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肇建后的10年里，中国几乎一直处在动乱之中。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战争、南北分裂、直皖战争……北山雨未歇，南山云又来，直搅得整个中华大地沧海横流，疮痍满目。仿佛重回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争霸时代，国无一日安宁，民无一日休息。实在是可悲可叹。
直到1922年，在苦命的中国人面前，仍然是一片黑暗混沌，谁也看不清国家究竟何去何从，报纸时论尖酸刻薄地批评：
回忆五六年来，广州曾两度设立政府，前者为军政府，系合议制，后者为总统府，系独裁制。近者章太炎对于北京政府，预防军阀争选总统，有变更总统制为委员制之主张。余观孙中山以合议制之不良改为独裁制，章太炎又以总统制之不良欲改为委员制。两人主张适得其反，而欲以中华民国供两制之试验则一。昔人有云：国家重器也，政府者主权所在地也，今日国人视政府为儿戏，当欲供某个人一时主张之试验，不独孙章二君也。
北方直、皖、奉三系互争雄长，厮杀不已；而南方也搭起了一个护法政府的草台班子，摇旗呐喊，麾师北伐，以图武力统一中国。南北风云叠涌，狼烟四起。但被孙文倚为长城的陈炯明，对北伐却毫无兴趣。兵法云，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打仗不仅要死人，而且是烧钱的游戏，广东哪有这么多钱，以供几十万之师去烧？陈炯明在一次和议员们谈话时表示：“北廷日言南伐，中山预备北伐，其声浪之高，俨然事实。然双方但皆纸上谈兵，做市虎惊人之计矣。其实北之南伐，故未有饷有械，而南之北伐，亦未有饷有械，焉能出师对抗。”他既不肯承担军费，也拒绝让粤军参战。但他同时也强调，他并非反对北伐，只是“时机上究未以为适合”而已。
陈炯明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武力，而在于地方自治。他是最热心的联省自治推行者，治理广东期间，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支持工会组织，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搞得如火如荼。而孙文则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
双方分歧，无法调和，最终演变成震惊全国的“六一六事变”。愤怒至极的孙文，扬言要用“八英寸口径大炮的毒气弹”来轰广州城内的粤军；而骄横的粤军，则调兵包围总统府，逼迫孙文下台。孙文连夜登上海军军舰，号召北伐各军迅速回师讨平叛逆，并指挥海军向广州市内炮击。
事实证明，南北双方不仅统一不了中国，即连自己的地盘也统一不了。人民对这些官僚、政客、军阀，失望至极。6月21日，广州市省议会、报业公会、各慈善机关、法团代表举行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孙文为粤人，且曾经担任大总统，应给予一个热烈的送行仪式；二、广东全省人民须发表宣言，支持全国统一；三、设法令两方军队在广州停火，如不从命，将指为公敌。
虽然人人打着“共和”的旗号，但真正的“民治”时代，却遥遥无期。谁会是中国未来的掌舵人？是南方的草莽英雄孙文？是北方的秀才将军吴佩孚？还是东北响马张作霖？还是自称有“再造共和”之功的段祺瑞？
不仅“身在此山中”的中国当局者迷，即使国外的旁观者，也是一头雾水。他们犹豫不决，拿不准应该把宝押在谁的身上，押对了也许一本万利，押错了也可能见财化水，搞不好还会赔了夫人又折兵。西方国家想押在直系军阀吴佩孚身上，日本想押在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身上，而苏俄则在吴佩孚和孙文之间，举棋不定。
在许多人看来，孙文只是一个冒险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实力，他的成功之处，在于有一套端得出台面的“主义”。早在1905年的同盟会时代，他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作为革命党的理论纲领。
那时的政治舞台，鸿儒硕学，名流贤达，盛于朝列，但能够以“主义”号召天下的，却是凤毛麟角。中国的传统学问，谈政治、谈经济、谈伦理，为治国平天下做准备，但从来没有把它当作一种社会动员的资源。胡适奉劝大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殊不知学问一旦炼成主义，就变得比克虏伯大炮还厉害了。
