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终于结束了，中国的政治气候也随之起了变化。渐渐地有海外关系成了时髦的事情，有亲属在台湾的人更加受到当局的特殊关照。我那个“右派”堂叔的父亲本来是国民党辛亥革命的先烈，如今他的子女一下子成了家乡的政协委员，奉命对在台湾的亲属进行统战。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堂叔沦为贱民几十年，堂堂大学教授一度为生计所迫而沦落街头，以卖烤红薯和租赁小人书谋生。由于是戴着帽子交给群众监督改造，那些号称“小脚侦缉队”的街道居委会老太婆们个个都能随意侮辱他。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他都挺了过去，好不容易盼到快要平反的消息了，他却因为一时兴奋，而突然发病去世了。真是时也命也。
对于类似的统战策略，父亲依然以沉默作为回答。他唯一的心愿，是来美国探望正在留学的我。可是老天又来作梗，护照还未办好，他已染病在身，无法远行了。
父亲并非大学者，也不是名作家，一个平常，但却绝不平庸的知识分子而已。他年轻时冒死逃离西安后写的《星夜闯潼关》等作品早已散失。除了几大本他亲手拍摄、洗印的最得意的旅游照片，几十首旧体诗和十余篇游记之外，他并无传世之作留下来。他的大部分珍贵的日记，在兵荒马乱之际未曾丢失的，也大多在“文革”动乱中自己动手烧毁了。到了垂垂老矣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如果上天再给他五年的时间，他一定要把自己的一生写成自传，留给孙子们看，题目就叫做“爷爷的遗产”。没有料到命运是这样地吝啬，那次独自外出旅游时的突然心脏病发作，竟使他再也无法醒来，而我们姐弟也从此都成了无父之人！
父亲一生酷爱大自然，退休之后，他先后多次游历了国内不少的名山大川。说来也巧，他去世的地方，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美丽湖畔。他虽然走得孤独，但也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了吧！
我知道父亲在弥留之际，一定还在念念不忘要出国看世界。前年回故乡扫墓时，我捧了他的一半骨灰，和那刚刚写了前三章的自传，一起带回美国供奉在我的书房里。父亲有灵，应当如愿了吧！
珍藏的眼泪
我几乎一气呵成，仅用短短的时间就读完了一本回忆六七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集。虽然书只是由许多的短篇组成，虽然只有每个人那些支离破碎的回忆，可将这些断断续续的记忆与零零散散的碎片拼合起来却构成了我儿时所走过的历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尽管步履维艰可没有人能为我搀扶，就像我记忆中的那个大个子叔叔一样，在他最需要人们的理解、最需要曾经同舟共济的亲人陪他一起度过人生磨难的时候，他没有得到，而回报他的却是那些不明是非的人们无情的诬陷、仇视的目光、羞辱的唾液、愤怒的鞭挞；面对的是被那个特殊时代的风雨冲刷后扭曲的心态及变形的面孔。他完全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一个人最起码对生的渴望，他感到了无助，他把最后的眼泪流给了我……
人们总说，童年的记忆是最真实最清晰最深刻的。也许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会变得模糊，会失去诸多细节，而对孩童时的记忆却是完整的，每段时间、每个地点、每位人物和每个情节。
记得那是在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跟着母亲，就着席卷遍地的落叶和掀起满天尘埃的秋风，随着滚滚的下放洪流，登上了开往宁夏的火车，奔赴宁夏平罗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部学校。宁夏平罗东临黄河、西环贺兰山，虽说是守着黄河，但那时的黄河却是掀着块块干裂的黄土皮，全然不见波涛翻滚、直扑苍穹那种宏伟壮观的气势，更找不到清代诗人法海名句中“若说良田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所描述的秀丽的景色。而我们要去的干校又正好坐落在一个灌区的边缘，真可谓是一片贫瘠的不毛之地。下了火车，转乘干校派来的卡车穿过片片的沙丘，寥寥的湿地，来到了我们的住所。
干校专为第二批下放干部及家属增盖了两排平房，母亲与我被分到最边上一间不足六平米的屋子。当时在下放的学员中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新盖的房，雪白的墙，油炸馒头蘸白糖。”听起来像一曲共产主义颂歌，直到住进去我才理解了这其中的含义：一幢用土坯垒起的新房，墙上浮满了白花花的盐碱。可那时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与油炸馒头有什么关联，也许是内容描写与政治形势的需要吧。离住处不远，有间破旧的小屋，四周围着粗细不一的枝条，枝条上密密麻麻地缠着铁丝，屋子的门窗全用木板封得严严实实。听隔壁的阿姨对她的孩子们说，那个屋子里死过人，是用来关压“牛鬼蛇神”的地方，每天早晚都会出来放风，所以千万别到那玩儿，离得越远越好。幼小的我哪里懂得“牛鬼蛇神”真正的意义，但对鬼神却生出极大的好奇。
