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轻松地通过了，政审提心吊胆地通过了，体检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就等着发录取通知了。都说年前要发录取通知，要是领到通知，这个春节就甭提有多高兴了。
高中同班同学西北农学院的录取通知到了，下乡知青北京钢铁学院的通知发了；一同复习的两人也接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通知，可我的通知却音信杳然。表面上若无其事，“农夫心里如汤煮”啊！日子在一天天的等待中度过，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直到再也没有听到有谁接到通知的消息时，我绷到极限的精神终于崩溃了。什么坏消息也没有，就是接不到通知。如果像“回潮”那样只在一九七三年考了一次后就又变回去了，那，我不敢想下去，难道真的是命中注定？
我病了，只觉天旋地转，头重脚轻，总是踩不到要踩的步子上，进医院也查不出什么毛病。那时才能体会到为何韶关前一夜白了子胥头。
腊月二十九了，同院一个走亲戚回来的堂哥告诉我，我被录取了，还是西安交通大学。原来，重点大学先发，我的录取通知早就到了公社，那天收到通知的那位副主任要回家过年，就没有将通知送下来（值班的秘书后来却很快将别人的通知及时转送或通告了当事人）。他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堂哥，让堂哥转告。堂哥却不是回家的，而是有事要去丈母娘家帮忙。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拖了下来，让人又是虚惊一场，好事多磨。
翌日，我骑车几十里到主任家问了详细情况，昏眩症不治而愈。历经坎坷，终于好梦成真。
记得录取通知中夹有一张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为入学后评定人民助学金用。我在“家庭能提供费用”栏填了十五元。父亲说：“儿子，只要能上学，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供出来。”这确实是全家的心愿。报到后才发现，有些收入好得多的双职工家庭居然还不能提供此数，我得到丁级。毛主席语录有“做老实人不吃亏”，其实只有在大家都是老实人时老实人才不吃亏，否则老实人常常吃亏。
复查过关
虽然体检通过了，但为了确保在入校后的复查时万无一失，与当医生的舅舅商量后，决定按结核病治疗处理，打链霉素针吃雷咪芬药。吃药可以悄悄地进行，打针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任何地方（尤其是本大队的合作医疗站）打针都怕走漏风声，遭人告黑状，以致前功尽弃。舅舅就带来针管针头和酒精棉球，希望教会我姐姐和妹妹。但她们都很胆小，不管怎样鼓励，也不敢在亲人身上试针。想想一九七三年的“回潮”，一张白卷就将以后的高校招生推回到“推荐”。也许这一次会是我今生唯一的机会，我绝不能错过。我就学习给自己打针。在自己的屁股上打针，这个位置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时常不是扎深就是扎浅，有时要扎好几次才能到位。消毒就用缸子煮，酒精也不能保证浓度。一个多月，两侧屁股都有了又硬又大的疙瘩，也不敢停。干活（接到通知后还照样出工干活，否则怕队上不满意，若有人使坏，那年头的一纸公文，也有可能让学校给遣送回家）还得装作没事一样。就这样一直打到二月份去入学报到时。
入校后针是不能打了，可药还是照样吃。也不能在同学面前露一点馅，常常是将药带在身上，在宿舍里呷一口水，蹲在厕所里再把药咽下去。在体检复查前，还专门到省结核病院做过一次检查，确实健康正常。最后一次吃药是体检复查那天的中午，下午复查全部通过。到这时，我的高考才算画上了句号。
永存感激
我能上高中和大学，也是托了邓小平的福。我对一九七三年的“回潮”和后来的招生改革，确实衷心拥护，心存感激。当欧洲中文电视台转播邓公追悼会的实况时，尽管在自己的家里，我也是恭恭敬敬地站着看完的。特别感谢那些在困难时给过我支持和鼓励的人们，尤其是当年的武候中学校长，我铭记在心，刻骨不忘。“好言一句三冬暖”，很多时候，一句同情理解的话，就能给人很大安慰，增添勇气。
几千年来国人向往的理想社会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至少应该再加上两句“老者有其养，幼者有其学”。尤其是“幼者有其学”应不因父母所限，不受区域所制，不为衣食而苦，不为学费而愁。到学龄时，人尽能学，学尽其能，取之于社会；学成后，才尽其用，用尽所能，反馈于社会。
借毕业二十年之际我把这段难忘的经历写下来，希望再也不会有人受这样的磨难。
七七年高考
