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缺隙进一步恶化
等到进入社会后，他们的性格缺隙有的得到了修补，但有些却进一步恶化——
顾雏军的脾气之火暴，也让人记忆深刻。大学毕业时，由于与班长一言不和，动手扇了班长两个耳光，也扇掉了自己留校的机会。但聪明的他此时却因祸得福，这更增强了他的自信和火暴的脾气。在天津大学期间，他看不起自己的导师，认为他的研究成果，导师能看懂一半就算不错了，因此常常顶撞导师。
他的坏脾气让他与整个社会对立起来。他的部下回忆，顾雏军在科龙“想骂就骂，想吼就吼”；对当地政府，他一年也懒得去和官员们吃一次饭；而对学者和媒体的每一次责难，他总是跳出来大骂一通，说“我做企业，干卿何事”？对郎咸平的质疑，更是大骂他“狗屁不懂”，并毫不留情地把郎咸平告上了香港法庭；2005年5月，证监会调查人员找顾雏军谈话时，他很不客气地说：“你找我的律师去谈。”甚至一度扬言要起诉证监会主席。
而好大喜功的唐万新，在建立起庞大的德隆系后，慢慢陷入恶性循环和乏于应付之中。2001年，德隆先后在杭州西湖数度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拯救德隆。会议的最后结果就是把这场危险游戏玩大：保留金新信托和暂缓老三股出货。也许，唐万新也知道自己已经套上了“停不了的红舞鞋”，所以在2001年寒冬的一天，不可一世的唐万新曾对身边人哭道：“德隆还有救吗？我能挺过去吗？”
但唐万新的赌性再度占了上风，哭过之后的他继续选择铤而走险。他打造了一个新的融资平台——上海友联，以取代信用尽失的金新信托。唐万新把贪婪之手伸向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收购金融机构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更方便融资，扩大融资老鼠会。收购或参股之后，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很快通过挪用、抵押、担保等手段流失于德隆庞杂的体系中。最后玩不下去了，只有作出抛售老三股的秘密决定。
2004年4月3日是唐万新的40岁生日，但10天后合金投资遭遇跌停，次日老三股全线连续跌停，全面崩盘。转瞬间，德隆帝国分崩离析。
刘虹刚入主酒鬼酒时，承担了很大压力，也想把酒鬼酒搞好，所以他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押了上去，并从银行贷了几个亿。但在他全力以赴地做了很多工作以后，却收到一张很不理想的“成绩单”：2003年主营业务收入仅完成了3.5亿元，比2002年下降8.68%，亏损9443万元。在这种状况下，刘虹的心态悄悄发生了变化，做实业的雄心壮志开始崩溃，资本玩家的投机心态重新显现，不愿再把资金投入到生产和经营。
做企业好似逆水行舟，刘虹的放弃让酒鬼酒雪上加霜，最后恶化到不可补救。这时他炒股票做庄家时的本性完全暴露出来——一见大势不妙，便把他认为是自己的4.2亿资金拿走。
国洪起是一个内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人，刚开始对炒股以外的其他行当相当谨慎，只想“敲敲键盘”炒股票。但后来，他内心深处想出人头地的巨大冲动，最终诱使他头脑发热，并开始大肆扩张自己的“版图”，陆续成立或控制了50家以上的公司。
因为好大喜功和投机心态，让国洪起又把辛辛苦苦靠“智力劳动”赚来的钱四处“抛洒”：他跑到西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去投资烟厂，最后亏了800多万；他跑到东北去和别人合伙炒作上市公司，最后却以2000万元的代价买到了一个“一张纸都没有”的皮包公司；他怀着做实业的梦想，跑到家乡投资10几个亿创办了全国最大的酒精企业，最后“全军覆没”……
把性格成本降到最低
即使面临牢狱之灾时，这些曾经呼风唤雨的资本大佬也表现出了他们的倔犟——据说顾雏军在狱中仍然“很不老实”，他态度强硬地说：“我没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地方,我没有错！”唐万新则以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主动从国外回来投入“法网”，为的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国洪起则一直拒绝有关方面提出的还款协议，坚持要对方先承认“搞错了”……只有刘虹进行了妥协，在经过三个月的羁押后，选择了还款“保命”。
在资本大佬们眼里，他们仍然是他们心中的“英雄”；但在世人眼里，他们不过是一帮“盗家窃国”的“枭雄”而已。“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这种历史观和人性观，虽然残酷却真实。
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性格也是一种成本，是比生产成本、销售成本、管理成本等更隐性、更难掌控的成本。如何把性格成本降到最低？这是很多企业家需要正视的大问题。
除了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构筑制度和法律的堤坝以外，他们对自身性格缺隙的正视、自我约束及修补也显得至为重要。这样，可以让聪明、奋发如顾雏军、唐万新之流，最终成为他们从小梦想成为的英雄，而避免沦落为万人所指的“枭雄”。
