林在广州也和陈炯明长谈三次，他发现，俄国革命刚成功时，陈炯明曾一度“完全站在俄国革命一边”，确实，1920年陈炯明在漳州时还写信给列宁说：“余深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对人类带来欢乐，余愿为此一主义彻底实现而奋斗”，可是“俄国的发展又使他向右转”。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令他转得这么快？为什么当“十月革命”的效应，在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是持续高温时，他已经迅速冷却下来？这一点很值得历史学家研究。马林说陈炯明向他表示“对党的专政不感兴趣”， 或可部分反映出，当时陈炯明的思想。
尽管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东西，但此行却令马林对国民党的观感，锦上添花，再加几分。他在广州目睹了香港海员在国民党指导下举行大罢工，亲见几千工人在黄花岗烈士墓前听国民党人宣讲反帝道理，又听说广州、香港、汕头有1.2万海员加入了国民党。这种群众场面，足以令任何一个职业革命家热血沸腾。于是马林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政党。
但有意无意间，马林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广州、汕头都是陈炯明的地盘，真正在广州支持办工人夜校、资助机器总会、调解劳资冲突的是省长陈炯明；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后，十几万罢工工人回到广州，也是陈炯明接待他们，不仅同意工人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作为罢工的总指挥部，而且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10万元给工人做罢工经费。但马林却把这一切都笼统地归之于孙文的国民党政策，从而为他的“国共合作”计划，提供有力的依据。
当时孙文全副心思都在北伐上，哪里顾得上工人罢工这类事情？马林把上海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党作了一个比较：“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 以至于一回到上海，他就迫切地要求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里去。
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观感，却远没有马林这么美好。他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 因此，对马林的建议，碍难采纳，而且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的中共党人，也都强烈表示了“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国民党）之可能” ③ 的态度。
马林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揆诸事实，马林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评价，其实都没有大错。只不过双方的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得出来的结论，便一个说它是牛，一个说它是马，各取所需了。
马林在中国的工作，进展似乎不大，直到1922年4月他离开中国时，还没能说服中共加入国民党，胸中积郁难舒，闷闷不乐。当他登上前往新加坡的客轮时，只见一轮夕阳冉冉西沉，暝色浮天，夜潮骤起，这位荷兰革命家不禁平添了一腔旅人的愁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