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案语]
巴兰德（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1835年10月8日生于柏林的一个贵族之家，其父August Heinrich von Brandt（1789-1868）是律师出身，后来成为普鲁士的将军兼军事理论家，战功卓著，同时也著述丰富。自十九世纪末直到去世，他在普鲁士军政两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巴兰德是父亲四十七岁所得之子，换句话说，巴兰德出生之日，也正是其父军政生涯走向高峰之时。他在柏林历史悠久的法国中学（Franz？sisches Gymnasium）就读，随后进入部队，成为军官。巴兰德似乎继承了父亲双重的禀赋，既有贵族军官的严守纪律和坚毅不拔，又有舞文弄墨的兴趣和才华，他日后作为外交官和东亚事务专家的成就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事功还是立言，直到今天，尚无人超乎其右。确切地说，他是日本和中国问题专家，不算论文，他所著相关书籍就有二十余部，都属于他那个时代最受人重视的文字。
1860年，二十五岁的巴兰德被选入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成为艾林波伯爵的三个外交随员（Attachè）之一，另外两位是冯·本森博士和艾林波的侄子、陆军上尉艾固使德，在这三人之中，艾林波最信任、最倚重的就是巴兰德，巴兰德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两人的关系和交情的——“他一直对我很好，后来也一直是我的靠山。”
两人一生交情的起点，便是1860年的东亚外交之旅。特使团于1861年3月7日抵达上海，9日凌晨5点启程前往天津，他的公文包里装着艾林波给恭亲王以及俄英法三国驻华公使的信件，巴兰德被艾林波委以重任，去完成一项艰巨的使命——争取西方同僚支持普鲁士尽快与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设法把给恭亲王的信传到他本人手中。他如何完成这一使命，特使团的考察报告已有详述，此处不赘（参见《另眼相看》，第24-28页）。在艾林波于4月底抵达天津之后，6月初与崇厚、崇纶签署条约。巴兰德又被艾林波点将，前往北京为未来的德国公使馆选址购地，这是一段中国读者所不知的故事。
这里选译的第二段是巴兰德1875-1893年担任驻华公使的经历，他所描述的总署大臣恰好补充了中文文献的不足——恭亲王、文祥、宝鋆、沈桂芬、毛昶熙、董恂、郭嵩焘、成林的形象跃然纸上，其对外见识也被肯定，而他未指名道姓所批评和嘲笑的两位保守的总署大臣，其中一人就是李鸿藻，翁同龢所记证实了这一点。按照巴兰德的看法，当时的总理衙门集合了朝廷最有担当和最有见识的国家重臣。而同期的总署大臣如何看待巴兰德呢？在当时还未进入总署的翁同龢眼里，除威妥玛和赫德外，“余皆庸才也”。（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册，第1182页）王文韶在日记中虽提到他，但不做一字的褒贬，令人不解。总体上看，清廷大臣没有了解自己的外国同僚的兴趣，却有意识地事先预设一个“非我族类”的成见或偏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巴兰德在北京的外国使团圈子里享有很高的威望。
巴兰德在中国的谢幕颇有戏剧性：1893年，鳏居两年的巴兰德在首尔与年轻的美国女子（Helen Maxima Heard，1868-1937）结婚，两人年龄相差三十三岁。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位Heard小姐的父亲是时任美国驻高丽的总领事。按照当时德国外交部的规定，外交官不能娶外籍女子为妻。但这条规矩并未严格执行过，这一次却用第一次来北京我一连好几天身体欠佳，简直走不动路，但要我主动对头儿说身体不好，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种犯罪，我那么崇敬他，钦佩于他永不言败的毅力和开朗乐观的天性。所以我对他说，我马上出发！——我要尽自己所能达到他预设的目标。
第二天，即6月21日清晨5点，我和伯格（他后来逝世于布莱斯劳的西里西亚省博物馆馆长任上）以及一名水兵就起身向北京进发了，同行的还有我的中国仆人阿忠以及一个中国马夫。我和伯格策马而行，其他人与行李分坐在三辆马车上，跟在我们后面。我感到自己身体糟糕极了，不一会儿，就不得不下马，一阵猛烈的呕吐之后，稍感轻松，重新上马，继续骑行。抵达离天津约有三十公里的杨村——前面我常提到这个地方，我们停歇下来，拿出随身携带的食品，权充作早餐，在这里，我们躲过了中午最热的时段。……
没有进城的许可，我们可能在城门被拦住并被驱赶出去。在入城之前，我们决定藏身于大车之内；我们的马也卸下欧洲马鞍，让中国马夫赶着往前走。就这样，我们在6月22日下午，经过两道尘土飞扬、车马拥挤的城门，迈入中华帝国的首都。即使我们没有采取谨慎的措施，城门守卫也不会看我们一眼。我试图让马夫明白，他应该带我们去旅店——当然是中国旅店，因为当年也没有别的选择。可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眼前突然出现了英国公使馆，我们是从门前的旗帜上认出它来的，这一惊让人很不舒服。从公使馆门前掉头离开，又花费了不少的气力。要让马夫明白我们的意图，也不是一在了巴兰德头上，五十八岁的巴兰德颇有“不爱江山”的风度，选择了退隐。1920年8月24日，巴兰德在名城魏玛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件容易事，最终他才领会，我们要出内城。进了外城的一条小胡同，终于来到一所中国房子前，门前有几个人向我们招手。我们一行以及行李都被带进底层几间不太干净的房间，这两天我们每天骑行的路程都超过了六十公里，而且第二天还坐着中国“刑车”在城里转悠一个多钟头，所以已经疲劳至极，先是喝水解渴，又吃了几个硬邦邦的鸡蛋、杏子和葡萄后，我们倒头便睡，管它什么噪音、臭味、害虫呢，一直睡到次日清晨。
早上醒来，我们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内城的城墙，冉冉升起的太阳给雉堞镀上了金色的光芒，护城河不宽，河水也不深，但纯净，无数的鸭子在其中戏水。洗漱不是件容易事，花费了一个小时，因为店主提供的水池子，只有禽鸟的食槽那么点大。早餐享用的是没放过糖的茶、抹布似的中国面包，只好烤着吃，这样味道好一点，还有已经熟悉的硬鸡蛋和水果。饭后，我们让水兵坐在行李上，命令他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要轻举妄动。我们坐着中国大车前往内城的法国公使馆，希望得到比在英国人那儿好一些的接待，我们完全想错了：布尔布隆先生把我们头儿的信往壁炉上一放，根本就没打开看，然后就开始扯天气之类的事情。我们嗅出了他所持有的距离感，但我们还算有点运气，他请我们共进早餐。我们是正处于被节食的状态中，饿得半死不活。饭桌上他什么都聊，就是不提普鲁士外交特使团和我们的任务。离开法国公使馆之时，我决定不再去英国人那儿经历一次相同的失望，因为哥士耆伯爵也见证了这顿外交早餐。所以我和伯格先生就去了俄罗斯传教团的南馆，希望在那里能遇到布策先生，结果他不在，他正在前往北馆的路上，要与那边的人道别，因为他下午就要离开北京了。还好俄罗斯神父波波夫（Popoff）先生会说一点法语，表示有办法帮我们解决一切困难。我们先是诉苦，接着道出目的——要给我们的头儿寻找一处合适的住所。波波夫先生说，英国公使馆旁边有一所房子，房主属于一个亲王家族，几个月前皈依了教会，他正想把房子卖掉，因为他担心英国人会以极低的租金强租。