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案语]
Joseph Maria Friedrich von Radowitz，中文译名为剌多威、拉度维慈、拉多维茨、拉度维茨。他于1839年5月19日生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其父为普鲁士将军，1850年曾出任外交大臣。
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完成法律学习后，二十一岁的拉度维茨即进入外交界，1862年，随李福斯（Guido von Rehfues，又译作列斐士，《清史稿》误将两名为两人，见《清史稿》，卷一百五十七，邦交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00、4601页）外交使团来到中国，该使团的使命是交换上一年由艾林波与清廷签署的条约批准书。清廷所理解的李福斯的头衔为“大布国钦命驻扎中国总理通商事务总领事兼理德意志公会钦差大臣”，《清实录》中所载同治元年九月上谕，称李福斯为“布国领事”（见《穆宗毅皇帝实录》，一，卷四十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93页上），这一头衔实际上反映出清政府既不愿意看到李福斯作为公使驻京的外交前景，“公使驻京”，乃心腹之患，故清廷准允荷兰效仿普鲁士提出的定约要求，却拒绝其“驻京”。拉度维茨日记中也记载了这样的事实，由于普鲁士军舰“羚羊”（Gazelle）号在在大沽口外中国海域扣押丹麦船只，“他们找尽理由要把李福斯赶走，可能的话，拒绝承认他为公使”。所以，李福斯只能住在上海的总领事馆里，从这一层面来衡量，“领事”头衔倒是名副其实。
但是，这只是清朝政府的想法，普鲁士可是把李福斯一行作为公使级派出的，比如拉度维茨的头衔是Legationsrat，意即公使馆参赞，但他在上海的身份也是领事。1864年，拉度维茨随李福斯赴京，“欲见总署大臣呈递国书”，因违反清廷的递交程序以及前述“羚羊”号扣押丹麦船只事件影响，遭到清廷拒绝，故在京逗留时间比预定的要长，拉度维茨利用这一时机，饱览京城的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其中对于英国人毁坏圆明园的记述，可谓触目惊心，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1865年，拉度维茨改任驻巴黎的外交官，从此不再与中国事务有关联。1912年1月15日，他在柏林去世。
1864年4月26日，北京
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忍耐几乎至于极限，我们终于抵达天朝帝国的首都！昨天清晨，我们不得不放弃大船，改乘大车，又花了八个小时到了通州，璧斯玛（他已经作为随员在北京住了一年半，专学中文）已经在这里等了我们三天。从通州又骑马奔波三小时，最终抵达古老皇城的巨大城墙之下，然后住进布置舒适的法国公使馆里。北京这一概念，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充满着新奇和独特，这座城市一半是中国的、一半是鞑靼的东西。不过还暂时无法消受这座城市，因为沙尘暴的关系，我们白天根本出不了门。我们在白河上已领教过裹挟着黄沙的台风，它几乎把老船撕成了碎片。
现在我没有时间再把信写下去，因为我们刚刚从停泊在大沽口的“羚羊”号得到消息，该舰扣押了两艘丹麦的船只，其中一艘的财产权属于石勒苏益格，另一艘确实是丹麦的。我们必须以最快速度下达必要的命令并扣住信使。再见！
4月27日，星期三
早晨六点，真的来了一辆大车，供我们继续前行。七点半才真正上了路，那个官员还想从车主人身上尽可能敲诈多一些，我们不得不进行了干预。李福斯坐进了大车，布鲁勒（Brunner）医生和我步行（大约十五里，十里约为一德国里），我们两人督促车夫和那个护驾的中国兵勇继续前进，他们每半小时就要休息一回。中午我们到达一处比较大的地方，在饭店里又看见一个官员和一些士兵，把他们都弄出去之后，我们才吃上饭。饭后有了精神，我们两点钟抵达通州，这里是到北京前的最后一站。法国公使馆的轻骑兵狄龙（Dillon）先生、还有我们的翻译璧斯玛，已在那里等候。进入一所大房子，法国人、俄国人自豪地称之为“H？tel des trios Pruissances”。休息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接着向北京前进。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走过田野和村庄，还经过八里桥以及四周1861年的战场。不一会儿，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映入眼帘——其背景为蒙古的山峦。