从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到詹培忠、许钟民，再到黄松有、郑少东，继而到朱孟依……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潮汕人中的佼佼者，他们都经过自己的奋斗成为政商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如今，他们却面临着“触礁”的危险……
“触礁”的潮汕帮
2009年3月2日，处于调查传闻旋涡中的合生创展主席朱孟依，现身于全国政协友谊宾馆接待处。但在向大会报到的同时，他又提出了请假申请，将缺席于第二天下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开幕式。
此前的2月20日，一家境外媒体爆料称，合生创展主席朱孟依因涉黄光裕案被内地公安部门限制出境。虽然当日下午13时，合生创展在香港联交所及时发布公告，对媒体报道的公司主席及执行董事朱孟依被调查及被限制出境一事作出澄清，称报道的内容并无事实根据，但公告对朱孟依目前状况语焉不详。受传闻影响，合生创展股价曾一度大跌50%。
联系到此前媒体报道的涉嫌黄光裕被拘查事件的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及原中关村董事长许钟民等人，我们发现，黄光裕利用老乡的关系，编织起了一张坚韧密实的人脉关系网。
从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到詹培忠、许钟民，再到黄松有、郑少东，继而到朱孟依……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潮汕人中的佼佼者，他们都经过自己的奋斗成为政商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如今，他们却面临着“触礁”的危险。
从此方舆载人物
“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北宋仁宗时官拜宰相的陈尧佐，早年因“言事忤旨”被降为潮州通判。在陈尧佐离开此地后，仍然惦记这方水土。有一次听说潮阳有位姓王的考生中了进士，马上欣喜得亲自接见，并且作了一首题为《送王生及第归潮阳》的诗相送。
陈尧佐诗中写到的潮阳，便是首富黄光裕的老家。而后来和黄光裕商业生涯有或深或浅关系的几位潮汕老乡，也都出生在此方圆不出百里之地——詹培忠，1947年出生于潮安县；黄松有，1957年12月出生于澄海县；郑少东，1958年11月出生于潮阳县；朱孟依，1959年8月出生于丰顺县；许钟民，1964年出生于潮阳县成田镇（后划归汕头市潮南区）。诸县原来都归汕头专区所管辖，都属于大名鼎鼎的潮汕地区。
相对中原而言，潮汕地区的地理位置过于偏僻，有“省尾国脚”之称。境内虽然有富饶的潮汕平原，但因为常有台风与地震等自然灾害侵袭，再加之历来地少人多，人均可耕地不到三分田，人们的生活一直比较贫困。
因为这种地缘关系，潮汕人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的性格特征——
一个是做事精细而又能吃苦耐劳。因为天灾不断、地少人多，不拼尽全力和精细耕作，就很可能有受冻挨饿之虞，故潮汕人有“种田如绣花”的说法。
一个是勇于拼搏、冒险敢闯。在种田和打鱼尚不能解决温饱的情况下，潮汕人只能外出经商。有的人甚至冒险一搏，奔向浩瀚的大海，从事海上贸易。很多人直接出走到南洋等异域谋求生活。这种拼搏、冒险、坚韧的个性，让他们中间一些人成为了巨商大贾和杰出的政治人物，如李嘉诚、谢国民、谢慧如、刘銮雄、李光耀等。当然，这种个性有时也时常表现为火暴剽悍、铤而走险。只要威胁到切身的生存，他们就会毫无顾忌地奋起反抗，所以有“潮州怒汉”之称。
一个是宗室家乡观念比较重，做事讲究抱团，不会轻易互相背叛。有人如此形容潮汕人的抱团意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
一个是喜欢信仰五花八门的宗教和迷信。因为生路艰难，他们希望通过祈求各路神仙来保佑和慰藉自己。据资料记载，潮汕地区流行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妈祖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在民间流传的“潮汕十八怪”中就有一条：佛道不分一起拜。
也许正是因为五花八门的信奉太多了，潮汕对政治表现了一种冷漠。有人如此评价潮汕人的这个特性：“在宗法制度的熏陶下，在金钱本位的氛围下，他们更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族群，他们也是一群随机应变小农意识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信奉的是自治。他们勇于私斗，却怯于公斗。”
贫困是一条恶犬
称得上穷山恶水的潮汕地区，生存条件十分有限。这方水土养活不了这方人，大家只能另寻生存之道，甚至很多人冒着极大的风险偷渡香港或远走南洋。
查阅此地的相关历史资料，我们看到，潮汕这块荒蛮偏僻之地，在古代有过叛军和流放之徒，在近代闹过海盗和革命军，在现代更盛行走私、投机倒把的行为及偶尔爆发一些群体性事件。这些人与事，都在挑战着当时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长。
9岁那年，詹培忠随在东南亚做生意的父亲来到香港定居。但他无心向学，中学还未毕业便辍学前往柬埔寨，开始跟随父亲学做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