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珍存的一张照片是她去世前不久抱着我八个月的女儿照的，我站在边上小心翼翼地扶着坐在床上直晃、快要成为“木乃伊”的姥姥，她则满脸笑容抱着一脸恐怖的小胖丫头。我那女儿大概把这个形容枯槁、身高缩成一米四、白发如同一团枯草的太姥姥想象成了一个狼外婆。不单单是我女儿，我也会在某种时刻怕。她见我回父母家看望，就慢慢地搬个小板凳坐在我身边，用锉一样的、曾是无所不能的手“锉”我的脸，伸到我的衣服里“锉”我的后背，笑眯眯，许久、许久，并操着家乡话嘟嘟囔囔。我则觉得一万个蚂蚁在周身爬！上帝，请接受我的忏悔，饶恕我对姥姥的大不敬！
一八八九年，姥姥出生在浙江一个小镇的读书人家，也算是书香门第。家中开明，所有女孩子都读书。姥姥行三，姐妹五人，没兄弟。倔犟的她从小不肯裹脚，白天裹上，她就在夜里偷偷解开，这脚一直就裹不成三寸金莲。到七岁时父母恼火起来，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脚裹不上，到时候是个脚大的丑婆娘说不到婆家可怎么办？！新婚大礼，新娘子脸盖红布，可那双裹得精致的小脚可得套上绣花鞋露在外边，被人们反复品味。她被强行裹脚，裹脚布死死缠住，再用大磨盘压，直到脚趾的骨头都压断！姥姥每每说到这里，便一脸充满痛苦的表情。“疼啊！钻心地疼！我拼命地哭！可他们就是死死地用大磨盘压住我的脚！”这是什么年月！封建！残害妇女！可姥姥可怜，可悲的父母也是为女儿好啊。
姥姥的脚还是裹晚了，脚比一般女孩子大，成了不好说到婆家的“丑”丫头。
二十二岁那年只好让她下嫁乡下。那是一户江南水乡的殷实地主，家有独子，但抽大烟！而且是他父母强迫他吸食的！！因为家业得由这唯一的儿子继承，如果儿子脚野，长大成人远走高飞可怎么办？那就叫他吸鸦片，上瘾后就离不开烟灯，就不会到外边闯荡。当然，如此一来儿子的身体会搞坏，可那也比丢了这份家业要强呀！这不禁又让人“可怜、可悲”地感叹一番。那是腐朽的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末年，西方列强正肆意地宰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中国。
吸大烟的姥爷比姥姥小两岁，人聪颖，也上过私塾，最擅长的是说古。姥姥过门多少年来，家中的听客都是挤破门槛。炕上姥爷的烟灯一闪一闪，他抑扬顿挫，慢条斯理地讲述着历代豪杰的叱咤风云，炕下的人们都伸长脖子，眼睛瞪得溜圆。姥姥呢？她忙进忙出，带孩子，有着干不完的家务。
姥姥一生和姥爷共生了七个孩子，四男三女。不过结婚头两年却一直不见怀孩子。到庙里进香时，长老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其实不过是让姥姥假装怀孕，不断地在衣服下肚皮上垫些东西，让外人看见肚子在不断地大起来。到“怀胎十月”时已是大腹便便，里面有个大枕头。忽一日，枕头取下，告诉村人们，孩子“生”下便死了。这是干什么？甭管，和尚说可以引来孩子。果然，此后孩子就接二连三地生起来。她生七个活七个，根本原因就是不许孩子们喝生水，吃的东西都得煮过消毒。在那个蒙昧的年代能如此讲卫生实属难得。怎么样，不一般吧？告诉您，老鼠拖木桩，大头在后面。
