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案语]
普鲁士特使团的船队抵达大沽口，无法再前行，艾林波被一艘法国的小舰艇接走，前往天津，履行他的外交使命，其余的人只能在船上待命，因为天津没有足够的下榻之处。
特使团里有一位经验丰富的环球旅行家，他是游历广泛、见识不凡的画家兼作家海纳，五十年代曾参加过美国海军准将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的黑船舰队，他用英文将这段经历写成的游记Graphic Scenes in the Japan Expedition曾在美国热卖，爆得大名，以德文撰写的Reise um die Erde nach Japan在莱比锡出版，随即被译成了法文和荷兰文。就在五十年代的美国、日本之旅中，海纳还结识了一位在上海传教的传教士，此次他与这位传教士约定，从大沽出发，一起前往北京。
海纳早就谋划妥当北京之行，带有他个人的目的，他计划离开特使团之后，经过蒙古和满洲，进行一次探险之旅，为下一本书搜集素材，但他不敢只身单独冒险，而是想到北京雇一位向导兼翻译的中国旅伴。柯艾雅（J。Kreyer，生卒年不详）是新教牧师，他当然极为关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教的新局面，遂立即要求随同海纳前往北京。他们一行三人雇了六辆“鞑靼马车”，于1861年5月6日向北京进发。
以下就是柯艾雅的北京见闻，作为一个新教牧师，他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法国天主教在华的独特地位极其敏感和在意，他所记录的法、英两国驻华公使对新教传教士的态度和顾虑，为我们今天的史学从业者了解战后北京的外交格局和利害关系，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角。
第二天晚上，我们（同行）的人告诉我，北京已经很近了。但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只有几所普通的房子和几棵纤细的小树，看起来跟江户（Jeddo）的景致没什么两样。可是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理由怀疑车夫（走错了方向），所以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仍然坐在大车里，放下帘子，尽量不要让箱子和行李凸出车外，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发现，我们确实到达古老而闻名的中央帝国的首都了。
北京差不多由两个同等大小的城区组成，北边是鞑靼城，南边是中国城。两座城都是整齐的矩形，但鞑靼城南北方向为长边、而中国城的长边为东西向，所以前者的较窄的一边碰到了后者较长的一边，使前者的底边处向两面伸展出去。两城各有巨大的城墙围住，并有十六座城门通往外面。我们最先通过被称作广渠门的东面的中门进入中国城，当然这一切我们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因为我们坐在挂着帘子的大车里，没有机会察看四围的形势。我们也不可能一直这样隐藏下去，因为总得找个住的地方。来来回回走了很久，终于发现一家还算像样的旅店，传教士们跳下车，去跟店主谈价钱，谁知店主却一口回绝，根本不容我们说话。随后找到的第二家，情况也不比第一家好。形势渐渐变得有点令人不自在，越来越多的围观者聚拢上来，声音高亢而嘈杂，他们一会儿帮我们讨价，一会儿又帮对方还价，更让我们感到不快。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一个老实人，他愿意收留我们。出于感激之心，我记住了他的名字，他叫李同铸（Li-tung-cho），他的旅店叫清泰店（Ching-tai-tien），意思就是“最为舒适”，这家店坐落在打磨场（ta-mo-tschang），意思就是敲打和摩擦。这样的名称，无论如何也让人跟“最为舒适”联系不起来，尽管如此，我们很高兴，我们的旅店确实至少达到了第二等级，前后有五栋房子，坐落在四个院子里。院子里铺着方石，极为干净。我们被安排在最后一个院子里，住在最后一栋房子里。按照中国人的观念，这里才是整座旅店最好的住处。他们认为，房子离街道越远，就越高级。这栋房子有三个房间，正好安顿下我们和仆人。墙壁上贴着很好的壁纸，每个房间配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没有床架，只有一张木板，上面铺着垫子，占据了半个房间的空间。我们在床板上铺好自己的软床垫和羊毛毯，花费了一点时间，就已布置得相当舒适。这里的菜单也比较丰富，甚至还有牛排，类似土豆的茎根植物、不知出自何种动物的奶以及各种各样的甜食，其中烘烤出来的甜食非常好吃，只不过果仁类的馅儿让人不太放心。到了晚上，老板总是鞠着躬把账单递给我们。……
