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弱者是谁
早在2002年已有人指出：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国民经济正面临着新的三大制约“瓶颈”，即创新能力短缺、全民素质不高和人口老化加剧。诚如斯言，这其中的创新能力的短缺，实在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创新能力绝不是读一两本书就能提高的，而是长期学习与培训的结果。
当了8年美国副总统的戈尔卸任后，到美国一所大学上课去了，以教授的身份给研究生讲授领导国家的艺术。不是因为他的官大，而是他有这个资格。在8年副总统任上，他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削减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机构改革，克林顿政府能将庞大的美国财政赤字削减为零，他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美国政府机构的情况了。
我们现在还在不断地进行着机构改革，看来机构改革要与改革开放共始终了。而我们每次机构改革碰到的最大难题是戈尔所无法想象的：人员无法分流。无法分流的根本原因是干部自我创业的能力太弱，而能力太弱的原因有两条：一条是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导致先天性创业能力缺乏；一条是这个社会的用人制度还很不完善，或者说很僵硬死板。
干部尚且如此，遑论大批的城市下岗工人？一个显而易见的社会现实是，曾经骄傲过的城里人比农民的创业能力还弱。每年每月每天，农民都在涌入城市，不能说全部都找到了工作做，但大部分都找到了工作；可相当一部分城里下岗工人硬是找不到工作，以至于政府出面培训、安排工作，还发放补贴，并制定政策，限制农民进城。尽管如此，还是有相当一批人找不到工作。
什么时候政府给农民安排过工作？
正是这种政府的关心与安排，使得城里人创业的能力退化、弱化。
城里人，农村人，现在应该谁看不起谁？
写到这里，正是夏天。傍晚我出去散步，听到两位父亲在路边骂政府：“如今这叫啥，上大学自己掏钱，毕业了还得自己找工作？××的政府整天不知道干些啥？”
没有比这样的骂声更能说明问题的了！
8.很难培养创业精神的教育体系
创业能力的培养是多方面的。一个人的创业能力强弱，创业技能倒还是其次的因素，是否具有健康的创新心态才是关键。而这种心态，实在应该是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养成的。
很早就有人提出不应该搞应试教育，而应该进行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创业能力的教育。再说深一点，并不在于教会孩子多少创业的方法，而在于培养孩子的创业意识——依靠自己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比尔·盖茨在名牌大学只读了两年，就退学开创了微软公司。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想法”可以成为一项毕生追求的事业。时至今日，我们还是不得不在考试的旗帜下像填鸭一样“填塞”着我们的孩子。
也许有人说，那么多的人口，又不可能保证每个孩子都上大学，考试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我们只能把高考制度理解为：这是一种很难培养创业精神的教育制度！
这些年让人欣喜地看到，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改革，比如高校后勤改革、允许专升本的改革，扩大民办高校等。但速度太慢，太慢的原因还是政府的规定在限制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政府一方面说教育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产业；另一方面所有束缚创办大学的规定都是政府制定的。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县，没有一所高校，这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可在我们这儿，有一所高校那才是不可思议的。我曾设想，把政府中一部分有经验、有理论又愿意教书的中层干部直接聘为大学教授、副教授，既可以多办大学，缓解孩子读大学的压力；又可以多分流机关干部，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可向有关方面试着提说，即被讥为异想天开。
