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党来说，这十一条政纲是退到墙角了，已退无可退，再退，只有解散共产党了。7月4日，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反动到来时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的问题，终于摆到了桌面上。陈独秀提出国民革命军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而蔡和森、毛泽东都主张“上山”。他们已经明白，枪杆子对共产党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今天不保存武力，明天一到事变，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陈独秀这个五四知识分子，现在也同意上山了。
7 月12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央常务委员会，并接受鲍罗廷的提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不再主持和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到了。长夏惟消一局棋，但这局棋陈独秀下得好艰难。在这种环境下，他亦自知无法工作了，“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遂长叹一声，向中央提出辞呈。这位五四时代的急先锋，被同志称为“老头子”的中共大家长，带着一腔忿忿不平，谢幕退场。当他孤独地伫立在长江岸边，远望茫茫大江，浩浩乎不知所往，想千古风流人物，尽被风吹浪打去，一时百感交集，万绪回肠，口诵一诗，抒发出内心的悲愤之情：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在这个燃烧的夏天，中共临时中央忙着开会讨论挽救时局办法，决定在张发奎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
被射了双翼的雁群，依然要振翅高飞。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人，但“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指出“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要求中共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但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上层即将发动清共，也要留在国民党内，与国民党基层建立密切联系，发动基层抗议国民党中央，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
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可以说，是两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一开始所采取的合作形式决定的，因缘际会，水到渠成，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改变，每个人都被这股浩浩荡荡的大潮推动着往前走，身不由己。人们常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断送了大革命，但揆诸事实，他已经在他可能的范围内，做得非常出色了，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得比他更好了。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国际的领导，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如果中共没有加入共产国际，完全独立自主，不必事事秉承国际旨意，是否可以开创更大的局面？这是一个无人可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历史没有如果。同样地，如果没有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插手，如果孙文当初不是联俄，而是联日、联德，中国还会不会有大革命的出现？这也是无人可以回答的。
然而，1927年的国民党，已不是草莽时代的兴中会、同盟会，而是一个准备在全国执政的政党，这是客观现实。不妨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思考，当一个执政党，面对社会秩序长期失控混乱，工商业濒临崩溃，法治荡然，民众团体变成第二政府，取代政府管治职能时，它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是支持？是放任？还是制止？如果是支持，为什么要支持？怎么支持？想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如果是制止，又如何制止？有哪些可行的制止方法，收效最快，阵痛最小？凡此种种，都是对国民党政治智慧的严重考验。
现在，国民党打算用最决绝的方法去制止。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汪精卫正式提出“分共”，并拟定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其要点为：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7 月15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委会在汉口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七一五”分共会议）。出席者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 人。谭延闿担任会议主席。会上，汪精卫首先宣读了从罗易处得来的共产国际指示电报译文，然后发表长篇讲话，进行逐点批驳：一、从下没收土地，违背了国民党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二、改组国民党，增加工农领袖是“破坏本党组织”；三、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四、组织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是“让国民党作刽子手”。最后，他一言定谳：国际指示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
汪氏要求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向他们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应决定一个对共产党的处置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会议通过三项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7 月16 日，汪氏向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他说：既然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两项训令：一、《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内称：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二、《保护农工之训令》，内称：国民党中央并不因限制共产主义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
