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惠荣
（一）郑和下西洋
明代大规模的“下西洋”活动，举全国之力，威震四海，其规模、其影响，皆可谓古代之绝唱。这一活动的重担，为什么会落在郑和身上？《古今识鉴》载：
“内侍郑和，即三保也，云南人。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法及此者极贵。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后以靖难功授内官太监。永乐欲通东南夷，上问：‘以三保领兵何如？’忠彻对曰：‘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遂令统督以往，所至畏服焉。”（袁忠彻：《古今识鉴》卷8.）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亦载：
“刘诚意道：‘小臣保举一位内臣征得西，挂得印。’圣上道：‘是那一个？’刘诚意道：‘现在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姓郑名和。’圣上道：‘怎见得他征得西，挂得印？’刘诚意道：‘臣观天文，察地理，知人间祸福，通过去未来。臣观此人，若论他的身材，正是下停短兮上停长，必为宰相侍君王，若是庶人生得此，金珠财宝满仓箱。若论他的面部，正是面阔风颐，石崇擅千乘之富；虎头燕额，班超封万里之侯。又且是河目海口，食禄千钟，铁面剑眉，兵权万里。若论他的气色，红光横自三阳，一生中须知财旺；黄气发从高广，旬旦内必定迁官。’圣上道：‘只怕司礼监太监老了些。’刘诚意道：‘干姜火枣，越老越好。正是龟息鹤形，纯阳一梦还仙境，明珠入海，太公八十遇文王。’圣上道：‘却怎么又做太监？’刘诚意道：‘只犯了些面似桔皮，孤刑有准；印堂太窄，妻子难留；故此在万岁爷的驾下做个太监。’圣上道：‘既是司礼监，可就是三宝太监么？’左右近侍的说道：‘就是三宝太监。’圣上道：‘既是三宝太监下得西洋，挂得帅印，快传旨意宣他进朝。’即时传下一道旨意，即时三宝太监跑进朝来，磕了头，谢了旨。圣上道：‘我今日出师命将，扫荡西洋，取其国玺，要用总兵官一员，挂征西大元帅之印。刘诚意保你下得西洋，挂得帅印。你果是下得西洋么？你果是挂得帅印么？’三宝太监道：‘奴婢仗着万岁爷的洪福，情愿立功海上，万里扬威。奴婢是下得西洋，奴婢是挂得帅印。’圣旨道：‘着印绶监递印与他，着中书科写敕与他。’三宝太监挂了印，领了敕，谢了恩，竟投丹墀下去。”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15回。上海古籍出版杜1994年版《古本小说集成》收有该书，系据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刻本影印。
很明显，《西洋记》是根据《古今识鉴》所说的内容展开的，而且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写成在一次对话后就作出决定，立即颁印、降敕，未免草率。据《古今识鉴》所载，郑和身材魁梧，相貌英俊，气宇轩昂。在封建社会，看相术士从体貌气色比附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容易为一般人接受，因而《西洋记》也在这方面大做文章，铺陈渲染。然而，《古今识鉴》说：“永乐欲通东南夷，上问：以三保领兵何如？”则在征询袁忠彻意见前，永乐皇帝已对郑和进行过考察，他授命郑和的想法已成竹在胸，他对作为内官监太监的郑和有条件了解得更全面更深刻，认识得更准确。
郑和身体状况，成了他被遴选受命的重要条件。《明书》卷156《郑和传》谓，和“丰躯伟貌，博辩机敏”。《古今图书集成》第132卷引《明外史》亦谓：“郑和，云南人，初以阉人事燕王于藩邸，王举兵，和从军有功，暨即帝位，擢为太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帝甚倚信之。”他不但担任庞大船队下西洋的正使——“钦差总兵”，泉州《郑和行香碑》：“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祐。镇抚蒲和日记立。”后来还担任留都的南京守备。郑和高大健壮，膂力过人，适于铸就能征善战的兵样和统帅；体貌轩昂，仪态端庄，也是大明王朝对外交往的形象大使。《故马公墓志铭》载，郑和的父亲“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与《古今识鉴》所载郑和的体貌相似，证明《古今识鉴》所载是可信的，也证明郑和身体条件的优势，当为其父亲遗传。
（二）南船北马
我国古代存在着南船北马的差异。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提供的交通条件也不同，交通工具与人们出行的习惯随之存在很大差异。操舟或驭马，成了当地人从小练就的过硬本领。当去到新的地方，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往往力穷智拙，一筹莫展。宋金对峙时期金的铁骑败于南方的水军，元代派军队海上远征多次受挫，都是明证。有人怀疑云贵高原长大的郑和是否能适应远洋航行，不是没有道理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16回有一段皇帝与金碧峰长老的对话说：
