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案语]
恩司诺（A。H。Exner），生卒年不详。恩司诺是他谒见中国官员所呈递的名刺上的中文名字。他于1886年作为德意志银行的德国铁路中国财团代表来到中国，游历了广东、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目的是搜集资料，为投资方提供基本的中国国情和铁路建设中可能碰到的问题及其对策，但他在北京似乎只是游览观光，除了对中央政府机构做了略述之外，大量文字都是在京城的所见所闻，如对名胜古迹的描述——不仅包括那个时代西方人必须到此一游的内外城，而且还包括郊外的圆明园，甚至更荒僻的明陵和长城；此外还有记录中国的风俗习惯，如一夫多妻制、缠足、守寡、乞丐、回扣，等等。这样百科全书式的记录，正凸显出德国工商业界对中国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这些兴趣的激增，恰恰表征出中德外交及经济来往的日趋频繁。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北京，即中国人称之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或者如生活在这儿的少数几个欧洲人所称呼的——“地球上最肮脏的地方”。披着满身的灰土，我们在使馆街的德国公使馆前下了车，受到了中国仆人的迎接，我们立即被领进房间，为的是可以先洗一个热水澡，以期迅速把自己变回原先的人样来。我们还在忙着洗澡的时候，公使的贴身仆人——他叫金（Jim）——就用最好的洋泾浜英语向我们通报，一个小时之后便可用餐，同时他还转达了主人的关照，不必穿大礼服出席餐宴。过了片刻，我们如同换了个人似的，可以拜见公使先生了，随后与公使及公使馆秘书克林德（von Kettler）男爵一起进餐。我们此次逗留北京期间，住宿用餐都在这里，巴兰德先生以极为亲切的方式邀请了我们，又极为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殷勤而周到，这是东亚最亲善可爱、最富有趣味的绅士之一，一提到中国，人们就会想到他的名字。他富有学养，通过异域之旅和超过二十五年在远东的寄居，他获得了有关东亚各民族和各国家的丰富知识。他那种世界人的气质，不是仅仅靠贵族出身和财富就能赋予的。他总是让别人从他的丰富经历中获益，因此首先要感谢他的友好帮助，使得我们能够在短时间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
北京，中文意思为“北方的都城”，或者简称为“京”，它坐落在沙土层的平原地带，位于白河西北方约十二英里处，一条运河将白河与北京连在一起，距海约一百一十英里。尽管与那不勒斯处在几乎相同的纬度上，气候却与意大利完全不同。夏季时，哪怕是在阴凉地里，其气温也仍达到华氏120度，而在冬季的几个月间，其气温又令人想起西伯利亚，寒冷而无雪。因为缺少可靠的统计数据，很难准确估算出北京的居民人数，我们的地理著作大多估计其人口数量在一百万到二百万之间。根据现今的北京居民情况，我认为这一数字估计过高，合理的数字应该是略高于五十万。尽管北京城方圆有二十英里之大，但不应忽略，城墙之内还有空旷而没有任何建筑物的空地。另外，北京的住房很少例外地都是单层平房，只有地面一层可以住人。
六百多年以来，北京一直是“天子之国”的首都。这座城市建于1279年，那一年，忽必烈皇帝将都城从南京迁于此。1420年、1553年，使用烧制的砖块建成了堡垒式的环城城墙。这个巨大的四方城被拥有三座大门的隔离墙分成了两部分，一是北部的鞑靼城，即内城，另一是南部的中国城，即外城。内城城墙的宽度为三十到四十英尺，高度为四十到五十英尺。外城城墙的高度略低一些。城墙的宽度，可以并行两辆马车，路面铺设良好。从城里往外还有很宽的坡道，马匹和车辆都能通行。城门边矗立着九层楼的瞭望塔，从上面的孔洞伸出巨大的炮管，居高临下地威吓着我们。