在1860年的和平协议签署之后，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低得可笑的一千银两的年租金把紧靠皇宫的两所大房子强占了，即便如此，法国人连这一点租金也没支付，他们宣称这钱用来维修房子了。波波夫先生建议我们立即搬进去住，并答应帮我们与房主商谈后续的事情——或买或租。在我们刚要结束谈话的时候，已收拾好行装、即将踏上穿越蒙古之旅的布策先生走了进来，他向我们证实了波波夫神父所说房子的消息，并强调立即搬进去的必要性：在中国，财产所有者只拥有四分之三的权利，所以要抢在中国政府阻止房主之前把房子租下来。这一番谈话让我们更加明了，我们确实没有其他的选择来完成此行的使命——即在短短几天内为迎接我们的特使做好准备。我们赶紧去看那所房子，它确实是空置的，守门人领着我们查看各处，这所房子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俄罗斯先生们对他说，我们要租下这所房子并马上搬进来，他一点也没表现出意外的神情。我留在新租的房子里，伯格先生回旅店去结账并取回我们的行李，过了一会儿，他办妥事就回来了。我们把马放到一个马厩似的房子里，让水兵仍旧坐在行李上面看着，我们就去隔壁的英国公使馆了。布鲁斯先生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并把（艾林波）伯爵的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讲了一大通话，在于告诉我们不能邀请特使和我们来北京做客的原因。我插话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住处，他惊诧地问：在哪儿？怎么找到的？我告诉他，我们已做邻居了。布鲁斯先生先做了一个惊异的表情，然后就开怀大笑起来，允诺给我们一切的帮助和支持，让英国公使馆的买办为我们找工人和购家具，邀请我们所有人在他的公使馆里享用一日三餐。当天下午我就给特使写信，汇报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次日晨就有五十多个工人来干活了，要把我们的新家收拾得适合住人。看上去一切进展顺利。可是，下午波波夫神父来告诉我们，恭亲王的副手刚找过他，请他通知我们，我们来北京是违法的，如果我们不立即离开北京的话，政府将会强迫我们撤离。我请波波夫神父转告那位副手，我们无法接受非官方人士带来的消息，并且强调，清政府若对一个官方特使团成员做出如此举动的话，将要承担严重的后果。
恭亲王的副手很快就来了，法国和英国公使馆翻译陪同在侧，两位翻译先生声称他们只是上司派来的，只起翻译的作用，我当然感谢这种热心的帮助，同时我表示不知道他们还能起到其他什么作用。这位副手叫成林（Chang Lien），一个富态、聪明而快乐的人，后来得知，他是恭亲王特别信任之人，恭亲王认定，正是因为成林，他才免遭英国人的拘捕——实情是否如此，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大家都坐了下来，雪茄和香槟都端了上来，然后就开始谈了，成林说，我们没有得到许可就进入了首都，而且与普鲁士的协约还没签署，所以我们就更无权来了；此外，我们用武力强占了一所房子，亲王让他转告，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北京。我反驳道，我们是听从上司的命令而来的，没有他下达的命令，我们没什么可谈；关于房子的问题，说我们以武力强占，则是完全弄错了情况。好几个月以来，这所房子就已向外国人做了出售或出租的广告，是从别人那里得到消息，我们已申明要租这房子，只要是合理的价钱，多少都愿意付，哪里使用了武力？甚至连这所房子里唯一的人——看门人，还帮忙把我们的东西搬进去呢。我们不会离开北京，因为我们听命于特使，只有听到他的指令，我们才会离开北京。亲王可以去问特使，他一定会向亲王通告我们被派来京的理由。成林声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亲王只通过在天津的钦差大臣与特使打交道；关于房子的事情，他马上就不提了，很可能他觉得自己的说法太可笑。十五年之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是总理衙门大臣，经常有机会显示他快速的理解力和智慧。现在他总是围绕着我们来北京的意图这个主题上，问，是不是特使也有来北京的意图？我们也同样客气地说，我们无力解释此事。最后成林说，我们若不走的话，政府将动用武力将我们赶走；我回答他，我们也带着武器，跟十个人对打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可以不使用武器，但总得要有一个体面的借口让我们屈从，至少要派遣十几个人来，才能让我们投降，被带离北京之前，我还有个请求。成林问，什么请求？我说，先把我们带到英国和法国公使馆，让公使先生们看看，他们所在的城市是怎么对待友好国家的特使团成员的。这话看来起了作用，尤其是在陪同满族客人的外国人身上起了作用。整个谈判过程充满着温馨友好的气氛，道别时也是如此。我们目送成林离开，哪怕他在离开的时候并不十分满意，他至少没有把这种不满表现出来。
晚上我们又到了布鲁斯先生那里，他的房间非常漂亮，他对中国的府邸——包括其中的大厅和小房间——有这透彻的理解。客厅和餐厅的装饰极其独特，这种装饰风格至少保持到了1893年。中国房子纸糊的窗户大多分成了一块块方格子的木雕，公使馆秘书尼尔（Neale）上校——几年后我在日本再见到他，他已是一个负责人了——给窗户装上了欧洲的玻璃，把撤换下来的木雕收集起来，撕掉纸头，把漆成深褐色的木雕放置在客厅和餐厅里，在客厅里的木雕衬着深红色的墙纸，在餐厅衬着深黄色的墙纸，既别致又漂亮。在这微热的夏夜，我们坐在公使馆的院子里聊了很长时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过这样开心的时刻。
次日早晨，我们在布鲁斯先生那儿吃早饭，他告诉我们，早上骑马出去散步，看见一部分卫戍部队在做开火的演练，他便上前询问原因，得到的回答是，普鲁士特使有意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前来北京，他们要予以阻止。布鲁斯又说，据说恭亲王一想到特使想要来京就怒不可遏，严令都城的步兵统领文祥——他同时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一定要给予阻止。布鲁斯担心，如果特使坚持要来北京的话，中国人可能真的会对他采取冒失的行动。我辩解道，我们被派到北京、伯爵亲临首都，是最后的手段，目的在于促成协约的签订，访问首都是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力，我们的上司不会放弃这一权力。