可是夜间的宁静，既被老鼠搅扰——它们在我们头顶纸糊的天花板上嬉耍，也被守夜人打扰——他甚至好几次走进我们的院子，他敲着木板，制造出可怕的噪音，大概他是想让远处的小偷知道他的存在。
第二天早晨，我们得到忠告，如何既能游览这座城市，又能避免大群人的围观。正在彷徨之际，一个法国外交随员的到来，把我们从尴尬中解脱出来。原来海纳先生事先给法国公使发出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已到北京，而公使正好要托付海纳先生在蒙古之行中帮他办点事情。这位随员完全公开地骑马前来，这让我们感到安心，不再相信所听到的一些谣言。随员让我们放心，大街上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这才重新坐上大车，开始了发现之旅。我们先去中国城，这里更疏于管理，是底层民众居住的地方。这里的脏与中国其他城市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这里的街道更宽一些。有些大街铺着大块的方石。正如满洲王朝让一切都颓败不堪一样，街道上十分之一的石头都不见了，其余的石头渐渐被压沉，陷进了深深的车辙里。原本坐在大车上就不够舒服，现在简直就是一种折磨。我们能够想象，那些倒霉的英国谈判者，半年前被装在麻袋里，钉在大车上，经过这样的大方砖时，该是怎样的煎熬。
我们最先参观的名胜是战神之庙，这是一座奇怪的建筑物。战神的名字叫关帝，跟大多数中国神一样，他是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对他的纪念，后来变成了宗教迷信。他生活在公元三世纪，在与帝国敌人的作战中屡获胜利，最后与其子关平——也是有名的战将——一起被杀害了。当今的王朝把对他的纪念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国家事务，所有的官员，尤其是军事将领，都要在特定的日子里向他焚香膜拜。在这座寺庙里，他不戴任何战争装束，端坐在一个基座上，前面的圣坛上燃着贡烛。右边站着他的儿子，从头到脚装备齐全；左边是帮他拿武器的人，长矛杵地，表情愤怒，满脸胡子，黑色的眉毛几乎盖住了充血的眼睛。从外表上看，这座庙宇与其他建筑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天和地的圣地，即天坛和先农坛，这里才是中国城独一无二的名胜古迹。很快我们就抵达南城墙的中门边，那里有一个宽阔而美丽的广场，天坛和先农坛就坐落在这里。
左右两边都是同样修长的围墙，将圣地与外面隔开。我们首先从天坛的门进入一个美丽的公园，公园里到处都是浓荫蔽日的大树和繁盛肥沃的草地，在四周都是尘土环绕的“沙漠”里，这个公园真是赏心悦目。我们还没有往里走几步，就跑来一个官员说，如果没有恭亲王的特殊许可（当时的摄政王），不允许再往前走。我们只好往回走，未能看见那座独一无二的真迹。听说那是由大理石建成的三级平台，每一级有十英尺高，三个平台的直径分别为一百二十、九十和六十英尺。皇帝每年冬至都来这里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在此之前，他得在皇宫（丰收宫）里吃斋三天。现在我们向对面的大门走去，那里是地坛，是祭奠先农——农业的发明者——的地方。同样，皇帝每年也要前来敬拜先农，亲手在地里开犁播种。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竟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进来了。我们四处寻找，却未能发现丝毫皇帝耕种过的痕迹，也没有庙宇和圣坛，只有一个美丽的大公园，如同刚才对面的那个公园一样。
下午我们参观了鞑靼城，我这才有机会仔细地打量城墙，鞑靼城与中国城交界处也建造着针对外部的防御墙。这是真正的巨型建筑，高三十英尺，底部宽二十五英尺。顶部面向城里和城外两边都围有城垛，城垛之间为走道，走道之宽，足以通行重型大炮。连接两座城的城门给人印象特别深刻。城墙在这里围成一个方形，面向外部的三面都有宽大的拱形门洞，装着厚重的双扇铁门。城墙中间建有一座大房子，其屋顶比城墙还要高出三十英尺。房子有四层楼，每层有十个门。沿着城墙，建有宽宽的已干涸的护城河，通往每个城门的河上都建有一座大理石桥，桥面很宽，完全容纳得下三条车道，车道之间以栏杆隔开。可惜建筑物已脏乱不堪、完全颓败了。
