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詹培忠踏上异国他乡谋求生路时，黄松有出生于汕头市澄海县莲上镇兰苑村一座旧祠堂里。与黄光裕一家因“土改”导致家道彻底沦落相反，黄松有一家却受惠于“土改”，从政府手里分到了一个旧祠堂，让全家有了栖身之所。黄松有的父亲虽是个典型的贫苦农民，意识却相当“超前”，坚决支持孩子们读书考学。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家贫而志坚的黄松有和郑少东，最终通过苦读走出了自己的宿命。
任中关村股份、京文唱片、潮好味等多家公司董事长的许钟民，则是黄光裕事业生涯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和黄光裕兄弟的渊源更为深远，他们的经历也十分相似。
许钟民自懂事起就知道父亲被判刑打入了深牢大狱，许家四个孩子因为年幼根本干不了农活、挣不了工分，许家穷得一塌糊涂。在潮汕地区有一句老话：“没什么不能没有门床（一种带框梁的床）”，但许家连门床都没有，一张木板两个凳子便搭成一张床，饥肠辘辘的弟兄四个蜷缩在这一床的贫寒之中。
是1.8元“葬送”了许钟民童年的自尊和天真！当时，小学一年级的学费是人民币1.8元，可许家连这都付不起。于是，从开学的第一天，老师便在黑板的右上角用粉笔写下“许钟民欠学费1.8元”，直到学期结束，这几个字都还没被擦掉。
而黄光裕的祖辈曾有过无限荣光。但无论是父系的耕读传承，还是母系的财运亨通，都在“土改”、“文革”之类强大的国家运动中被碾为尘土。因为整个村子既不靠山也不靠海，生存的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全家所分耕地不足两亩，家里有时连开饭都成问题。一家六口挤于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而房间的隔壁就是猪圈。
考大学和去当兵，对黄光裕兄弟和许钟民这样家境贫寒、出身不好的穷小子而言，自然是此路不通。剩下的便只有偷渡、走私、投机倒把等充斥着原罪的旁门左道。贫困是一条恶犬，把走投无路的少年们赶上了不归之途。
年少的黄氏兄弟为了分担家里沉重的负担，常常利用节假日到附近的乡镇街巷去捡拾一些塑料瓶子和旧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有时，兄弟俩收来一些旧电器，修好后再拿去卖钱。
每天在1.8元的耻辱煎熬中，让许钟民和贫穷结下了深仇大恨，为驱赶这个“恶魔”，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年仅13岁的许钟民企图偷渡香港，但差点被抓，回来后他又逃学跑到广州去贩卖走私手表。15岁那年，许钟民钻进煤窑做了一名童工。
有一种传言，说许钟民和黄光裕兄弟是同村一起长大的玩伴。此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证实。但据笔者了解，许钟民出生在汕头市潮阳县成田镇大寮村，与黄家居住的铜孟镇不远，中间仅隔着一个和平镇。十几岁时就喜欢走街串巷、四处折腾的许钟民和黄家兄弟，从小就认识的可能性比较大。
在混沌无序中寻找出路
在贫困与不安中泡大的黄光裕、许钟民等人，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这种时代的转折点上，建筑新的秩序还遥遥无期，旧的秩序却仍如沉重的枷锁一样套在人们的脖颈上，大家在这片混沌无序的地带左冲右突寻找着出路。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正处于剧烈变革之际，香港也开始进入经济腾飞的佳期。后来对黄光裕事业发展起到极为关键的一个人——有“香港壳王”之称的詹培忠，也在这个时候撞上了大运。
20世纪70年代初，詹培忠跟随父亲进入了当时刚刚发热的股票市场，在短短一年之内便成为百万富翁。后帮香港富豪陈松青炒作其旗下的“佳宁”股票，获得“金牌庄家”的大名。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詹培忠坐庄的股份达20只之多，占市场成交额的1/10。短短3年内，詹培忠晋身亿万富豪之列！
但好景不长，1983年的香港股灾旋即来临，声名狼藉的詹培忠只得远走加拿大。但不甘寂寞的他于1985年又返回香港，开动脑筋寻找到一条新路子：先后收购了8家“残废”公司或濒临清盘的公司，然后注资、重组再转售。从“金牌庄家”到做“公司医生”，成为詹培忠从事证券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变。
1991年，詹培忠当选为香港立法局议员。詹培忠自述，他参选从政的目的是要监察联交所。但有人如此讥讽詹培忠：以往做“贼”，现在却改做“警察”。
可以想象，多年之后，当詹培忠在向黄光裕这位潮汕小弟炫耀那段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传奇经历时，年轻的黄光裕该是如何的痴迷激动与跃跃欲试。而在詹培忠从事的大量“壳”生意中，最著名的莫过于2002年引国美入主京华自动化。在詹培忠的指点和帮助下，黄光裕才得以进入资本运作的快车道。
似乎是事先约好似的，几乎都在1986年初，黄光裕和许钟民第一次闯入北京这个偌大的城市谋求发展。
与黄光裕的寒酸相比，许钟民已经在财富的油锅里经过了一个轮回的煎熬。早在1983年左右，18岁的许钟民便因为贩卖大米发了财，拥有了汽车、摩托车、几十个工人和几十万的“巨额”财富。“富贵不归故里，犹如锦衣夜行。”许钟民此时也犯了项羽小富即安的错误，拿着这笔钱回到家乡办服装厂去了。因为缺乏经验，他的“第一桶金”很快就泥牛入海了。许钟民又回到了起点。