春节前后，几个分散在天涯海角的大学同学互致问候，又提起何时能一聚首的话题。像一阵风吹过了平静的生活，蓦然回首，进大学已是二十五年前，四分之一个世纪了。诚所谓白驹过隙。一惊之余，感慨系之，许多陈年旧事的残片浮上心头。记忆有如开了闸门的水库，始而涓涓细流，继而奔涌而出。乃至中夜推枕，如烟往事纷至沓来。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是我在农村插队的第四个年头。我下乡的时候不到十七岁，比同组的同学小一岁。按规定，年龄不到十七岁可以再等一年，但其时我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一类，不能有非分的想法。而且我也不愿意和同学分开，留在城里无所事事，于是就打起行李，和同学一起去了七十多里地外的农村插队。那个年代长大的孩子，懂得要自立。远离家门自然事事靠自己。虽然前路茫茫，可那是吃饱了饭不知道愁的年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初生牛犊，还以为世上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来日方长，还不懂得岁月流逝的无情。一离开家，不论年纪，心里觉得已经成年。即便是当农民，毕竟是属于自己的人生的第一站。担心的并不是吃不了农村的苦，而是能否承受农活的强度。少年人的自尊心容不得被人小看。好在只要不惜力，农活并不难学。几年下来，我成了颇为地道的农民，地里场上的活都能拿得起，修过水利，烧过窑，扛过二百斤的麻袋包。
我下乡的地方在陕西东边，位于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处。那里农村的生活清贫艰苦，一年到头的劳作仅足温饱。虽然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乡村的生活依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胼手胝足，肩挑背扛，用牛耕地，靠马拉车。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觉得农村的艰苦无法忍受。那个年代长大的人，可能不知道富裕，但不会不知道贫穷。穷困似乎是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更是以苦为荣。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乡村生活的沉闷单调。每日简单重复地劳作，似乎活着就是为了劳作，而劳作是为了活着。生活的调剂就是田间地头对男女生理和性的粗俗直露的形容隐喻。也许这更接近天籁，至少更接近动物的本能。日落而息，入夜不久村里就是一片静寂。常常会停电，有时是因为队里没钱交不起电费而被拉了闸。长夜漫漫，每每是一盏清灯，几个人抽着苦涩的卷烟相对枯坐。没有兴致再提起磨旧了的话题，每天周而复始的生活提供不了可资谈话的内容。偶尔临村的知青来串队，也只是打打牌，吹吹牛，抽光了烟而后做鸟兽散。没有可以看的书，也没有看书的动力。下乡时带去的课本早已压了箱子底。政局的变换还没有影响到底层，知青们盼望的是招工的消息。
七七年初秋，传来了大学要恢复招生，凭考试入学的消息。尽管将信将疑，还是翻出了尘封已久的高中课本。当时正是秋忙的时节，又有消息说就要开始招工，所以白天依然去上工。过了几天，收到家信，高考确有其事。再过数日，村里的回乡青年也开始动了起来。我们终于坐不住了，真有这样的机会当然要奋力一搏。于是我们几个知青一起溜回家去复习。赶回家才知道，城里复习准备高考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在那个以工业基地为中心的小城，连工厂和研究所也为自己的子弟们组织复习班，油印复习资料。斯时斯地，我才如梦方醒，大呼晚矣。曲指算来，距离高考的日子只有三十几天了。七七年高考只有四门课，考理工科的是数学、语文、政治，物理化学合为一门，考文科的最后一门改为文史哲（也许是历史地理，记不清楚了）。据说报文科的人更多，而我中学的数理化成绩不错，就决定报考理工科。
我的中学一共上了四年半。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合起来应该是四年，那半年名义上是要我们留校批判教育回潮（导火线为小学生黄帅的日记），而更可能的原因是没有联系好我们下乡的地方。中学的四年里，每年还要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去学工学农。课本里也有不少是电机修理，农药化肥之类。说起来，还多亏了七三年前后的教育回潮，其时我所在的中学刚分到了几位“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扎扎实实地为我们补了几个月课，至少是补上了初中的内容。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七三年中开始批教育回潮，老师们不敢再教，我们也就彻底放了羊。到我们毕业高中的课本也没有学完。