我们从南面的中门进入鞑靼城，打算明天再游览城里。我们现在沿着城墙向左，往下一个城门走去，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的大教堂应该就在那边。半个钟头以后，我们还真的看见了大教堂高耸的、装饰着十字架的屋顶，从周边低矮的房子中突兀而起。我们很快就抵达这所令人敬仰的建筑物前，两个世纪以来，屡经驱逐、折磨，它依然挺立着，在这个异教徒云集的城市中，孤独地面向苍天。这是一座十字形的葡萄牙风格的大教堂，但没有真正的塔楼，只在山墙边建有两座小塔。它坐落在一个围墙环绕的宽敞广场的中间。入口处的左右两边各立着一块石碑，奇怪的是，石碑都由巨大的乌龟驮着。碑上刻着蒙古文和中文，大概是用来说明这座建筑物的用途。教堂内部的拱顶高大，窗户数量很少且很小，未装玻璃，而是按照中国方式糊上了白纸，所以内部显得有些昏暗。教堂的尽头是高高的圣坛，其两边还有两个小圣坛，上面装饰着漂亮的图画。尤其那幅玛丽亚和圣婴的画像，拿到任何一个欧洲艺术展览会上都会赢得满堂喝彩。教堂顶上也有壁画，但总的来说，画的数量不是特别多。我们的到来，引来一大群中国人围观。这些人进来时，手划十字，顶礼跪拜，可以肯定他们是天主教徒。他们很友好地靠近我们，看得出来，他们中间的一人还是神父。我们的传教士跟他交谈起来，发现他既熟知基督教义，又热心勤奋。他甚至还懂一点拉丁语，但发音带着很重的中国口音，所以听不明白。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小男孩儿，竟然也知道耶稣基督和玛丽亚，并试图向我们解释那些绘画的含义。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人们自然而然地变得虔诚，忘了教派之间的敌意。……
北京有八千本地的天主教徒，有八个法国的修会神父，还有很多中国神父，以红衣主教莫利（Mouli）为首，继续着传教事业。跟所有天主教传教士一样，他们穿着中国式的长袍，并努力适应着中国的传统。根据法国的条约，他们在城北还有一座教堂。条约规定，所有先前没收的大小教堂都要归还，不久首都又有两座教堂被清点后归还给传教士。
第二天，我们决定对整座城市作一次漫游，所以很早就从旅馆出发了。我们先沿着中国城的主街往西走，去城郊参观北京有名的大宝塔。大概先经过的是这座城市的商业区，这里的店铺充满生气，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一方面我们仍不敢介入中国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没有在此逗留。一个钟头以后，我们抵达郊外一处房屋散落的地方，马上就看到了宝塔。这是一个圆形的高塔，塔高大约为一百五十英尺，特殊的房檐将楼层分开。我们很想登上塔顶，俯瞰一下北京城。当我们靠近围着宝塔的围墙大门时，我们发现了一处鞑靼兵的军营，正在吵吵嚷嚷练习摔跤的他们向我们跑来，一个军官很快赶来，他大喝一声，把那些粗暴的小伙子们赶开，客气而坚决地向我们解释，绝不允许进入这座围墙，我们只得离开了。与我在上海见到的士兵相比，这些士兵要好战得多。看来他们是骑兵，我们看见许多配着优质马鞍的马匹。他们的军服，与我们从天津来的路上常常碰到的鞑靼骑兵差不多，只是镶边的颜色不同，这里为红色。帐篷旁边放着他们的兵器：火枪、马刀、尖镐。广场上帐篷林立。军官的帐篷前插满了彩色的旗帜，煞是好看。我们继续在城外前行，四周景色很美，近处是农田，远处是隐约可见的山峦，这些山峦坐落在北京的西面，从平原上凸起，大约有一千英尺高。这样我们到达坐落在同一地区的月亮庙，在城东相应地还有一座太阳庙。我们走进一片围着围墙的柏树林，身处树荫之下，白天的暑热顿消，令人神清气爽。隔着一堵内墙，我们又找到一块开阔的空地，地上全都铺着白色的方石，石缝间长满高高的野草，使这块地看上去如同一块草坪。这块场地的中间立着一个四英尺高、三十英尺宽的圣坛，圣坛上面放置着几个青铜香炉。这里每年举行一次由皇家亲王主持的盛大祭祀。旁边的院子里，还有几栋庙堂建筑，不过看上去其地位无足轻重，其内部的神像也布满灰尘，无人理睬。
