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中的叙事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代作家认识论方法的集体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中当然也包含了对历史的质疑。对原有的历史概念的反思、对关于历史的一个德里达式的“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的颠覆、对于红色历史修辞的改写，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改变了小说的美学品质，而且甚至充当了一种启蒙式的思想载体。改造现实首先要从历史出发，同样，对历史的修正也是对现实的改造的起点，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对于有的作家来说，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对历史叙述的反思，只是隐含在作品中，需要我们做出合理的解释。但对于有的作家来说，他还要固执地在作品中对这一点进行讨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导致了不少作品中具有“元小说”的意味——直接用小说叙述本身来讨论“历史的叙述”，这直接使历史诗学作为一个小说叙事中的问题变得炙手可热起来。
如果我们将最近的十几年当代文学中关于历史题材的叙事，同此前的二三十年中的同类作品进行对照，就会发现其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同一个历史事件，也许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叙述，完全相反的历史评价，这是颇为引人思考的。也许我们应该从根部来解释中国当代文学中所体现出的新的历史意识。
在20世纪中，中国的历史叙事发生了几度大的变化和转折，这些转折都敏感地反映在文学的叙事中，这当然不奇怪，政治的变动往往首先即表现为对历史的解释与叙述方式的变化，最终也表现为对历史的改写。在这些改写中，文学的叙事和文学文本又往往充当了最敏感和便捷的载体。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文史一家”、文与史互为评价的参照尺度（用“史诗”来评价文学叙事；用“诗史”来评价历史叙事）的传统，所以历史意识的变革往往最先、也最彻底地体现在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中国人本来就有特别敏感和强烈的历史意识——比如在汉语词汇中“历史”即有许多不同的叙述结构与风格：“官史”、“正史”、“稗史”、“野史”、“外史”、“史话”、“演义”……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又有专门的“讲史小说”；再加上20世纪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新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小说、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小说的称赞，都体现着“历史”作为一种评价要素的重要性，俄苏文学中的“史诗结构”也对中国现代小说的构思模式以深刻影响；再者就是由革命带来的理想主义、民粹主义与小资热情等等因素，结合派生出了一个“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并由此派生出“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一类历史信念。但事实上正像德里达所反对的那些“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一样，所谓“人民”、“历史”、“真理”等等一类宏大的词汇，究其实质不过都是一些“没有所指的能指”罢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这应该是一句真理，但“人民”又应该在具体的时空里体现为某一个具体的“单个的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人民”可能就只是一个空洞而无所指的词语而已。在这方面，倒是存在主义者真正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除了“单个的个人”——克尔凯戈尔所说的“that indiVidlal”以外，根本不存在什么作为“群众”的主体，因为这种集合概念往往是“虚妄”。
存在主义的人本观彻底摧毁了旧历史主义者所信奉的历史，历史的主体以及历史的价值。它启示人们，通常习惯的宏伟历史模式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正是真正“剔除了人民”的模式，它的汪洋恣肆和冠冕堂皇的历史叙事中间，所有生命体的个人经验都被删除了，剩下的只是对权力政治和伟人意志的膜拜。也许我这里可以引用上世纪40年代诗人冯至曾讲过的一个故事：在1750年左右，瑞典中部的一个叫做法隆的地方有一个青年矿工，他与一个少女相恋，约好了白头偕老，但有一天这青年突然不见了。少女日夜思念，期待她的未婚夫的归来，从少女等到中年，最后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处女。直到1809年改造坑道的工人从地下挖出了一具年轻人的尸体，完好如初，看起来就像一小时之前刚刚死去一样——那失踪的青年才得以“重见天日”，原来，他意外地被一种含有防腐性的液体浸泡了，所以不曾有半点腐烂。这件事轰动了远远近近，那白发苍苍的老处女也赶来了，她一眼就认出这正是她五十多年前失踪的爱人。这个让人震惊的戏剧性的故事后来传遍了欧洲，有许多作家还把它写成了小说和戏剧。一位叫做彼得·赫贝德（PeterHebeld）的作家在他的一篇题为《意外的重逢》的小说中，用他的神来之笔填补了那青年从失踪到重新被发现的五十年间的空白，他写道：
在这中间葡萄牙的里斯本城被地震摧毁了，七年战争过去了……耶稣会被解散了，波兰被瓜分了……美国独立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军没有能够占领直布罗陀……瑞典的国王古斯塔夫征服了芬兰，法国革命和长期的战争也开始了……拿破仑击败了普鲁士，英国人炮轰了丹麦京城，农夫们播种又收割，磨面的人在磨面，铁匠去打铁，矿工们不断地挖掘……