大学多了，孩子上大学的机会也多了，高考就不那么重要了。上中学的孩子就不再需要掌握那些只有专家才掌握的知识。不仅仅孩子减了负，更重要的是孩子在学校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老师的带领下提高自己动手的能力。
办学，不仅关系到全民素质的提高，更关系到全民创业能力的增强。说到此，才发觉这是老生常谈，我已经是在饶舌了。饶舌归饶舌，问题还在，就像教堂顶上的铁公鸡，风来即动，可无论怎么动，那无毛可拔的顽固形状是根本不会改变的。
9.很难容忍创造的环境
创业能力的缺乏还与整个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比尔·盖茨在中国，肯定不会被遴选为大公司总裁的，因为他没有大学文凭。改革开放中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企业家，其中不少是组织部门当年“看走了眼”的干部。那原因，不在管干部的干部是否具备慧眼，是否个个都是伯乐，而在于体制。
第一届国家重大发明奖，奖励了袁隆平500万元，江泽民主席亲自为其颁发证书。可就是这位为世界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因为所在单位不具有评定高级职称的资格，曾经就是评不上副高级职称。报纸上说后来还是省委组织部长特批，显示了党组织对科学家的重视云云。我看了心里很悲凉。一个科学家的成就，职称只是一个标志，并不是衡量的标准。咱们总是把祖宗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话挂在嘴边，可真要破格把某人当做了人才，招来的肯定不是见贤思齐，而是如何摆平。听说袁隆平破格后还有人不服气。好呀，如果再出来一个方隆平、常隆平或其他的什么隆平，把咱的小麦、玉米或其他的粮食也来个杂交，为世界人民再作一次贡献，那也破格他就是了，可至今未见。这不服气就很有些中国特色了。
这种不服气常常很起作用。比如说大学评教授，因为“担心”大学摆不平，有关部门就给大学下达教授指标，后来改为按论著，但还是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原因是担心大学“乱来”。大学可能乱来，有关部门就不乱来了？因为大学教授的工资是政府发放，怕大学慷政府之慨，有关部门就不会慷国家之慨？还听说袁隆平破格前曾被指责不务正业，那理由是在农校不好好教书，你整天泡哪门子田头。这让我想起安徽大学的何家庆来，这位号称“魔芋大王”的书呆子，整天跑东跑西推广应用魔芋，也曾被人讥为不务正业。他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彰也曾让一些人不以为然，你就可以明白，咱们这个社会对跑到圈子之外的人是多么不能容忍。
创业创业，肯定是在别人没有走过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时至今日，我们仔细地数数身边的制度，有多少是鼓励不按常规路子走的人呢？又有多少领导者对此给予了宽容和理解呢？
10.缺少创业空间的社会
政府为社会提供了创业空间吗？
我们都知道比尔·盖茨退学创业，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比尔·盖茨并不担心自己的学业。按照美国的有关规定，假如学生创业失败，他还可以回到学校继续他的学习。我们更不知道，美国的学生创业可以得到学校专门机构的扶持，地方政府的鼓励，包括低廉的房租、低息的贷款甚至是无偿的技术援助。
上海松江中学的韩寒，酷爱文学，要求退学创作，曾引起轩然大波，引发全国的讨论，最后还是以特例处理，那意思是下不为例。难道学校就不能做出一条规定，允许爱创作、创造、创业的学生请创作假吗？创作完了，回来继续上学，能跟上哪个年级就上哪个年级。可是中国没这样的教育制度。
一天晚上看电视，一个女大学生把自己的父亲告上了法庭，原因是父亲在娶了继母之后断绝了她的学习生活费用，她要用法律来为自己争取学习的权利和机会。可父亲很委屈，说女儿已经20岁了，作为父亲他已经尽到了义务教育的责任，他不可能无限度地保证她继续求学的需求。电视台请来了律师和伦理学专家进行评说。律师说我国现在的法律规定，父母有经济能力，而已成年子女没有生活来源，父母有责任继续负担其学习费用。而伦理学专家则不以为然，认为父亲已经尽到了责任，子女只有责任为其分忧而不应该如此对簿公堂。
无论怎样理解，20岁的人还需要父母供养求学，这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在中国却是非常无奈，因为从大环境上说，她无法一边打工养活自己，一边求学。
个人如此，群体的情况又如何呢？