现在我们开始往城里走，经过西边的城门，我们向鞑靼城走去，我们先前从不同的方向进入过鞑靼城。这里才是真正的京城，古老的皇宫、政府建筑物以及名胜古迹都在此处，只有官员和贵族才能居住于此。这里以前的居民只是鞑靼人，可现在鞑靼人跟汉人已混合得太厉害，而汉人又被迫穿上了清人的服装，所以根本无法区分这两个民族。尽管如此，这座城市还有一种特别的印迹，跟其他中国城市完全不同。这种印迹让人想起匈奴时代，或者让人想起成吉思汗。街道极为宽阔，肯定比柏林的林顿大街还要宽阔。私人的房屋都很低矮，一点也不引人注意，但到处挂着彩色的、标着字号的布，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这是各个店铺的店招。由于居民也住在房前的空间里，所以家居生活的生动场景同时也能被外人看到。鞑靼人的个性在大街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所有的人都骑在牲口上，有钱人骑在马上，穷人骑在驴子或者骡子上。无数的大车驶来驶去，或停在十字路口等待着租客。骆驼排着长长的队，悠闲地鱼贯走过熙熙攘攘的热闹地带。有时也会让人眼睛一亮，那是闪闪发亮的亭子似的轿子走过，由三十多个人抬着，后面还跟着一大队装束奇妙的人。
在这样一条大街上，我们缓慢地驶向城里，完全沉浸在周围童话般的世界里。我们常常经过一种木制的像凯旋门似的拱门，上面刻满各式各样的花纹和雕饰。看起来除了美化的作用，它们没有其他实际的用途。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建筑物是一佛像方尖柱，肯定有六十多英尺高，估计是青铜制作的，非常引人注目。据说这种带神像的圆柱是用来标示主人遗骨所埋之处。我们无法走到它们的跟前，所以无法做出详细的描述。不远处是一座大和平庙（Der grosse Tempel des Friedens），我们已经看够了神像，所以就没进去。现在我们转而向北，来到一个人工湖边，走过一座大理石桥，再经过一个大理石小岛，又来到北面的城墙边。传教士告诉我们，英国军官曾向他们保证，从这里一直往北，距离北京不过十英里处，他们见到过真正的长城城墙。我也很想去看一看啊，但是通往那里的大门都严缝密闭，我不敢奢望大门会为我而打开。
我们同样也不敢奢望去参观那个所有游记都提到的闻名于世的夏宫圆明园，它被法国人大肆抢劫，圆明园离城有十二英里。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朝内城走，去皇帝过冬的宫殿。它坐落在用另一堵城墙隔开的另一个城区中，它的名字叫皇城，这里城墙的尺寸一点也不比外城的城墙小。皇城建造得比其他区域都大，里面有很多宫殿、庙宇和政府建筑物。最重要的是人工建造的皇家花园——景山。看到我们这些野蛮人竟然渐渐要走进天子脚下的皇城，一个粗暴的看门人一定认为是奇耻大辱，无论如何也不让我们进去。从外面眺望，我们只看见三座树木茂密的小山，山顶上有一个亭子，大约有一百英尺高。似乎那个看门人对我们的看法并不是孤立的，因为就在我们忙于观赏的时候，有几个放肆的家伙开始向我们扔烂泥团和石头。尽管我们对这种非礼不予理睬，但还是觉得坐上大车继续前行比较合适。在皇城的中央是真正的宫殿，而这些宫殿又自成一城，这一城又被一圈城墙所环绕，这样天子陛下被三重的防御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中华帝国的最中央被称作禁城，即隔绝之城。以我们刚才的经验看，继续往里闯是不足取的。我们就此放弃了参观这一胜地的念头，代之以观赏城墙上的黄绿琉璃瓦聊以自慰，在阳光下，这些琉璃瓦光彩流溢。
离开皇城以后，我们前往鞑靼城西南的俄国传教团。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瞥见欧洲人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就如同得到来自家乡的问候。经过一座大门，进入一个宽敞而整洁、柏树成荫的院子，里面有一座小小的美丽教堂以及不少可爱的欧洲房屋，都装着明亮的玻璃窗。这个传教团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由四位神父、一位修道院长和三位修士组成，另外配备了一位医生，一位画家和一位天文学家。目前尚无外交人员在此，但我毫不怀疑，整个传教团有一半的目的是政治性的。那位唯一会说法语的医生很友好地跟我们打招呼，马上把我们引入极为雅致的院长会客厅。院长很快就来了，他个子很高，穿着缎子长袍，漆黑的胡子垂至胸前，是个有趣而生动的人。他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们，而我们的传教士不得不充当起了翻译，因为他除了俄语，只会说中文。接着医生又把我们带到了装饰丰富的祈祷堂，向我们讲述传教团的现状。传教团在城北还有另一产业，包括一所给中国人使用的大教堂和几所学校，那里才是传教士们真正的工作场所。