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拜旦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天翻地覆的重要历史时代：创造发明层出不穷，铁路、电报、电话将国家间的距离大大缩小；首先诞生在英国，然后又在美国得到蓬勃发展的竞技体育迅速成为市民阶层的教育理想和特权；工业革命将工人造就成为一个新兴的阶级——无产阶级；列强政权加快了瓜分殖民地的步伐。这个历史大背景为古代奥运会的复兴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前提。
1889年，力主教育改革的年轻教育家顾拜旦，被法国政府派往北美，全面研究有关体育教育的问题。他先后到了纽约、新英格兰、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维吉尼亚、华盛顿、巴尔的摩和加拿大，考察了寄宿学校、普通中学、大学和体育俱乐部。顾拜旦所到之处，总是听到学生们盛赞体育设施和体育课。他清晰地体会到：体育，给美国和加拿大的青年一代带来了崭新的面貌。
北美之行，使他开始反思体育的本质：体育竞争的本质是一种“和平时代的战争”。它能够化解人类与生俱有的攻击性和对争斗的自然冲动，培养人的勇气、意志和毅力。这种“和平时代的战争”，把冲突的压力加在全体公民的头上，而不是放在军队的肩上，从而促进世界和平运动。
北美之行开阔了顾拜旦的眼界，使他的思维不再仅仅局限在法国。他认识到了体育运动所负载的和平使命，认识到体育是建立各民族之间友谊，让全世界青年和平相处的最佳手段。体育的和平使命，使他联想到了古希腊的奥运会，联想到神圣的奥林匹亚——古代奥运会令他心驰神往，热血沸腾。在潜意识中，他想到了用现代形式去复兴古代的奥运会。
北美之行归来，顾拜旦收到了发给英国的调查问卷。但问卷统计的结果令人沮丧：人们对体育没有一致的看法，谁也没有研究过全面的体育教育，到处都在为自己的职能和权限争吵。但正是这种争吵和不一致，使顾拜旦看到了机会：制定一个章程，给全世界的运动员树立共同的理想、目标，并用组织国际性运动会的方式来促进体育教育。1892年，他正式提出复兴古代奥运会的建议，认为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应该轮流在世界各地举行，以向全世界宣告奥运会的新生，向全世界传播和平的理想。
严格地说，顾拜旦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复兴古代奥运会的人。在他之前，德国体育教育家古茨·姆茨，德国的考古学家库提乌斯，曾先后建议复兴古代奥运会。但他们仅仅局限于提出设想。真正将设想付诸实践的，唯有顾拜旦。
顾拜旦认为：古代奥运会的理想在于将人的身体、精神及灵魂结合在一起，将体育与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这种理想是奥运会与一般体育活动的根本区别。顾拜旦正是要复兴这个理想，因为它对法国及整个人类具有极大的教育和指导意义。至此，顾拜旦在思想上完成了从倡导体育教育到献身奥林匹克事业的转变。
1894年6月16日，在顾拜旦的倡议下，世界各国著名的体育领导人在巴黎的索邦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12个国家的79名代表，代表了49个体育组织。在会议开幕式上，巴黎国家歌剧院合唱团演唱了从古希腊特尔斐留传下来的《阿波罗颂》。
会议持续了数日。6月23日，会议通过了顾拜旦提出的复兴古代奥运会的建议。所有代表一致同意：以现代形式每四年举行一次奥运会。为了举办四年一度的奥运会，需要建立一个长期存在的委员会，即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的任务是要保证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则和宪章。国际奥委会是一个自我选举、自我存在、无党派的俱乐部式的团体，其成员都是接受聘请而进入该委员会的。每个国家只有一名或两名成员，他们必须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独立的个人。国际奥委会委员不是本国派往国际奥委会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在该国家或地区的代表。
随着决议的通过，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巴黎会议上正式诞生了。会议决定，将于1896年举行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包括田径、滑冰、摔跤、拳击、击剑、马术、射击、体操、自行车。此外，还有一种多项运动，它是现代五项的前身。为表示对古代奥运会发祥地的敬重，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将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为了使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组织工作能够顺利进行，59岁的希腊人比基拉被任命为国际奥委会第一任主席，顾拜旦任秘书长。
比基拉是希腊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同时也担任过外交官。他热爱希腊文化，力主教育改革，深得希腊王子康斯坦丁的信任。1894年，他作为希腊体操协会主席前往巴黎参加顾拜旦召开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顾拜旦说服了与体育没有太多关系的比基拉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向他保证：任期只到1896年为止，届时他将接替比基拉出任主席。在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面前，比基拉从来不以主席自居，他仅把自己看作是顾拜旦和希腊之间的使者。
事实上，国际奥委会的实权掌握在秘书长顾拜旦手中。他有从任命国际奥委会委员，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到决定奥运会主办地点的一切权力。顾拜旦具有天才的领导艺术，擅长于统率下属，但凡事要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从创立奥林匹克运动到1925年卸任，他始终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领袖。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财产和爱心都献给了奥林匹克事业，把奥林匹克运动纳入了文化的范畴，使其区别于一般的体育比赛。
与其辉煌的事业相比，顾拜旦的家庭生活并不顺利。1894年，他在巴黎结识了玛丽·罗丹。顾拜旦的父亲与罗丹的父亲是老朋友。历史学家兼收藏家老罗丹，是亚尔萨斯人，法国驻德国的外交官。他的女儿玛丽·罗丹在他任外交官时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亚尔萨斯及洛林被割让给德国，罗丹一家因而从亚尔萨斯移居巴黎。两家交往频繁，顾拜旦和罗丹常听自己的父母们谈论左拉、瓦格纳、马奈等文化大师。渐渐地，他们相爱了。
当顾拜旦告诉父母，他将与罗丹结婚时，父母及亲属没有半点高兴之情。他们认为：罗丹不是巴黎人，而是亚尔萨斯人；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她家不是贵族，而且罗丹比顾拜旦年长两岁。顾拜旦一一反驳了家人的上述观点，于1895年3月12日与罗丹喜结百年之好。
婚后，他们夫妇在巴黎居住。1896年，他们的儿子出生；1902年，他们的女儿出生。1919年，顾拜旦夫妇去瑞士的日内瓦湖度假，那里迷人的湖光山色深深地吸引了他们。此后，他们决定移居洛桑。顾拜旦的夫人是个聪明能干的女性，但个性太强。她不支持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事业，反对丈夫把全部时间、精力、爱心及财产献给奥林匹克事业。在他们婚姻的后期，两个人的关系很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