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孙荣
街史钩沉
新浦老街是江南地区较为常见的滨海农村街市，新浦的市镇正是从这样一个传统的农村街市发展而来的。
新浦街市的起始，可以追溯到清代中晚期的嘉庆初年。当时，晏海塘筑成，四方百姓纷纷汇聚于此，垦殖、网渔、煮盐，各事其生，晏海塘角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人们在此艰苦创业，生息繁衍，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种自然经济状态下，新浦的先民有的种植果腹充饥所需要的粮食，有的拣拾泥涂中的蛤蛎、吐铁，捕捞近海的鱼虾，有的则煮海烧盐，并且相互交换，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你用豆麦换海鲜，我用食盐换柴火，备齐柴米油盐，方能安度温饱日子。最初的商品交换活动，正是以这种物物交换的形式开始的。
有商品交换活动，就有交换活动的场所。这种场所就是市场。由于自然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所以虽有交换的需要，但不多，交换场所也不大，一开始还往往是临时性或间歇性的。新浦沿的先民们相约在一定的时间，把各自生产的物品，肩挑的挑，手拎的拎，背驮的驮，从自己家里带到晏海塘角进行交换，各取所需。
不过，这种交换市场无论多么原始，多么微小，但它始终是存在的，而且随着新浦经济的发展而缓慢地发展着。新浦的街市就是在这种情形中逐步产生的。
可惜不久，鸦片战争的烽火就烧到了新浦沿海。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舰“风鸢号”入侵杭州湾，在今新浦胜北登陆，一路抢掠。战争阻碍了新浦街市的进一步发展。
兵燹过后，新浦先民再次白手起家，重建家园。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新浦沿的街市又渐聚人气。慢慢地，随着新浦经济的缓慢发展，随着产品交换需求的扩大，早期市场在集市散场后即空空如也的现象有了改变，集市贸易的内容也丰富起来，规模也相应扩大，交易的时间也增加和延长了。头脑灵活的人就做起了各种生意。
晏海塘角附近的人气逐渐兴旺，居住的人多了，有人存货了，有人办商号了。就这样，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以及为商品交换提供服务的行业的出现，新浦的街市就发展兴旺起来了。特别是到了清代光绪年间，新浦沿出现了每日市的水新产品市场，新浦海鲜遂遍销三北乃至余姚、慈城等地。
然而，好景不长。光绪二十年（1894年）秋，余姚县衙以追捕海盗为由，竟将新浦沿塘角付之一炬。一时间，火光冲天，老街上的屋宇商贸化为灰烬。
新浦先民忍辱负重，又一次以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与不幸抗争，自力更生，东山再起，仅数年，新浦沿市廛鳞次，再现升平景象。岑合生米店、余元兴和余么兴酒米店、毛瑞昌绸布、王义泰南货、叶大兴海鲜牙行、吴聚源国药、王聚记烟店等先后设立。到民国初年，新浦沿已经成为姚北一带著名的商贸集镇。
店风店规
旧时，新浦沿老街商号鳞次栉比，特别是晏海塘塘角一带尤为热闹，如戚祥丰酒米店、王泰昌布店、叶大兴海鲜牙行、岑永源水作坊等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号，都集中开设在这里。这些商号有的历史悠久，有的店面开阔，规模较大。而在内部经营管理上，又立有严格的店风店规。
