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样板戏中，两个是舞剧，剩下的就是京剧了。样板戏拍成了电影，看样板戏电影是政治学习的一部分。一个月得看上三四回，轮着演，票是不要钱的。遇到《沙家滨》、《红灯记》，还有人去；演《海港》和后来增加的《龙江颂》、《奇袭白虎团》之类的，请病事假的人就多了。光看不行，还得学演，这样才能体会深刻。所以，学校有一年一度的样板戏会演。由各班挑几出戏排练，然后比赛看谁演得好。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嗓音真不错，“声如洪钟”形容不过分，唱胡传魁挺合适。我就饰阿庆嫂，演《智斗》一场。这个男生在《红灯记》一场中也饰演李玉和的角色。正式会演的前一天，大概没休息好，加上紧张，有些糊涂。
《智斗》一场时，胡传魁依刁德一指使该盘问阿庆嫂：“阿庆嫂，我问你，这新四军……”结果，他却问我：“阿庆嫂，我问你，这密电码……”我说：“密电码？”心想：阿庆嫂何时有过密电码？刁德一在一旁急了：“司令，我们要的不是密电码，我们要的是新四军呀！！！”一边给胡传魁使眼色，胡传魁却毫不理会。我一看情形不对，马上接口道：“新四军？有，有。”这场戏才未砸锅。我们演出最后还被评为第三名，许多班的演出都不怎样，不是李铁梅唱劈了嗓子，就是方海珍忘了台词。有一班演出《百鸡宴》一场，座山雕气势汹汹地审问杨子荣：“脸红什么？”杨子荣一愣，“防冷涂的蜡。”心里琢磨，怎么暗号变了？座山雕紧接着又来了一句：“怎么又黄了？”杨子荣反应特快，马上接口：“又涂了一层。”这样机敏的侦察员如今可难找。学唱样板戏，效果真不错，有些唱段就刻在了脑子里，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开车，烦了的时候，我一张嘴，样板戏脱口而出，倍儿亲切。
等到上高中，形势就变了。大家都准备考大学，功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往后便是研究生，削尖了脑袋出国。累得我常常犯糊涂，过去的事也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这几件赶紧记下来，省得将来人家指着我的后脊梁像指责美国人一样：“这人，没历史。”
话说当年高考时
毕业已经二十年了。近来看到一些有关当年高考的文章，勾起了我对自己高考前后的回忆。虽然二十四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一般人的高考到一月份接到录取通知时结束，而我的高考却延续到入校后三月份体检复查通过才算了结。
记得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六点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正式播出招生改革的消息。当时我们生产队正在三道沟边的一块田里种油菜。这条新闻犹如长长隧道里的一束亮光，让我看到了希望，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十月二十三日，是一个改变我命运的日子。
不堪回首
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高中毕业到那时，我回乡劳动已经一千多天了。当然在这之前我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毕竟还算是个学生。毕业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一个全劳力。一米七八的个头，什么重活都躲不过。多少文章写知青下乡苦，其实这回乡知青更苦，没有额外多分半份口粮，没有政策的优惠。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因为回乡知青本来就是农民，那么受苦受难也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你生来就是农民，那么你的命运就注定了，你不可能有与城镇居民户口的人同样的机会去受教育，去就业，去迁移。多少年来对干部职工和城镇人口的惩罚，除了刑事处罚就是遣送回乡，或是下放农村了。这样的制度太不公平了，大城市与小城镇不平等，城镇与乡村不平等，父母的地位更加大了这种不平等。最近户口制度的改革开始见诸报端，不知能到哪一天，才能真正达到“生来平等”的境界啊！
在农村，如果你的家庭成分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你也还有参军，当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出纳、记工员、电工，或去大队或生产队加工厂，开手扶拖拉机等机会；如果父母还是队上的干部，你的机会也就更大。可如果你家的成分是地主富农，那日子就惨了。唯一的期望就等着体现“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吧！
不幸的是，我妈妈娘家是地主，爸爸家是富农；爸爸在上中学时还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更有甚者，“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时才知道，爸爸在高中毕业后上师专前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时，还被当地给报了个三青团区分队长。“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国民党的连长、保长、乡长和三青团的区分队长是要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不知情，专案组也找不到人证，但也不做否定的结论，就拖了下来。这样地富反坏右五座大山，我的头上就压了两座半。那时象征性地讲“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没有结论的悬案，还不能体现这非常有限的一点点“宽大”。