然而这种威吓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因为贴近查看，发现这类武器只是无关痛痒的木头，外表是绘有图画的木板，用来吓唬靠近的敌人。整座城墙基本保存完好，只在某些段落露出颓败的症状。我还记得有一段雉堞的一块约四平方米的墙块已经凸出下沉，正好被树枝和灌木托住而没有倒下，悬在通往城门大路上方四十英尺高处的空中，时时威胁着涌向城门的人流。据说此处险情已存在好几个月，但在现行“放任自由”的制度下，只有在砸死砸伤二三十人的不幸发生之后，那些危石才会得到清除。共有十三座双扇的城门通向城里，其中七座是通向外城的。从清早到太阳下山关城门，这里总是车水马龙，行人、驴车、马车、骆驼队川流不息，几百年来，原本宽阔漂亮的石板路，被带棱角的狭窄车轮刻下了深深的车辙，压出了裂缝。
沿着城墙，比街面高出约一米左右的地方还能看出从前人行道的痕迹，同样还能看出从前北京几乎所有大街下水道系统的残留。如今石板铺设的街面几乎已经绝迹，已毁坏的运河对大街上的交通形成威胁，并加重已经很糟糕的空气污染程度。原先的城建设计很规则，所有主要街道都是南北向和东西向的，街面宽度大多达到两百英尺。在普遍缺乏维护的情况下，街上的黑色尘土积有一英尺厚，瘦骨嶙峋的中国狗在其中寻找着食物，这些狗的作用恰如都城的卫生警察。所有的大街和广场都散发出让欧洲人不可忍受的臭气。由于排水系统完全处于废弃状态，北京的市政管理机构想出了自以为绝妙的主意，用简便易行的方式来处理人类的垃圾，所有家里或院子里的排泄物都收集在特殊的容器或者粪坑里，每天在固定时间倒进大桶，与其他脏水一起泼到街上，混入与鞋一样高的尘土里。有好几次我不得不骑行经过如此美化过的街道，熏得我差点从马上摔下来。但是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泼洒法还是很实用的：垃圾被酷晒，尘土被狗快速销蚀，因为湿润，灰尘暂时未被扬起。但如果下了雨，就会出现另外一幅画面：到处都是水坑，厚厚的泥浆覆盖住整个大街，几星期内无法通行。降雨几天之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抬轿子的轿夫陷在没膝深的泥浆里，坐轿子的人不得不从骄子里出来，去趟那黑水和泥浆。我注意到，除了那便宜的喷洒法之外，数以千计的苦力也在街上完成他们的消化过程，这就不难理解这地狱一般的恶臭从何而来了。
外城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北京市民的聚居地。大多数的商场和店铺都在这里，它还是工业和贸易的所在地。真丝刺绣业、纺织业、隔板厂、瓷器店和珍宝店鳞次栉比。店铺的顶上都向空中伸出长长的旗杆，挂着瘦长的纸条，上面写着中文大字，作为店招在空中飘荡，以招揽生意。我们还不时发现临街从上到下都镀了金的房子，装饰繁复，引人注目。不过这种耀眼的光芒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因为街上的煤烟很快就会破坏掉这一切，给它涂上一层灰黑色。
内城是统治民族之居住地，只有鞑靼人才允许住在这里。中国人虽然白天可以在此逗留，但是他们的住所必须在外城。著名的中国观象台也坐落于此，精致的铜质仪器，直径两米的天象仪，上面画着各个古怪的星座。内城的中间是皇城，其形状为巨大的长方形，红砖砌的高高围墙之内，有不少很值得一看的建筑。踏入皇城，我从未遇到过障碍，很多游览线路都把我引到皇城里面的美丽湖泊和俊美的大理石桥旁。沿湖是皇家花园，夏天时从大理石桥上看出去，浓密的绿荫非常迷人，我们只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欣赏，因为桥上的行人是我们不允许看他们的。我们返回北京大街上的灰尘和泥土之中，我们的马已经找不见脚，一直走到大理石桥下，“黑云”才可散去。