“圣上道：‘怎见得三宝太监下得海，征得番？’长老道：‘三宝太监不是凡胎，却是上界天河里一个蟆精传世。他的性儿不爱高山，不爱旱路，见了水，便是他的家所，故此下得海，征得番’。”
当然对这样的解释不可置信，但郑和与水的关系却无法回避。
郑和生长在丛山复岭的云贵高原，距海洋甚远。然而，他生活的昆阳州治和代村，依月山而傍滇池，既是山寨，又是水泊。他生活的时代，滇池水位比现在高，滇池水一直漫溢到月山脚下，滇池的浪常年拍打到和代村边。直到正德四年（1509年）筑城时，仍“沿海附山，又筑堤以广城基”。滇池现有300平方公里，元明时期比现在更大。滇池不但具有浩渺的水域，也具有大海的气魄，忽而惊涛骇浪，波翻云涌。元代王《滇池赋》说：“少焉雪波兮凌空，霜涛兮叠重，荡上下之天光，接灏气之鸿。”“电光之迅兮不足以仿其急，雷声之轰兮未足以拟其雄。”明代童轩《昆阳州重修滇池神庙记》也说：“每飚风挟怒涛至，则澎湃荡击，茫无涯畔，势若海然，故又名滇海。”滇池也养育了一代代水上人家。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昆阳州风俗”载：“州近滇池，有濒池捕鱼者名普特，亦罗罗之别种，茅茨倚岸，不庇风雨，日食生螺，出入水中，得鱼换米以输税。”对此普特人，天启《滇志》记载更详：
“普特：以渔为业，性耐寒，多无衣，以败网蔽身。舟不盈丈，而炊爨、牲畜、资生之具咸备。又有泅水捕鱼者，丹须蓬发，竟日水中，与波俱起，口啮手捉皆巨鱼。滇池旁碧鸡山下，其类千余，乘风扬帆，所居无定。名隶有司之籍，而征呼徭役，多不能及，里胥恒代偿之。”天启《滇志》卷30“种人”。
有关滇池中水上人家生活情景的记载是可信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滇池中大大小小的木船还来往于盘龙江和大观河，运送石头、河沙、木材、粮食、陶器等农副产品，多停泊在得胜桥头及老篆塘上下货物。经常看见一些小木船，船篷里放着铺盖，坐着幼童，船妇正在做饭炒菜，船头晾着衣物，种着盆花，站着鸡鸭。有的船舷上挤满鱼鹰，被用草绳套着脖子的鱼鹰从水中出来后，嘴里的鱼被渔民收下。这就是一直延续到近代的滇池的水上人家。滇池的狂风大浪，普特人的水上生活，成了少年郑和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来源。郑和从小生活在滇池边，可能经常在滇池中戏水、游泳、驾船，与渔家接触，与狂涛做伴，滇池练就了他熟悉水性、热爱水上生活、喜欢搏击风浪的性格和本领。
滇池不是一座锁闭在深山无人过问的湖泊，它位于云贵高原的腹地和中心区，周围是云南最富庶的滇池坝子。环湖沿岸布列着昆阳、晋宁、呈贡、安江、海口、官渡、高等城镇，以昆明城最大。滇池的航运把这些城镇联系在一起。元代云南行省治所设中庆路，附郭县即昆明县，所以又称中庆城，俗称鸭池城，或作押赤城。明代，云南省会设云南府，附郭县仍为昆明县。据《马可·波罗行纪》，押赤“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城市很大，工商繁荣，聚居着很多商人和手艺人，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五方杂处。该城也是一座水城，东为盘龙江，南面和西面为滇池环绕，《元史·兀良合台传》说它“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繁忙的水上交通，正如《滇池赋》描绘的，“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昆明坝子风大，且多西南风，冬春两季为甚，但往往白天风大，晚上渐小。在明代，滇池航运已积累了用风和避风的经验，组织水上运输，航停自如。通常白天从昆阳、海口等地起航，利用西南风挂帆驶往昆明，而昆明返回的船则要等到晚上才起航；昆明驶往晋宁、安江等地的船，则是先到白鱼口或海口，再转向往东南挂帆驶去。这些在《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四）》中皆有记录。（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829页）。滇池的水上生活，几乎就是大海航行的缩影，给幼小郑和绘就了一幅航向五洲四海的美好图景，让他一生受用不尽。范春歌女士在印度科钦岛的大海边，看到成排据说是郑和传去的安放渔网的高架，“排排中国渔网和印度的大海构成美妙的景色，这些在郑和下西洋年代由海上传来的中国先进的捕鱼方式，使大海成为当地人的银行”。范春歌：《重走郑和路》，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与录像对照，正是滇池边世代行用、至今犹存的扳罾。这是一种支架在水边，既方便省力、效率又高的大型渔具，可能就是郑和把故乡滇池边的捕鱼方式传到印度的。
