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荃
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护国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华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中华大革命的第三阶段，也是中华大革命的终结阶段。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什么是中华大革命呢？林荃：《再论中华大革命的历史地位》，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中华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资产阶级独立领导的一次胜利大革命，其主要进程是从辛亥武昌起义到护国军政府军务院撤销，其主要阶段有辛亥革命、洪宪复辟和护国运动，其主要革命目标是推翻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帝制，建立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主要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护国运动不是一次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是从辛亥武昌起义到护国军政府军务院撤销这一次大革命，即中华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终结，是中华大革命的第三阶段，是中华大革命的终结阶段。我们要充分阐明护国运动的历史作用，恰当地评价护国运动的历史地位，就不能再把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洪宪复辟和护国运动割裂开来，作为三个各自独立的历史事件来研究，而要看到这三个相对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着的历史事件，实质上是中国资产阶级独立领导的中华大革命的三个阶段，是统一的中华大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的。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领导的大革命，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使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就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历史任务。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同盟会，领导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摆脱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影响，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展开了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其顶峰就是发动和领导了中华大革命。
我们知道，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篇章，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诞生，“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在中国，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中华大革命，是发生在世界东方的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它翻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
在中国，中华大革命的第三阶段，就是作为辛亥武昌起义的继续和终结的护国运动。在这里，着重探讨作为中华大革命第三阶段的护国运动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意义。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还是领导核心上，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当袁世凯的军事独裁统治以武力镇压了李烈钧为首发动的讨袁战争，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走上了复辟封建专制帝制的道路。这同时，全国各派反袁政治力量也重新组合，逐步发展，走向了联合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专制帝制的道路。“护国运动”兴起，进入酝酿和发动阶段。全国各派反袁政治力量重新组合、迅速发展，中华革命党、国民党、进步党、欧事研究会及其他一些反袁政治力量，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专制帝制的旗号下，逐渐走向联合。
辛亥革命的旗手，中华民国南京革命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没有因为军队溃败，党组织分裂，革命党人思想混乱而灰心。他东渡日本，“夙夜以同事为念”。他总结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非战之罪”，也“非袁氏兵力之强”，而是“同党人心之涣散”。孙中山决心重建革命党，首先集中精力探究革命理论，撰写了《革命方略》在党内散发宣传，以统一思想。1914年6月22日在日本东京召开了筹建中华革命党的大会，推选孙中山为总理。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孙中山正式就任总理职务，并公布他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随后又发表了《革命方略》。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明确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把推翻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以战止战”的原则，中华革命党明确宣布：“协心同力，共图三次革命。”“以积极的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民国基础。”（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161页。）