在湖泊和皇家花园的旁边，即重叠在一起的北京三座城里的第三座——即由高高的围墙和宽宽的护城河环绕着的紫禁城，这里是皇帝及其家庭的居住地，他们包括皇帝、皇后、妃子、皇帝的亲属、宫女、太监和其他皇家亲戚，以及在皇宫里当差的满洲鞑靼人。一切普通老百姓，不管是满洲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一律不准进入紫禁城。连外国公使也不可踏入这块神圣的领地，皇帝从不接见他们，派遣总理衙门与之打交道，这是一个专门成立的与我们的外交部相对应的外交机构。只有一次，欧洲国家使臣成功地觐见了皇帝。那是刚刚打败太平天国之后，利用现已过世的同治皇帝登基的机会，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和荷兰公使于1873年6月29日第一次在盛大的仪式里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而此前这些国家的此类请求都在中国皇家制度面前碰得鼻青脸肿。因为全世界的其他王室都被看做是藩属国，如果其公使要获得接见的话，就必须按照中国传统，履行近似于卑躬屈膝的礼仪，比如下跪、叩头等等，而这些都是文明国家的代表所无法接受的要求。当时的《京报》对这次接见做了报道，称外国蛮子的代表在“朝贡亭”（Pavillon der tribut？ren V？lkerschaften）受到接见，他们在见到天子“日月之兄”（Bruder der Sonne und des Mondes）般的圣容时，充满了惊慌和恐惧，如同被雷电击中而倒地。
紫禁城的宫殿建筑是用红色的砖头建造的，房顶用的是黄色的琉璃瓦，那是皇家专用的色彩。规定政府机构可用浅绿和深蓝色的屋顶，街道和空地据说也铺着彩色的琉璃瓦。在这座谜一般的城市里，大墙的另一边是中国皇帝的“龙座”，“天子”端坐其上，威仪天下，他又被称作“日月之兄”、“万岁爷”。他与外界隔绝，只是从书籍里和奏折上了解他的国民和国土，他的国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因为百姓的罪孽使得他们不能面见“天道”的神圣代表，他们只能从皇帝的法令和上谕中认识他，但他们不知道这些法令是出于皇帝本人的意愿还是源于第三者的阴谋诡计。
中央政治机构
中国的政体是专制君主制，中国人认为皇帝是“上帝与人民的中介”、“天道的执行者”，因此他具有无可限制的权力。在处理政府事务时，这个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有两个最高行政机构“大秘书处”和“国家秘书处”（军机处）作为他的左膀右臂，它们下辖六部，作为辅助机构：
吏部（负责民事管理）
户部（负责财政）
礼部（负责文化和典礼）
兵部（负责战事）
刑部（负责司法）
工部（负责公共建设）
每个部有两位部长和四位副部长（一半为满人，一半为汉人）。
大秘书处由六位获得高等功名的人组成，也是一半满人，一半汉人。其中四位最高成员——两个满人、两个汉人——被称为“大学士”，另外两个——一个满人、一个汉人——被称为“协办大学士”。大秘书处的职责是，提供关于国家管理形式的咨询、制定国家法律并辅佐皇帝管理所有国家事务。然而这一机构近年来已丧失了政治上的重要性，领导政府的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军机处。军机处成员数目不定，有亲王、内阁成员、六部尚书和京城其他管理机构的长官，他们被看做是皇帝的真正亲信。其职责是：草拟皇帝谕旨，并使之在民事和军事管理中发挥作用。六部拟定的法律草案、提案和决议，首先由部长呈递至军机处评估，审议通过之后，再秉呈皇帝做最终决定，最后由大秘书处发布，部长的权力极为有限。尽管有无限权力的中国统治者情愿用他所喜欢的咨询决策方式处理政府事务，但是他们仍然有建议权，用最屈辱的方式起草他们的陈述。
……
除六部之外，还有以下机构：
理藩院，它是管理臣服地区（蒙古、准噶尔、青海湖、中国土耳其斯坦、西藏）部门
宗人府，管理皇帝宗族和亲属的部门
内务府，管理皇帝日常生活的部门
最后还有都察院，这是皇帝身边极为重要的监督机关。
