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几位初中老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学问令人钦佩，而是因为他们在那个不正常年代里做的“正常”事情。
一九七四年我开始上初中。那所中学“文革”前“文革”后都是省重点中学，曾有过“大花园”的美称，想必是环境优雅、绿树成荫。其实不然。记得我所见到的校园只有两棵树，还都是无花果树。学校的大操场早已被教育局征用，盖上了教师宿舍楼。政治气候反复无常。一方面，工宣队进驻学校，要恢复教学秩序。学校新建了教学楼，装上了毛玻璃黑板。我们那个年级学生特别多，一共十八个班，每班六十人左右。校方临时从各行各业搜集抽调了许多师资。另一方面，学黄帅、张铁生反潮流的精神的运动方兴未艾，席卷全国。谁也不敢把学生怎么样。社会上时兴的打群架自然也波及到学校。新教学楼的玻璃不断被打碎，待我初中毕业，毛玻璃黑板也没剩几块完整的了。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开始了我的中学生活。
班主任
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一名年轻的语文老师，比我们年长不了多少。“文革”中高中毕业，估计也学不到什么。毕业后留校教初中语文兼做班主任。他自己吹嘘他整个高中就没买过课本。好在那时用的都是省内统一教材，每本课本都配有相应的教师手册。只要不念出太多的错别字，按教师手册解读课文大概不会太难。反正要求不高，能找出每篇课文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就可以了，况且课文大都是大白话，最深奥的也不过鲁爷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
做班主任重要的是要能拿得住学生。《上一当》中的葛优能拿得住靠的是他和学生的友情和学生对他的信赖。我们那时不兴这个，至少我们那个班、那个年级不兴。师道尊严已被打破，拳头大的才是哥哥。他虽个儿不高，但体魄还算健壮，据说还练过武功。班上几个高个子调皮的主儿虽没把他放在眼里，但每天计谋着放学后在社会上打群架，也无暇和班主任较劲。虽不断有小的口角，但大抵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亲眼目睹的一幕，也让他们咂舌不止。
那一天，校外的一个“流氓”追打我们班一名学生，一直追打到教室。班主任正好进门，见状也追了过去。他果然是练过武功，动作敏捷，身手不凡。没等那小子反抗，班主任已把他的右手拧到了背后，一把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提到毛玻璃黑板前，厉声问：“为什么要打我们班同学？”没等那小子回答，又加了一句：“我也打你行不行？”说完抓起那小子的头往黑板上一撞，只听哗啦一声，毛玻璃黑板破了，露出里面衬着的旧报纸。那小子哇的一声，抱着头跑了出去，鲜血从他的手指缝中流了出来，一直流到地上。
后来开始考大学了。班主任连考两年未果。第一年高考，要他写“难忘的一天”，他写了“难忘的一年”，第二年据说他又看走了题。后来他结了婚，娶了市歌舞团的双人舞演员。八二年他“陪演”到上海，在我宿舍里借宿几天。他对他的婚姻很满意，曾有名言：“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和文艺工作者相结合！”
过了几年，听说他不教语文了，改教政治。再后来就没了消息。不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在干什么。好像他国外有亲戚，也许早就留了洋插了队。不管在哪儿，凭他的果断和机灵，他会有所作为的。
数学老师
对数学老师的身世我没有太多的了解，只知道他是从本市某工厂调来的。说他“老奸巨猾”实在是对他不恭，可当时我们确实这样形容他。其实他也不是什么“老奸巨猾”，顶多能算上“老谋深算”。尤其在那个环境下，他的所作所为对成年人来说不仅正常而且必要，只是我们年少不谙世故罢了。
他有一套高招，可以保证课堂秩序。每节数学课的前半堂，他都用来讲解上一堂布置的家庭作业，下半堂讲新的内容。他这样做有几大好处：对想学的“先进生”来说，他们大都事先做好了作业，此时也就是对一下答案，看看老师的解题思路和方法。对不想学的“后进生”来说，他们巴不得有此抄作业的机会，而且还是“正宗原版”。老师严格掌握作业量，抄完作业平均需要一堂课的时间。大家都得到好处，自然就不会造了他的反或反了他的潮流。而且，他改作业的工作量也大大地减轻了。至于如何变后进为先进就不是他考虑的问题了。
班上新转来了一个胖子，其父是北海舰队某团政委。虎门将子、子从父业，他也“政治挂帅”不离口。学习一塌糊涂，可每天找班干部谈心，声称只要抓好了政治，班上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建议增加政治学习内容和时间。我们左右为难，一方面不能打击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他的建议实在空洞、无从采纳。班主任也没招儿，只好向数学老师求救。数学老师深思熟虑，满脸严肃，神秘地低声对我们说：“实在不行（停顿），我看（停顿），就把他提起来吧！”就这样我们班有了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初中“班级政治委员”！这招儿果然灵验，自从胖子被任命为“班政委”，他再也不找我们谈心了。政治学习他也推说有鼻窦炎而拒绝参加。我想他大概是在家里忙着吧。您想一家有俩政委，谁领导谁就成为革命的首要问题了。
物理老师