尽管如此，事情还是很清楚，那就是要避免任何可能的冲突。我和伯格先生商量后决定：伯爵已经在前来京城的路上，而抵达北京前的最后一站是马头，伯格起身前往马头迎接伯爵，向他报告现在的境况。动身之前，我们与布鲁斯先生再次交换了意见，看看他有什么话要对伯爵说。商谈的结果是，艾林波伯爵可在途中停留一天，照会恭亲王他将抵达北京的时间，此时布鲁斯先生将运用自己全部的影响力，让亲王明白，阻止普鲁士特使进入京城以及拒绝对他的接见，都是绝对行不通的。我的同伴在进行此番谈话的时候，我警惕地在房间的周围巡视。结果凑巧碰见了我们的房主，他已上了年纪，衣着脏乱，显得潦倒。因为没有翻译在场，我们只能各说各的，他来一句汉语，我回一句德语，犹如鸡同鸭讲。但是，尽管我们语言不通，但这位亲王身份的房主显然很爱喝我递上去的香槟酒，最后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就把他手够得到的所有雪茄都揣了起来。如此丰厚的收获并未能阻止这位搜掠者前往恭亲王处，在那里，他控告我们使用了武力。他肯定首先想到的是推卸自己的责任，金蝉脱壳，申明自己根本不想把房子卖给红毛番鬼。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本来就没有权利卖房，旗人直接隶属于皇帝，作为从前征服中国的旗人的后代，他没有权利这么做。当然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我们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把地皮卖给了英国传教士雒魏林（Lockhart）先生，他把这块地后来又卖给了英国公使馆。这块地皮旁边的一所房子被美国公使蒲安臣先生卖给了德国第一任驻京公使李福斯先生，这所房子就成为德国驻中华帝国国首都的第一个公使馆。当我1875年又回到这里时，它成了我的官邸，尽管不是过去的同一块“战场”，却还是紧挨着它安顿下来。这块地后来转给了英国公使馆，建造了两层的楼房给使馆的一等秘书住。1900年，在公使馆被围的日子里，它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6月26日，在布鲁斯先生安排的一名中国官员陪同下，伯格先生骑马前往马头，我继续收拾房子，准备迎接特使。看上去不可完成的进入北京的任务，经过一系列有利因素的促进，似乎变得并非不可完成了，不与中国政府发生严重矛盾也可以做到。然而，25日下午收到特使的信件，对我而言，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他在信上说：“你在北京的作为可能会毁了我们的协约，请你立即与伯格返回天津！”我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做回去的准备：付清工人的工资，让他们走人；赶快前往英国和法国公使馆，告诉公使们我被召回天津的情况。布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显得对这一结局都很满意，前者保证前往从恭亲王那里尽力争取艾林波伯爵随时来京的权利，后者给我演讲了一大通，诉说亲王的难处和外国使节们在北京的敏感处境。哪怕像他这样的法兰西国的公使，如果在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士兵，也不得不屈尊向他敬礼！关于条约签订之前谈判使节不能赴京访问的问题，在后来中国与外国的外交谈判中一直没有解决，我知道，只有1865年与比利时和1885年与葡萄牙的谈判是例外。
从两位公使处回来，看见我们的房东在他的——也是我们的——房子里，就带着他一起去了俄罗斯传教团，这个老实人拒绝接受我们给予他的赔偿，理由是我们在房子里只待了几天，而且还做了这么多的修缮。尽管如此，我当着俄罗斯人的面，给了看门人九十元，按当时的兑换率，大约是五百马克，说好是给他的主人的，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会把大部分甚至全部的银子装进自己的口袋。
晚上快7点的时候，我坐着一头骡子和一匹马拉的两轮中国大车，出了北京城门。我跟马夫说定，不管他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赶到天津。从北京到天津大概有一百二十公里，路上泥沙深陷，我们也没有换牲口，只在河西务休息了一个半钟头。马车很重，再加上两个人和一口箱子，我们的骡子和马干得不错，那匹马看上去已瘦得皮包骨头了。我在天亮之前抵达马头，稍事停留，告诉伯格先生事情的变化，他路上也没换马，一直赶往天津，只比我晚到了两个钟头，他的马也很出色，试想，这么一塌糊涂的路面，再加上酷暑、还有骑手的重量。
从北京出发时，我可谓是怒气冲冲，又一夜没睡，在大车里被晃得七荤八素，我都搞不清哪个是我、哪个是箱子，一路酷暑和尘土，饥渴交织，情绪坏极。幸好我到的时候，没人在家，餐饮完毕，再洗了澡，我那暴躁的心情得到一些平复。头儿从他每晚雷打不动的两小时骑马散步回来，看到我友好地问候，并询问了具体情况，接着他又问我从这件事情里学到了什么，我答道：“假如将来没有书面指示的话，我再也不去冒这种险了！”出于对艾林波伯爵的尊敬，这里我必须要补充说明，在那种情形下，我的回答虽然可以原谅，但是确实不够恰当。他从没有耿耿于怀，相反，他一直对我很好，后来也一直是我的靠山。
第二次来北京
9月10日，我们启程前往北京，我们中的两个人，即卢齐奥医生和伯格骑马，特使和我们三个随员分乘六条船——其中三条船是我们下榻之处，一条船为餐厅，另外两条船分别住着仆人和堆放行李。天气晴朗异常，阳光明媚，凉风袭人，空气纯净，舒爽宜人。我们脱离了天津的浊气，也把漫长而闷堵的工作抛在了身后，觉得简直身处天堂。
开始的几个钟头，我们经过一些郊外小镇，穿行于一排排的帆船之间，这些船看上去大多是从南方来的，从福建来的特别多。很多船的甲板上都拴着一头猪，我们称之为警卫猪。这些船都是妇女在掌舵，其背上还背着孩子。大运河汇入白河的地方是最美的，好像T型十字架，大运河是一只手臂，白河是躯干和另一只手臂。正好在交汇处有一座宫殿，是18世纪作乾隆皇帝出巡的行宫而建造的。后来法国的旅长奥马勒（O’Malley）住在里面，他不顾中国人的抗议，在这块地基上建造了法国主教堂、一所孤儿院、一家医院和法国领事馆，全都在1870年被毁，住在里面的人都被杀害。很多年里，那被烧毁的塔和没有屋顶的大教堂成了法国人自负傲慢以及中国人偏激狂热的标志。到了1896年，法国公使施阿兰（Gérard）愚蠢地执意坚持重修教堂，让教堂又恢复做圣事。这是一小块积聚了皇朝的回忆和民众另类信仰的土地，建在其上的教堂永远都是新摩擦的起因和借口。
在白河上的航行平淡无奇，只有距天津不远处的几个墓地、几处穆斯林清真寺和一些大建筑都覆盖着树木，这些树木大多都是针叶林，此外，只有有村庄的地方才会有树林，主要是柳树和一些果树。白河的水位很低，从船上望出去，看不到多少东西，只看见岸上一块接一块的玉米地和高粱地。这些高达十二到十五英尺的农作物，使得这片土地的面貌与六月底时完全不同。我们在船上的日子平平淡淡，享受着空气，享受着无所事事的快乐。船一天靠岸两次，我们聚集到餐船上吃午餐和晚餐；晚餐前或者晚餐后到陆地上作一次较长时间的散步，我们常常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因为田间小路太窄，没法排成别的队形。我们的航行很慢，因为船是逆流而上，我们反正也不着急。我们在杨村、河西务、马头各过了一夜，这些地方的人对外国人很好奇，不仅是小孩子们，实际上全体居民都出动了。那时洋鬼子的长相是很稀奇的，几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第三天晚上，已经看得见北京西北面的山峦，它们高达三千至八千英尺，像一片淡蓝色的雾。次日它们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下午就看得见通州十三层的宝塔。我们终于驶进这座城边的狭窄运河，河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船只，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挤进去，感受到拥挤的船和人构成的热闹生活场景，感觉距离大城市已不远了。通州的确是北京的河港，就像天津是首都的海港一样。卢齐奥医生、伯格先生和美里登先生已经在岸上等着了，头两位是第二天晚上到的，后一位是下午从北京来的。我们在一家私人住处过夜。次日清晨，花了大力气，还扯着嗓子大喊，才把装着行李和载着仆人的大车送走，然后我们也骑马直奔北京。夜里下过大雨，天空乌云密布，幸好白天没遇到雨。夜里下雨有好的一面，我们由此免于尘土的侵扰。不知为什么，这一天和后来回程的那一天，通州给我留下了洁净的好印象，而我后来再经过时，却发现这里特别脏，主街更是像泥潭，难以行走。也许是因为我们即将到达盼望已久的北京，看什么都比实际上可爱。所谓的石头路面好些方石已经沉陷，对车和马都不利，我们在石路旁边骑了一段距离，抵达八里桥（一里约等于六百米），这里有一座美丽的白色大理石建筑物，横跨在运河上，连接着北京与通州，是通往都城的进贡之路。奇怪的是，运河上只有堤坝而没有船闸，所以在船只到达北京城门前的仓库之前，货物都不得不装卸五次，这给很多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同时提供了更多的偷窃机会。以前曾提起过，孟斗班将军获得了与这座桥同名的伯爵称号。过了桥，从主路转弯下来，我们沿着一条小路，穿过田地、村庄，经过一些围着整齐树林的家族墓地。这些墓地给了北京地区一种特别的、有些阴郁的格调。在一座大墓地之前，我们的带路人停下来，我们都下了马，走进墓地参观。一座大理石桥引导着我们穿过一条已不存在的壕沟，然后沿着两个箭头所指的方向，看见一个巨大的乌龟，背上驮着刻字的石碑，最后看见一个类似于凯旋门的牌坊。牌坊的后面是一个敞开的院子，院子里种着一排排深色的松树，树下有五个圆形的像是水泥做的坟包，坟包被漆成了红色。所有东西都保存完好。