孙文的失败之处，在于他的主义与社会运动脱节。虽然有一套煌煌大理论，但从事实际革命时，却不起什么作用，他更多是靠“空手套白狼”。今天收买甲打乙，明天拉拢乙打丙。他的性子非常急，没多少耐心慢慢经营，总希望哪一天让他碰上个杠上开花，就可以一铺翻本，毕其功于一役。胡汉民从1905年就追随孙文，走南闯北，可算知根知底，他用了三个字，活灵活现地归纳出孙文的性格特点：“狼、大、快”——狼即粤语形容敢于冒险，大即心头很高，快即斩钉截铁不犹豫。
反清时孙文靠收买会党，反袁时收买地方军队，时而拉滇反桂，时而联皖反直，时而“援闽”，时而“援桂”，时而又联合西南打北方。当他与奉、皖结盟时，舆论一般把他视作亲日派，连第三国际也有不少人认定，孙文的胜利，就是军阀张作霖、段祺瑞的胜利，也即日本的胜利。
但实际上，到1922年北伐之前，孙文已经在考虑放弃日本，改为联俄和联德了。他在前往上海途中已经放言：“苏俄在我身处逆境时，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就去苏俄。” 他说他利用苏俄的主义和德国的技术，可以在五年内建立一个新中国。
孙文的一生都是孤胆英雄，他在寻找盟友，但最后几乎所有盟友都背叛了他。其中的血泪艰辛，不足为外人道。
孙文的那套“革命经验”，用来造反，颇奏奇效，但用来建设民主宪政国家，就行不通了。胡适在《努力周报》上，作了中肯的评论：“一方面是他（孙文）不能使多数人了解他的主张，一方面是他自己不幸采用了一种短见的速成手段。” 须知改造社会，是没有速成术的，所以孙文虽然奉行“知难行易”学说，自己也“知”了几十年，但“行”起来却还是不易，处处碰壁，乃至于慨叹“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
8月9日，孙文乘船前往上海。他毫不气馁，只是痛感国民党人对他的主义太不了解了，虽然他口传心授、身体力行数十年，但从普通党员，到陈炯明这样的高级党员，竟都茫然无知。于是，孙文在上海召集各省党人，商量改组国民党。任命了一批改进方略起草委员，由胡汉民、汪精卫执笔，起草国民党改进宣言。
胡汉民，广东番禺人，出生于一个县衙刑名师爷的旧式幕僚家庭，一身书卷气，是国民党最出色的宣传家之一。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是个有名的美男子，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当年曾谋刺大清摄政王被捕，在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诗句。胡、汪二人都是一时之杰，但其魄力、气概、局量，却嫌褊小，不足以成为与天下人共治天下的大政治家，只能良禽择木而栖，一辈子追随孙文闹革命了。
1923年1月1日，孙文在上海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向全国宣示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纲领。人们都大为惊异，他连广东这块唯一的地盘也保不住，连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他搞什么三民主义？拿什么去建国？怪不得他有个“孙大炮”的绰号了！
但即使处于政治生涯的最低潮，孙文也从不怀疑自己可以很快东山再起。这是孙文的过人之处。
果然，孙文以广东全省税收作抵押，向港商借了九十多万元，用来收买滇、桂军，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第一路总司令沈鸿英、第二路总司令刘震寰，立即宣布“一致服从大总统孙文”。1923年1月2日，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庙会盟，打着“讨贼军”旗号，出兵讨伐陈炯明。四万联军，浩浩荡荡，沿着西江两岸，直扑向广州。
1月12日，不愿以战祸荼毒桑梓的陈炯明，命令粤军放弃省城，退回东江老家，并宣布下野。滇桂联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开进广州。
2月21日，孙文经香港回到广州，取消总统称号，恢复大元帅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