说物理老师是校办工厂的工人不会有错。他身材矮小，一身打工的短打扮，看上去像个木匠。究竟为什么由他来给我们讲运动学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上课时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我坐在后排什么也听不清。他没有半点“师道尊严”，真正是“与同学打成一片”。
有一天他正在黑板前讲课，第三排的一个男生和同位女生说笑话，两人都在哈哈大笑。只听嗖的一声，老师手中的粉笔头就飞了出去。毕竟是教运动学的，出手速度和加速度算得极其准确，粉笔头正打在那男生的右耳朵上。全班哄堂大笑。那男生也不含糊，回过神来，拣起粉笔头又扔了回去，老师恼羞成怒，上前和那个男生（扭）打成了一片。还是他的力气大，把那个男生扔了出去，然后整了整衣服，继续讲他那谁也听不见或不想听的运动学。
多年以后我来到北美，借住在美国人家中。男女主人都曾是中学教员。男主人描述当年他经常要“physically fighting with students”。我想起了我的初中班主任和初中物理老师。看了许多暴力电影，总想象我的初中和美国的中学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了吧！
英语老师
我大概不配说他是我的英语老师。不是他没教过我，而是因为当时我根本没学会英文，不好意思。初中毕业我大概也只会“Workers work with hammers，peasants work withickles”。
他是典型的南方人（根据大杂园的地理学，南方就是江浙一带），眉清目秀，身体单薄。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但又脚步轻盈，不紧不慢。看上去有鸡胸。他好像从来不生气，不着急，偶尔也笑一笑，笑起来像孩子。
那年头连祖宗的学问都不重视，更甭说这洋字码了。既然是帝修反和洋鬼子的话，我们还学那劳什子干什么？每当上英文课时，学生们都是我行我素，全然不理会讲台上的老师。老师也特有涵养，从不受干扰，此时如入无人之地，照讲他的课。铃声一响，他手拿粉笔盒夹起书本就走，好像很清高。没有人问他问题，他也不肖理我们这些浑小子。那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对得起那三张大团结就行了！”大概他也有同感，才能表现得如此平静。能每天讲完他的课，已经对得起他那份工资了。反正工资单上也没写着一定要学生听讲啊。
期末考试煞是容易，只要每人去他办公室读一篇课文。这对我们来说已经相当难了。学习委员英语程度比较好，至少能把课文“呵”下来。那时兴一帮一，就是一个好学生帮一个差学生。学习委员考完了出来转了一圈，又搂着那个差学生的脖子，进了老师的办公室，假装他是那个差学生念起了课文。老师目不转睛地看着课本，一时竟没察觉出他们的把戏。可那个差学生的确缺根弦儿，不断打断学习委员的“呵”声，向老师提问题。老师终于有所察觉，抬起头来。见状他不但没生气，反而露出孩子般的笑容，说：“你们的双簧唱得真不错！”
一天上英语课，像往常一样，教室里乱哄哄的，老师如同对牛弹琴一般讲他的课。大约上了半堂课，教室里的嘈杂声突然中断了。大概谁也没想到公认的老实人会发火。只见他竭尽全部书生之力喊着：“你们，你们，太不像话了！”
教室里死一般寂静，能看出他的胸膛一起一伏，似乎比平时更高了。他愤恨地盯着我们，就这样相持了一会儿，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手拿粉笔盒，夹起课本，昂着头，挺着胸走出了教室，并把身后的门狠狠地摔上。
可怜的英语老师，谁也没想到，那扇门摔得狠了点儿，他走得慢了点儿，门正好砸着了他的脚后跟。本来已经定格，惊呆了的教室突然又暴出哄笑。天哪，他一介书生怎么能忍受这等羞辱。
当时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高潮，学校摊派每班必须贴几份大字报。一时间校园里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虽大都是抄来的，也足以造成气氛。有一天，校园里突然出现了一张奇特的大字报，令许多人驻足围观。上面没几行字，是一首顺口溜，我还记得最后几句：
教室里面乱哄哄
校园里面乱噪噪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下面签名是那位英语老师。
以后的事“不是俺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我们在工厂学工的时候传来了伟大领袖逝世的噩耗。没几天英明领袖拨乱反正，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再以后恢复了高考，同学们各奔前程，早已忘了那位英语老师和他当年的遭遇。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因为那首顺口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只记得班主任当年的评价是：“他说得也有些道理。”大概谁也不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吧！
文革结束二十周年时突然醒悟到他才算是真正的反潮流英雄。大概他现在已经退休了。祝愿他愉快，幸福。恐怕他想不到今天还会有人记得这些当年实属平常的往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名字应该是……算了，会令他伤心的往事还是不要向他提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