我们越来越靠近城市，但根本看不见一点城市的样子，又来到了刚才提到的运河，右边已是它的尽头。几分钟之后，我们看见左边外城稍欠雄伟的城墙，很快穿过东边的安定门之后，我们看见了内城的整个南城墙，巨大的角楼和城门上的城楼展现在我们面前。城墙给人的印象是震撼，第一眼望见第一门——哈德门，它从沙丘中拔地而起，因此更让人感受到它的巨大。而在墙角下的一条路的另一面——我第一次到北京时已经提过——有无数的鸭子在护城河中嬉戏。在车流和人流之中，我们通过哈德门，这回不用再躲进大车里面。几分钟后，我们已来到了法国公使馆由两头大理石狮子守卫着的厚实的大门前。
布尔布隆夫妇以最热情的姿态迎接了我们。我们在住处休息的同时，让本森和卢齐奥医生前往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俄罗斯公使馆，他们在那里也得到了同样友好的接待。
法国公使馆原先是一所亲王的宫殿。要是我没弄错的话，与英国人的做法相反，法国人把政府拨给的大部分钱——八万法郎——都花在了巨大的大门以及迎宾大厅上了，迎宾大厅建在很大的开放式过道上，天花板被分成一个个的方块，每一块里都画着一只蜜蜂——那是拿破仑的徽标。这个迎宾大厅从来没有造好过，二十年里只有一两次的庆典用过，多年以后，它最终被当成了库房，存放公使馆的轿子，再后来它被拆除了。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改建，这个巨大的迎宾厅又回复到了它原本的状态，即亲王府那时候的样子，中国的保守性战胜了西方的进步想法和努力。在无用的事务上花掉那么多钱，就剩不了几个钱花到公使和公使馆人员的住房上了，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特使的住房不是很宽敞，他的随从人员分散住在树荫浓密的花园各处的小亭子里。英国公使馆的做法比较合理，三间客厅都保持了原先的中国式样，在确实必要的前提下，才结合中国样式改造为欧洲式样。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住进独栋的坚实房子里，最终的花费是很大的。1892年，为买地基和造房子，我花了五万英镑，也就是差不多一百万马克。俄罗斯最早到达的公使巴留捷克及夫人住在俄罗斯传教团南馆的那些独立小房子里，长老和其他神父就搬迁到坐落于城市北部的所谓北馆去了。英法联军1860年占领北京之后，协商英法外交代表驻京的地址，俄罗斯表示，他们无所谓选北城还是南城，因为他们在两区都有驻地，但他们倾向于在城市的北角建立一个完全是外国人的住地。英国人却坚持要住在皇宫的旁边，以便更好地对宫廷施展影响力，进而更有效地对付其政府。法国人效仿俄罗斯人，住到了城南，这么一来，其余陆续驻京的外国公使馆也建在了这一区域。这样的结果是，各签约国的公使馆没有建在一个单独的区域内，没有享受到欧洲文化的舒适和优势，即没有某种自己的警察管理机构以及出行方便，公使馆分散在了城里中国人的区域里，而且是在一条主干道的旁边。这就必须忍受所有的不舒适，最终还有与此相连的危险境况，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明证。
晚上布尔布隆夫人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仪式——她是英国人，在美国生活了很久，我在这里与故友重逢，并结识新友：布鲁斯先生；巴留捷克先生和夫人——他是西里西亚人，她夫人是个很漂亮的俄罗斯人，只是有个让人不太自在的毛病，即随时会晕倒，但是只要脸上喷点水，她马上就会苏醒过来；还有威妥玛先生——他是英国公使馆的中文秘书，后来成为英国驻华公使；温德海姆先生，英国公使馆秘书，后来任驻柏林大使；英国公使馆的芮尼医生，他几乎每晚都来。我们一起演奏音乐、聊天、打惠斯特，只有梳辫子的仆人提示着人们，我们处身于中华帝国。
我们最开心的娱乐和享受，自然是游览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因为布尔布隆夫人和巴留捷克夫人都是骑马老手，后者甚至身着男装，骑马穿越了蒙古，再加上三个公使馆的先生们都兴致盎然地为我们当向导，所以我们出行很方便。北京已被描述得很多了，所以这里我只讲几个我们在北京逗留的段子。一天晚上，当艾固使德伯爵、伯格和我散步回来，在北城的一条大街上被几个穿黄衣服的光头拉住，他们打着手势，要我们下马跟他们走，他们带着我们穿过好几所寺院，寺院里的建筑外形壮观、里面有青铜狮子、青铜鼎，景泰蓝花瓶、地毯、画像和巨大的塑像，还有老虎标本、木雕作品，真是应有尽有，超过我们在日本和中国至今为止所看到过的一切。在一个宏伟的寺庙大殿里，跪着一大群神职人员，肯定有五六百人，都穿着黄衣服，戴着黄帽子，随着钟鼓吟唱。大殿里香烟缭绕，简直让我想起天主教堂的大弥撒。我们从这个大殿又被带到一个小厅里，那是一个类似唱诗班的所在，廊台上坐着一个双腿交叉的年轻人，身着黄色大袍，头戴尖顶帽，所有在场的人都对他充满崇敬。我们各自用德文和中文交谈，因缺少翻译当然毫无结果，他们给我们端上了茶，我们也给他们分发了雪茄和香烟，那个年轻人也抽上了一支。因为时间紧迫，最后我们起身离开，又被很客气地带回原路返回，穿过一系列的院子，回到街上，找到我们的马。在法国公使馆吃晚饭的时候，叙述起这段经历，人们都惊诧不已，大家觉得这只能是那座大喇嘛寺，即雍和宫，而那位年轻人肯定是活佛，也就是故去活佛之转世。但布尔布隆先生持有异议：不可能的事情！他本人写了两次申请，要求参观这座寺庙，都被总理衙门所拒绝，理由是这所寺庙连对中国人都不开放，更不用说对外国人了。饭后，取来北京地图，我们立即找到了那一位置，确实是大喇嘛寺。这下我们的主人应该利用我们的经验，赶快骑马去那儿看看吧，人家保准会像对待我们一样热情地接待他的。谁曾料想，他非但不去，反而照会恭亲王，抱怨人家两次拒绝他堂堂法国公使参观寺庙，却同意普鲁士的年轻随员前往参观。他得到的仍旧是老一套的答复，经过调查，那一天，有几个外国人强行闯入寺庙并侮辱神职人员，这当然是无礼行为，不能以此为理由，违反现行的规则。这封信的后果是，在很长时间里，禁止所有外国人进入这座寺庙。我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遇见过很多的外交官，都具有我们的主人那样的强势，这些外交官大多数都是拉丁民族，这些先生们造成的损害通常都不容小觑。
内城北城墙之外还有另一所喇嘛寺，叫黄寺，可以随时去参观。在北京被围期间，它曾是英国司令部，它的旁边还建起了炮兵阵地，因城市被交还而未予使用。这支部队一个特别极端的培训军官因基督狂热极其高涨，将那些“伦理道德法则”有问题的藏人神佛塑像全都砸毁了。乾隆年间有一位从西藏来北京的喇嘛，是达赖喇嘛的叔叔，因患上天花，死在那座寺庙里，皇帝为他建了一座漂亮的大理石衣冠冢。这座纪念建筑物有八层底座，装饰着包括喇嘛生活场景在内的浮雕。一切都按佛塔的形式，有一个牌坊和一座露天阶梯通向塔顶。尽管有一些巴洛克的风格，或者更准确地说，尽管没有什么风格，还是给人留下了某种印象。