都察院是中国最奇怪的古老机构，从理论上讲，这一机构无懈可击，而实际有很大的缺陷。其形形色色的职责和权限可以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两种，以下是它最重要、最特殊的工作：都察院首先代表着国家最高法院，也是监督六部的最高机构，为此在各部设有御史若干，与“六科”一起构成一个监察委员会；还有其他御史作为警察总监在都城的五个行政区里发挥作用，还有就是皇家谷仓的审计员。每个御史都有权风闻言事，直接上达天听，不仅有权控告最高官员，甚至可以批评皇帝本人。由于有此权限，御史们就掌握了锋利的武器，他们不必为自己的弹劾承担责任，不需给出消息的来源。经常有最高官员因御史弹劾而丢官，这样政府既获得了对付权力过大的最高官员的武器，又不必因此给自己树敌。尽管都察院被当做中国政府诚实和高尚的证明，但常常有铁证表明，都察院的存在，仅仅是把腐败隐藏在一个适当的面具后面。他们经常被秘密委派到各省，监视他们不喜欢的或者有嫌疑的总督及其他官员，根据他们提供的报告，北京会突然派出一位被赋予全权的钦差，绕过固有程序杀掉一批官员，或者将他们关进北京的监牢。如果真能如此行事的话，当然很不错；如果御史将个人利益与他的行为挂钩，那就成问题了。而事情的真相是，如果省里大员打理到位，贪污就可以不受限制，指控或惩罚很难落到实处。我们有时在《京报》上读到某些官员被指控的消息，浪费国家钱财啊，倒卖或私分肥缺啊，等等。可以肯定，百分之九十九的这类案例都是因为在北京打点得不够及时或者礼物馈赠不足。同时也有对某个城区全体民众的警告，指责他们嗜赌费财、疏于前往寺庙敬拜上香或者文人的文字消遣太过密集，等等。任意的一点恶感就足以唤起御史的不满，促使他们向皇帝上奏折，皇家的秘书会起草一封词句文雅的回函，由此御史便获得勤勉正直的名声，皇帝得到详细申诫道德和列祖教义的机会，最后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在中国没有源于血缘的皇位继承制度，这就赋予皇帝任命其继承者的权力。当然，除非有特殊原因，皇帝通常都指定其长子为皇位继承人。如果皇帝没有子嗣，那就按惯例从其下一辈的近亲中挑选一人作为继位者。前一位皇帝同治无嗣而逝，根据习惯，咸丰皇帝的兄弟醇亲王不得继位，醇亲王尚未成年的儿子载湉被选定为继位人，这就是光绪皇帝。
在北京游览期间，我正好遇上皇帝出行。在亲政之前，年轻的皇上前往祖先陵寝祭奠。这是他第一次走到紫禁城围墙之外。这次出行笼罩在“天子”的豪华排场和仪式之下，有近两万扈从，八千到一万车辆，队列中还有大轿、马匹和骡子。皇帝本人身着满洲礼服，坐在一架黄色丝绸的轿子里，十六个轿夫个头都一样高，都是训练有素的满人。在整个典礼期间，既不允许咳嗽，也不允许吐痰或者交头接耳。打头阵的是五十个骑兵，另有五十个骑兵紧跟在皇帝的轿子后面，除了均匀的马蹄声外，听不到任何声音。军机、内阁、六部和其他最高机构的大臣都到场了，各机构的首脑坐着轿子，其余官员根据官职高低，有的骑马，有的坐车，跟随其后。皇帝前往陵墓所经过的大街都刚刚垫高铺平，再盖上黄沙——这是皇家专用的颜色。北京城内禁止任何接近皇帝所在区域的企图，部分街道两旁还用席子筑起了两米高的墙，用来挡住俗人的眼光。不过这是徒劳的，成千上万的人预先在店家的墙上、门上钻好了洞眼，以图一睹皇帝的尊容。北京城墙之外，野外的民众有很大的自由，他们被允许在距离队列两米远的地方观望，但他们必须跪在地上，不能发出声音。
除了“第一夫人”——皇后，中国皇帝还有数目众多的不同级别的妃子。就拿前一任皇帝、已经过世的同治帝来说，皇后之外，他还有两个贵妃，九个第二等妃子，二十七个第三等妃子，另外还有八十一个小妾。她们都是由皇太后负责挑选的。假如皇太后已过世，则由皇帝家庭的另一位女性成员负责。帝国向鞑靼最高官员家庭的女儿发出邀请，她们立即到北京面见皇后。据说，其中最美丽最有德行的才被选为皇后，次等美丽的为贵妃。阉人充当奴仆。皇帝沉浸在如此多人组成的婚姻里，自然不会对处理政府事务感兴趣。皇帝渐渐地被拉到了与世隔绝的路上，多妻婚姻可以看做是原因之一。
中国女人的地位
在中国大多数的省里——主要是北方各省——多妻制的存在，首先缘于多子多福的愿望。谁儿子多，谁就被看做上天的宠儿。多妻的其他原因在于，配偶不是自己选择来的，而是奉父母之命，新婚夫妇多数都是在婚礼那天才互相认识。按规矩，儿妇是通过婚姻中介被选择的，双方父母若是有意，就会让星象家描绘婚姻是否合适的星象图，假如星象合适，就约定一个日子，举办订婚仪式，订婚者的年龄可能只是八到十二岁的孩子。
