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事变，宛如一声霹雳，打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脚下，把所有人都震得目瞪口呆。仅仅在事变发生前几天，斯大林还在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称赞蒋介石虽然没有自称社会主义者，却比许多社会主义者都高明，他在事实上领导着中国的反帝战争。然而，话音未落，蒋介石这只柠檬竟一鸣惊人，把榨汁机打得七零八落。
其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因对中国革命指导不力，已被莫斯科解散，另派一名代表到中国，他便是共产国际主席团和中国委员会成员罗易，一位40岁的印度共产党人，10年前，鲍罗廷在墨西哥和他下棋时，把他改造成一位共产主义者。罗易比汪精卫早几天抵达汉口，他行装甫卸，就打算和鲍罗廷一起到上海去见蒋介石，说服蒋氏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军队服从军事委员会，以及集中财政、外交等问题。鲍罗廷对去上海兴趣不大，他不相信可以说服蒋介石，建议等汪精卫到武汉再作决定。
4月8日下午，罗易在鲍罗廷和谭平山的陪同下，出席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扩大委员会欢迎会，正式受聘为武汉中央的“名誉主席”。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鲍罗廷对罗易推崇备至，称他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代表。
罗易对收服蒋介石，仍然信心满满，但4月12日上海的枪声一响，给他泼了盆冷水，不得不取消去上海的行程，但他仍不死心，还要致电蒋氏，建议把党内的一切有争议的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会来解决，并服从全会的决定。“如果您接受这一忠告，我们将愿意访问南京，以便和您讨论一切重大问题。”但蒋介石根本不打算和他见面，也不屑于和他讨论问题，他指责罗易：“我党内部问题不能与一般问题相比。它们关系到国民党的生死存亡……您听信一面之词，不了解真实情况。”
现在，武汉政府的唯一指望，就是汪精卫了。
汪氏4月10日抵达武汉，两天后，即上海事变的当天，他为《中央副刊》慷慨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左派心情振奋，有如黑夜中见到了灯塔。4月15日，汪精卫手书：“总理所定联俄、容共、农工三政策，是整个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意义根本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 中共和国际代表，无不为之动容。
4月13日，武汉中执会电令蒋介石、白崇禧，要求惩办违犯党纪的军官，并把缴获的枪械退回纠察队；次日，武汉中执会又决议开除蒋介石、张静江党籍，交与前方将士及各级党部严行拿办。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公布他的“十二大罪状”。但这些命令，全是放放空炮而已，上海成为赤旗飘扬的天下时，都奈何不了蒋介石，现在谁有本事去“拿办”他呢？指望宁方的军队拿办自己的总司令是不现实的，要打，只能用武汉的军队去打。
蒋介石羽毛已经丰满，即使对中国情况不太熟悉的罗易，把地图一摊开，也可看得一清二楚：“除了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外，国民党占据的其他所有省份都处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湖南也只是名义上处于汉口的控制之下。那里是一年前加入国民党的唐生智主宰一切。他拥有实际上独立于国民政府的军队和国家机关。广东省政府和大部分军队都处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蒋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到四川，拉拢该省参与反对武汉的斗争。蒋介石的军队多于武汉的军队。” ③
于是，到底应该继续北伐，还是东征讨蒋，在武汉聚讼盈庭，成为讨论的焦点。
鲍罗廷主张立即北伐，占领北京，向西北发展，然后再实行土地革命（所谓先广出后深入）；罗易主张巩固长江以南的地盘，马上实行土地革命（所谓先深入后广出）；而国民党中央则主张东征，先消灭蒋介石再说。而中共的态度，受着莫斯科、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三重干扰，更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据蔡和森记述：
最初参加此讨论的是平山、秋白、国焘。平山、国焘主张南伐广东，但偏重于军事财政方面；秋白主张先打南京，经由陇海路北伐。后来独秀到了，再开正式会议讨论；独秀、述之、太雷是完全赞成老鲍的；平山、国焘仍主南伐；秋白仍是经过南京北伐……和森是主张深入与广出同时并行的，于进攻军阀的同时，给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
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考察，在众说纷纭之中，鲍罗廷的“西北学说”，最具深远意义。鲍罗廷说，他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国民革命军向东南挺进，去占领上海是个错误的步骤。他说：
革命不能占领上海和治理上海，因为它还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虽然上海本身有革命的社会基础——上海无产阶级。
革命、国民政府和军队可以掌管南京和控制上海（即有物质资源来源），但不能在上海建立政权。