还有一次，布尔布隆夫人组织大家去龙王庙野餐，我和卢齐奥医生发现大路中间躺着一个看上去病入膏肓的中国人，他的脸上爬满了蛆和虫子，肯定在这里躺了很长时间，路过的人和附近的居民对他们的同胞熟视无睹，我们翻身下马，把他抬起来，想把他安置在附近居民的家中，结果被赶了出来，只好把他放在一所房子后的阴凉处，卢齐奥医生给他洗脸、喝水，然后我们继续前行。等到我们晚上返回这里的时候，这个中国人竟然又躺在大路的中间，人已经断了气。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样的冷酷无情有它的理由：谁家门前躺着死人，他就要对这个死者负有责任，所以每个人都逃避这样的责任。
英国公使在碧云寺举办过一次野餐，寺里有一个大殿，大殿里有五百罗汉，每个罗汉大约四英尺高，木刻镀金。还有一座藏人的寺庙，它建在一个巨大的平台上，形制为五层塔楼，里面也尽是木刻的神像。返回的路上，经过圆明园的北边，就是1860年被英国人烧毁的那个皇家宫殿和园林。我们的法国主人情愿绕远道而行，为的是不伤中国人的感情。我们的头儿却仍然骑向一座小山包，希望从那里可以摄取一个全景：可惜只能看见制高点万寿山（不久前，那里还是皇太后的避暑地）的后半部，它只是圆明园的附属，而且宫殿也被树林遮住了。另外，被毁坏的还有法国传教士用白色大理石和彩色琉璃瓦作装饰建造的宫殿，它的有些部分是小特里亚农的翻版，不过不够完善。几年之后，阿理文（E。Ohlmer）拍了一些照片，他收藏的中国瓷器在希尔德海姆（Hildesheim）的罗马博物馆（R？mermuseum）展出，其导览图还用了其中的几张照片。从这些照片看，一些宫殿只是外表遭到毁坏——主要是屋顶损坏，但是，摧毁宫殿的是时间的侵蚀以及中国人的偷盗行为，他们为了获得铅制的水管，把宫殿拆毁了。有传言说，恭亲王鼓励偷盗的行为，因为重建将产生巨额的费用，恭亲王就以这种方式使得重建变得不再可能。
我们消磨时光的办法，是骑马在城里到处看。十字路口的两个或四个凯旋门似的五彩木质牌楼、许多商店的雕花镀金门面以及很怪异的各式各样的店牌，都很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逛进古董商店，其高昂的价格常常把我们吓出来。我们还参观了属于耶稣会士后继者的遣使会的大教堂——南堂，它建于17世纪的中叶，北堂则在被指定的宫殿地基上建造，1823年被中国人烧毁，1860-1864年又得以重建。我们还参观了观象台，它是蒙古王朝时期建立的，漂亮精致的铜铸仪器，一部分是在南京制作的，一部分是在法国制作的，而前者在艺术上更为完美。每次看见内城的巨大城墙，我都特别的赞叹，它让我想起巴比伦及其空中花园，十五到二十米的高度、上端十四到二十米的宽度、城角和城门上巨型的超过三十米高的多层四方塔楼，都让我惊叹不已。鞑靼城的城墙的长度为二十四公里，中国城的城墙为十六公里，后者比前者低矮许多，也不如前者坚实。围在城墙里面的区域，一些是空地，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皇家园林、私家园林、湖面和寺庙地产，其中最有名的是天坛。考虑到公共建筑、私人房屋和院落，特别考虑到几乎所有房子都只有一层，那么，北京的人口应该在四十到五十万之间。真正热闹的地方在中国城的主街道和城门口、两条从北至南穿过鞑靼城的大街，那里天天都有市场，另外还有季节性的大集市。
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我们前往成立不久的总理衙门，拜访了恭亲王。起先恭亲王拒绝接待我们的特使，因为普鲁士答应不立即向北京派遣外交使节。当弄明白这只不过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时，他还是改变了态度。亲王特别希望我们骑马前往，这样可以减少这次拜会的正式感。9月27日，我们骑马前往总理衙门，在那里见到了亲王、文祥和恒祺。接待我们的地方是一间又脏又小的小屋子，十五年之后，我再次前往，见到的居然还是老样子，再过了好多年，这里才扩建并布置得像个样子。亲王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看上去出身尊贵，穿戴相应地也很高贵，只是嗓音有点粗，说话断断续续，但他所说的内容都亲切友善。可是他对自己的同胞倒是很有亲王的做派，二十多年之后，我有机会领教了这一点。
我们公使馆的地皮上还深嵌着一块旗人的地基，地基上有两栋摇摇欲坠的老房子，但那位八旗头领无论如何也不肯把地卖给或租给我们。总理衙门的大臣也很无奈，解释说没有对付的办法，我只好咬紧牙关坚持。有一天，亲王来我这里，我就把话题引到那位八旗头领身上，亲王给了他一句评语，我附和道：“他也是个喜爱古物的人，”亲王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说：“当然了，亲王陛下，我有证据啊。”亲王转向同来的一个大臣问：“他什么意思？”这位大臣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亲王一听，立即下令了结此事：“告诉那头蠢驴，让他把事赶快抹平了。”八天之后，这块地基连同上面的房子就永久地租给了德国公使馆。
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在总理衙门）刚一坐下，亲王就要见那两个闯入北京的“刺客”——我们被介绍给了他，他跟我们友好地打了招呼。文祥享有诚信与理智的声誉，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我们对他的同事恒祺的印象就稍差一些，可能是因为我们听说了他很多不好的事情。两天以后，两位大臣以恭亲王的名义回访。在这之前，我们还拜访了崇纶，他患有痢疾，在家休养。他是个温柔的父亲，我们还认识了他的儿子——一个营养良好的二十岁的年轻人，他正在准备第二次考试，他拿出自己写的毛笔大字给我们看，以证明他的能力和用功程度。
10月2日，带着对这座城市及其周围景色的迷恋，我们离开了北京。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源于在此期间我们所受到的各方面的友好接待，同时也源于逗留期间所遇到的无与伦比的好天气，那时正好是最佳的季节。后来我从其他旅行者那里也听到类似的赞语，他们看的比较多的是郊外的美景，而不是城市本身。
第三次来北京
德国公使馆就在英国公使馆旁边，而且它距离我1861年占用过的那座房子也很近。其房主后来把它卖给了一个传教士，最后又卖给了英国人。这所房子的最早主人是美国公使蒲安臣。1868年，他作为中国使臣前往美国和欧洲，行前把房子卖给了我的前任、第一任普鲁士——或者更确切地说——第一任德国公使李福斯，他的父亲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以长篇小说Scipio Eicala而闻名于世。这栋房子差不多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餐厅和客厅地面铺设的石头跟庭院里的一模一样，公使的起居室和卧室倒是铺着木头地板，然而其高度比庭院路面高出了一英尺，地板的另一边却又比阴暗潮湿的小花园低了一英尺半。最糟糕的是公使馆官员住的房子背靠着英国使馆的墙，潮湿阴暗的墙面绝对不利于健康。木头地板已经腐烂，使劲踩一脚的话，就能将其踏穿，直接踩到下面的烂泥里。只有厨房用了很大心思，像个防弹掩体，很厚的墙壁，很深的地下室，可惜已经不能使用，因为里面积有好几英尺深的地下水。就在我抵达这里的时候，幸好传来了好消息，政府已批准了新购一块地皮和新建公使馆的计划，但是我觉得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让公使馆的官员们马上迁出，让他们的住所符合人的尊严。为此我租了一栋中式的房屋，这块地方到了1900年成为西班牙公使馆的所在。这一措施和在老使馆内装修几间办公室的请求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为新建筑寻找一块合适的地皮，可不是一件小事。我希望这块地皮的位置就在所谓的使馆街，那里已经坐落着俄国、美国和法国的公使馆。