这些年的“历史”是这样度过的，但这一切对那青年来说都已经停止，这一切对那个少女来说也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人们记住了这些重要的历史，但却各自活在自己的内心里，有谁知道少女的内心？历史能否展示她所经历的一切？原来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不是完成人们对历史的记忆，而是完成对它的遗忘，各自对生命的封闭。这又使我想到了王蒙在他1980年代之初的小说《蝴蝶》中写的那位张思远，他用他的无比“革命”的叙事口吻和宏伟话语，来掩饰自己作为父亲的过失——他和年轻的妻子海云刚生下不久的儿子因为肺炎而死，而这与张思远忙于他的“国家大事”而耽搁了给孩子治疗有直接关系——他用了看起来无比高尚的逻辑，篡改了孩子母亲的揪心之痛，也摆脱了自己的责任。他说：“你不能只想到你自己，海云！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布尔什维克！就在这一刻，美国的B29飞机正在轰炸平壤，成千上万的朝鲜儿童死在燃烧弹和子母弹的下面……”这真是奇怪的逻辑，难道儿子的死，相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儿童的死，一定是某种必要和必然的代价么？那个遥远的“事实”和这里身边的不幸之间，究竟有什么必然的连带关系？而这样的叙事幻觉在很多年里正是大行其道，直至变成了根深蒂固的政治无意识。
历史是什么——德里达启示人们反对的那些“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当然也包含了“历史”，离开了单个人的主体，所谓宏大的历史就可能是一种无关痛痒的虚构，就像上面那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中所揭示的，对于那一对生死两界的恋人——苍老的活人和死去的青年来说，那些宏大的国家大事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对那位一直等到耄耋之年的女性来说，那是一个怎样的五十年？那些按照宏伟事件构建起来的“历史”，何曾反映过她的内心世界？那么文学需要做的又是什么？正是要写出这些被忽略的人，写出他们的内心与所经历的苦难。对于历史而言，它要更加接近“真实”而不只是某种“宏伟的修辞活动”的话，只有更加亲近每一个血肉之躯的生命，他们个人的经验本身。我之所以肯定“新历史主义”的基本叙事原则，是从这样一个价值方向出发的，它体现了历史领域中最大可能的生命关怀与人文倾向。
美国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在他的一篇题为《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的文章中，曾经有一个极有深意的追问：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的追问当然首先是一个哲学的追问，一个关于“存在”的命题——在“历史的存在”与“历史的文本”之间，究竟存在不存在一种对等的关系？换句话说，谁能够通过文本“再现”历史？因为“作为存在的历史”不可能是“自明”的，它必须要以一定的文本形式来呈现。也就是说，从认识论的意义上，也许根本不存在“先验的历史”和绝对客体的历史，而只存在“作为文本的历史”和“被解释的历史”，而任何“文本的历史”又不免都是一个“叙述的结构”，一个“关于历史的修辞想象”。所以，所谓“历史”在其本质上只是一种话语活动，一种关于历史的修辞，一个有限的文本对无限的历史客体的比喻或者隐喻。这也就意味着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文本解释之外的先验的永恒和终极“真实”意义上的历史，而只有不断被做出新的解释的历史——克罗齐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说出了他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历史也成了一种“诗学”，对历史的叙述本身包含了“类似文学”的东西，不同的人依据不同的历史观念与文本风格、修辞方式，不断对历史进行新的改写，这正是所有历史叙事的本质，也是当代新历史主义者对历史认识的起点。这和以往的“旧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具有某种绝对的客观性、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就构成了鲜明的区别。而这实际上也就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所谓“历史”是靠不住的。因为很明显，即使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是靠不住的，每一个人的记忆实际上都是按照“对自己有利”的原则来实现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人们每一次对记忆的唤起，实际上都是一次对记忆的修改，而当记忆被叙述——被写出的时候，它也就又一次被叙述本身限制和修改了。美国的解构主义理论家保罗·德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对卢梭的《忏悔录》进行了解构主义的解读，指出其不是真正的忏悔而是“辩解”的实质。这样，一个“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在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的渗透参与下，便很自然地被瓦解了。
但结构主义的立场只是新历史主义的起点，它的“人文主义”性质随后就显示出来了：对原有历史文本的怀疑，使它构成了一种对原有“历史解释权”的挑战，米歇尔·福柯的新的“历史编纂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诞生的，它基于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但却指向了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它可以说是历史领域里面的“民主革命”。为什么对历史的叙述一定要由宏大的事件来构成？一定要按照主流社会的伦理和政治的判断来构建成“国家叙事”、“皇权的叙事”、“上流社会的大事记”、“英雄和伟人的大事记”？为什么不能变成一种“小人物的历史”、“私人空间的叙事”、“边缘化的事件”、“碎片化的历史修辞”？历史的无限的被以往的权威主义历史叙事省略了的丰富性，为什么不能通过一种反权威的、反主流道德的、个人的、民间的、异端的和边缘化的编纂方式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