初中时要在大队学校入团简直就是妄想。高中时开明多了，第一学期第一批填写了志愿书并被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可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结论，一直批不下来。后来，校长亲自出马，翻阅了档案，出具了证明，终于才在高中毕业的前一天批准我入团。否则，回乡后就根本没有可能入团，后面上大学的政审推荐也就更困难了。在那个年龄，这样二十多个月待批，压抑使我变得沉默寡言。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哼《闪闪的红星》里的插曲：“夜半三更呦/盼天明/寒冬腊月呦/盼春风。”
一说到地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收租院”式的地主恶霸。姑且不论“文革”中出的《收租院》的真实程度，就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刚刚达到地富界限的小地主和小富农，多是勤劳精明的农民，就像斯诺《西行漫记》中写的毛泽东的富农家庭，外祖父家是刚刚发起来的小地主。而我父亲家被评为富农实在是冤，住的是偏厢的学房（既矮又短）和草房，很是拥挤。而贫下中农们却住着上房。太爷爷没有孩子，爷爷是被领养的，在宗族里地位较低，分不到好家产。但他非常勤俭，常说“只有饿死人，没有挤死人”，一分一厘积攒下来的钱都去买了田地。村上的老人，包括贫下中农们，都对我说过，爷爷是村里最勤快的人。
农闲时，当别人起床时，他已从县城挑回来一担粪水（他到城里给人倒尿盆）。家里经济条件稍好点时，他又让伯父和父亲去读书。父亲小时放牛，帮干农活，十二三岁才去上小学。土改时，当地的说法是“地主靠看，富农靠算”，算盘珠子一拨拉，当小学教师的伯父不算家里的劳动力，上师专的父亲也不算做劳动力，住在娘家寡居的姑姑和表哥又不被算做家里的人口，农忙季节需要请短工，就这样被算成了富农。要是爷爷不是被领养的，在村里的地位高一点，那么，最多也就是个上中农或富裕中农而已。同院爷爷的堂弟，不仅家产好，还开有药铺，但吃喝嫖赌，娶小老婆，刚好在解放前破败了，却成了贫农。世道，就是这样地不公！天道酬勤，可这人道，唉。
其实，如果不是一九五八年政府号召上山下乡，减轻城市负担，父亲积极响应，将母亲、我和妹妹送回乡下，那么，我也是一个“下乡”知青了，家庭成分的影响，就不会是这样地沉重；受到更好的教育也就不会是那么艰难。这个“积极响应”，就成了自做的枷锁，沉重地戴了二十年。
如果学习一般，心里也还平静些。但如果高中入学考试全县第一，入学后每学期总有几门课在县城最好的中学全年级第一，这个“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日子可真是天天难过天天过！！
姐姐在看了电影《人生》（我仅看过小说）后给我写信说，我在农村过的日子比高加林还要苦。高加林家是贫农，村上不会也没有人敢欺负他。高加林到县城拉粪，是高考落第以后的事，不过是赶赶牛车，还有一位老头做伴，将脏活累活干了。我还在高中上学时，为“农业学大寨”，就到县城去掏粪拉粪；跟着牛群拾过粪；也曾周末骑着自行车到三五十里外去拾粪（公路两边是山，山上有牛群。平川都要为“农业学大寨”积肥，已无野粪可拾，却年年有交几千斤野粪的指标）。天麻麻亮出门，自行车后座上架两只粪篓，下午五六点钟回来，载一百多斤牛粪，还要穿过县城（一条东西向的交通主干道，也是县城的主街道），面对那些对你视若无睹的同窗。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书，记得第一次看大部头的小说是姐姐看的《风雷》三本，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只要有书看，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只是要帮母亲干活，放学回家要打猪草，找垫圈草，很少有时间看书。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书，常常拿自己的好东西给人或给别人用来换书看。农村学校的孩子书少，上高中时才读到《唐诗三百首》。回乡劳动的三年里，没什么书看，就读《毛泽东选集》，“雄文四卷”通读了好几遍，直到现在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后来领袖号召“要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时，什么《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有什么就看什么。繁重的劳动，政策的歧视，物质和精神的饥饿，就是那几年的生活。
记得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起地球”。我曾多少次在心里面呼喊：“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个机会吧，只要有一个机会，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