可是那里的地皮细小零散，我们不得不跟三十六家地皮的所有人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这得要感谢当时的公使馆首席翻译阿恩德（Carl Arendt）的不懈努力和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他现在是柏林东方学系的中文老师和教授。购买地皮的最大困难在于，必须要在同一时间内跟所有的房主签订合同。如果只签了一家或者几家的话，我们就会被其余各家所束缚，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提高价码。在最后一刻，两位在英国公使馆工作的（中国）文人还乘机想谋取重利，由于英国公使的阻止而没有成功。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有一大块延伸到公使馆花园里的地皮以及几块属于一个旗民的地皮没有谈下来。前一块地皮的主人是个寡妇，她把房子已拆卸一空，除了答应她的漫天要价，别无他法；如何获得另一块旗民的地皮，我在前面已叙述过，此处不赘。即便如此，如果没有海关外籍雇员、德国人阿理文先生——他现在是青岛海关的税务司——的帮助，这房子还是无法建造起来。古道热肠的他，劳神费力地帮助我们制订计划、编制预算，并将之译成中文，再与中国建造商一起推敲商议。假如没有他，就不可能如此圆满、如此经济地把房子造起来，也不可能节省如此多的买地和建房的费用。相对而言，建造期是漫长的，第一栋房子于1877年建成，最后一栋房子于1879年完工，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培训工人，以便让他们习惯外国人的思维和方法。第一栋房子，又称为实习生房，完全是按中国方法建造的，以木头圆柱承受沉重的屋顶，墙壁很厚，却不能承重，只起到填充的作用；第二栋房子为主建筑，屋顶轻盈地架设在石头柱子上，其墙壁同样只起填充的作用，不太承重；最后一栋——即第三栋——是秘书房，屋顶为外国式样，架在砖砌的柱子上，另有一块半砖厚的砖墙来承重。后来有些来访者觉得公使馆某些方位布局太小，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比如一进门的大厅的面积应该有24′x 20′，大客厅应该有24′x 40′，小客厅要24′x 20′，公使的私人客厅要达到24′x 18′，并列的一个餐厅应该是18′x 30′，还要有一个大展示厅、一个书房、抽烟室，外加三个卧室，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再惯于享受的人也够用了。当然，我们能够买得起的地皮，不可能像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那么大，在战争之后，他们用低得不可想象的一千两租金（根据不同的兑换率为八千至三千马克）抢来的，法国人甚至连租金也未支付。认为我们的地盘狭小的人，当然不会考虑这一实际因素的。
我对总理衙门的首次拜访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失望的，但换一个角度看，它又是令人惊喜、令人欣慰的。恭亲王和总署大臣们接待我的地方，与1861年我的上司艾林波伯爵一行被接见的地方相同，连房间都是同一个，那个花园小亭，位于一组建筑群的一角，我感觉这里的家具甚至从未挪动过，家具上的灰尘也从未抹擦过。恭亲王和在场的大臣们以极其友好的方式接待了我，大臣中有我的老朋友成林和崇纶，崇厚晚到了一会儿时间。他们反复恭维我说，我跟中国的一个总督长得很像。这样的赞语，与其说是夸奖我的才智，还不如说是因为我的白胡子比人家多。这并不能满足我的虚荣心，因为我见过的一些中国高官的胡子，甚至连山羊胡子都算不上。一提起中国胡子，我总是想到康熙皇帝的故事，有一回，他的嘴边上不得不贴上膏药，这引起别人的关注，多次被劝说之后，他最后决定牺牲掉几根胡子，最后的结局令他非常不快，他说，本来拔掉三根就够了，结果却被拔去了四根胡子。我与上次认识的部分大臣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沈桂芬（Shen Kwei fen）、老毛（Mao）以及更老一些的宝（Bao），还有财政大臣董（Tung），在太平天国起义和回民骚动的困难时期，这些人表现出真正的国家重臣的品质。一旦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就可以无所忌讳、直言不讳。1876年与他们的一次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的印度政府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毫不避嫌地伤害中国政府。他们派遣茀赛斯（Douglas Forsyth）爵士——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于1876年来到北京，试图促成中国政府对塔什干的阿古柏——他反叛中国已经多年——的承认。人们有非常错误的臆想，觉得阿古柏是防御俄国向中亚渗透的屏障。一次，我在总理衙门商谈公事，总署大臣们正在讨论阿古柏，他们中断了谈话，问我，如果你是中国的大臣，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高见？我回答道，我会投入一切人力和物力，将其征服。我用了很长时间解释这一观点。顺便要说明的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茀赛斯爵士的使团。我的话音刚落，大臣们相互打量片刻，老毛突然用拳头猛击桌子——对他来说，这是很少见的情绪激烈的标志——喊道：“这正是我们的想法，你尽管放心，我们会这么干的！”一年后，阿古柏死了，塔什干被收回。老董明快活泼，是个大学者。我总是向他求教中国历史或文学方面的问题，他甚至还撰写过《易经》评注。当我们在公务上无法达成一致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总是心平气和地说：“现在让我们把政治放下，先喝一杯，然后事情就好商量了。”然后我们就喝酒，在大多数情况下，接下来事情也确实变得好商量了。即便如此，我得承认，我并不总是理性的一方，换句话说，我并不总是让步的那一方，中国人是这样看我的。后来与我交往的大臣们，就没有以前大臣们的高水准：他们没有那种经历，那种经过困难岁月而赢得名声的经历，所以达不到那些前任所具有的底气和风范。尽管这样，我还是要说，在后来的争议中，这些后继者们一直行事无错。我只听见过一次，恭亲王针对我的英国同事威妥玛爵士说了不友善的话，那时他刚刚跟威妥玛作了会谈。五分钟之后，在我对此根本还无所表示的时候，他就请求我的原谅，说自己刚才因生气而失态了。如果说后来的交往形式起了变化，出现了流言蜚语、互相抹黑之类的事情，我觉得这首先应由外交使团的成员承担责任，而不是责怪中国的大臣们。