六点半，我们进了城——经过一个又一个中国城和鞑靼城的城门，印象很独特。
法国公使馆的柏尔德密（Berthémy）先生热忱地迎接了我们，我们还认识了公使馆的其他成员：秘书伯洛内（de Bellonet）先生、随员毕盛（Pichon）先生、文书方坦纳（Fontanier）先生。
4月28日
整天都在熟悉公使馆的方位和设施。正式拜访了英国公使布鲁斯爵士、美国公使蒲安臣（Burlingam）、俄国公使倭良嘎哩（de Vlangali）上校。
4月30日
一大早就跟狄龙和璧斯玛去天坛和地坛。经过中国城和鞑靼城，目睹了北京大街上的生活场景。天坛建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上，四周是一个大花园，我们只能站在外面，惊叹不已，因为正好有一位皇子在场，所以不允许我们进入。愤怒、骂娘！回来的路上，碰上一长队的骆驼。到法国公使馆附近的城墙上散步，可以看见下面的中国城和明黄顶的皇家宫殿，还看见鞑靼城的城墙和城门以及观象台等。
城墙上散步，即意味着外交使团的聚会，我们碰到所有传教团的首领和蒲安臣夫人。据说中国人对此甚为反感，因为女人也上城墙了，这是民众不乐于见到的事情。
5月1日，星期日
十点半，在公使馆里做弥撒。又去城墙上散步。得到消息：大沽口的“羚羊”号所俘获的两个战利品——一艘丹麦、一艘石荷的双桅帆船——前者由第三方暂管、后者被释放了。
5月2日
早上，与璧斯玛一起骑马去了皇宫。大街上尘土飞扬，穿过外城墙和内城墙的大门。宫殿大得惊人——让我想起江户的大君（Taikun）宫殿，但不允许我们再往里走。景山非常漂亮，从壮美的大理石桥上可以远眺湖面，一幅色彩绚丽、无与伦比的图画：水面上覆盖着绿色的植物，亭子的顶盖铺设着黄绿色的琉璃瓦，宝塔有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回来时穿过内城。最后还去了城墙上古老的耶稣会士观象台。
5月3日
早上跟璧斯玛去喇嘛庙。很有意思的老建筑，房子的细部很精致。可惜年久失修。里面的墙壁上有绘画，天花板上画着圆形的花，有一幅大的水粉画，很新奇，有点品位。一座巨大的七十英尺高的木刻佛像。登上寺庙的最高层，可以望见城墙，一幅美丽的俯瞰图。我们走的时候，正好碰到喇嘛，他们聚在一起祷告，约两百个人，有老的，有年轻的，穿着黄颜色的丝绸大袍，有几个的颜色是红色或褐色的。他们对我们的围观未加干涉。
接下来去了孔庙，它比喇嘛庙简朴，建筑也很有意思。1861年额尔金曾在这里驻扎。美丽的石刻让我惊讶不已，这是中国古老的四书上的文字。大理石台阶旁的两块石板上雕刻着漂亮的龙，非常特别。
5月4日
与中国政府部门产生了巨大的争执，李福斯先生请求拜谒的函件也被退回，据说我们抵京之前，必须与驻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接洽，再由他向总理衙门上报，而我们都未曾照办。通过外交照会的形式，中国政府已通知了外国公使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所以在天津驳回了崇厚的这一要求，现在才知道搞错了。眼下我们必须补办手续并等待崇厚的答复。这期间我们可以不受打扰地待在北京。有很多事务要办。
5月5日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得到消息：由于与丹麦的战争，“羚羊”号被召回。
5月6日
清晨，与格陵喀（Glinka）、俄国驻天津领事布策先生一起去参观最著名的夏宫圆明园。骑马穿过内城，从皇宫旁经过，我们画了很多素描，要是公使馆建在这一地块该多好啊。沿着城墙走了很长一段，在一座寺庙处停下来，庙里有一口大钟，两百二十五英尺高，上面刻满了汉字，有好几百万凸起的阳文，真是令人惊异的作品。
我们走近圆明园，进入遭到毁坏的地区，到处都是断垣残壁，这是英国人复仇的结果。原先有名有姓的宫殿，现在只剩下一堆垃圾。宫殿群原先坐落在一个美轮美奂的园林中，现在已不准进去参观了。我们骑马从旁边经过，前往皇帝往昔游乐的小树林和散步的小道，这一设计是大手笔，它们穿插在湖水的周围，具有特别巧妙的观景视角和效果。入口处的大门已经倒塌，两边的铜狮子仍在守卫着，这是了不起的作品！我们走进树林：彻底的毁坏，由两千个英国人在七天时间里完成的彻底的毁坏，越往里走，这种印象就越强烈。我们对围着湖边的大理石栏杆惊叹不已，还有小山顶上妙不可言的建筑、宏大的露天台阶、拾阶而上的亭子和琉璃塔。整个园林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也富丽堂皇得令人难以置信，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未有过这样的园林。湖水连同大理石桥的景色，在宝塔之上极目远眺，真是太奇妙了。但是所有这一切在即将臻于最高完美境界之时，却被完全彻底地毁坏了。残垣断壁堆积成山，里面有彩色的瓦片，大理石的碎块，石头和青铜的塑像，打碎的神像、狮子、龙、花瓶、长凳，楼梯围栏，被乱七八糟地扔在一处，聚拢成堆。破坏进行得真是完全彻底：每一件东西都至少有一处被砍断或砸裂，几千级大理石台阶中的每一级台阶都至少有一个刀砍的痕迹，无一例外。英国人把这事干得很彻底，这是有计划的疯狂。
