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的倒戈，令莫斯科大感震惊，出乎意外。他们投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下去，才换来冯玉祥喊几句“共产国际万岁”的口号，现在竟一下子化为泡影。真是“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当张国焘回武汉复命时，大家都明白，李济琛反共时，他们退路已断，现在冯玉祥反共，前路亦绝，不仅鲍罗廷的“西北学说”成了海市蜃楼，即维持三年的国共合作，亦至分手时刻了。6月13日，汪氏一行人回到武汉，他们也明白，“联俄容共”，终于要曲终人散了。
但莫斯科却不这么认为，斯大林是个死不认错的主，无论如何，也要死撑到底。蒋介石反了，还有冯玉祥；冯玉祥反了，还有唐生智；唐生智反了，还有汪精卫。6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鲍罗廷、加伦、罗易和陈独秀，强硬指出：“关于退出国民政府的建议是冒险”，“工会代表大会不应向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而应表示坚决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委员会的政权，赞成武装工农，赞成集体加入国民党和改组国民党。”
唐生智、张发奎的军队都撤回湖北了。面对江西反共，冯玉祥反共，鲍罗廷的最后一步棋，就是动员唐、张东征讨蒋。实际上，唐生智是他手上的最后一颗棋子。这颗棋子丢了，汪精卫也保不住了。他常说自己的箱子里还有草，唐生智还要吃他的草，还不至于跑掉。他的所谓草，无非是苏联对武汉政府的借款，殊不知，现在蒋介石控制了东部，他的箱子里同样有草，甚至比苏联能够提供的还要多。因此，不先消灭蒋介石，武汉政府、冯玉祥，迟早要与南京合流。蔡和森说：
所以此时独秀及老鲍都认“东征”是唯一出路……独秀、立三、秋白是主张东征的；鲁易（即罗易）、平山则仍主张南伐取广东；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当时和森这样说：“现在我有个奇怪的不同意见：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话！”
蔡和森起草了一份关于两湖问题的决议案，要求在中央通过。决议案的核心是“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要求武装农民，封锁包围长沙；在农民势力所到之处，即将那处的敌人杀尽，自动没收土地，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武装工人纠察队，准备推翻国民党中央。但这个决议草案却未获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继续不停地开会，大会小会，从早上一直讨论到晚上，鲍罗廷挖苦说：“我觉得中共中央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 时间都耗费在没有结果的争论上，你批评我“幼稚”，我指责你“荒唐”，不是右倾，就是左倾，但对如何应付目前的危局，却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
马日事变后，陈独秀曾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但附议者寥寥无几。瞿秋白表示，宁愿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而周恩来则担心，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虽然方便了许多，但军事运动却大受损失。陈独秀不满地叹息，大多数人都“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
在6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沮丧地说：“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此外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
鲍罗廷也认为，现在谈武装工农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没有武器，汉阳兵工厂每天生产200支枪，都被军阀拿走了。至于退出政府，他认为退出的时间还没到来，我们应该留在政府内，哪怕是象征性的。
但实际上，这时陈独秀、谭平山已向汪精卫直截了当地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汪精卫和罗易谈话时，也摆出两条道路：“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为了同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共产党与国民党密切合作。这可能激起反动派的立即武装叛乱。二、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国民党左派将维护出版、言论自由和共产党合法存在的自由。如果采取这样的步骤，那么，反动派就没有组织武装叛乱的直接借口。”他特别指出：“我已同陈独秀和谭平山交谈过，他们赞成第二条道路。但他们说，共产国际反对。”
共产国际的态度令陈独秀深感苦闷。6月22日，他与蔡和森、李立三谈话时，蔡和森激于一时愤慨，主张在上海搞出一些事端来，不惜引起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在抵抗武装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来猛烈地实行土地革命。陈独秀竟被打动，立即召集李立三、蔡和森、张国焘举行中央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提高反帝运动的通告”和“致上海区委的信”。信函以中共中央秘书厅名义发出，建议在上海发动大规模反帝运动，提出“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没收租界”、“日本纱厂收归国有”等口号，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如果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南京、广州和其他口岸，必定可以激起全国的反帝浪潮，从而摧毁蒋介石的基础和粉碎武汉政府中右派的威胁。
但通告与信函发出后，蔡和森又有点后怕了，他深知这严重违反了国际的指示，因此提议政治局全体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复议。在6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罗易果然大发雷霆之怒，指此信“非常危险”，是“要用反帝斗争取代阶级斗争”，他声称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共会拾起义和团时代清王朝的“扶清灭洋”策略，作为自己的策略。这不是领导无产阶级去争取胜利，而是让上海工人去送死，去做烈士。结果政治局又赶紧起草一份通告，说明前一通告与信函是错误的。