姥姥干的第一件轰动乡里的事是协助大女儿，也就是我大姨逃婚并和情人私奔。姥姥遗传的开明，家里的孩子，甭管男孩儿、女孩儿都上学。我大姨上到高中时，爱上了她的音乐老师，尽管她并不喜爱音乐。这是一位同乡的大户人家的公子，受过新式教育，知书达理，是人人称道的谦谦君子，为人有口皆碑。我大姨呢？当然也是小家碧玉，极守本分的窈窕淑女。但是两人都已订婚，我大姨早就许配给世交之子，那公子也是聘了大家闺秀，只等迎娶。可他俩却不可思议地自由恋爱了，丘比特之箭就是这么神奇。这在当时中国的南方农村是多么地伤风败俗坏人伦！他俩石破天惊的举动当然闹得沸沸扬扬。公子家和姥爷家的亲家们都各自找上门来铁青着脸质问。公子的家人也跑到姥爷家大吵大闹，说我大姨勾引了他家公子。
姥爷极其震怒。我大姨被反锁在厢房中，并被告知，她的婚事将火速办理，不日婆家就将用花轿抬去当媳妇。
正当我大姨欲哭无泪之际，姥姥不动声色地布置了她的“阴谋”。首先串通了只有十岁的二女儿，也就是后来的我妈妈，让她悄悄地找到那位痴情公子，告诉他打点行装，准备和情人远走高飞，时间、地点和暗号一定要记牢。姥姥在家里设计哄骗姥爷去串亲戚。
傍晚时分，公子带着点细软准时到姥爷家后院墙外击掌三声，战战兢兢、东张西望。院内迅速回应，击掌三声，行动有条不紊。十岁的二女儿立刻到前院放哨，姥姥拿出早就预备好的钥匙打开厢房门。“走吧！走吧！逃到人家找不到你们的地方去吧！他（大姨的情人）在外边等着呢。”
“妈！”大姨流泪道。
“快走！快走！”姥姥在跺脚。
大姨顺着梯子爬上后院的墙，姥姥使劲递上小包袱。扑通一声大姨落到了自由的天地。“妈！”一对恋人双双叫道。
“快走！快走！”姥姥隔着墙还是这句话。
事发之后，姥爷的歇斯底里是可以想象的。从来都对姥姥言听计从的他第一次，也是仅此一次打了姥姥。姥姥只是默不作声。公子家的人们也在门口大声责骂，姥姥还是紧闭双唇。
一年多以后，大姨和大姨父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归来。两家人一看，郎才女貌，天生地造的一对，都认了。大姨和姨父有了相濡以沫的一生。
抗日战争初期，我正在上高中的二舅跑去参加新四军。我大舅、大姨、大姨父都觉得不妥，二舅确实还是个孩子。可姥姥只说一句话：“抗日救亡乃国民之首任！国难当头，去吧！”因为儿子参加共匪的新四军，姥姥成了“匪属”，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此是后话。
那时，身体一直不好的姥爷刚去世不久，我母亲清晰地记得姥姥是怎样地扶棺哭泣。和她生活快三十年的丈夫撒手而去，她一个寡妇强忍悲痛独自挑起生活重担。佃户们欺负姥姥，有意无意地欠交，甚至不交租子。大姨已经出嫁，大舅读大学在外，怎么办？还有好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得抚养。就在这时，已经能顶个帮手的二儿子又参了军。发愁啊。愁又有什么用？收不上租子那就养蚕吧。
姥姥说干就干，勇气十足，一开春就养了好几屋子蚕。她拼命地干，卖了蚕茧维持了生活，大舅读大学的钱也有了，甚至还给了我父亲一些钱，帮助他在家乡搞抗日救亡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认识正在当小学教员的我母亲，他们那时是否在谈恋爱我不得而知，只知道姥姥毫不犹豫地接济了极其窘迫的我父亲，慷慨大方。
我妈妈每每讲起那年月就很动感情。一到早春，为了蚕子能早些出壳，姥姥就把一张张甩满蚕籽的纸裹在身上，用体温进行孵化。蚕籽慢慢变深了颜色，终于有一天，一条条极其细小的、黑黑的小蚕破壳而出。姥姥细心地把一些嫩桑叶放在蚕籽纸上面，待小蚕爬上桑叶，再小心翼翼地把带有小蚕的桑叶放进笸箩里。满怀希望的一年又开始了。姥姥真能干！不让须眉。
