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行没收地主土地和财产，“仅阳新县就没收这种财产达一百万元。湖北全省所没收的财产（包括土地）的价值，据省农民协会计算达二千万元”。不少地主自愿建议农民没收他们的土地，因为他们“害怕农民，一旦用暴力没收，农民可能不仅夺走土地，而且拿走所有财产”。有些地主甚至恳求农民快快实行共产，他还可以分到自己的一份。
在中共五大上，土地革命虽然没有列为主要议题，但仍然引起不少争论。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专门辟了一节来谈“土地问题”。他指出，四大以后，农民运动的主要诉求是组织问题与减租运动，但“目前，农民运动已经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刻。现在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革命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事实。”
过去，我们党限制了农民运动，而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不过对于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动手没收的。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
没收大地主土地，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以什么标准划分大地主？早在五大开幕前，国民党中央就开过一次关于土地问题的会议。“以邓演达为领袖，集合国民党中各要人，唐系、谭系各将领，我们的农民部长谭平山及毛泽东、夏曦、易礼容诸同志及顾问苏俄同志二人皆参加。”毛泽东时任中央农委书记和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负责人，与夏、易二人均来自湖南。据蔡和森记述：
在此讨论中，军官们只是开玩笑，或则要求保护革命军人家属财产，或则反对公布《保护革命军人财产条例》，以为这是侮辱革命军人人格；谭延■则公开反对没收土地，以为如此，则一切军队皆将反抗，汪精卫则滑头滑脑的要求规定大地主标准，曾一度主张没收50亩以上，邓演达最后不敢多言惹祸；我们的同志态度不一，湖南同志及俄同志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谭平山节节退让，提出一些不三不四的所谓地税及□买方法，最后不知怎样与老鲍及独秀商量，定出一有名的所谓“政治没收”，即没收反革命的财产，以避免军官们的反对及所谓大地主标准难定之难题。
大地主的标准不好定，毛泽东主张急进的土地改革，由农民直接没收土地，管他什么大地主、小地主，一视同仁。但国民政府却最反对这样，他们成立土地调查委员会，以便确定没收土地的办法和标准。毛泽东批评这是无故拖延时间。
土地调查委员会决定，将没收土地的限度定为500亩，但有附带条件，即没收对象，只限于没有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军官的地主家庭，否则，不管有多少土地，一律不没收。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没收。
中共对此“仿佛如获法宝一般”（蔡和森语），但汪精卫对所谓的“政治没收”，却不以为然。他称这只是一种极笼统的宣言，在农民已经发动起来地区，农民会把一切地主都叫做反革命者和劣绅，以没收其土地；在农民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地区，他们就连真正的反革命也制服不了，只能专抢小地主的土地了。
进入5月以后，人们发现，汪精卫的态度，与刚从国外回来时相比，已发生明显的转变，那个激昂地高喊着“革命的往左边来”的汪精卫不见了。在武汉一个月的所见所闻，令他殚忧极瘁。有一回，在获悉一名军官的双亲因为儿子被农民抓走而自杀时，汪精卫竟情绪失控地咆哮：“如果今后还这样，我们应该考虑解散工会和农民协会！”鲍罗廷认为，这是汪氏到武汉后，受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延闿等人的包围，和他渐渐疏远之故。
五大闭幕后，陈独秀和汪精卫举行了一次谈话。汪精卫咄咄逼人地提了四点意见：
一、1927年1月3日占领日本租界（似应为英租界）的行为，不是根据国民党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在共产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进行的。
二、何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共产党人未向国民党通报的情况下提出的。
三、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
四、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
最后，汪精卫尖锐质问：“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谁领导群众？群众跟谁走？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人走？”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工农运动过火问题上，因此，针对汪氏的质疑，鲍罗廷提了三点意见：一、两党密切合作，共同解决所有问题；二、制定对小资产阶级的总的政策，没有这种政策，灾难就不可避免；三、制定对农民的总的政策。陈独秀提了六条意见：一、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没收。二、成立解决小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纠纷的仲裁委员会。三、商人有权参加各种自治机构，反革命分子除外。四、不禁止、不妨碍帝国主义贸易。五、邀请国民党积极参加工农组织。六、支持国民党政府增加和征收捐税，条件是不剥夺贫困居民阶层。