店风是一家商店的整体形象体现。开店当然为了赚钱，但要赚钱首先要有顾客，所以许多商号历来都把顾客视为“衣食父母”。凡有顾客上门，莫不笑脸相迎，送茶递烟，殷勤服务。有的顾客去茶食店购物，还专门送上一把瓜子，让顾客慢慢品尝。顾客离店，均躬身相送，即使不买东西，也要说一声“慢走，欢迎下次光顾”。顾客购物较多，携带不便，则差专人把货送到顾客家里，不收任何费用。在经营上，多取“薄利多销”，强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决不做“一回头”生意。有的商家还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八个大字制成牌匾，悬挂于店堂正中，作为商店的立店之本。
有些商店为了利于和顾客建立长期关系，还对一些大客户，主动发给“摺子”，顾客可以凭“摺子”购物，不用付给现金，商号则在端午、八月半和年底到顾客家上门结算。在年终结账时，还要随带一些年货送给顾客，以联络感情。由于这些商号具有良好店风，往往一年四季，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店规，主要是商店在管理上的诸多内部规定。
一般凡略具规模的店铺，都设有经营、协理，经理亦称“阿大”或“大伙”，协理则称“二伙”，有的商店还设有襄理，称作“三伙”。伙计中亦有头柜、二柜、三柜之分。有的店家对他们的坐立也都有规定。如头柜可坐，二柜应立，三柜则在店堂内随时走动。因此商界中有“头柜坐、二柜立、三柜宕”的说法。此外，店堂中还有许多忌讳，如不准坐柜台，不准在门槛上站立，不许朝外扫地等等。
一些商号除了若干伙计外，还多雇有学徒。学徒俗称“学生意”，含意是学习做生意的本领。均为未成年男童，年龄小的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超过十五六岁。一般经熟人介绍后，拜经理为师。不过商店一般不称师父而称先生，拜师也就是拜先生。有的还要有人作保。学徒虽然为学做生意，但都要先从做杂务开始，每天一早起床后，就得烧水，打扫店堂，揩拭柜台、橱窗，有的还要为伙计倒夜壶。开饭时，学徒除了端菜、盛饭外，只能站着吃饭。有的先生带有家属，学徒还得抱小孩，洗尿布，生活十分辛苦。学徒不给发工资，每月只发少数零用钱，又称“月规钱”。民国初期，一般是第一年每月两角，第二年每月四角，第三年每月八角。到年终再发给一些压岁钱，压岁钱也根据年数不同有多有少，一般第一年两元，第二年四元，第三年八元。学徒三年满师后，才能成为伙计，开始发给工资。
但是如果某个学徒在这期间表现不好，便不能满师。则只好回家后，另找出路。也有的允许在原店重做学徒，时间一年至三年不等。对这种现象，新浦俗称“回淘”，也有的戏称为“回淘豆腐干”。豆腐干是新浦人经常食用的一种豆制品，须落淘锅煮后才能出售，如果当天没有售完，店铺便晚上回淘重煮，以防变味。民间习惯以此来称不能满师者，多少含有讽刺意味。
旧时商家的伙计、学徒，均由店铺提供膳宿，唯伙食较差。平日以蔬菜为主，每月仅初二、十六两日中午，才有猪肉上桌。清范寅编撰的《越谚》中，便有“初二十六，店倌食肉期”的记载，足见此俗清代已在商号中流传。伙计在商店工作，必须小心谨慎，稍有懈怠，便会有被辞退的危险。辞退一般规定在每年正月初二及八月十六两日。辞退前，一般均早有迹象流露，便于被辞退者早有思想准备。如岁末请祝福菩萨时，全店自经理、伙计以至学徒，按规定均要依次叩拜，一般由经理逐个叫喊，如果有哪一位伙计没有被叫到就表示开年将被辞退。待年初二吃过晚饭后，老板或经理便传话把他叫去，还亲自倒茶递烟，然后，说一通这位伙计在店时的一些业绩，表示实在不愿让他离去。但接着又提出“由于店里生意不好，不得不精简人手，只好委屈一下，请另谋高就”等话，这样这位伙计第二天就只能卷起铺盖离店而去。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不合理的商家店规已逐渐废除，而如货真价实、薄利多销、礼貌待客等等的良好店风，仍被不少商店继承发扬。
老店史话
有生合生
新浦的土质不适宜种植稻米，百姓日常所需的米粮都是由外地贩运进来的，因此新浦沿老街上的酒米店特别多。据不完全记录，先后有合生、有生、公兴、元兴、祥丰、万和、徐福兴、杨润丰、胡贵记、陆裕源等十余家。