然后我们又参观了画家的画室，欣赏了众多美丽的图画。最后我们接受了医生的邀请，走进他凉爽而舒适的住处，小憩片刻。这位医生还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位西藏的喇嘛。那是一个奇怪国度里的佛教和尚，众所周知，这个国度位于中国宗主国的主权之下。在俄国人房产的近旁，喇嘛拥有一所很大的很著名的寺院，该寺院类似于朝廷的学府，喇嘛其实就是大学者，他们不仅通晓藏文，而且还精通几乎所有的东亚语文，特别是蒙古文和满文。现在政府让他们给很多住宿生上课，然后将这些学生派往相关的周边国家，使这些地区与帝国中心的联系不致松弛。海纳先生要从这所寺院里找一位蒙古文翻译，而俄国人与所有中国高级官员保持着极好的关系，所以医生就让人去请高级喇嘛。半个小时后，在驻寺院的朝廷特派员的陪同下，这位高级喇嘛来了，他是一位文雅的年轻人，对蒙古情况最有发言权，他的脸看上去很聪明，很吸引人。他身穿红褐色的羊毛长袍，长袍镶着红滚边，帽子也是红颜色的。据此我推断，他不属于黄教，而是红教，其首领不是西藏的达赖，而是班禅喇嘛。红喇嘛允许结婚，在其家乡却不如黄教那样受崇拜。朝廷特派员是一位和气的老先生，肯定是满洲人。他那浓密的、顺着嘴角垂下的胡子、大大的马靴，还有他的直率和善良，让我想起匈牙利轻骑兵中的老骑兵上尉。两位先生在我们对面的沙发上落座，点上雪茄烟，抽吸起来。喝着醇香的茶，我们开始了轻松愉快的谈话。我第一次对自己不懂中文或蒙古文感到遗憾。他们所描绘的蒙古是一个杰出的国家，拥有壮丽的阔叶林和丰富的水流，其居民是世界上最为温和的人，所以是最安全的旅行之地。从我们这方面讲，觉得很难将我们祖国的概念传达给他们，看来他们是第一次听到普鲁士这个名字。他们怎么也学不会Preussen的发音，最后我们只好同意用Pu-Lu-ssi作为替代品，但即便如此，这个词在他们眼里很快就变成了O-Lu-ssi，即“俄罗斯”的一个变种。两个钟头之后，与我们的俄国朋友、蒙古朋友和西藏朋友告别，带着这一天的收获，满意地返回。晚上6点，我们回到了旅店。
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们想以适当的方式庆祝一下。传教士让店主招呼来他的朋友和熟人，由他们向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讲述他们生命中最大的幸福。结果来了大约三十个中国人，其中还有两位低级官员。我们的传教士开始向他们宣教，他们听得很仔细，还常常提出些问题。我们自己也举行了礼拜仪式，在家里平静和安宁地度过了这一天。
海纳先生当晚被法国公使布尔布隆邀请去了，他在那里待到第二天才回来，因为鞑靼城的城门夜里是要关闭的。然而他没有给大家带回好消息。听说我们没有护照、没有任何许可就来到了首都，公使无法掩饰他的惊讶——这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现在他坦白地说，官员已经在抗议我们的到来，如果我们不马上离开的话，他就无法保护我们了。他强调，经过血腥的战争获得的条约不能再遭异议，况且条约现在仍不得不搁置一旁、无法生效，因为皇帝还没有决定回北京，而皇帝现身北京，是恢复帝国安宁所不可或缺的。胜利者就是这样为战败者造起了金桥，作了最大的妥协，以赢得其友谊。无论如何，总是有很重要的政治原因，才能为这种行为作解释。毫无疑问，因为没有多少贸易，法国的对华政策是把传教作为行动基础的。另外，由于太平天国已带有新教的色彩，为此皇帝在紧急情况下，会对他们动用武力来保持公正。布尔布隆先生的这一解释，促使我们的传教士去求教英国公使布鲁斯先生：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居留那么容易，而新教则被拒绝，英国肯定不是这样解释条约的吧？布鲁斯先生的回答与法国公使基本相同，不愿意接受我们传教士的想法。从根本上来说，眼下英国在东方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
如此我们认识到，在北京待了四天之后，我们只能选择离开了。
摘译自Kreyher，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in den Jahren 1859-1862，Reisebilder aus Japan，China and Siam。Hamburg：Agentur des Rauses zu Horn，1863，pp。261-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