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在云南，刚去时，被安排在边疆傣族村寨中一户贫农家暂住。他家是三代贫农，根正苗红，儿子是副社长，管理全村的生产安排，称得上是村里的红人。
儿子虽然结了婚，可按傣家风俗，仍跟父母同住一个院子，同吃一锅饭，但在饭桌上却是等级分明。老爷爷坐堂屋正中，四岁的长孙坐左边，其次才是儿子和奶奶。我这个来接受“再教育”的女知青，却被安置在老爷爷的右边，接受女主人的服侍。尽管工作组的汉人多次交代过，知识青年是来请他们改造的，换言之，可供差使；可政治宣传哪能敌得过古老善良的傣家人朴实与宽厚的好客心。我们语言基本不通，饭桌上的优待便是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
使我感到良心不安的是：这家的媳妇从来不能上桌跟大伙一块儿吃饭，只能等在厨房，吃残汤剩饭。尽管我多次用我那半不拉熟的“傣话”强烈呼求：“大家一吸吸哦。”（“大家一齐吃嘛。”）他们的反应尤其使我失望：这家的媳妇惊慌失措地避开了我，其余人等却泰然地回答：“你吸，你吸，勿管她。”（“你吃，你吃，不管她。”）她也出身贫农，当时的阶级地位决不亚于夫家，本该平起平坐，可传统势力在一个遥远的山寨却是占绝对优势的，媳妇的地位几乎为零，她们的存在只在于创造，不在于分享。连她们也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我自分配到她家后，只见她起早贪黑，拼命干活，农活、家务、带孩子……却从来没听见她大声讲过一句话，直到她一语惊人的那天。
那天，傍晚收工回来，正想躺到床上舒展一下疲惫不堪的筋骨，却听到村里小道上有人在锣声中嚷嚷着：“今晚开批斗会，缺席的要扣工分。”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对批斗会早已不感兴趣，但说到要扣工分，可有些紧张。初干农活，体力不行，本来挣的工分就少，再一扣，年底分到的粮食还够填肚子吗？再过几个星期，所有的知青都要搬到知青房去独立生活了，批斗会是例行公事，无非跟着喊喊口号罢了。
不知怎的，那天晚上可有些阴风惨惨的，风刮得紧，天黑得早，连门口的惯常嬉闹的儿童也不见了，四周静得有些异样。平时开会，我们这班子知青老拿老社长开玩笑，见面就叫他“贫下中农当奶”。那是社长的口头禅，傣语即：“贫下中农同志们。”平时他只是笑呵呵地回答：“我汉话赶（讲）得不好。”傣族村民不识钟表，只看日、月来定时，却总在会场上放一架闹钟，做出煞有介事的样子，肯定是从区里会场抄来的做法。总会有哪个捣蛋知青趁乱把闹钟提前转到九点，钟一响就起哄：“九点啰，散会喽。”两个钟头的会总是被迫在一个钟头后散去，老社长也只不过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要调教这班知青，谈何容易！
可那天晚上，邻村的人都来了，整个谷场挤得满满的，社长身旁坐着几个乡里来的干部模样的人，再加上他那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谁也不敢造次了。
叽叽呱呱一通傣话报告之后，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富农老头被拽上台去了。一阵口号过去之后，这老头就被几个五大三粗的民兵吊到台侧的横梁上去了，雨点般的棍棒落在那个始终没有机会辩护的“被告”身上，他那努力压抑着的惨叫足以令人晕厥。一直打到他口吐白沫，几个慌了手脚的民兵才把他扔在地上，找凉水去了。
大家都惊呆了，忽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瘸子姑娘，扑在那弥留的生命上，号啕大哭起来，边哭边叫：“阿爹，阿爹……”任何一个人走近，她都用身子挡住她爹，一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悲壮表情。绝望的小兔子也有叫老虎发抖的时候，果然没有人再敢碰她爹了。
我回头一看，几个妇女已经用头巾掩面抽泣起来，其中竟有“我家的媳妇”。那年头，这可是犯大忌的。“没有阶级立场”，她的丈夫可能被撤职，失去乡里的宠信，重则会挨斗，然而她却当众流下了对“阶级敌人”同情的泪。
那瘸腿姑娘扑在老头身上，死活不肯放手，在大冷天中任一桶桶的凉水把她和老头浇个透湿，老头命大，终于又活过来了。