在《革命方略》中确定中华革命军的纲领是：“一、推翻专制政府；二、建设完全民国；三、启发人民生业；四、巩固国家主权。”（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170页。）在《革命方略》中的《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一文中，愤怒声讨袁世凯独夫国贼，背叛民国，祸国殃民的罪行，檄文申斥：“袁贼苦吾国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军府痛宗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这篇中华革命军檄文，吹响了讨袁护国运动的号角。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组建中华革命军，在国内各省区设立了十八个支部，在国外日本、菲律宾、印尼等地也设立了支部。中华革命党逐渐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1915年夏季，袁世凯为获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件”。孙中山看到袁世凯必然要称帝，“从此中华民国名义亦将归消灭”，因此，“今日救国，舍倒去恶劣政府，更无他术”。为此，孙中山展开组建革命军的工作，密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中华革命军东南军，居正到青岛组建东北军，胡汉民到广州筹建西南军，于右任到陕西三原筹建西北军，与国内各支部党人配合，进行武装讨袁。1915年8月，筹安会出笼，孙中山指出，这是袁氏“急欲制其王冠”，复辟帝制。袁世凯操纵御用工具，公开复辟帝制。12月，孙中山发表第一次《讨袁宣言》，声讨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既忘共和，即称民贼”，革命党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号召一切“爱国之豪杰共图之”。孙中山先生吹响了讨袁护国战争的进军号。
护国运动是拥护共和、反对洪宪帝制的各派政治力量的联合阵线，除中华革命党外，另一支重要力量就是“欧事研究会”。1914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欧事研究会”是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未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同盟会会员组建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的主要战将黄兴是欧事研究会的名誉领袖，“一切计划，多由克强先生所指授”。李根源这位辛亥革命时首任云南军政府参议院院长兼军政部总长的老同盟会员，成为欧事研究会的实际负责人。
黄兴在二次革命爆发时，也起兵讨袁，担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后转至美国，继续坚持宣传革命，揭露袁世凯的暴政。1914年7月黄兴在美洲中国国民党支部的一次大会上就指出：“袁世凯所行的暴政，就甚于专制君主”，反对袁世凯是“应乎时”、“顺乎人”的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与黄兴也加强联络，同心革命，1915年2月，孙中山致函黄兴表示：“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为使革命党人互相支持，互通声息，黄兴在日本马关设立办事处，传递昆明、东京、美国之间的信息。国内外各派反对袁世凯复辟洪宪帝制的力量在加速聚集中。黄兴及其党人在各派反袁力量之间传递信息，相互沟通，加强联络方面，具有特殊作用。5月中旬，袁世凯承认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件”后，黄兴与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钮永建、林虎、熊克武、李根源、程潜、张孝准等众多反袁志士，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丧权卖国的罪行。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革命派之间联合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条件也日趋成熟。7月，黄兴与冯自由、林森、钮永建等商讨团结反袁的问题。9月，黄兴接到蔡锷将潜往西南发动讨袁的密信后，立即与各派反袁力量联络，要求互相支持，共同讨袁，确定联络云南的唐继尧作为实现各派联合的基础。黄兴向唐继尧解说蔡锷入滇的意图，打消唐继尧的疑虑说：蔡锷来滇，“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陈嘉会日记》1937年1月13日。10月，黄兴派长子黄一欧回国参加讨袁运动，并要黄一欧迅速与蔡锷建立联系。11月，黄兴指示在日本的张孝准与蔡锷联系，告之蔡锷将通过日本去云南，要求张孝准、石陶钧等“确保蔡锷安全通过倭地（日本），经香港、安南，达到目的地。”石陶钧：《六十年的我》。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动护国运动时期，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都把护国运动视为“三次革命”，在1915年10月黄兴致书孙中山说：“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由成熟，如有所命，亟愿效力。”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记》。他们都明确地把护国运动看做是辛亥武昌首义、湖口起兵讨袁、癸丑之役——二次革命的继续，是三次革命。黄兴积极支持孙中山进行“三次革命”。李烈钧、章士钊、覃振等人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促进了革命派之间的联合与团结，李根源、钮永建、章士钊、程潜等一批人也相继回国，成为在西南武装讨袁的策动者和联络人。12月中旬，李烈钧这位“二次革命”湖口兴兵讨袁的江西都督，奉孙中山之命与熊克武等人离日本，取道越南，经老街由滇越铁路入昆明。不久，蔡锷也由越南到河口，由滇越铁路前往云南省城昆明，在唐继尧派武装护卫下，打破了袁世凯在滇越铁路碧色寨火车站设下的刺杀蔡锷的防堵，进入了昆明，与云南各派联合，发动了讨袁护国战争。