几十年来，咱们实行的计划经济，养成了根深蒂固的政府包办一切的传统，也养成了根深蒂固的一切听政府的传统。企业因竞争而停业，下岗工人增多是一个方面；每年新增就业人员是另一方面；农村还有几亿就业大军等待进城就业又是一个方面。这几方面的压力都瞄准了城市，而城市的就业观念并没有见到太大的改变。别的不说，能够提供打短工的也就是那些苦累脏的活儿，城里人不屑干，大学生干不了，农村人抢不着。真可谓按下葫芦起来瓢，政府忙不了，工人等不着，就业无门，打工无路，各方都有怨言。下岗工人自己去创业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不说个人没有这个素质，就是有，也没这个能力。创业需要最起码的“资本”无处去谋划，创业需要的基本咨询比如说“项目”无处得到，创业需要的基本要素“地点”无处得到支持。中国的“比尔·盖茨”根本无法挺过创业起步阶段。于是我们的政府很辛苦、很负责，勇敢地承担起创造就业岗位的重担，不断地下达指标、发出号召，并亲自参加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然而还是僧多粥少，怨声不绝。
假如我们换一种思路，由社会来创造就业机会，政府给予资助，特别是对那些社会需要而利润很低、为零或干脆就是负利润的事业，政府给予利润补贴，然后向社会招标，是不是个办法呢？假如把一部分机关的工作、学校的工作、医院的工作、民政的工作、社区的工作、养老的工作、图书馆的工作拿出来，以小时工的方式面对社会雇用，既可以节约雇人单位大量的经费（一个正式工年薪及办公费用和住房、医疗、养老的费用都可以节约呀），又可以为社会提供临时就业的机会。假如城市街道的保洁、市容的整治、楼房的美化、公园的护理、下水的疏通等城市管理诸多工作，能够像城市里的厕所那样公开招标，实行小时工制，能够增加多少就业岗位？如果有，那位女大学生完全可以打工求学而不必依赖父亲。更何况长期或临时就业本身也就是一种就业方式。这在国外已经相当普遍。
我在美国所住的那个社区，其公共汽车司机全部是在大学里招聘，博士生开公交班车是经常出现的事。大学里各主要研究院、系、所的工勤人员，大学和社区的图书馆、电影院、消防队、养老院、幼儿园都是临时人员在承担主要的工作，一般只有少数几个“正式工”负责管理。大学和社区举办大型活动，工作人员还是雇请的临时人员。可是我们每创办一个单位，总要在所有的岗位上雇用固定工，仿佛不这样就不能算是正式的企业、机关或单位，而我们有关方面的管理政策也就是这样认定的。
取消给各单位下达人员编制，取消“正式工”的做法，改用财政拨款预算控制的办法，不论是长期雇员还是短期雇员，都是平等的雇员，都是正常的就业方式，都是各尽所长、发挥作用的单位骨干。果真这样，不仅让单位用工活起来，而且可以彻底改变“人到单位死”的状况。人活起来，一切都将活起来！
这样的改革还在我们的前头，现在提出来，还是免不了要被讥为“异想天开”。
11.核心竞争力就是创业能力
说完了咱自己，再来看看别人的活法。
到2005年，英国在过去的5年内，科研投入平均增长7%，为近20年来增幅最大。2004年7月12日，英国政府发布了《10年科学与创新投入框架计划》，在预测未来10年经济增长幅度为每年2.5%的情况下，政府承诺每年对科技投入增长5.8%。对英国全国来说，科研与创新投入将从2004年的165亿英镑增加到2014年的225亿英镑。
法国财政部、欧洲投资银行和法国储蓄银行联合向公共风险投资基金再注入10亿法郎，使其资金总额达到近20亿法郎。而公共风险投资基金的主要功能是帮助那些“有个好想法”的个人进行创业。
2004年1月，法国正式启动“主动创新”战略，其核心内容是联合经济界和科学界的力量，开发出更多的高新技术。为此，联邦政府承诺要使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10年达到3%。2005年6月，法国批准了“顶尖科研资助项目”，将在2006年至2011年间投入19亿欧元，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科研机构，着力培养青年科学家。此外，该项目将为青年科学家设置40个专门研究院所，每年分别资助100万欧元。
加拿大在过去的5年内向“加拿大创新基金”注入9亿加元，为企业与个人的创新活动提供项目、技术与资金上的帮助。
印度政府计划在2008年实现风险投资100亿美元的目标，并扩大对海外风险投资者的免税范围。
巴西2000年通过了“技术创新计划”，由政府为新生的技术公司提供风险资金，同年8月14日，又在全国成立了“十大塞皮德斯”（“技术中心：创新与推广”的葡语音译）。
2003～2005年，日本每年的科研经费总额基本上保持在15万亿～16万亿日元之间，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为世界之最。
2000年，韩国第二届国际职业教育论坛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在新世纪里，创业能力将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参与国际竞争的最核心的能力。诚如斯言，咱们全社会是不是都该认真反省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