（三）郑和是回族，出身于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其家世对郑和影响深远。
《故马公墓志铭》载：“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其实，哈只不是郑和父亲的名字，而是其父曾到天方朝觐回来后获得的尊称，“犹言师尊也”。他的父亲、祖父都曾朝觐天方回来，受到人们的尊崇，都被尊为哈只。这样的世家不可多得！永乐三年（1405年）端阳日，李至刚为之撰《故马公墓志铭》，适值郑和出海首航前不久，航海世家的身份正是踌躇满志的郑和自己乐于标榜的，也应该是永乐皇帝所看重的。袁嘉谷在《昆阳马哈只碑》一文中说：
“碑言和本马姓，父哈只，母温氏……又载和祖亦名哈只，祖母亦温氏。祖母与母同氏，不足异，祖与父同名，或者疑之，而不知不足疑也。昆阳马氏，本回教巨族，回教以曾经天方觐见者……尊称为哈只。哈只，其字本作，华音译之，或作汉芷。凡有汉芷之称者，乡俗不复称其名，今犹然矣。和之祖与父皆回教曾朝天方者，尊称既久，即和亦忘其祖与父之本名。父卒年三十九，和己升内官监太监，殆幼学后入燕邸，早忘父名亦常耳。及父卒，追念先泽，口述俗称以告李，李悉仍之，其孝也，其慎也。当是时，中国回人朝天方，道必出海，赍一岁粮乃达，纵有让皇浮海之传闻，谁敢行险远浮者和奉君命而往，承其家世探险精神，率二万余人，往来重洋十数次。”《卧雪堂文集》卷9.
郑和家世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哈只”世家对于郑和精神和性格的影响更为重要。夏光南《郑和太公墓志铭跋》谓：“和之先世及同族盖曾朝天方，故和之冒险西行，亦非无因。又如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保护给，未尝有倦容，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是则和一生功业盛传海外，所谓航海数十年，斩俘数十王者，岂非得自祖若父刚方奇伟之遗传耶。”此碑刻于1935年，今存昆阳郑和公园内。郑和的父、祖都曾探险海外，名扬乡里，郑和继承了其父亲、祖父勇于开拓、不畏艰险的精神，更成为伟大的航海家。他是海外探险世家的骄子，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建立了卓著功勋。
郑和父辈、祖辈的朝觐路线，史书缺乏记载。大体说，我国西北各省都是从陆路到天方，而西南朝觐的路线，是否也要绕经甘肃、新疆？马德新的《朝觐途记》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历史之谜。原来朝觐路线分陆路和海路，西北各省多取陆路出嘉峪关，通常称天方北路。南方各省多取海路，通常称天方南路。云南由于其区位优势和地理条件的特殊，又有阿瓦路和北塞路两条出海通道。阿瓦路先步行或骑马，经永昌（今保山市）到江头城，或经九龙江（今景洪）到曼德勒，再“由阿瓦以船行于海，顺水至漾贡。若水行得力，半月可至，或水弱，需一月”。乘船沿伊洛瓦底江而下，至漾贡（今仰光）。“然后由漾贡以大船行于咸海，风顺十二日，犹多无风或有烈风一月，或数月方至。”“由邦戛拉至谆德，乘巨船于大海中，西向而行，风顺四十日，至速者也。或两月，或七十日，中等也。若风不顺或无风，四月、五月不等。”途经邦戛拉（又作邦果腊，今孟加拉）、克来克特（今加尔各答）、赛依喇岛（今斯里兰卡）、买来波（今马尔代夫），以后经数孤篆喇（今索科特拉岛）和尔当（今亚丁）进入红海，再经哈代德（今荷台达）、谆德（今吉达）到满克（今麦加）。北塞路是先步行或骑马经广南、富宁到北塞（今广西百色），从此乘船沿西江而下，经南宁、浔州（今桂平）、梧州、肇庆到广州出海，经新歌敷尔（今新加坡）、马喇戛（今马六甲）、补鲁宾南（今槟城）、阿期（今苏门答腊岛北端的班达亚齐）、阿勒奋叶（今印度西南端的阿勒皮）、科浪底（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再经哈代德抵谆德。《朝觐途记》原有阿文版，由马安礼译成中文，1861年刊印。近年被收入《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朝觐途记》也详记了天方北路沿途程站，但系访问所得的记录。海道途程则是记录其本人经历，月日程站翔实，历历不爽。马德新取阿瓦路入海，取北塞路返回，他的经历概括了海路全程，殊为可贵。
朝觐途程虽记录于清代，但却与历史上的传统交通线有关。早在秦汉时期，云南和南亚次大陆间即已存在一条古老的商道。它的繁荣也延续了上千年。《新唐书·地理志》收贾耽记从边州入四夷程站载：
“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
“一路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冲城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
南诏时，从羊苴咩城（今大理）经永昌城（今保山）后，分南北两道，横过今缅甸北部，皆可达今印度。慧琳《一切经音义》卷81引《南方记》对其艰难的途程有生动的记载：