正当许钟民痛苦的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一条谋生之路——拿着潮阳县企业各式各样产品的样品簿，去全国各地进行推销。但他登上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时，却发现车厢里到处是拿着样品簿搞推销的潮汕人。众戚戚不如独乐乐！火车还没到武汉，许钟民就已决定放弃。
在武汉下了火车后，一位做大米生意时认识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做录音带的生意。于是他继续北上，但初衷已改。许钟民在北京迅速打开了销路，据说，在那几年他光靠卖磁带，一年居然能挣几十万！1991年，他摇身一变成了音像原材料的供应商。其后，他陆续成立了京文唱片公司和“潮好味”连锁餐馆。
正当黄光裕和许钟民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奔走推销他们各自的服装和磁带时，朱孟依因为承建老家丰顺县的一个集贸市场，已经获得了第一桶金。1988年，29岁的朱孟依到广州闯天下。朱孟依的市场洞察能力以及善于利用政府资源，使得他很快在广州扎下来，其后用了十数年时间，成为称雄一方的房地产大亨。
苦读的黄松有和郑少东则终于挨过了“十年寒窗”的艰辛。1978年恢复高考后，黄松有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高院。经过自己的努力，他从一名普通的书记员，最终于2002年12月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郑少东毕业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18岁便入了党。他长期在广东从事刑事侦查工作，曾组织指挥侦破“东星轮”千万港元劫案、张子强特大绑架案、“长胜轮”特大海上抢劫杀人案等重大刑事案件，屡立战功。在任职公安部经济侦查局局长期间，还完成了陈良宇案的侦破。被“双规”前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
讲究抱团的潮汕人
做事讲究抱团的潮汕人，在外闯荡天下时自然会慢慢凝聚在一起。
在老家，黄光裕刚到北京时，就结识了一大帮慷慨帮助和支持他的潮汕老乡。据黄光裕事后回忆，他在北京的初期因为资金不够，会经常先从朋友那里先拿货、后付款。黄光裕和许钟民尤为亲密。有媒体爆料，称多年来黄光裕和许钟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潮好味”边吃着弹牙的牛肉丸边聊着他们感兴趣的大项目。
许钟民结交甚广，各方对其评价一直都不错。早年在商海取得成功后，曾退出商界在加拿大安居。但2006年前后，在段永基力邀之下，许钟民进入中关村帮助其解决CDMA问题。但许钟民一直未能突破僵局，于是想到了自己的好友和同乡黄光裕。
黄光裕欠着许钟民的人情——据知情人士透露，其在国美A股借道上市时便曾得到了许钟民的帮助；而2006年黄光裕兄弟遭遇“调查门”危机时，神通广大的许钟民更是出力不少。
其实刚开始黄光裕对中关村并不太热衷，因为他对于中关村的复杂早有耳闻，对段永基也一直十分警惕，甚至担心进入中关村有“请君入瓮”的意味。有媒体如此评论：“黄光裕骨子里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为朋友两肋插刀。黄和许两人一起在北京打拼多年，关系非同一般。显然，在中关村一役上，段永基抓住了黄光裕的命门，顺利出局，留下一个烂摊子。”
而詹培忠无疑是黄光裕生命中的贵人。1996年，黄光裕前往香港时就结识了詹培忠。詹培忠为黄光裕指点了另外一条上市捷径，教他将物业注入詹氏手持的壳股京华自动化、换取股权然后配股等大堆财技。詹培忠显然对黄光裕极为欣赏，他说：“这个后生仔好够胆同拼搏，加上少少运气，就行出条大路。”詹培忠又曾对人夸赞黄光裕的聪明，“很多事一说便懂”。
在詹培忠这位高人的指点之下，黄光裕终于修成了周伯通的神功：“左右手互搏”。2004年6月，在两掌的咫尺之间，价值仅2亿元的国美电器，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幻，一夜暴涨40多倍，几十亿的财富汇集黄光裕名下。并购手法之精妙，让诸多资本市场的资深玩家瞠目结舌、惊叹不已。
黄光裕与朱孟依的关系似乎平淡许多。2004年前后，当黄光裕进入房地产领域后，才凭借同乡这层关系，和朱孟依的接触才开始增多，偶尔一起出现在潮汕商人举行的聚会中。
有媒体透露，擅长融汇政商关系的朱孟依，和郑少东的关系十分紧密，郑去香港时的行程多由他安排。而黄光裕便是朱孟依介绍给郑少东认识的。在郑少东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候，黄光裕利用赌博洗钱拉拢了郑少东。无论在2006年的违规贷款事件中，还是在2008年的被拘查事件中，郑少东对黄光裕有网开一面之嫌。
据媒体报道，黄光裕与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关系密切。而黄松有的“双规”与黄光裕被拘查，似乎有着时间上的因果关系。2008年10月28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经表决，免去黄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而在此之前的10月中旬，黄松有因贪污舞弊案被中纪委“双规”的消息已经在小范围内流传。半个多月后的11月17日，黄光裕也被警方控制。有媒体质疑，在京城风云一时的黄松有和黄光裕，同为汕头人，而且又是黄姓本家，会不会彼此互相“照应”……
在一个激荡多变的无序时代，制度与法治尚未筑起坚固的堤坝，如洪水般汹涌澎湃的宗室家乡观念，因为得不到有力的约束最终泛滥成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