中共中央的会议还没开完，武汉三镇忽然哄传三十五军何键即将反共，军队准备解散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汉口马日事变”的谣传，甚嚣尘上，人心震恐。6月26日，鲍罗廷曾寄予厚望的唐生智，也在湖南宣布反共了。汪精卫向罗易出示冯玉祥的来电，内称：“共产党应对湖南湖北的一切不幸负责。共产党阴谋消灭国民党。因此，同共产党合作违背国民革命的利益。武汉国民政府应该摆脱共产党的影响，应当把国民革命的一切敌人赶出国民党。” 但罗易认为这份电报是伪造的。
6月2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鲍罗廷住宅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周恩来和张太雷（湖北省委书记）都警告说，何键在湖南起事的消息，恐怕不是捕风捉影。张太雷提议尽快解决纠察队、童子团问题。
根据5月底的统计，湖北省有45万工会成员，其中三分之二在武汉。登记在册的失业工人有六七万人，实际约为10万，他们除了参加工会活动，每天游行示威，已无事可做。总工会拥有一支3000人的工人纠察队，其中1100人是武装起来的。周恩来报告中央军部和省委军部业已决定，于是日下午将总工会纠察队秘密编入张发奎军。为避免耳目，纠察队员都不穿制服，不携枪械。蔡和森愤愤地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健暴动之借口？”大家面面相觑，心情凝重。
会后，中央机关匆匆迁往武昌，与国民党中央脱离接触，准备军事斗争（但两天后又迁回汉口，“俾便与国民党左派联络”）。湖北省总工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把较破旧的枪送到军事委员会汉口办事处，较好的枪则送给了叶挺部队。蔡和森说：
不意省委及总工会处理纠察队之事，手忙脚乱，未向负责同志说明，以致一时大形混乱，纠察军及办事人弃枪弃职，逃走一空。同时中央秘书厅未发迁移通告，并未将是日决议告知未列席之中央委员及活动分子，以致大家也莫名其妙。
解散纠察队的布告一出，三十五军和第八军的士兵蜂拥而至，争夺全国总工会湖北办事处的房子，哄抢各业工会的财物，工人措手不及，张皇走避。6月29日，何键果然发表告所部官兵书，主张一致铲除共产党。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移往武昌的决议，也引起党内异议，“同志间精神大形混乱”，有几个人激烈反对迁移武昌，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是领导左派的，左派首领尚在汉口支持革命的局面而向前进行，而我们反离开他们藏到武昌去，成什么话！”陈独秀也认为应该留在汉口，于是，中央又决定迁回汉口。如此反复无常，足见方寸已经大乱。
形势急转直下。翌日，汪精卫、谭延闿、冯玉祥、唐生智、程潜、徐谦、邓演达等联名，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宣布，称湖北省总工会，为巩固兵工联合战线，顾全革命利益起见，已自动将工会纠察队宣告解散，并将所有枪械，交由管理汉口卫戍事宜办事处接收，以杜奸人造谣之口实。
汪精卫要求中共在政府中仅存的两名部长——农政部长谭平山与劳工部长苏兆征——立即辞职，退出国民政府。6月30日，谭平山在《人民论坛》上发表离职声明，说由于“未能纳农民于正轨”而请准离职。唐生智则提出优待办法，送谭部长和苏部长出洋考察。鲍罗廷表示同意这一办法。
当天，陈独秀主持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由陈独秀起草的《对国民党关系方面的退却纲领》（即后来被指“机会主义集大成”的十一条政纲）：
一、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盟是孙中山的政策，这一政策为国民党各次代表大会所承认。如果现在由于军事力量的原因有人企图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那么，这将会大大损害国民党的力量和革命性，这只能暴露它的弱点。我们不希望国民党遭受这种不幸。
二、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帮助国民党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上重新组织革命。目前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共产党人将集中一切力量进行这一斗争。
三、共产党人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国民党，但是，国民党中央必须在它的地区采取措施，制止对共产党的一切迫害。
四、国民党是一个反帝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政党。这种反帝斗争必须是国民政府的宗旨。
五、共产党参加政府（中央和地方）不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而是以国民党的名义。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但是，它不是执行机关。这两件事（参加政府和共同协商）并不含有联合政权、分割政权的意义。
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
六、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他们的要求必须符合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政府的法令。同时，国民党必须根据它的决议保证这些组织的自由和工人、农民的利益。
七、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武汉现有的纠察队，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减少或者编入军队。
八、没有政府和国民党的允许，工会和纠察队不得行使行政权，如逮捕、审判、巡逻。
九、店员工会必须由国民党和总工会进行改组。他们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越店主的经济能力。工会不得干涉店员的雇用或解雇，不得干预店铺的管理。工会不得惩罚店主。
十、禁止童子团行使警察职权，如逮捕、干涉行人等等。
十一、兵工厂、水电厂以及政府机关的工人的工会不得干预管理事务。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或者不满，必须通过总工会向国民政府提出，以便解决问题。
共产党所承诺作出的种种让步，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本来都是理所当然的，谈不上是“退却”，因为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不会允许民众自组法庭，随意逮捕、审判、处决人犯；不会允许工人、儿童携带真枪实弹，满街巡逻，代替警察的职能；也不会允许民众自行没收别人的财产、查封别人的产业，把其他公民抓去戴高帽游街。但1927年不是一个正常的年代，也不存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年代，是一个英雄立国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