我们首先沿着湖边把整个园子走了一遍，一直走到一艘从水中冒出的大理石船前，真是惊奇不已。然后我们沿着露天台阶向上走，前面一堆碎石瓦砾，挡住了前行的路。上面的一群建筑的面貌几乎已不可寻，从残留下来的石柱判断，被摧毁的应该是一整排的寺庙和大殿。我们从左边还能通行的人造山洞穿过，来到美丽的青铜寺庙，该庙有二十五英尺高，十五英尺宽，双层的屋顶，特殊装饰花纹的窗户和门框，凸起的雕饰花纹的横线角，所有这些都是青铜做成的。墙上的装饰线条是各式各样的龙的造型。寺庙的地基是大理石的，上面雕刻着繁复的花纹装饰。相比较而言，这一艺术品受到的破坏较少：金属材料较能承受打击和破坏，大理石遭受的破坏就严重得多。围绕着寺庙建筑长满了荆棘和野草。我们又继续登上小山顶，观看琉璃瓦亭。从上面往下看，我们发现一大批的青铜神像，它们都在一处没有围墙的垃圾堆当中，有些站立着，有些倒下并被砸碎了。在地上的一大堆残片中间，有一座巨大的佛像，它原先肯定是排列在最中间的位置。这里无疑是原来的神殿所在，被彻底破坏掉了。最上层的那个寺庙建筑也同样被彻底摧毁了，只剩下砖头瓦块和废铜烂铁。
琉璃瓦寺庙受损程度较轻，它是用黄、蓝色瓷砖砌成的，每块瓷砖上都有一个双腿交叉的浮雕佛祖坐像。
从这里俯瞰，圆明园的景色壮观无比。再远处的北京，一马平川，掩映在绿色的田野、村庄、寺庙、桥梁、城墙、城门和塔楼中，最后面的背景是绵延的山峦。
我们从另一边下山，继续漫游：根本无法用语言来描绘这一路所摄取的大量的具体细节，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这里更为绚丽、更为丰富的东西了，哪怕已经被毁坏了，人们还是能从中辨认出整体的创意、魔幻般的奢华。尽管内部已经被摧毁，但外形的轮廓依然存在。在所有这一切中间，还充斥着被毁的圆明园郁郁葱葱的绿色，无穷无尽的常春藤、大大小小的树木。我们下了山，来到一大片树荫之下，树荫之下是林间小道。这是一幅特别具有油画般魅力的景色。尘世间的华美和财富是多么容易烟消云散啊！
这一人间仙境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够的，它由众多的细节构成艺术品：中国人在细节上具备独一无二、无穷无尽的艺术创造力，细小的局部组成了宏大的艺术。他们的整个文化也是如此。
英国人把这件巨大的艺术品完全破坏了，其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就是要给中华文明留下一个永久和不可否认的失败证明。这里面还特别包含着为战前被谋杀的英国官员报仇的意图。被杀的人中，有我的朋友和校友瑙曼（Normann），当时他服务于英国外交部门。我在这次郊游中想起了他——他得到了一个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祭奠品啊！
我们回到了湖边，经过另一座美丽的大理石桥，来到湖中心的岛上，大理石桥上到处装饰着形态各异的狮子。岛上的建筑物已完全被毁。在这里，我们对难以忘怀的圆明园又看了最后一眼。
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准许进入圆明园，当然，那些雇佣的看守人除外，他们当中总有六到八个人跟在我们后面讨小费。
骑马返回北京，街道是大方石块铺成的，经过热闹异常的街区，回到住处已是六点钟了——紧张而辛苦的一天，我都累瘫了。
5月7日
去了好多珍宝店和书画店。在英国人那儿吃了晚饭，认识了几位年轻的同事：索兰（Saurin）、柏卓安（Brown）、美国工程师赛柏立（Sampelli）先生——他是这里的名人。
5月8日，星期天
拜访了天主教的主教堂。这是一座特别没有品位的建筑，一半是耶稣会风格，一半是中国式的过于繁复的装饰。葡萄牙人建造的，现在由法国人庇护。内部装饰非常花哨，不久前花了大价钱重新进行了装修。
我在大教堂里正说着德语，一个看上去很激动的中国人拉住了我，说着模糊不清的德语，乍一听很难明白。他说自己是天主教的德国耶稣会士——高特立（G？tlicher）神甫，布雷斯劳（Breslau）人（我估计他开始属于重骑兵），在蒙古驻扎了十八年。他到北京来访友，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过德语单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重操德语时那么激动。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
5月9日
跟俄国人和英国人一起去山里郊游。在北京城附近，有寺庙的地方，公使们夏季总在那里避暑。这地方最早是布鲁斯爵士选中的，后来其他人也跟着来了，事实证明这里的确很好。我们先到了山脚下。倭良嘎哩搭坐布鲁斯爵士的四轮马车而来，这是北京唯一的一辆四轮马车。车停在山脚下，他们也改成骑马而行。