总之，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加快了建立袁氏家天下的步伐，1915年8月筹安全公开登台，推动着复辟洪宪帝制的浊浪。这同时，全国各派反对袁世凯复辟洪宪帝制的政治力量也迅速发展，加速联合，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欧事研究会以及其他一些反袁政治力量，在反对洪宪帝制的旗号下逐渐形成联合阵线，以云南为主要基地，以滇军为主力，在一些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人士的参加和推动下，承袭着辛亥武昌起义和湖口举义的革命主张，在洪宪帝制复辟的重要历史关头，形成了反对帝制，拥护共和的“护国运动”。
云南首义讨伐袁世凯洪宪帝制，组成护国军，是护国运动发展过程中，在军事方面有组织的活动的结果。早在云南宣布独立讨袁前，在1915年11月间，以滇军民主主义反袁派为主体，就拟定了以罗佩金为司令举兵讨袁的计划。12月，蔡锷、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等相继入滇，唐继尧决心举义，以滇军反袁派为主体的云南反袁运动进一步与全国的反袁运动结合起来，发展成为更广泛的全国性的反对袁世凯复辟洪宪帝制的运动——护国运动。适应护国运动的新发展，云南改变了11月的组织及计划，1915年12月25日，云南高举起“永除帝制，确保共和”（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第67页。）的大旗，宣布独立讨袁，组成护国军，发动推翻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
云南首义护国，成立云南军都督府，唐继尧任都督；以滇军为基础，组织护国军，下设三个军：护国第一军，蔡锷任总司令，罗佩金任总参谋长；护国第二军，李烈钧任总司令，何国钧、成幌为正副参谋长；护国第三军，唐继尧兼军长，留守昆明。另有先遣队，由徐进率领，进兵贵州；挺进军由黄毓成任司令，相机援黔桂；中路护国军分头进兵；护国第一军进兵四川，开辟了护国战争的主战场。
在护国运动首义护国讨袁，组建云南军政府及组建护国军的问题上，是严格遵循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时的政纲、体制名称的。在起义前的军事会议上，对出征的前线军事组织及留守的后方军政府组织经过反复讨论，一致决定：“出征及留守改组内部，分为两事，出征者将滇中精锐，尽行带出……，留守者改组为都督府。蔡、唐两公各任其一。”对军政府的设置，会议决议：应照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体制与名称设立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其首脑仍称都督，为一省统治机关。会议商定：蔡锷统兵出征，唐继尧留守昆明，并定名：“出征者为总司令，留守者为都督。公文彼此均咨文。关于停战、议和等事，须得内外同意。”刘云峰：《护国军纪要》。云南先行编制护国第一军，由蔡锷任总司令，统率全部滇军主力出征四川；唐继尧留守昆明，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在《中华民国滇黔军都督府与护国第一军总司令之规约》里，明确地规定了护国第一军总司令与滇、黔政府都督各自的职责，规约规定：“兹先行编制护国第一军，公推总司令一个统率全军，专任由川进攻事宜。”“关于军队进行作战计划，第一军总司令主之，仍随时知照滇、黔都督，以期联贯。”“所有滇、黔都督暨总司令，各有职责。”“关于滇、黔各本省军民一切事件，滇、黔都督当自主之。”《规约》明确认定护国运动是辛亥武昌起义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延续，成立的军政府是“中华民国滇黔军都督府”，建立的军队是“中华民国护国第一军”。
《规约》还声明了护国军政府及护国军的政治主张：“本军义不从贼，决计就滇、黔两省兴师举义，互相提挈，拥护共和，铲除帝制。”《规约》明确声明“兴师举义”是因为“袁贼肆逆，背叛民国”；护国军举义的政治目的是“拥护共和”，拥护武昌起义后建立的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为此，必须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帝制的复辟，要铲除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这明确地显示护国运动的政治主张与辛亥革命是一脉相承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铲除帝制”；“拥护共和”，拥护武昌起义胜利后建立的共和制的中华民国。
护国军政府成立，护国军出征讨伐袁世凯洪宪帝制，护国战争迅速展开。当双方军事上在四川战场上相持时，政治上，袁世凯众叛亲离，在各省的统治迅速瓦解。1916年1月26日，贵州宣布独立。2月1日，四川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宣布独立。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袁世凯的大势已去，北洋军阀内部也动摇了。以冯国璋为首，还有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的将军，即所谓的“五将军”，也要求袁世凯退位。袁世凯在举国讨伐，众叛亲离的形势下，决定以退为进，3月22日宣布“承认帝制位即行撤销”，但是，“本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袁世凯宣布，他不做皇帝，但是继续当大总统，统治全国。他企图以此来稳住北洋军阀内部的阵脚，并阻止护国运动的发展。为此目的，袁世凯甚至假借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的名义致电护国军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辑干戈，共图善后。”（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第188页）。接着提出要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撤军，解散新军，不准与官军交战等六项条件为议和条件，妄图不战而使护国军屈服。护国军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袁世凯的这些条件，并且明确宣告：袁世凯背叛民国已无权继续当任大总统。在这样的形势下，独立各省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了护国军军务院，与袁世凯政权相对抗。5月19日湖南汤乡铭独立，22日四川将军陈也宣布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日暮途穷，于6月6日气病而亡。