我们还不能到上海去治理这个城市，因为上海资产阶级已经成长为自为的阶级。它被革命吓破了胆，它将为自己的领导权而斗争。中国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还是自在的阶级；要成长壮大并认识自己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我们现在还可以领导这个资产阶级。
我们应当去西北地区，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应当向西北扩展，否则我们将始终处于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打击之下。
革命势力扩展到西北地区以后，我们应当沿津浦铁路向南京挺进，以便占领南京，最终消灭蒋介石的势力。
鲍罗廷从不讳言，他看不起广州的工人，也看不起上海的工人，他轻蔑地说过，广州工人是“粪土”，上海工人是“棉花”。但西北的广漠之野，连“粪土”与“棉花”都没有，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言必称“无产阶级革命”的鲍罗廷，已经开了窍，明白中国革命，说到底是农民革命，靠工人打不倒资产阶级，只能靠农民，他也没有真正理解西北的文化渊源与中国革命相关的意义，他所看中的，只是毗邻苏联，远离帝国主义威胁的地理优势，并不是那里的农民。
鲍罗廷断言，东南是中国资产阶级势力的中心，宁汉分裂后，武汉势必受到封锁，如果不迅速北伐，开辟西北，即使蒋介石不打来，不出几个星期，武汉政府在经济上也要自溃自倒。蔡和森把鲍罗廷的“西北学说”斥之为“悲观主义”、“逃跑主义”。
但历史却证明，鲍罗廷此人，馊主意虽然层出不穷，但站在中共的角度而言，这次他提出的“西北学说”，却是歪打正着，指出了制胜的不二法门。中共在1930年代，经历了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失败之后，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还是在西北的黄土高原，才站稳了脚跟。不过，这与西北毗邻苏联关系不大，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它在西北农民中，才能如虎添翼，翱翔四海。如果1927年共产党就到西北开辟自己的天地，那么，中国革命的剧情，又将会展开怎样的一幕呢？
在中共中央与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中共党人怔怔地看着一个俄国犹太人和一个印度人，为了中国的问题，唇枪舌剑，争得不可开交。鲍罗廷负气地说，如果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马上辞去在国民党中担任的职务，因为他不能执行这个决定。罗易气得拍案而起：“鲍罗廷的声明等于提出最后通牒，这是采取‘炮舰政策’，如同举着手枪对准我们的脑袋来强迫我们接受他的主张。”
这回陈独秀难得地与鲍罗廷站在同一战线，他也认为应该继续北伐，革命不能在武汉等死，目前迫切的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如果深入革命，就要开展彻底的土地革命，而这样，就意味着与国民党翻脸。
但罗易毕竟是新官上任，大家弄不清他的意见是否国际的“最新精神”，于是，4月16日，中共中央按照罗易的意见，作出反对继续北伐的决议。但这天国共两党的领袖，在汉口南洋大楼开联席会议，国方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共方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鲍罗廷。会议一开始决定东征，但经鲍罗廷的三寸不烂之舌，国民党同意继续北伐了。这是鲍罗廷把戏，因为国民党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它要北伐，国际也莫奈其何。两天之后，中央也撤销了早先那个反对北伐的决议，改为支持武汉政府继续北伐。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应邀列席了大会。这次大会，只是重复着4月12日以来，中共党内及国际代表之间的种种争论而已，并且依然没有得出什么可行的结论。罗易集中火力，狠批“西北学说”，但来自广东的代表却听得一头雾水，对什么“西北学说”闻所未闻，反而指责罗易是无事生非，要请鲍罗廷出面澄清，鲍罗廷否认他有这么一个“学说”存在。
陈独秀在大会上说：“中国革命，无论在广州，还是在上海、天津、汉口或任何工业最发达的地方都不能发展！因为在这些地方，在中国的沿海和中部地区，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占有更强大的地位。”他向代表们大声疾呼：“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就是退到大西北去！因为这些地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薄弱，革命力量容易积聚起来，然后再来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
他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字：“退”。为什么不是进到大西北，而是退到大西北呢？难道共产党是从大西北出来的吗？难道大西北是共产党的后方吗？从文化渊源上来说，这个“退”字，确有画龙点睛之效。不过，共产党真正退到大西北，是九年以后的事情了。
湖南一夜变天
1927年，春雨潇潇的季节，往年已经开始春耕了，但今年两湖的农村，到处是一片沸腾，到处可以听到农民们高喊着“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农民一旦被发动起来，围绕着土地的斗争，便愈来愈激烈，愈来愈暴力。
据维经斯基引述湖北省农民协会负责人的话说，在农村“常常发生私自审判、处决豪绅的事件。“在阳新县处死了45名绅士，部分是农民自己处死的，部分是交给县当局，在农民的压力下由县当局处死的。最近省农民协会处理了165名因从事各种反农民的活动而被农会逮捕的绅士”。以前由县司法机关审理的所有诉讼案件，现在几乎都在农村就地解决，“县司法当局抱怨无事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