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刚开始时，我正好六岁，是学龄前儿童，也没有幼儿园可去，赋闲在家，东跑西颠。好在“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热闹之景层出不穷，也不觉烦闷。那时一到“十一”，便大肆庆祝，提前好几个月预演。各式彩车、彩阵塞满了长安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传百里。我妈说不准我自个儿上街，我不能忍受看热闹的诱惑，叫上东屋的小九和西房的小翠，趁白天大人管不住，溜走了。
上了长安街，眼花缭乱。满街翻滚着巨大的彩车和标语长幅。彩车驶过，轰轰震响。后面是红褂绿裤的女民兵，步伐整齐划一的三军指战员，还有胸脯高挺、高举毛主席语录、喊着口号的革命小将们。我看着无比兴奋，心跳加快，热血沸腾，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也喊一嗓子。不过一想人家给我爸戴高帽子时也呼同样口号，心就虚了。游玩大半天，天都黑了。华灯初上，游行的人群仍未散，我们却都该回去了。来时一鼓作气，没有仔细辨路，回去时就不太认路。小九五岁，小翠也比我小几个月。我们东看看，西望望，没了主意。幸亏后来遇见了一位民警，把我们送到家。自不必说到家后受到的责骂。到现在，一般的热闹我都不去看，锁在家中看“金庸”。
妈妈“文革”时心情很不好。我爸被关了起来，偶尔回一次家。听说妈年轻时“又红又专”颇受重用，“文革”一来，倒了大霉。指导教授跳楼自杀，她也被罚去喂动物，还三番五次地被批斗。她一肚子气，想不通，就拿我当出气筒，有时为一点小事就打我。现在看竹篾子打人几下屁股不算是什么酷刑，但总挨打，实在怕了，像我们家现在养的猫儿“虎头”一样，手一抬，它就闭眼缩脖子，一副可怜相。
我妈不仅生我的气，还对我爸没好气。有一次，他被放回家，碰到商店卖猪蹄，久不食肉，馋动起来，买了好几只，连洗带拔毛，慢慢洗弄，竟是小半天。我猜他当时早已饥肠辘辘，口水横流。我妈回来，看到案上白净净的猪蹄，气不打一处来，怒冲冲地质问他经这么长时间的思想改造，为什么残存的资产阶级享受思想还在作祟，责令他立即去把这些“糖衣炮弹”扔掉。我爸无言以对，只好将猪蹄退回原店。我猜店员们一定将这些“糖衣炮弹”据为己有，并暗笑我爸是傻子。去年，父母来美国探亲。在食品店看见猪蹄，我问妈还要不要“糖衣炮弹”，弄得我妈大红脸，我爸竟也对我老大不高兴。往事如烟也。
上小学是按片分的，我们胡同的另一头有一个小学，也改名为人民路三条小学，我猜旧名是大甜水井小学什么的，我理所当然地被分到这个小学。刚上学，发现一个奇景，即所有教室的窗户都没有玻璃。早上，太阳大模大样地进来，抚弄得我经常昏昏欲睡；天黑后，每个房子又睁着黑洞洞的眼睛，让人毛骨悚然。据说这些玻璃是让红卫兵、红小兵们横扫一切时打掉的，又没有钱安上，只好就这么着。我十分遗憾没有赶上时候，一睹千万片玻璃被砸碎的壮景。到了冬天的时候，窗户就安上玻璃了。但不是整片，而是一条条的小玻璃镶上去的。据说这种玻璃是什么下脚货，所以价钱便宜得多。这样，就又创造了另一种景致。从窗子内看外面，所有景物都呈曲线状，人的脸往往扭曲好几次，倒真像人们的精神面貌。我每天坐在教室里，更不能专心听课，看着窗外的奇异景色，心中做着各种幻想。不光景色奇特，事也新奇，“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嘛。
一天四节课，真正讲课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所教的大多数是与革命有关的内容。语文教工人、农民、赤脚医生和毛主席的好战士。算术则算多少吨钢铁能生产多少颗炮弹打沉帝修反多少艘潜艇之类。另外的时间是向工农兵学习，扫大街，或请人来忆苦思甜。请来的人多是老工人或老农民，年龄自是不轻，加之讲多了，也会犯糊涂。有一次，一个老农民对比新旧社会的不同，声泪俱下地说，一九六○年那会儿可不比现在，那时候什么粮食都没有，只能吃树叶吃得肚皮发绿，躺在床上动不得。幸亏解放了，毛主席给了我们新生活。当然，这种错误还是不多的。