中国的“第一夫人”在她丈夫的其余女人里具有一种统治权，她把她们当做女仆，大多数情况下，她们也确实出身于较低等级的家庭。按照我们的理解，中国女人的地位是非常令人同情的。女孩出生时就不像男孩儿那么受欢迎，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男孩顶十个女孩”。要是问一个中国人有几个孩子，他就会说有几个男孩，女孩是不值一提的。喜欢男孩子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祭祖是由儿子而不是女儿实施的，而祭祖是这个民族最神圣和最珍贵的文化。特别是在北京，一般家庭若是没有男孩子的话，就让女孩着男孩装束，一直到十岁，以假子聊以安慰无儿的命运。从大约六岁开始，女孩就要缠足，用棉布布条将脚趾绑到脚底，让脚越小越好。初始阶段，每天早上都要新缠一次脚，每天晚上把绑带换成无底的睡鞋，以阻止脚在夜里伸展或长大。一开始脚都肿得非常严重，晚上都要撒上明矾粉，以减轻疼痛，或者用小米做的烧酒洗脚，使皮肤变得坚硬。按照规矩，漂亮的女鞋鞋底的长度应该是三寸，不过常常达到五寸，甚至七寸。脚的大小其实与开始绑脚的年龄相关，与是否坚持捆绑以及捆绑得是否结实相关。一旦脚达到了想要的小尺寸，按照我们的生活标准，那个女孩实际已经成了残疾，但是她的中国朋友却都发出赞叹——“她有个多么好的母亲啊！”这是在中国看到一双被缠得特别娇小的脚时经常听到的话。欧洲女子的纤细腰身，比起所谓的“三寸金莲”来，重要性就要小得多了。小脚在中国是出身高贵的证明，其形状被认为是漂亮的，尽管它们不是财富的标志，但缠足女孩就比天足女孩拥有更多嫁入富裕人家的机会。而这些杏眼孩子们的裹脚布却要一直伴随着她们。在脚达到规定的尺寸后，裹脚布仍然要使用，以保持脚的这一形状，并让脚坚实一些。没有裹脚布的话，走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支撑的脚太虚弱，无法支撑住整个身体的体重。中国美人的脚和腿非常瘦弱，或者说它们已经萎缩，小腿肚根本就没有长起来，因为没有机会运用腿部的肌肉。中国女子走起路来步子小小的，晃晃悠悠。她们的鞋跟有一点五到两英寸高，以便她们用脚尖走路。脚后跟的大部分都在鞋外，看起来似乎脚跟是从腿里长出来的。这样就使脚看起来更小，而小脚的中国女子看起来就比实际要高。
缠足的风俗既不是源于宗教，也不是出于国家法令，而且也只限于真正的中国人，满族妇女并不热衷于此。因为这个原因，在北方各省很少见到“金莲”，即使见到，大多也不像在南方见到的那么小。北京的皇宫里是不允许有这种小脚女人的，换句话说，皇帝的女人们都是满族人。中国男人的选择——或者准确地说——是他的父母为他选择了小脚女孩作为夫人，他结婚以后，自己或买、或用其他方式再添上一个或多个大脚的妾；而满族人正相反，他娶一个大脚女孩做夫人，以后根据喜好及财力，再娶一个或多个小脚的妾。
至于中国让女子裹脚的习俗源于何处，却不得而知。有些人相信这是起源于男人的妒忌心；也有人认为这一风俗是丈夫将妇人禁锢在家里所采用的手段，不让她到处走而只能做自己丈夫的奴隶。有一段寓言，把发明小脚并使之成为时髦的荣誉，给了李窅娘，她是后唐（公元934年）的最后一位皇帝李后主的宠妃。李窅娘身材苗条，美丽如画，尽管脚长得畸形，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舞蹈者，为了让她的皇帝主子高兴，她用裹脚布把她不怎么美观的脚包裹了起来，让脚变成了新月的形状。李窅娘在皇宫里一个特别的房间里跳舞，那里的地上放着金子做的莲花。据说皇帝在此陶醉在她的舞蹈里，以至于有一天喊出了这样的话；“步生金莲”，由此产生了至今仍在中国广为运用的对女子小脚极富诗意的赞美——“金莲”。据传，那些宫女们学着李窅娘的样子，也裹起了小脚，这一风气就慢慢在民众中传开了。