“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也。仍须及时，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过者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冱寒，又难登涉；唯有正二三月乃是过时，仍须译解数种蛮语言，兼赍贸道之货，仗土人引道，辗转问津，即必得达也。”
樊绰《蛮书》卷2所载，与《南方记》记述的情况吻合：
“高黎共山在永昌区，下临怒江。左右平川，谓之穹赕，汤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气。自永昌之越赕，途经此山，一驿在山之半，一驿在山之颠。朝济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顶。冬中山上积雪苦寒，秋夏又苦穹赕、汤浪毒暑酷热。河赕贾客在寻传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平中络赂绝’。”（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页。）
这是一条联结中国西南与印度的陆上交通线，取经求法的僧侣和通商贸易的商人往来于道。杨佐《云南买马记》载：“王馆佐于大云南驿。驿前有里堠，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透露出大理国时期，不但往西有身毒道继续通行，往南还通到海上。
元明时期，这条传统交通线向南转移，经由大金沙江（今伊洛瓦底江）与海路连接，可以从阿瓦甚至蛮莫乘船出海，直抵天方。阿瓦路的开辟，减少了陆路的艰辛跋涉，大大拉近了云南与大海的距离，不但实现了陆路与水路的衔接，而且找到了一条从中国到天方最短的水上交通线，在云南对外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元代及明初，皆着力于对缅甸的经营，设置了驿站，交通、商贸和朝贡使臣往来不绝。《元史·成宗本纪》载：“增云南至缅国十五驿，驿给圆符四，驿券二十。”《明会典》卷146载：“国初麓川平缅宣慰司有戛赖、大店二驿，缅甸宣慰司有阿瓦驿。”同时，在大金沙江中游兴起了缅中五城，水上交通频繁。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6载：“其地通曰缅，旧有江头、太公、马来、安正国、蒲甘缅王五城。”“有金沙大江，阔五里余，水势甚盛，缅人多乘舟，恃以为险。”正德《云南志》卷14亦载：“江头城，在腾冲西南十五日程。太公城，在江头城南十日程。马来城，在太公城南八日程。安正国城，在马来城南五日程。蒲甘缅王城，在安正国城西南五日程。去大理五十余日程，所谓缅中五城也。”以上五城皆沿大金沙江布列，但顺序有误。证以今地，江头城在今杰沙，太公城今作达冈，安正国城在今新古，马来城即今曼德勒，蒲甘城今仍作蒲甘。《西南夷风土记》的记载具体而精彩：“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器用陶、瓦、铜、铁，尤善彩漆画金，其工匠皆广人，与中国侔。”“江海舶舻与中国同。”“（摆古）海水日潮者二，乘船载米谷货物者随之进退。自古江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长至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欤！”“缅甸有江名粘利，其流百折，其水咸黑，人马皆不敢行饮，旋过此，回回夷汲水以济其渴。”此系朱孟震《游宦余谈》书末所附《西南夷风土记》，《学海类编》收入单刊为一卷，误题为朱盂震著。朱孟震收录此书有功，作者姓氏已不可考，但为亲历者的记录无疑。江头城有大明街，摆古（今勃固）有闽广的大海船，沿大金沙江至海边，皆有华人工匠和商贾聚居，不少器物与中国同。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野外汲水济渴的回回人，可能就是沿着传统的入海商道朝觐天方经过那里。清代的朝觐途程与元明时期相较不可避免地会有更易，如原先繁荣的摆古，清代被漾贡取代。但是，整个航线的格局，应该在元代即已奠定。被尊为“哈只”的郑和父辈和祖辈，是云贵高原探究大海的先驱，他们一代代相继勇敢地走向大海，又一代代相承把有关西洋的风物和航海知识带回，经过世代积累和熏陶，受益者当然首先是他们的子孙。这也是郑和率众成功远洋航海所独具的优势。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云南壮丽的山河，滇池腾涌的风涛，养育了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郑和下西洋的丰功伟业，是云南各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将永远书写在世界发展的天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