忆苦思甜的主流是好的，其效果也是不容忽视的。有一个人讲“一块银元”的故事出了名，还印了小人书。内容是一块银元换了一双穷人家儿女，地主少爷给他们灌了水银，作为其父的陪葬。所讲之处，一片欷歔。这个人好像是这对“陪葬品”的哥哥，当时看见弟妹出殡，红颜朱唇，还当是活的。我一边抹眼泪，一边琢磨：灌水银死倒是不错，脸不灰白，死了还好看。以后，我便经常引经据典，发表谬论。这个故事似乎也越讲越悲惨。到后来，所讲处哭声震天，据说手绢也一时脱销。唯一能与“一块银元”媲美的是后来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美国看悲剧电影，其感人效果远不如“一块银元”和“卖花姑娘”，几乎没见过谁哭红了眼出电影院。
那时上学，不怕忆苦思甜，也不怕吃忆苦饭。我所怕的是两件事。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和鉴定会。讲用会一开始是每周三下午，由每个人上台讲这周所做的好事。事无巨细，只要在关键时刻有过“私”字一闪念和及时地记起了毛主席的某一段语录，又战胜了私心杂念，就大功告成了。最常用的语录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或者愚公移山精神之类。一周做几件好事原本不难，但每周都做新鲜的好事就不容易了。几周下来，大有好事都被做光之感，上台去如果老重复几件事未免失面子。常想象某一天见一匹马失惊在街上狂跑，我则奋不顾身地挽住缰绳。
遗憾的是，当时北京街头已不允许马车走了，连驴车也灭了迹。我做的最多的好事是帮助邻居倒垃圾或尿盆之类。一次，王大妈都端着尿盆走到门口了，正碰上我下学回来。我一个箭步上前，要将尿盆抢过。大妈老大不乐意，我却不愿放弃这个机会。抢抢夺夺，终于到手，洒了大妈一身。心里得意下周的讲用稿没问题了，哪知却绝了后路，王大妈从此倒尿盆东张西望，偷偷摸摸，生怕再被我撞着。后来，我实在无新鲜事可寻，只好硬着头皮讲重复的事。老师直冲我翻白眼，一副不相信的样子。这种讲用会终于由一周一次变成了后来的三四周一次，让我轻松多了。一样的事隔四周，换汤不换药，大家照样觉得新鲜有趣。
每学期的期中、期末都要做鉴定，先写个人鉴定，再由班集体讨论进档案，还说这档案是要跟人一辈子的。我每到这时都后悔平时为什么不好好表现，却做些有损革命事业，违背毛主席他老人家教诲的事。后悔也晚了，只好在鉴定上做些手脚。写优点尽量用些不刺眼的词，写缺点则含含糊糊，一带而过。这样把这个人鉴定拿到班集体一念，自己不觉耳红心跳，别人听起来也觉得还合情理。久而久之，就摸出了窍门。写政治思想，只写“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拥护什么什么方针”之类。主观意识正确了，就不会犯错误。但有些方面挺难写，比如：团结同学，遵守纪律之类。我每学期都会有对头，不是我看人家不顺眼，就是人家瞧我别扭。
又不甘心自己给自己扣上一顶“群众关系不好”的帽子。我内心深处还是愿意团结9999％的群众，打击001％的敌人。所以一咬牙用了“一般”。我自由散漫惯了，常被人挑不是，“遵守纪律”也就成了“一般”。最后，凡是心虚的地方，我都用“一般”来概括。自我鉴定成统一格式“政治上要求进步，学习一般，劳动一般，锻炼身体一般，遵守纪律一般，团结同学一般，热爱集体一般”。不好不坏，你们还有什么话讲。鉴定会时，居然有些“一般”被改成“较好”之类。这就好比拍卖，起价低，自有人往上涨；起价高，搞不好得跌价。那天读到一篇文章，一女士追忆她旧日男友，写他“学习一般”云云，我大有异地遇知音之感。
“文革”时，无产阶级占领了舞台，资产阶级的“牛鬼蛇神”们都不准“出笼”。“李玉和”、“喜儿”们大显威风，八个样板戏风靡一时。我从一上小学就参加了“宣传队”。“宣传队”主要是演唱些革命歌曲，还有样板戏片段什么的。那时，最爱看的是《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尤其羡慕跳“喜儿”和“吴清华”的演员。我们“宣传队”也演“白毛女”，是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那一场。喜儿需单脚立在台上，踢开一条腿与身体呈九十度角，挺胸，抬头，两手扑向前方。这一亮相让我模仿了很久，磨坏了姥姥的好几双硬底布鞋。有一次在楼上练习，腿一软，将一只八磅的暖瓶踢到了楼下。一声巨响之后，我冲下楼去，楼下的张姨一脸惊恐。一步之差，这暖瓶就要砸到她头上。后来，我姥姥常提着那几双磨坏了头的布鞋对邻居控诉我的罪行。即使这样，我还是从未有机会当众表演喜儿这一绝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