我母亲还记得，弟弟、妹妹下学回来一路高喊着，“妈——妈——妈——妈——”吃饭像是在抢。姥姥在一边喊：“慌什么？慌什么？”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就往正在煮饭的锅里再加水。没办法，粮食根本不够吃嘛。妈妈还记得，盛怒的姥姥抄起笤帚疙瘩死命地打淘气惹祸的两个小舅舅。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改”，从来收不上什么租子的姥姥成了地主婆。这时，姥姥的子女除了两个正在上大学的小儿子，都已成家立业，在老家只有她一个人。一天，我大姨赶来，帮着姥姥收拾了些衣物，然后带着她悄悄地离开。从此，这个姥姥结婚生子的家不再存在。
姥姥开始在子女的家里轮着住，谁家有孩子出生，她就去带。带孩子她也是那么风风火火。我出生时，她也赶来带了我半年。爸爸看见自己的岳母，那么个小老太太，抱着我快步如飞，真是担心。半年后，姥姥又去我大舅家去带那边刚刚出生的孙子。临走她对我叹道：“太胖了！我简直抱不动。”那年她六十有四。
“文革”是姥姥晚年生活中的一场劫难。她所有的子女都遭了难。我大舅在“牛棚”“劳改”时受伤瘫痪，我三舅“畏罪自杀”，二舅因是“叛徒”被投进监狱。七十年代后期，姥姥终于又看到劫后余生的子女们，便问为什么没看到从小最淘气的三儿子，子女们面面相觑。她不断地询问，一而再，再而三，我那鲁莽的爸爸就说：“他被抓进监狱了！”姥姥对女婿的答复极其生气，“他（我三舅）根本不会干亏心事！你在胡说！”然而打这儿以后，她再也不问起她的三儿子。一年，报纸上公布特赦被俘国民党特务人员名单，她背着人在偷偷地仔细看，手里拿着放大镜，老花眼后浑浊的眼里有泪。她在找她的三儿子。如果问她在干什么，她立刻放下报纸说道：“我什么都没干。”然后，一个人默默地走到外边，久久地站着。
晚年的她越发地寂寞。她真烦恼，再也不能带娃娃、洗尿布，再也不能上街买菜、淘米、做饭，再也不能把剩饭都自己一个人吃掉，再也不能在自己的小院里种丝瓜扁豆……可姥姥实在闲得难受。你让一个只愿付出，不问索取的人怎么受得了？那就让老人家挑米吧。我母亲对她很聋的耳朵大喊：“挑米好不好？”姥姥点点头。其实米里几乎没有霉变的米粒和小石头，她又是那么老眼昏花，哎，这只是为了让她消磨时间。一粒粒地挑米，也烦啊！挑着、挑着，姥姥一看四周没人，干脆大把地把米“挑”过，等一口袋米“挑”完，又步履蹒跚地走到我母亲面前“请战”。妈妈无可奈何地笑起来。
姥姥每天早上要问：“有什么事要做吗？”晚上叹曰：“又一天过去了。”摇摇头。
姥姥生命的最后几年身体日渐衰弱。生命最后的那年开春，忽冷忽热的天气让她得了感冒，跟着转为肺炎。家人们忙送她上医院，她平静地说：“你们就让我走吧。”这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人生她已不再留恋。一个中国妇女，勤劳、勇敢的普通妇女的一生行将结束。我当然要在她的头衔中加上“伟大”二字，虽然她的在天之灵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
如今，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总会有心身疲惫的时刻。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会想起姥姥。多想像她那样真诚地对待生活，胸襟坦荡地面对现实。
她走了，伴随着她的时代，跨鹤西行那天狂风大作、黄沙扑面，火化之时春光明媚、碧空如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