这里的“山”实际上是一排森林茂密的小山丘，山丘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寺庙建筑，右边可以瞥见圆明园的宝塔以及亭台楼阁的废墟。早餐是在“英国庙”里享用的，布鲁斯爵士以前就在这庙里住过，后来法国人也来住过。饭后四处走走，为的是给倭良嘎哩选择一处可避暑的寺庙。找到一处位置诱人的地方，四周环绕着常春藤和其他的藤蔓植物，视野开阔，一直可以看见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山上共有八座各式各样的寺庙建筑可作选择，每一处寺庙都集聚着大大小小的亭子。索兰和圣约翰也找到了避暑的地方，不过还得好好修缮装饰一番才行。
因为时间已晚，我和格陵喀一起，骑马疾驰回城，我们沿着城墙，走完了大部分的回程。
5月10日，11日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做，但活儿很多。十一点的时候，我和璧斯玛骑马出去，结果他在城里从马上摔了下来，摔得很严重，躺在地上立即失去了知觉。围着看热闹的中国人无动于衷，没有一人上前帮忙。我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把璧斯玛的马重新拽住，这些蠢人连一杯水也不知道递上来，好像一个外国人出了意外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最后我总算找到一辆车，把璧斯玛送回去。当外国人出意外或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暴民的特点就是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索兰跟我说过一件事，上个月一个英国士兵在街上被打死了，躺在血泊中几个小时，路过的人没有一个上来帮忙。现在英国人正在跟中国政府部门交涉此事呢。
5月12日
参观观象台，仔细观察古老的仪器，有一些还真是做得非常有艺术性。在美国公使蒲安臣那里吃晚饭，他自称是我们最铁的朋友，因为他想把自己的房子卖给我们，当做未来的公使馆。所以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5月13日开始，我感觉不大舒服，大多数时间待在房间里，肚子很难受。直到5月20日，我才能重新出门，骑马去了一次天坛，这一次我可以仔细观察了。天坛由平台和宽阔的广场组成，房顶是所谓的“天”。只有皇帝——也就是天子——才能在此祈祷。这里还有漂亮别致、但已荒芜了的园林，还有蓝、绿色瓷瓦盖成的亭子、神牛（14头）献上祭坛的通道以及宰杀牺牲的长凳。
今天法国海军上将饶勒斯（Jaures）带着他的队伍抵达北京。
1864年5月12日，北京
为了加强北海的战斗力，“羚羊”号被召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举措，因为“羚羊”号到达德国的时候，与丹麦的战争早就结束了，而这段时间里本可以在中国和印度的海域给予丹麦商船更多的打击。“羚羊”号已经截获了三艘丹麦船，为此事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对在他们“和平的海域”劫走船只表示抗议了。眼下我们在北京的处境很不自在，中国政府对我们怀有敌意，看来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他们找尽理由要把李福斯赶走，可能的话，拒绝承认他为公使。看起来我们在东亚的声誉很糟糕，如果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就必须始终生活在半战争状态之中。……关于北京这座城市和我在这里的生活，我希望还有机会向你们报告，可是现在不再有可能了：这里可叙述的素材太多，你们一定有了别的想法，不再关注鞑靼、中国的场景。我在这里不会再逗留太久，我要利用不再写作和吵架而结余出来的时间，到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走走。结果是：每天到了晚上就累得要死，脸晒得不成样子，胃里装满了灰尘，必须习惯于大街上的灰尘、习惯于在灰尘中进食。北京的确令人神往，但是消受它的过程充满艰辛——酷热已经逼人，沙尘风暴非常熬人。
摘译自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Briefe aus Ostasien，Herausgegeben von Hajo Holborn，Berlin und Leipzig：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1926，pp。106-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