在同僚当中，我与俄罗斯公使布策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与英国的威妥玛爵士也相识有年。美国公使艾忭敏（Avery）先生是个博学的人，他原先是旧金山一份文学评论杂志的出版人，可惜死神过早把他从我们中间夺走了。法国公使馆的代理公使罗淑亚（de Rochechouart）——后来死于驻海地公使任上——是个可笑的怪人，法国官场上除了优秀人物之外，也常有这类人，他的同事们都觉得此人不怎么可靠，这是他在处理天津血案和其他需要谈判协商的事情上所赢得的名声。我抵达北京不久，就与他发生了不愉快的摩擦，这反而对我们的关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公使馆里有一个年轻的阿尔萨斯人，他以前就因法国公使馆成员的肆无忌惮而颇有怨言。事情缘起于去拜访公使馆的法国客人未得到回访。我委托俄国同事去找这位法国公使馆的代理公使，并以我的名义正告他，若再不进行回访，我和我们德国公使馆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会出席次日晚上法国公使馆的舞会。结果他们来回访，从这一刻起，我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变得融洽多了。后来他调走了，这种良好关系也保持了下来。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后来的赫德男爵——同样也是我1861年结识的老熟人。他功勋卓绝，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所作所为的真正价值要到后来才被人们所认识、所敬重。我非常高兴的是，在常年的工作交往中，我们总能保持着最融洽的关系。在我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内，有很多问题必须调停解决。我们的官方关系是从一个小小的斗争开始的，而我则是胜出的一方。一次，在广州的一艘德国船上发现少量的鸦片，这显然是违反现行法规的。这艘船被处以高额的罚款，我认为惩罚过重，因为少量鸦片是很容易藏匿的，船长再仔细也无法杜绝这种犯罪行为的发生。海关坚持己见，非要那“一磅肉”，总理衙门自然站在自己人一边。一想到首次亮相就败在中国人手中，我很气恼，于是坐下来翻阅了所有广州海关没收物品和惩罚报告，发现一个试图走私十到十二打中国雨伞的案子，对此只罚了很少钱款了事。现在我找到了依据，我向衙门证明，衡量船只主人未尽监管责任的依据，并不在于走私物品的价值，而取决于其形状的大小，并由此要求降低罚款的数额。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与中央海关发生了争执，当然与地方海关的争执是经常发生的。我后面还会讲到，中国海关是东方国家里唯一一个由众多西方国家人员组成而从未受到过怀疑和指责的政府机构。这正是赫德爵士的贡献所在，他1861年担任总税务司，从接手这项工作开始，他就提出，只有他一人拥有任命和罢黜海关官员的权力。由此他不仅阻止了中国政府和官员插手人事，更重要的是，也阻止了外国使臣推荐和安排他们自己的人。他们总是倾向于做这种事情，而不顾所荐之人的能力与人品。
稍微安顿了事务、并对北京的情况有了粗浅的认识之后，我前往天津，拜谒李鸿章，他是那时直至今日帝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与他交往有二十年之久，我敢说，衡以东方外交官的标准，他是一个正直、诚实、可靠的人。他是极少数有自己见解的中国政要之一，并以自己的观点代表政府，敢于为政府承担责任。在后来的岁月里，歌颂赞誉和渐增的年齿赋予他一些特质，把他锻造成一代伟人。一旦政府不再倾听他的意见，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致命错误的发生。只是因为他远离事件的中心，才避免了如同另外一些政要的遭遇，即为所谓的自由主义付出生命的代价。每到最后关头，别人办糟了的事情，请求他来收拾残局，他总是尽己所能，把事办到最好，自己从不指望得到皇家和民众的感激。只有当他最后要真正退出舞台的时候，甚至他的政敌这才看出，他在中国与外国保持正常交往中的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而且其影响力还将长久地存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的第一次会面即显现出他的特点。寒暄之后，他说：“在日本，你们的一个领事被一个日本人打死了，而你们并未要求赔款，你们值得尊敬。”为了消除他的这一想法可能带来的误解，我回答到：“当然。但前提是日本政府完全认了错，并且惩罚了凶手，否则我肯定会坚持要求赔款，而赔款是对政府不作为、或者说是对政府有意作恶的惩罚。”李应承道：“是作为惩罚，”我答道：“当然。”他随即转换了话题，但我能感受到，我在此事上的观点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
我在与中国政要们长期交往中发现，他们答应的事情，哪怕是口头上的，只要是钱能够解决的，就完全可以信赖他们；如果涉及其他方面，比如条约的解释或者交往以及贸易方面的问题，情况就不同了，他们会变成最厉害的诡辩家，简直无可比拟，我见过他们顽强和坚韧地守卫着最站不住脚的观点，如果把这种精神用到别的有价值的事情上该有多好。遇到这种情况，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让他们疲劳，而这也不是件轻松的工作，你面对的人有的是时间，而且其阵营还总是有新人加入——总理衙门有十个成员，一个公使要对付他们十个人。谁只要一次获得这样的名声——索要不多，一旦索要，便坚定不移——谁就比那些没有明确目标和决心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
很难给出一个这样的判断，这些人在中外交往关系发展中产生了特别有利的影响，不管怎么说，他们给驻华外国使节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因为这些人曾经在条约国的首都待过，这就使得他们能够针对北京的外交使节施以诡计，罔顾事实、违背基本准则的事情都发生过。此外，大多数的中国驻外使节绝对没有带着对外友好的心情返国，而且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并没有因为在外国的居留而忘记中国的观念、他们对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不陌生。这就使得他们在可能的一切场合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他们甚至比那些从未离开过中国的同事更加强硬。由此他们也最容易被人用来为自己的无理要求辩护，他们言过其实的谬论也就加入到了其他大臣的大合唱中：“你看，他可是在外国待过的，他都这么说，肯定没错啊！”如果一个从外国回来的公使对外持有友好的观点、或者他在中外关系抱有自由主义的态度，他就会被认为是有罪的，从此他不再被信任，他就会被清除掉，这就是俗语所说的，他被晾起来了，这一情况就发生在1876年被派往英国的首任公使郭嵩焘身上，他深受议会制度的影响。他的影响被彻底消除，他的职位也被渐渐褫夺干净，这与1886年之后曾侯的情况极为相似。威妥玛爵士所做的让中国官员与外国使领们建立私人关系的尝试，却没有超出新年团拜这一项，即在总理衙门大臣的带领下，一大群中国人出现在各国公使馆，又吃又喝，别无收获，反而让他们觉得外国人都是些滑稽可笑的人。然后呢，就是外国使团对总理衙门的回访。不久我就有机会体验到，这类的交往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总理衙门新任命了两位大臣，他们属于名副其实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不出意料的是，他们之所以被任命为外交事务的大臣，那是给予他们亲身体验机会，批评那些对外国使节持谨慎观察态度的人，要比改变自己容易得多。我的和我的一个同事为了检验这一新任命的价值，便前往其住所拜访，不巧他们不在家，我们就留下了自己的名帖。第二天，他们派人送回了名帖，名帖上写着这样不太礼貌的词句——即他们不能接受对总理大臣私宅的访问。