从7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武汉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和党员，纷纷疏散到外地，转入秘密状态。7月27日，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被国民政府“欢送”出境，怀着怅惘与失落的心情，经洛阳返回苏联。加伦在回国之前，特地绕道上海，与蒋介石见了一面，他们的私谊并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蒋介石形容这次会面“实有黯然销魂之感”，蒋介石说：“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于悲伤。”加伦说：“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别，再会吧！” 7月底，罗易也离开了混乱不堪的中国，取道库伦返回莫斯科。维经斯基比他们更早离开，6月底已经走了。
他们在中国有如灿烂的新星，突然迸发，但又迅速凋谢，消失在弥天大夜之中。他们的后半生与中国再无关系，鲍罗廷被斯大林送进了劳动营，并死在里面；罗易逃回印度，领导反斯大林运动，被英国警察关进监狱，从此放弃了共产主义，潜心于人道主义研究；而维经斯基也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政治事务，改行从事教学研究，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
武汉虽曰“和平分共”，然上有毫发之意，下有邱山之取，腥风血雨，绝不和平。何键的三十五军占领汉阳、汉口后，开始抓捕共产党人了；乡间的民团更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残杀农会分子，毫不手软，黄梅县孔垄镇已响起了杀人的枪声。
汪精卫提出“在夹缝中奋斗”的口号，一面厉行分共，一面麾军东下，誓言把东征讨蒋方针，贯彻始终。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贺龙的新二十军，奉调九江，参与讨蒋。但他们在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叶挺、朱德等中共党人领导下，准备在南昌发起暴动；毛泽东也去了湖南，组织湘南暴动。
过去中共常批评孙文过于注重军事斗争，现在他们则以“进攻进攻再进攻”、“不停顿地暴动”作为行动方针，号召农民联合城市工人、小商人和接近农会的土匪、会党，实行广泛的暴动。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也断然放弃了“和平”的面纱，开始大肆屠杀中共党人和工农群众。
据中共的资料称，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死在“清党”名义之下的人数，高达3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余人。而据全国慈善救济机构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全国有8.1055万人被国民党捕杀，其中4.0412万人投入了大牢，4.0643万人被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中共固然备受打击，国民党自己亦损失惨重，一大批平日好出风头、言词激进、喜欢与工人农民称兄道弟、没事起哄的、穿学生装的、头发向后梳的、形左实右的国民党人，也无辜受累，跟着倒霉，莫名其妙掉了脑袋。陈立夫事后慨叹：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
曾经喷薄如雷风的大革命，终于急遽地退潮了。
几天前还屯街塞巷的游行队伍，忽然都不见了，震天动地的口号也没有了，空气寂静而凝重，处处留下洪水退去后的残痕，墙上的革命标语已被撕得七零八落，在夕阳微风中抖抖索索，露出覆盖在下面的“请饮滋阴补血三蛇酒”广告；街上再没有了雄赳赳的工人纠察队，只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打着“巡”字白旗，往返巡逻，搜捕可疑人物。
汪精卫的东征讨蒋大计，因南昌暴动而夭折。宁汉合流的呼声，转而渐渐高涨。为了促进宁汉合作，8月12日，蒋介石宣布下野。9月，国民党宁（蒋系、桂系）、汉（汪系、唐系）、沪（西山派）三方在上海举行会谈，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刚刚把共产党驱逐出去的国民党，又开始新一轮的党争了。
中共虽然受到全面清剿，但也没有在血泊中倒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几乎众口一词，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成了中共的经典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议案。继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后，12月又在广州举行暴动，但都相继失败了。残余的部队拉上了井冈山，在江西的穷山恶水之间，建立起一块革命的根据地，与国民党展开了漫长的武装斗争。
1928年，国民党继续北伐，终于战胜了奉系军阀，统一全国。1928年10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173次中常会，选任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冯玉祥、孙科、李宗仁、何应钦、阎锡山、李济琛、林森、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全国统一后的首届国民政府诞生了。表面上，天下同文共规，一统垂裳，其实更大的危机与战祸，正步步逼近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北方开始下雪了，而南方正洪流滔滔。春去春来，潮起潮退，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仿佛都已成了传说。为了革命，无数人长眠地下，也有无数人继往开来，也许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民主、自由、解放，但他们至死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理想：革命可以为中国带来光明与幸福。他们为自己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而感到自豪，并且自信这是他们生而为人唯一具有价值的事情，因而死而无悔。
历史还在前进，百年三万六千日，记忆永不磨灭，故事也还将延续下去。黄埔军校门口那副“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畏死莫入斯门”的对联，自从孙文去世以后，已换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到底革命何日才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