袁世凯一死，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纽带联合起来的护国运动也就走向解体。5月9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接着四川等省相继宣布取消独立。但是护国运动的一些基本要求尚未实现，北京政府拒绝恢复民国《临时约法》，拒绝召集国会及惩办帝制“祸首”。所以海军司令李鼎新宣布起义，要求“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北京政府被迫接受这些要求。这样一来，护国军政府——军务院认为目的已达，于1916年7月14日通电宣告撤废，电文说：“今约法国会次第恢复，大总统依法继任，与独立各省最初之宣言相符合……本军务院为示统一起见，谨于本日宣告撤废。”（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第82页。）军务院撤废，护国运动基本结束，虽然还有一些善后事宜，那只是尾声了。
护国运动继承着辛亥武昌起义和二次革命的宗旨，依靠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辛亥武昌起义时期民主主义革命精神的政治军事力量，奋起反对袁世凯复辟洪宪君主专制帝制，推翻了洪宪复辟王朝，重建民国，完成了中华大革命第三阶段推翻复辟王朝、重建共和的历史任务。
护国运动作为中华大革命第三阶段的历史地位，必须充分肯定，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最终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帝制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中华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东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一般都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革命暴发到推翻封建专制王朝，这是革命的进击阶段；（2）封建旧势力顽抗、反扑与复辟，这是封建反动势力为恢复封建专制统治而进行反扑的阶段；（3）推翻复辟王朝，巩固进击阶段的革命成果，建立资产统治制度，基本完成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任务，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阶段。这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具有必然性、带有规律性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在这里，我们充分肯定护国运动的历史地位，是因为封建势力的复辟，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帝制的反扑，终于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华大革命的第三次冲击所摧垮，历史的逆流只形成了洪宪帝制八十三天短暂的曲折，它既不像英国出现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查理二世的复辟，也不像法国雅各宾专政被推翻后20年又出现路易十八旧王朝15年的复辟，接着还有“七月王朝”金融贵族的统治，直到1848年2月革命的胜利，才重建法兰西共和国。
东、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封建势力的反扑造成革命第二阶段的曲折，出现或长或短的复辟王朝，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一种带有历史必然性的现象，而复辟王朝存在时间的长短，历史逆流造成的历史曲折的大小，则取决于该国革命力量的进击、斗争及其结局。在中国，正是由于护国运动的迅速进击和胜利，在这三次有世界影响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才使洪宪王朝成为存在时间最短的复辟王朝。洪宪王朝的短命，并不是袁世凯个人的皇帝梦注定要破产，决定性的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中华大革命的胜利斗争，是基础广泛的团结各派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联合阵线”进行的胜利的斗争。没有护国运动胜利的斗争，洪宪王朝不是命定地只能存在八十三天，出现一个较长的复辟王朝的历史可能性是存在的。正是由于护国运动的胜利，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终于摆脱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正是由于护国运动的胜利，中华大革命得以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完成其第三阶段的任务，使中国近代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中华大革命，其推翻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国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中华大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避免了一次大曲折、大倒退。这正是护国运动的历史功绩之所在。
中华大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彻底埋葬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终于从封建君主专制时代跨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