中共和国际代表已打算向国民党作出更多的让步了，但没有用，5月13日，发生了夏斗寅哗变事件。
夏斗寅是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原驻守在宜昌，负责防御吴佩孚勾结四川军阀杨森进犯湖北。5月5日，杨森率部从四川万县东下，通电讨伐武汉国民政府。5月7日，夏斗寅假称战败，将宜昌拱手让给川军，配合川军进犯武汉。5月13日，夏斗寅领衔发表反共通电：
我鄂久处军阀铁蹄之下，民众憔悴于虐政者已非一日，望治之殷，百倍于他省。当局者苟措置有方，因势利导，饥而食之，渴而饮之，收效之速，将如响斯应。而共产党徒董用威、徐谦、邓演达、詹大悲、张国焘、李汉俊辈，一般宵小之徒，把持政柄，操纵时机，以法律赋予政权，为私人报恩报怨之具，不悉官吏为何物，政治为何事，谬托邪说，贪黩败常，举凡军阀所不敢为之箝制舆论，而悍然为之，军阀所不忍行之苛税细捐，而毅然行之，继奸侩横行市场以害商，教流痞扰乱闾阎以病民，诛锄非种，强奸民意，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而犹文其奸号于人曰，“提高党权，一切权力属于党”。所谓提高党权者，不过提高若辈宵小之权，所谓权力属于党者，亦是以所有权力属之若辈宵小之手。路人侧目，敢怒而不敢言，故数月间，商叹于市，农怨于野，百业萧条，游民日聚，四境骚动，皇皇然如不可终日。本谋解放，反加之以痛苦，本求平等，反益之以不平，此诚有史以来未有之奇变，而为我北伐军始愿所不及也。
15日，杨森率部到达嘉鱼，一度逼近至距武昌仅50里的纸坊镇。武汉市内大为震动，人心惶惶。革命得势时，人人都高喊收回租界；革命失势时，却个个都往租界里面跑。在武昌的苏联顾问看到，“武昌一片混乱，老百姓纷纷逃往汉口外国租界”，这时，也许不少人心里都在庆幸，当初没把所有租界统统收回。当夏斗寅推进至武昌三四十公里时，“国民政府的钞票几乎没有人要了。连租界里的中国商店也都关了门。外国银行的钞票比当地钞票增值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蔡和森也描述当时武汉的情形：“所谓左派首领皆吓得面无人色，魂飞天外；民众间亦大起恐怖，纷纷逃亡，即工人纠察队亦有逃亡者。同时谭延闿、唐生智互相发出相反的宣传：唐谓此次两湖事变是由谭延闿勾结他的部下何键起来的，谭谓此次事变是由唐生智主使的，是唐的苦肉计”。总之闹得沸反盈天，乱七八糟。
5月18日，武汉卫戍司令、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奉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率该师第七十二团、第二十五师所属第七十五团和中央独立师的一团，驰赴纸坊镇，迎击夏斗寅。经终日激战后，武汉军夺回土地堂车站。20 日，复乘胜追击至咸宁，夏斗寅向崇阳、通城方向逃遁。武汉暂时得以转危为安。
讵料，武汉政府喘息甫定，湖南又起一大风波。5月21日，湖南长沙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流血事件（21日的电报代码为马，故史称马日事变）。
1927年5月，武汉政府已陷于四面楚歌，号令不出宾阳门。而湖南农民运动，在毛泽东、夏曦、柳直荀、易礼容等中共党人的领导下，在全国发展得最为蓬勃兴旺。陈独秀在五大报告中说：“湖南的斗争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当时（1926年）已产生了平分土地的运动。这里的农民运动不只是反对大地主，还反对土地出租者，甚至反对富裕农民。这个运动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
《湖南民报》在这年3月有一篇文章，概括当时农村的情况：“过去一年奋斗经过，打败了许多魔王，但决不能说已到平安境地，环境的恶浊或者更甚于前。” ③这是中国革命一种特有的奇怪现象，没革命时，环境似乎还好一点，革命胜利了，环境反而更坏了。魔王总是愈打愈多，因此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
夏斗寅兵变后，中共急忙发表“告民众书”，在痛斥夏斗寅的同时，又竭力想撇清与农民过火行为的干系。这份由罗易起草的布告说：“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边发生不安。夏斗寅欲利用军队中不安的情形，以达到他的反革命目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小地主的政纲已明白规定，农民幼稚的行为，决非共产党的行动。”
关于谁是农民运动的真正领导者，共产党方面，也众说不一。鲍罗廷承认有“过火”行为，但那是地痞流氓操控农民运动所致，他多次在会上强调，“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和哥老会而不是我们！” 他不仅这样对国民党解释，在共产党内也这么批评自己人，可见是一种真实的看法，并非对外的饰词。
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了调查长沙事件的结果，他承认，农民协会确有扰害军人家属的举动。唐生智问：农民协会为什么要扰害军人家属？毛泽东回答：因为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汪精卫说：“这就清楚了，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杀人放火。”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