向总理衙门投诉之后，我们得到了这样的解释，由于这两位大臣的私宅实在太破旧，所以他们从不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在总理衙门里面接待我们。我的同事似乎已接受了这一道歉，我则坚持自己的要求，总理衙门告以不可能满足我的要求。这里我必须补充的是，在驻京外国使团设立的头几年里，总理衙门大臣在他们的住所接待外国使节，后来才有了只在总理衙门进行接待的陋习。外交使团里面的关系就是这样，每一次自己的失败和挫折，都会成为他人幸灾乐祸的理由，在这一件事情上，也不例外。表面上，这事好像已经过去了，我就像任何事情也没发生一样，继续与这两位有过节的家伙保持着公务上的来往。直到来年的新年之际，总理衙门给我送来他们拟定的团拜名单，上面写着他们到达的日期、时辰以及领衔大臣。我回复道，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将这两个害群之马作为领衔大臣来接待。为了不至于把事情弄得没有回旋余地，我强调，自己并不是反对与这两位先生进行公务往来，但是必须拒绝那些没有生活品位的人来到我的住所。这话起到了效果。有这样一段词句：“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那两位吃“胡虏肉”的家伙将被迫向其他官员解释，为什么他们被德国公使馆拒之门外，他们会被人冷嘲热讽到极点。结果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总理衙门的通知，说如果我不在意他们的低矮房子的话，这两位先生非常乐意在家里接待我。我如约前往，由于煤炉散出的焦炭气味和糟糕的高粱酒，回到家里我头疼不已，但我依然很高兴，因为这样的成功，不仅会在我的同事中传开，也会在中国人中流传。
……
我还得讲讲前面已经提到的曾侯，他是赫赫有名的曾国藩之子，作为中国公使，他于1878年被派往伦敦，不久就归还伊犁一事与俄国成功地进行了谈判。他同时也担任驻巴黎公使，由于在安南问题上展示出强硬的态度，最终被中国政府召回，于1886年回到北京，并立即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成员。我在他去欧洲之前便已相识，那时他刚刚结束了哀悼父母的服丧期，在此期间，他严格遵守中国的相关规则，在父母坟墓旁的棚屋里度日。利用这段时间，他学习了英文，虽然还没有完全掌握这门语言，但是足以应付一般的谈话。从此他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个怀有善意的好人，具备了中国人所拥有的一切优秀品质，但是他缺乏他的某些同事所特有的精明和精力，或许还缺少一些首都的人脉，因为他常年不在北京。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他在伦敦、彼得堡和巴黎已证明了这一点。返回中国之前，他在Asiatic Monthly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也是这种民族感情的体现。归途中，他曾在德国逗留，受到俾斯麦侯爵的接见，并被威廉一世邀往波茨坦一聚。有一次，我问他，柏林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一开始，他显得有点难为情，在我的一再鼓动下，他终于说了出来：就在那次宴会上，皇后Augusta也在座，当皇帝试图第二次拿冰激凌吃的时候，皇后提醒了一声：“哎，威廉！”皇帝就没再动那块冰激凌。对于中国人来说，哪怕是在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女人对皇帝也具有影响力，这确实非常让人震撼，令人难忘。
回到北京以后，曾侯经常带着夫人一起受邀出席外国使团的下午茶会，完全按照外国的方式：向客人伸出她的手，她的女儿——Lady Blüte——担任翻译，她英文说得非常好。她们还带着女伴参加使团的舞会和晚会，但是这种无拘无束的交往没有维持很久，渐渐地，她们就放弃了下午茶。曾夫人和她的女儿以及其女伴最后一次参加德国公使馆的舞会，就设立了一个前提条件，她和她的随员们不跟任何人握手，也不让其他人过于接近。此后她就从外国人圈子里消失了。中国人有着严格的家规，除亲属之外，女人绝不允许与其他男人接触，家规还是战胜了在外国养成的习惯和自我的喜好。
但曾侯爵一如既往，只是独自前往外国公使馆办理公务、参加庆典。有他这样胆量行事的，只有那位1900年在流放地被处决的张荫桓。曾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位是养子）——东王爷和西王爷，或者被称作马科斯（Max）和莫瑞兹（Moritz）——这是外交使团的年轻人给他们起的名字，具有全世界任何国家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子都有的坏习惯，这尤其与他父亲的职位有关，或者说被洋人的习气惯坏了。尽管如此，曾侯爵仍然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即便长期在国外生活过。他搞不清中国大车——那可算是有史以来最精致的“刑具”——是不是比英国马车还好一点。他还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起，他有一位密友，即已经去世的英国医生德贞，只是为了避免难堪，他才让德贞给他诊断开方，其实他是从来不吃那些药的。一个外国医生，怎么可能比中国人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内部呢。
他跟李鸿章是亲戚，李的侄子，也是他的养子，娶了曾的一个女儿。但这段婚姻很不幸，这个媳妇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娘家。尽管有这种亲戚关系，他们两家之间毫无疑问还是存在着一种最起码的jalousie de métier，这也反映在我的这两位朋友的谈吐上，曾侯更真诚、更民族主义，这些都表现在他对中国的定位上，他更在乎中国当前的角色，而不是过去和将来。李总是时刻准备着妥协，只要这些妥协不涉及到他个人，如果他具备中国人的高傲的话，这也是我们能接受的、有理由的骄傲。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李和曾之间长期的对抗，对曾来说，哪怕他取得了几次胜利，却很少被总理衙门的同事所理解，更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这一事实说明，他根本无法与其强劲的对手相抗衡。曾在总理衙门最厉害的对手是徐用仪，他竭力反对并压制曾的自由主义观点，却在1900年因为对外国太过友善而被处死，真是命运难测啊。曾与李在是否给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以垄断权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该公司铺设了由俄国监管的北京到恰克图的电报线路。通过1892年新条约的签订，俄国人又获得了经过蒙古的停歇点，这已经是曾死后的事了，这严重损害了外国商人的利益。
摘译自Max von Brandt，Dreiunddreissig Jahre in Ost-Asien，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Diplomaten，Leipzig：Verlag von Georg Wigand，1901，Bd。1，pp。182-194；pp。207-220；Bd。3，pp。27-36；p。43；pp。135-137；pp。290-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