有生酒米店位于老街中部，店面两间半，主要经营酒米。创办人精识文字，具有一定的经营理念，他认为新浦地处海隅，只种春粮，不产稻米，当地人都籴谷吃，所以就开了一家酒米店。传至第二代，因乡民多困窘，赊账累积难平，就将账簿全部圈涂掉了，整整涂了一夜时间。从此，不再开店。因为家中有良田百余亩，且只育一子，便不想劳碌。
合生米店是新浦沿老街上开设最早的米店之一，创办人岑增赉（1863—1941）身材魁梧，四肢粗大，人称“增赉长脚”，系晚清时姚北一带有名的拳师。早年曾到周塘一爿酒米店做保镖，由于他出色的拳术保障了店主的生意兴隆，家门平安，东家为了报答他，不但出资让他开设米店，还为他介绍生意。增赉不但拳术过人，生意经念得也不错。他经营有方，时间不长便在新浦沿站住了脚，后来又逐渐扩大经营开设分店，场面越来越大。据称，鼎盛时期一共开有七爿米店，可谓兴旺。当时其总店柜台上立有一块直匾：“有美毕臻”。
戚祥丰
戚祥丰是新浦沿酒米店中的后起之秀，但在经营销售上颇为得法，因而后来居上。祥丰的东家早年也是贫寒人家，主要以做豆腐为生。后来经余元兴老板的指导逐步经营起一家酒米店，但并没有完全放弃老本行，同时兼制腐乳。腐乳，是由优质黄豆经水磨、去渣、烧煮成浆，去水，制成方形豆腐坯块，再将豆腐坯块发酵、长毛、酶化等制作过程加上配料，成霉豆腐。因为制作过程中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是将豆腐坯块密封在瓮甏内发酵、长毛、酶化，所以又称“瓮豆腐”。祥丰制作的腐乳主要有青方、白方、红方、醉方、棋方五种味，咸而鲜美，深受新浦一带百姓的喜好，成为居家日常菜肴，故有“乌干菜，白米饭，祥丰豆腐过泡饭”之谚。
除了酒米、腐乳，酱品也是戚祥丰的名产。
新浦人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说，“酱”被列入开门七件事之一。酱油以黄豆、小麦和食盐酿制而成。将黄豆在清水中浸泡，再与麦粉拌和制成酱饼，经发酵，摊晒干燥，粉碎入缸，放上盐水，经太阳多日曝晒（雨天必须加盖），使酱面逐渐转红。尤其在夏季烈日曝晒、水分蒸发，酱面呈赤褐色，故有“伏（天）酱”之说。待酱成熟，掺水搅匀呈水浆状，灌装于酱（绸）袋中，扎紧袋口，上木榨加压，沥其酱汁，去其酱渣，即成酱油。其生产周期约需6—8个月，按其质量有太油、顶油、上油、市油之分。
祥丰的面母太油色泽黝黑，有浓郁脂香，柔和味长，咸甜适度，美味可口。用祥丰太油蘸白斩鸡、白切肉、牛肉、羊肉，其味特佳。素食者用以蘸饭镬萝卜、饭焐白菜等也别具风味。曾销往胜山头、小路头、小桥头、鸣鹤场、观海卫以及龙头场等地，深受周边市镇饭馆、酒肆、豪绅、士人的青睐，且长销不衰。
大兴海鲜行
近年来，为了沟通生产与消费渠道，使产地商品较快地分散到消费者手中，各地相继恢复了以前的行市贸易货栈。
行市贸易由来已久，先秦及汉代，贸易中介人称驵、驵侩，唐五代称牙、牙郎、牙侩，宋元明清又有引领百姓、经纪、行老之称，一般称为牙人。明代嘉靖时始称行，嘉靖二年（1523年）前定的市场法中已有“牙行”一类。我国古代把经营长途贩运的行商称作“商”，把就地销售的坐商称作“贾”，可见，牙行是名副其实的商、贾之间的媒介。
鸦片战争后，新浦的经济发展速度有了提高，尤其是在盐业、棉花和海鲜贸易方面。到光绪年间，新浦已经有人开设海鲜行。
海产中含有一定的水分，当时进栈水产以2%扣除，行话叫九八扣，或叫“毛钱”，据说取义于物外有毛，去毛后才是物的实际重量。又以7%作为客户给行主的报酬，称佣金，行话叫九三扣佣。而行主也必须回扣1.88%给船工，作为货物进栈的犒劳，行话叫“插花钱”或“外出花”。