次日清晨，我起得比平时早，正拿着漱口缸到侧屋的厨房去漱口，叮叮当当一声响，吓了我一跳，抬头一看，我愣住了，那个瘸子姑娘和“我家媳妇”站在竹门背后，“我家媳妇”正往她怀里塞一包药样的东西和几个正冒着热气的糯米粑粑。小瘸子带着一副惊恐和歉疚的目光，竟吓得抖起来了。她昨晚既然有勇气去保护父亲，当然不怕人看见，而现在她显然是在为别人发抖了，她可能见看我从正屋出来，忙着往门后躲，慌忙中把挂在门后的锄头给弄倒了。我毕竟是一个外乡人啊，那年头，连邻居都不敢信任，谁敢担保一个外乡人不会去告发她们。我一时间也吓傻了，要退回去，又怕更吓坏她们，要解释呢，又不懂傣话。
“勿骇，勿骇！”（“不怕，不怕！”）“我家媳妇”大声地、从容不迫地安慰着小瘸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小瘸子飞快地拐出大门，消失在墙角。“我家媳妇”头也不回，毫无惧色地跟着她出去了。这时候的她，跟那个饭桌都不敢上、沉默得像一只小老鼠一样的妇女判若两人，在阶级斗争的腥风恶浪中，朴素的人性更显其耀眼的光芒。
事后听说那晚批斗的缘由，是因为县上斗大地主——土司，乡上也得配合搞点斗争，但找了好几个村，好不容易才找到我们村的这个富农老头——他不过是利用农闲偷偷跑过边境到缅甸做了一趟小生意。当时跑这种小生意的人有的是，但出身都还可以，可富农胆敢这样做，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复辟！需来个杀鸡儆猴，老头正好当了靶子。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二十年后，那一片地区因为边境贸易发达而成了重镇，绝大多数人都弃农经商了。那老头还算是这条商业之路上的拓荒者之一呢。
鸽子
我一听敲门声就知道是鸽子来了。她走路像猫一样，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按住我那只去摸走廊开关的手，低声说：“别开灯，我不想让你妈看见我。”她知道我妈妈讨厌她，她们俩互相痛恨到了极点。今天是除夕的前一天，老太太决不会愿意在这个时候碰见她。
我悄悄把她带进我的屋里。灯光下她的样子很怪，新烫的头发显得又糙又硬，嘴上涂着口红，黑黑的脸上一对警惕的、充满了仇恨的眼睛。她不安地四下看了一眼，把一只皮包扔在床上，这是一只我从没见过的棕黄色的式样精致的牛皮包。她最近一定又从哪儿搞到了钱，她就是这样整天到处找钱，为了满足她那永无止境的物欲。
“知道吗？今儿晚上清查，家里不能待，我得在你这儿过一夜。”“没问题。”我知道我也在清查对象之列，因为我们在北京都没有户口。可她在她家那一带是挂了号的，弄不好，他们会把她送到她插队的地方去。“糟了，”她突然跳起来，从皮包里掏出一只包着纸的瓶子，弄得湿漉漉的，“我给你带了点儿泡菜，我妈妈真他妈‘抠’得要命，临走时跟我说再不许从家里拿一点东西。”这可是她父亲的一大绝活，酒酿泡菜。她这么情意隆重地对待我是为了什么？我突然想起明天，大年三十，是我的生日。
“明天，咱们一定得好好过过，咱们得吃鸡，烤鸡。”她说，“你见过烤鸡吗？”
我没见过，我只是在故事里听过。外国人时常要吃烤鸡。这个想法让我高兴。
“真的，咱们得弄只烤鸡。”在我这一年即将过去的寂寞的日子里，在这间冰冷的小屋中，她的到来给我带来兴奋和幻想。她和我的关系就是这样。我和她认识很久了，所有我的朋友都不喜欢她，她也同样憎恨他们。有一次，她把我借给她的月票夹子里的十块钱拿走花了，事后却不承认，为这个我差点不理她了。她有时做事做得很不合情理。可是在今天这个晚上，有谁像她这样想起我呢？而且还带来我最喜欢吃的泡菜。
她连脸也不洗就钻进了被子。厕所里，我妈妈正在洗东西，水龙头哗哗直响。她问我要了一把剪子，就在床上修起脚来。一个外表还算漂亮的年轻姑娘有这样一双脚，看着真让人难受，她长了满脚的湿疹。她告诉我，她在插队的地方被关了一年多的县大狱，在那个地方染上了一脚这种永远也治不好的湿疹。我默默地看着她的动作，心想，她怎么会选中了我做她的朋友？我和她的经历是那么不同。几年来，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念念英文，学学画画，我做梦也不能想象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她一定受过不少苦，整天整夜靠自己奔波忙碌。接着，她是那么疲乏，不等我关灯，就急急忙忙地脱掉衣服，倒头睡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