于是，第二天我趁着早晨出去拾树枝捡煤块儿的时机，远远地站在那个小屋旁边，默默地等候着鬼神的出现。太阳懒洋洋地爬了上来，尽管还未进入冬季，但是寒风已经打透了我身上的棉衣，两只被冻僵的小手插进袖管里立刻凉透了全身，冻木的小脚早就没有了知觉，而我还是痴呆呆地望着那间鬼神出没的屋子。门终于打开了，我全身不由打了个寒战，侧身躲到了树后偷偷窥视。从屋里最先走出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叔叔，后面紧跟着一个身着发白蓝布制服、低垂着脑袋的大个子叔叔，脖子上还挂着一个沉甸甸的牌子，上面写着：“我是牛鬼蛇神，我该死。”两人走到院子，年轻叔叔便坐在一旁的石头上抽烟，大个子叔叔开始围着栅栏走，他胸前的那枚毛主席像章在太阳下一闪一闪地发着耀眼的光茫。不一会儿走过来几个男男女女，有的向他啐唾沫，有的冲他扔石头，还有的用木棍狠狠地打他，嘴里喊着：“打死你这狗东西！”只见他用双手紧紧地捂着毛主席像章，不停地说：“是，是，是；我有罪，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晚上，妈妈很晚很晚才能回来，可是那个时候我一点也不想睡，就想等着妈妈回来问个明白。妈妈进屋后，我把热好的饭端到土台上，一边看着她吃一边问道：“妈妈，他们为什么叫那个大个子叔叔‘鬼’？他们为什么要打他？他没有亲人吗？”妈妈明白了我在问什么，眼眶渐渐红了起来，摸着我的脸说道：“孩子，你太小，还不懂这些事。那个大个子叔叔不是‘鬼’，他的亲人全都跟他划清了界线，他是好人。你爸爸现在也被打成‘牛鬼蛇神’，也被关在小黑屋里，唉！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妈妈的话我多一半没有听懂，但我知道了那个叔叔跟爸爸一样，都是好人。从那个时候起，我每天都在那个时刻站在栅栏边等他。
平罗的风沙很大，到处都是盐碱地，那里种不了果树，只有长在水渠两边的沙枣树。那沙枣树粗粗的高高的，沙枣在皮鲜肉嫩的时候是不会自然掉落的，只有在熟透干透时才会掉下来。我常常在树下捡些熟透的沙枣。野酸枣大小的沙枣干干的一层皮儿，皮下裹着一个硬硬的核，皮与核之间是一层薄薄的沙肉，在干校的那些日子里这就是我唯一的最奢侈的零食了。我每次都要捡好多，回家后搁在妈妈缝制的纱布袋里，攒到看电影时抓一把边吃边看。一天早晨，我装了一口袋沙枣来到大个子叔叔的房前，等着他出来。我望啊盼啊，可把他等了出来，等人们骂够打够散开后，我慢慢走过去，轻轻地叫了声：“叔叔。
”他奇怪地看着我，我赶紧从口袋中掏出沙枣连掉带揣地放到他的兜里。他低着头把手伸进兜里，当他抬眼再看我的时候眼里已经是充满了泪水。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成年人在我面前流泪，他摸了摸我那冻红的脸蛋儿，扭过身子低着头走了。虽然他只是摸了一下我的脸，什么都没说就走了，但我却感觉像是爸爸的抚摸一样的亲切，我想他一定很喜欢我送给他的沙枣。那天起我每天都装满一口袋沙枣来等他，可再也没找到给他的机会，因为那个小小的院子已经改成了批斗他的会场。以后的那些日子他几乎天天都要挨斗挨打，我惊奇地发现他从没流过一滴眼泪，嘴中还是那几句：“是，是，是；我有罪，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寒风卷着尘沙疯狂地抽在人们的脸上，水渠里的水已经开始上冻，那年的冬天就这样早早地到来了。可革命的热潮却是一浪高于一浪，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人们的热情有增无减，越来越多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五一六”和“现行反革命”被挖了出来，批斗舞台越搭越大，很多的人都不知不觉地被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了人民的敌人。十岁的我也没逃脱干系，妈妈在台上挨斗，我在台下被老师揪着辫子仰头陪斗。那时在我心中总会出现大个子叔叔的影子，他都没哭，我也不哭。散会之后，我又来到大个子叔叔的小院前想看看他，我觉得我也是他队伍中的一员了。可是没有见到他出来，也就是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出来过。我回家问妈妈他到哪儿去了，妈妈告诉我：“他死了，有人说他上吊了，有人说他病死了，谁也说不清楚他是怎么死的。”听到这里，我连哭带拽地非要去找他。我无法忘记抚在我脸上那亲切的手，永远也忘不掉他在我面前流下的眼泪。此刻我感觉我的泪和他的泪一点一点地在凝固，渐渐生出一份恨来，可又不知道该去恨谁，心里备感委屈可不知道为何委屈，我狠狠地抓起那袋沙枣一把扔了出去……
一九七六年的秋季，我们一家来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放爸爸的骨灰时，我意外地见到了大个子叔叔的墓牌，是一个没有骨灰的墓牌。是啊，他什么也没有留下，也许在他走前连句话也没有留下，而在我心里却留下了他的眼泪，一直珍藏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