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淦
1941年春夏之交，余姚县城沦陷，国民党余姚县政府携带大量物资撤退至四明山梁弄一带，过着流亡政府苟延残喘的生活，对东起桥头西至临山（除临山、泗门等地，今均属慈溪）的姚北地区鞭长莫及，已基本上失去控制能力，汪伪的维持会也未建立，更主要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也尚未南渡在杭州湾南岸打响“浙东抗战第一枪”，姚北地区已成为真空地带。国民党残部、汪伪军、杂牌部队的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青红帮分子“十结拜兄弟”、股匪以及头戴大帽、穿着拷皮衫裤、系着绸腰带的“小枪帮”横行姚北地区，到处敲诈勒索，抢劫绑架，寻衅滋事，鱼肉乡民，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姚北地区的社会治安情况陷于空前恶劣的局面，特别是庵东的几股“小枪帮”股匪，如陈阿二、冯钿宝、吴阿、等几股匪帮势力最大。此外，还有陆世钧、陆世贵等“二塘头帮”。这些带着极厚黑社会性质的“小枪帮”股匪，其头头被称为“先生”。加入匪帮，必须先拜“先生”，自称“学生仔”，按“先进山门为大”的规矩，论资排辈。这些股匪的成员多为地痞流氓或贫苦农民，入股有着不同的主观动机，有的是为了打家劫舍，坐地分赃；有的是为了躲避被“拉夫”、抽壮丁等，逃避国民党散兵游勇、汪伪汉奸特务的欺凌压迫，寻求“保护”，情况比较复杂。
姚北天元市（现慈溪天元镇）是一座人烟较为稠密、市面繁荣的姚北名镇，街道以潭河桥为界，桥东至东界塘称为东街，桥西至公路西界塘称为西街。两条街上有当铺、木行、南货店、酱园、药店、糖坊、花庄、榨油厂、轧米厂、棉布百货店等数十家，还有规模大小不一的手工业作坊和“夫妻老婆店”。我的父亲朱承华就在东街开着一家有10余名店员的棉布百货店，是镇上有名的殷实商户。
1941年4月，余姚县城沦陷后，天元镇与县城的交通中断，商务联系也随之断绝。我父亲开设的隆泰慎棉布百货店的进货渠道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农村晚上赖以照明的煤油紧缺。于是庵东的股匪冯钿宝想要把他从“后海”（杭州湾）抢劫来的（也可能是武装走私来的）大批煤油卖给我父亲，名为“卖”，实则是敲诈勒索。我父亲秉性忠厚老实，安分守己，对此，敢怒而不敢言。无奈之下，只好请来地方上有实力的善于同这些“小枪帮”打交道者，居间调停、斡旋，一再讨价还价，力求钱花得少一点消除灾祸“求太平”。于是，冯钿宝带着他的好几个“学生仔”，背着步枪，挎着匣子枪，别着手榴弹，大模大样地入住我家（前面几进是商店的营业场所，后面几进是我们一家6口外加仆妇的住宅）。我父亲邀请来的地方实力人士、其他商铺的老板、士绅约数十人，天天设宴好几桌，晚上则是麻将、牌九、掷骰子，与这些股匪周旋，一连好几天，闹得乌烟瘴气，直把我父亲搞得心力交瘁，一心盼着早点送走这伙“瘟神”。
冯钿宝来我家没几天的一个晚上，冯匪和其他客人，如马家的马祖烈，恒泰花行的胡人寿，地方士绅胡逢甫、胡纫甫，聚泰南货店的胡瑞昌等，“雀战”正酣，突然，街上响起了杂乱急促的脚步声，还夹杂着枪声。接着，我们商店的大门被砸开，冲进来几个手握快机木壳、凶神恶煞般的庵东大牌头（今长河沧田、大云）陈阿二匪帮，他们厉声吆喝着“不许动”，把营业厅橱窗里的大至整匹棉布、绸缎、呢绒，小至一打一打的毛巾、袜子、牙刷牙膏，除了玻璃煤油灯罩、火柴、宝塔糖、针线、锡箔、锣鼓唢呐等乐器以及明矾、石膏、铁锅、草席、大筒小听的美孚、德士古煤油，几乎整个营业厅里的商品全部装入带来的麻袋中，把我祖父开创、父亲经营多年的百年老店洗劫一空。这时，有几个股匪窜入后面几进的住宅，正遇见抱着弟弟的母亲，股匪喝道：“站住，快把金戒指、银元拿出来！”当时我母亲还算机警，忙回答：“我是人客，抱着孩子来天元市看毛病的。”股匪一看面黄肌瘦的我与吓得发抖的弟弟，相信了我母亲的话，又窜回到营业大厅去洗劫搜刮了。
在洗劫营业厅的同时，另一股陈阿二匪徒绕到南面我家的后门，拔枪向灯火通明的我家楼房及阳台上射击。楼上的冯钿宝这时正躺在床上吞云吐雾地抽大烟，他的勤务兵名叫阿昭的，立刻拔出快机木壳，站在楼上的阳台上，向下面开枪还击，并大声吆喝：“先生在这里！先生在这里！”这时，下面的劫匪才知道陈阿二的“哥们儿”同属庵东“小枪帮”的冯钿宝在这里，就又回到前门营业大厅，鼓噪着把一包包、一袋袋抢来的商品装上停泊在潭河桥河埠头旁的大乌篷船，满载而归，从水路回到庵东去了。
在股匪开枪时，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的父亲，一向胆小如鼠的他，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从楼上卧室窗口纵身一跃，跳到邻居邢德兴家，砸破了一只七石缸，受了重伤，造成严重骨折，第二天就乘“脚划船”去周巷劳祥和伤科医师处诊治。
洗劫我父亲棉布百货商店的陈阿二匪部，兵分数路，从东街抢到西街，枪声、脚步声、狗叫声，沸反盈天，整条街道所有商店、工厂、作坊，无一幸免。金银珠宝、银元法币，值钱的、搬得动的，什么都要。不过几天，东街的聚泰南货店的业主胡瑞昌又遭另一帮股匪“请财神”（绑架），被拘禁两个多月，后在其外甥“驼背阿月”多次奔波谈判、苦苦哀求下，支付了约合10两黄金的赎金，才得以免除“撕票”之灾，保释回家，后举家迁往县城避难。
我父亲在周巷就医养伤期间，为避免我兄弟俩遭绑架，特地让伯父带我俩去临山镇伯父家避难。1941年底，父亲伤愈，把店里商品变卖殆尽，又将多处房产托人代管，举家迁往社会治安情况相对较好的余姚县城赁屋居住。
新中国成立之初，逃往海岛的冯钿宝被追捕归案后镇压，陈阿二也被捕获归案，在镇反运动中枪决。
20世纪50年代初，余姚县公安局曾派员来我家向我母亲调查当年“天元大劫案”的详细情况，以便对当年参与此案的冯、陈等在押罪犯依法作出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