在各家海鲜牙行中，叶大兴行最为有名。大兴行创办人叫叶富盛（1894—？），其父叶桂锡，始从余姚郭相桥迁至新浦沿定居，并经营一家小小的山货店。叶父的能力非常强，附近的店家经常请他听银元的声响以辨别真伪。同时，还能与两三个人同时讲话。可惜，在富盛13岁那年，他父亲就早早亡故了。小富盛不得不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每天起早摸黑去靠海。他不但遗传了父亲的聪慧，还继承了父亲吃苦耐劳的品质，经过两三年的积累后，小富盛便做起了行贩，将新浦沿的海鲜收起后挑到观城、鸣鹤去卖，这样一直做到19岁为止。年方弱冠就自己开行，并请来先生和秤手。一年后，自己做秤手，并带学徒（名庆标）。借钱付款，收来还钱。
叶富盛在新浦沿以聪明出名，记忆力极强。民国初年，新浦沿来了一张告示，贴出不久，糨糊还没有干，戚仁新便与他打赌：先对着告示朗读一遍，然后转身背诵，若能一字无误，就请富盛十斤绿豆糕。结果，戚仁新输了。又有人传说，大兴富盛能同时记十八笔账，还是十六两的旧式秤花。
经过叶富盛的精心经营，叶大兴逐渐壮大。然而，日寇的铁蹄踏入了浙东大地，1941年4月，新浦沦陷。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牙行已经无法开下去了，最后不得不与观海卫青帮老大翁山麓结为义亲，合股开设“义东生”行。
三北厚森廒
厚森廒是三北著名的一爿盐廒，位于新浦沿老街西街，坐北朝南，临街有四间店面。后进为库房，四间库房之后是一个极为宽敞的大天井，系翻晒食盐之用。天井后面是一幢家眷居住的小洋楼，有时也接待来自庵东盐场的洋人居住。
厚森廒创建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前后，经营期仅十年上下，老板就是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写到的在“整个浙北、浙东都鼎鼎有名的强势士绅”王、飞（余书讹作“辉”）。其实，王、飞早年家境贫寒，负债累累。为了躲债，不得已孤身前往龙山垦荒。临动身时，不少债主闻讯赶来，还拉着船舷不肯放行。孰料，龙山之行竟使他时来运转。据说是遇见了虞洽卿，由于他为人诚恳，进而得到了虞洽卿的帮助，替他谋了个余姚盐场的肥缺。不久，王、飞便“有效掌控了三北地区的盐业”。厚森廒鼎盛时期曾在各地开设多家分店，余秋雨的老家余家车头就有一家。当时，盐廒每日进账的银元需用长板凳倒翻着抬走，经常有洋商、篷长、盐兵在盐廒里进进出出。
但是，由于挑私盐的人实在太多，又是乡邻，禁与不禁成了两难。于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五月十六日的《宁波民国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三北厚森廒声明》：“本廒自去冬迄今，营业异常清淡，显系漏税所致，而迄不得端倪。不料竟发生用运货汽车偷运之事。据已获之望风孙阿法述称，私盐共装十一大麻袋，计重三千六百余斤，由白沙路站上车，拟至蒋家桥起货。并据盐警报告，在小桥站发觉该货车系装运私盐，即以汽车追赶。讵该车至观海卫亦不停车，故未能追获私盐等语。查鄞镇慈路与观曹路以观海卫为分界，该装运私盐之货车既在白沙路站上盐，复至观海卫不停，两站站长均熟视无睹，不加干涉，是否与有嫌疑，以及私贩之姓名，事关司法，既将孙阿法送由余姚县法院彻究，应静候法律解决。惟惩前毖后，除由本廒严密预防有同样之漏税外，尚望各汽车公司协助一切，特此郑重声明。”
然而，时局动荡，民生凋敝，王、飞经营的厚森廒到底难以维持，只想关门了事。但外国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人，一直不肯中止合同。最后，王家不得不将三间空屋自行烧毁，并谎称失火，再也没有能力重新开张了。这样，洋商也只能肩胛一耸，就此完结。
这可苦了东三乡的盐民。存盐山积，无法脱售，生计断绝，不得不连连向场署请求设立民厫。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由余姚场左场长设立民廒，7月15日开始收放盐斤，厫董由戎万青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