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车延高说过，“读书学习与廉政建设有着密切联系，一个人的阅读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道德水准和从政修养。”笔者亦认为，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读书，因为读书可以加强自我思想修养，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滋养人的心灵，读书让人懂得感恩与热爱生活，可以培养忧国忧民的情怀。反腐长篇小说《政治课》便给予读者心灵滋润与精神熏陶。
著名作家刘醒龙新著《政治课》是讲述一位基层干部从八品乡官走向七品县官的成长历程的长篇小说。作为一位关注民生疾苦的优秀作家，刘醒龙先生有意无意间将笔触点放到反腐倡廉的领域，《政治课》运用幽默诙谐俏皮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孔太顺从乡镇党委书记走向七品县官的曲折历程，被誉为“一堂关于权力、情欲和灵魂的大课。”
《政治课》着力于描绘领导干部在权力和情欲方面的自我放纵与情迷意乱，在尔虞我诈、拉帮结派的明争暗斗中进行了一连串的殊死较量，揭露了少数党政领导在追求贪欲、享受骄淫奢侈生活时的那种无法自拔的情态，他们在面对正义与邪恶、良知与罪恶时的心理失衡。他们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利用手中的职务职权，为个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大搞政绩工程，捞取政治资本，完全丧失了人民公仆的立场。《政治课》塑造了工于心计、贪财好色的县委书记“汤育林”，老谋深算、拉帮结派的“萧县长”，擅于拍马溜须、见风使舵的“段国庆”等一批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在这些反面人物的反衬之下，同情民生疾苦的一身憨相的孔太顺则从中脱颖而出，让读者看到了希望。
孔太顺虽然也在“河边湿了鞋”，但他在大多数时候是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为群众办了一些好事和实事，比较符合胡锦涛同志所提倡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的好干部形象。
孔太顺为了镇委的利益，即便表妹被养殖场场长洪小波强奸，也宁愿忍辱负重；为了给镇里的教师发工资，到市里筹资，钱快用完，只够买回家的车票，只能睡车站候车室冰冷的水磨石地板，被警察当作不稳定分子抓获；从省委党校回来后，苦守鹿山，当了几个月“菜农”，等到果实成熟，又同民工一道去省城卖红甘蓝，其寒碜模样惹得省财政厅副厅长安如娜“眼圈忽然红了”；孔太顺将到手的送情款退回去，让司机小袁情不自禁感叹“天下乌鸦也有白的”；面对其他县委常委被困鹿山镇政府大院，孔太顺违反地委区书记的命令，先去解决激愤的群情，以身作则交出家里的八万元存款，筹集鹿尾镇环保蔬菜的保证金，赢得群众的深切拥戴……最后，因为在非常时期有突出的表现，被地委破格提拔为县委副书记兼代理县长。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未完待续），留下悬念让读者去猜想。
笔者很赞同东方剑这样评价孔太顺：“他出身于农民，有着农民的朴实、勤劳和吃苦精神，但走上仕途之后，他不得不学会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孔太顺成功了，是众多因素促成了他的成功。我们拥护像孔太顺这样的实干家走在政治的前台，因为他是群众拥护的好官。”孔太顺的成功并非出于偶然，首先在于他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在人民群众中拥有较高的威望，还源于他的社会背景牢固：缡子在危难之际得到了孔太顺的帮助，缡子的父亲是地委区书记，省委党校的门卫区师傅是区书记是缡子的叔叔、区书记派出的“特派组织部长”，孔太顺得到了区师傅和区书记的赞赏与赏识；还有孔太顺得到了情人安如娜暗中斡旋，安如娜的两个哥哥也身居高位，一个是副省长，另外一个是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政治课》除了鞭挞领导干部大搞政绩工程、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之外，对他们的肮脏腐化的私生活做了大胆的浓墨重彩的工笔描绘，有的地方甚至达到“露骨”的“在场”效果，读者大可不必过于悲观，就像贾平凹创作《废都》，其宗旨是为了揭示知识分子的颓废心理一样，刘醒龙先生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给党员干部树一道警示牌，让他们在邪恶和诱惑面前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长篇小说《政治课》中有许多箴言，对党政领导颇有启示作用：
“其实领导心里喜欢的从来是一些弱智的智者”。
“好人越来越谨慎，不好的人越来越猖狂”。
“没有想到比起自己做过的好事，做坏事要容易十倍以上。做好事除了要有良心道德，还要有真本领。做坏事除了胆量，别的什么也不需要。”
“孔太顺忽然悟到，人为什么很难抵御所谓的腐败，根本原因在于：凡是与腐败有染的东西都是人间极乐。”
“过于自信的萧县长依旧沉溺于传统的拉帮结派，没有发现干部的公信力越来越重要。”
孔太顺在省委党校的学习心得《流淌在血液中的腐败》中痛彻心扉地写道：“在表妹受到极大的伤害后，舅舅仰望长天，一字一字对我说：放了洪小波那狗杂种吧，让他多为鹿头镇做点事！时至今日，一想起这件事，我心如刀绞。我不承认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无能……因为腐败在现阶段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它不仅流淌在特权阶层的血液中，而且渗透在非特权阶层的血液中。像舅舅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承受的东西太多了。他们诚实……他们善良，总以为自己吃苦受累是在替政府替国家分享艰难，而不知道自己年年都要脱去几层皮的肩膀上，还扛着许多肥硕的腐败分子。有舅舅这样好的老百姓，如果我们的改革事业还不成功，真是天理难容！天理难容！”
刘醒龙在农村生活了快四十年，对基层干部工作有深刻的体察，据说他还在某县挂职县长助理，可以说他对县级政界人物的生活是了如指掌的，所以写起反腐小说才得心应手。他的长篇小说《威风凛凛》便有反腐的功效，批判意识严肃而浓厚。《政治课》的批判意识同样浓厚，只不过一改往昔“一本正经”的批判方式，而是采取嬉笑怒骂或轻快俏皮的笔调。刘醒龙说过：“无论如何，对于恶光有批判是不够的，关键是对恶的改造，这才是历史对当下的希望所在。”
《政治课》还流露出作者强烈的乡土情结，这种乡土情结源于刘醒龙对父老乡亲的同情与怜悯，来源于他对“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忧思情怀，而这正是某些党政干部应该具备却普遍缺乏的精神品质。
《政治课》虽然只写了第一部分，孔太顺代理县长之后肯定会有一番惊心动魄的政治争斗与心灵抗争。但是，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课》入木三分透视出了当代基层官员的心理轨迹和灵魂挣扎，完全有资格成为广大党员干部案头的必备读物，因为它是一部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活脱脱的教科书。我们的时代需要千千万万个像孔太顺这样“为老百姓撑腰”的父母官。
（原载《武汉作家》总第4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