四年之后，留在脑子里的东西就更少了。所幸的是高考以陕西高中课本为主，而四年中课本并没有变过，至少不用去找书。审时度势，要考的四门课里，语文无从复习，政治全凭硬背，数学相对容易，物理次之，化学最差。高中全一册的化学书，只学过一半，有机化学部分根本没有学过。除了还记得水分子是氢二氧一，其他内容早已忘得精光。三十几天的时间，学一遍是来不及的。看来只有生吞活剥，死记硬背一途。于是，把一天的时间分成几段，早上起来最清醒，先背化学课本，再背政治复习材料。下午是数学物理，一面复习一面做题，该背的也得背。晚饭后继续做题。难题抛开不管，先把要考的内容走一遍再说。方略既定，便一头扎了进去。每天只恨时间少，恨不能把蹉跎掉的时光再拉回来。
不过几天，有消息说我们得在日内回农村报名考试。谁知道阴差阳错，等我们背着复习资料赶回去时，却比公社报名的期限晚到了一天。公社无法通融，似乎已经无路可走。可是就此罢手实在于心不甘。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赶到三十里外的县招生办去撞撞运气，死马当做活马医。正在惶然无计之时，同村的一位与我们相处甚好的复员军人提出陪我们一起去县城，说他有个远房叔伯是县宣传部副部长，也许能帮上忙。第二天东方刚露白，我们就出发了。不到八点钟赶到县城。几经波折，靠这层飞来的关系，拿到了登记表。我们填表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在旁边等着，催我们快填，因为名册马上就得上报地区。再晚一刻我们就赶不上了。出了大门，我们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转而思之，或许这倒是个好兆头，报名悬之一线，冥冥之中总不会让我们白白折腾这一场吧。
回到村里，队里知道我们要考试，不再来叫我们上工。于是每天从早到晚心无二用，按计划一步步背将下去。其实农村读书是个好地方，上工的人一走，村里安静得一点儿声音也没有，静得似乎能听见阳光照在地上，热气蒸腾起来的声音。那时记忆力真好，也许是因为四年下来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装得进去。一个月下来，居然大有成效，把一本高中全一册的化学书从头到尾，不论是化学方程反应式还是从来没见过的实验，统统背了下来。一大摞政治复习材料，也背得八九不离十。在背着干粮赶往十里外的考场的路上，我们还在背书，互相提问。这样死记下来的东西当然不会扎实。奇怪的是高考过后几天，我就把考前背得满熟的化学课本又忘光了。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也许背的时候潜意识就认定了是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记忆。
考完了试，心中全然无数。初榜有名，然后是体检。据说体检后仍然只有一半儿的人能被录取，所以并未敢抱太大的希望。一面等待，一面为盼望已久的招工奔走。年关迫近，我匆匆赶回家去过春节。刚到家，当了八年工人的哥哥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于是我又赶回农村，在寒冷的朔风中往返奔波了一百五十里，在年三十那天拿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年的春节母亲在多年的压抑后终于能开心地笑了。虽然父亲的冤狱还没有昭雪，我家冷落了多年的门庭，却突然又热闹了起来。世态炎凉大致如是。只可惜父亲没有看到这一天。
因为触发回忆的是进大学二十五周年，就先把考大学这一段写了出来。七七年考大学是异数。对那些从小为考大学做准备的学生而言，我们的经历几近天方夜谭。但它是真实的。进大学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此后几经辗转，没有再离开大学的圈子。回首前程，命运总算待我不薄。倘若当年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我大概也会和许多一起下乡的朋友一样，面临下岗或等待着五十岁退休。当然，也有可能会生活得更好。这假如原是做不得准的。人生之路的每一个岔口都会是一条路，可唯有走过的是自己的。杭州李叔同故居有一幅大师手书的联语：“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大哉斯言。
跳龙门
记得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有一段小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那条金红色的小鲤鱼，在一道实际上是个大水库的“龙门”跟前跳啊蹦的。多想跃过它，去看看那边广阔的大江大河啊。她跳啊，跳啊，使出浑身的劲儿，跳得筋疲力尽。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嘿，终于，她跳过去了！从此，她可以在大河里畅游无阻了。
后来，当我考上大学，从江西回到上海，每次想起自己考大学的前前后后，就会想起小鲤鱼跳龙门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