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唱遍大江南北的《常回家看看》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一首流行歌曲，好唱好听好玩。在海外漂泊多年之后，我踏着这个音乐的节拍回到了年逾八旬的老父老母身边，以求找找感觉，尽尽孝道。可是，残酷的现实告诉我回家太晚了，应该早回家看看，或者根本别回家看，因为你心目中的父母亲已不是记忆中的他们。
记得恢复高考后的一九七八年秋天，自己手持录取通知书，头也不回，义无反顾地告别了那块生我养我的贫瘠土地。后来，姐姐妹妹告诉我，母亲站在村头含泪目送，直到我的影子消失在西大洼的那片高粱地里。母亲说我是铁石心肠。
屈指算来离开故土整整二十四年了，两个小小的轮回把我从鲁北乡下带到了青岛，走进了京城，再赴英伦三岛，最后定居美国。虽也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但是泪水却总在到达眼眶之前就让我给堵了回去，就像母亲说的那样，我的眼睛里有“拦河闸”，我有铁石心肠。
可是，二○○二年的春节之行，让我把二十四年积累的泪水都给补上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这次回家过年时隔整整十五年。学着老美的样子，也给老父母一个惊喜，我没有提前打电话，计划在年三十的早晨悄悄赶回家。回到北京时，对身边的朋友讲：“回家的感觉真好。”毕竟有十五个年头啊。之前的无数个夜晚都难以入睡，想象见到父母时刹那间的无数种情形。或许母亲会喊起我的乳名拉起我的手：“儿啊，可把你给盼回来了。”或许用她习惯的口气轻轻地责骂我不打招呼而回：“你这个野孩子可回来了。”或许她高兴地烧水给我煮一个鸡蛋（大学四年每次回家都是如此），“先垫垫饥再说，路上一定饿啦。”或许她拉起我的衣襟嫌我穿得太单薄：“傻孩子自己不知冷暖。”也许她围绕我转上好几圈，喜上眉梢地唠叨：“这次胖多了，胖了好！胖了好！”也许也许也许；无数次梦醒时分，还在想象母亲见到我时的第一个反应。
我自己也设想见到老父母后应该怎样应对，是像美国人那样冲上去给一个西式的热烈拥抱？还是含蓄地说一声：“妈啊，我回来了。”还是学电影里那样大步流星地走过去握住她那长满茧子的双手说：“儿子回来陪您过年了。”
太多的假设和想象，太多的憧憬和梦幻，结果是太多的失望和痛苦。
没有思想准备，或者是根本错误的思想准备。眼帘的肌肉最后没有堵住泪水。
母亲认不出自己的儿子，这恐怕是人世间最悲惨的事情了。连续三声：“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你啊？”好比三把刀子捅在了我的心脏里。我所准备的所有应答没有一句用得上，最后是自报乳名，她清淡地说了声：“啊，想起来啦。”
母亲老了，糊涂了，患上了早期老年痴呆症。
后来的几天让我看到了老父老母相依为命的艰难、痛苦和烦恼。父亲几乎全聋，母亲又丧失瞬时记忆，幸亏父亲头脑和记忆清醒，老两口才可相互照料和扶持。你用我的耳朵，我用你的记忆；你用我的双手，我用你的双眼，相互是拐棍。
年初一的早晨，按照当地风俗，早起床吃饺子放鞭炮，然后接受后生们的拜年祝福。父亲大概在凌晨五点就起来了，叫醒母亲开始烧纸“敬天敬地”和各路神仙。由于母亲糊涂，分发给不同神仙的“纸钱”放错了地方，父亲则在一旁大声叫嚷，老两口开始了新一年的第一仗。我站在旁边哭笑不得。后来，邻居们告诉我，类似的吵闹每天都有，母亲嫌父亲耳朵聋且说话声音大，父亲嫌母亲见事忘事。相互抱怨但又相互离不开。
等老两口敬完天地烧完纸，锅里的饺子已经开了花。听到大街上的后生们急切地等着给二老拜年，我打开院门，踊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一片“新年好”的祝福声中，母亲顾不上吃饺子，父亲顾不上穿新衣。我虽然吃上了期盼了十多年母亲亲手包的饺子，却是既走水又冰凉的饺子，滴着自己泪水的饺子。
在年初三离开父母时，我红肿的眼睛里不再有奢侈的期盼。母亲不会泪眼相送，原来在我看来有些唠叨的千叮咛万嘱咐已被几句迟钝的话语所代替。慈祥、和蔼、亲切和雍容的母亲形象真正成了永远的记忆。
我后悔没有常回家看看，后悔没能够早点回家看看，甚至后悔不该回家看看。
这次离开家时，我依旧是头也没有回，痛苦超过了眷恋。
到北京后，精神上的打击和体力上的透支让我病倒了，发起三十九度高烧。朦朦胧胧回到了童年时代，回想起早年的母亲。
其实，我的母亲和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在那个艰苦和贫穷主导的年月里，靠西方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养活了三儿三女。每当我给我那十五岁的儿子和十岁的女儿讲述爷爷奶奶的故事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像是天方夜谭，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他们无法理解。其实我自己都很难理解，父母是靠什么样的精神，把我们姊妹兄弟六人养活了下来。我的母亲也算是大家闺秀，嫁给我的雇农父亲后辛劳一生。在自然灾害的年月，为了养活一家，她曾只身一人在鲁北军马场收割后的荒野里，拣拾落地的豆粒，连续十天半月风餐露宿。她曾通宵挑灯纺棉线，以赚取几角钱的收入。她的信念是，只要不给自己的孩子留下残疾，活下来就是最大的成功。最后她的信念成了现实。
相信很多人都能熟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但不知多少人能够真正体会到，母亲手中线的分量。记得第一次离家远行上大学的时候，母亲把我身上的衣服都密密地缝了一遍，把多年积攒下来的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紧紧地缝在了我的内裤上。就在我三十六岁本命年的时候，她还戴上老花镜，给我缝制一条红内裤，不远万里捎到美国，因为她相信，她亲自缝制的红短裤，也能够驱走洋人的邪气。
躺在北京的酒店里，持续的高烧帮助我无止境地回想母亲的博爱和伟大。此时此刻，我相信任何描写母亲的语言，都在历历在目的影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在返回美国的飞机上，我看到一些同胞也许和我一样回国过年或者探访亲友。有些人的脸上仍然留着见到父母时的微笑，也有些人像我一样泪痕依旧。或许他们的父母依然健在，或许他们的父母没有衰老，仍然像当年离开他们时的样子；或许父母也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不管什么情形，我还是真诚地建议，趁着自己的父母健在，快回家看看吧，常回家看看吧。
我后悔未能早些年回来和父母过年，我不该寻找诸如学业太紧和工作太忙为借口。
国内流行一句话“不见也好”，朋友甚至也问，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呢？若看不见父亲老态龙钟的样子，看不到母亲痴呆的目光，也许他们那慈善和美好的形象会永远留在心底。
我知道那是欺骗自己。不管父母苍老成什么样子，心中的他们永远是最美好的他们。
如果你有健在的父母，常回家看看吧，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静静的团泊洼
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当时的文化部系统属于砸烂单位，“一锅端”地去了“五七”干校。而上高中的姐姐早已插队去了内蒙古，我便随父母一起，开始了干校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