中国家庭里的女儿几乎都不接受教育，很少例外，不读书，不写字，文学知识就更无从谈起。当然，这主要是在北方，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情况就有些不同。从十二岁或十三岁起，含苞待放的女孩子就进入到没有快乐的时代。作为“闺房小姐”——就像中国人形象称呼的那样——她们不允许与任何男子往来，甚至不能与自己的兄长来往，只能乘在封闭的轿子里外出。（这当然只限于有钱阶级的女儿，穷人要作这样的异性隔离，在经济上根本不可能，而穷苦阶级的女人，比如农人等等，就跟我们这里一样，要下农田或在家里干活，以帮补家用。）一旦结了婚，她面对的是一个还没有好感的人，却要爱他，并赢得他的爱，而他可能已经拥有众多的女人，她要与她们分享爱。从一开始，她在夫家就处境艰难，因为比起她自己的父母，公婆对她具有更多权力，而她往往要忍受婆婆的虐待。她从此告别了快乐的生活，游玩、看戏等等是不存在的，因为她能阅读的几率很小，不能指望靠看书来消磨时光。女人在中国的地位，从以下的事实也能看出来：中国的礼仪，遇到熟人，就要问其儿子好吗、学业进展如何等等，在谈话中是禁止问及其夫人的。中国人只能有一个夫人即“第一夫人”，唯一的例外情况，就是当这位夫人不能为他生儿育女的时候，他可以在她仍在世的时候娶第二个夫人，她与第一个夫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但这种情况甚为少见，如前所述，小妾的地位是在夫人之下的，必须听从夫人的指挥。只要财力允许，丈夫想买多少妾都是可以的。夫人的孩子和妾的孩子的法律地位是完全一样的，而妾本人往往只是夫人的女仆或男人的丫鬟。
中国女人的世界被局限在很小的家庭范围内，公共娱乐——比如出入剧场等等——是不被允许的，她的男人若请客人来家里，她就得回到自己的闺房，不能一同吃饭，其他没有客人的日子，男人和女人也是分开吃饭的。中国人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夫妇双方可以分别请他们的朋友，而不使另一方感到尴尬。而女人和姑娘们之所以不可去剧院，部分原因是要避免家庭女成员与外界接触，而主要原因是中国戏剧中有很多极为伤风败俗的场景，要是在欧洲舞台上出现这样的情节，剧院肯定会被警察关闭。让梳辫子的汉人对西方国家的男女地位关系有一点概念是极为困难的，因为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国家的传统风俗和习惯，作为唯一正确的来尊崇，所以整个西方文明的观念就是不可理喻的了。尽管有娶妾的机会，在中国仍然有大量忠实于婚姻的例子。有中国作家告诉我们：“朋友看望一个有钱的中国人，发现这家只有唯一的一个女人，他喊道，‘噢！她怎么这么老这么丑啊？我给你带一个年轻漂亮的来’。主人却这样回答他：‘什么？她已经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给了我，到了这样的年纪，我难道还要背叛她吗？！’”另一个令人感动的例子是：“中国某省的一个王爷见到手下一官员的妻子并爱上了她，这位官员不愿把妻子拱手让人。当那位年轻的妻子来到王爷面前时，王爷要求她唱一曲。她却回答，小鸟们成群起飞，是因为它们自己有兴趣在空中翱翔，而不是因为它们要给凤凰（鸟中之王）服役。我是一介民女，不属于王爷。晚上，她便吊死在房间里，旁边放着一封信，信里她恳求与自己的丈夫埋在一个坟墓中。她的丈夫按照事先的约定，也选择了自杀。但残忍的王爷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把他们分别葬在相邻的两个坟墓里，虽然他们的灵魂互相渴望，却不能融为一体。然而，坟墓里长出了两棵树，树冠的枝丫互相交叉着，上面坐着一对小鸟，脖子互相缠绕在一起，证明相爱的人在死后融为了一体。”中国女孩对女子的道德准则和夫妻的忠诚观是多么值得尊崇啊！这还能从众多的贞节牌坊中得到证明，那是对保持童贞的女子以及高贵女子所竖立的纪念碑。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寡妇不应再嫁。所以寡妇很受人尊敬，且守寡时间越长，就越受人尊敬。如果她活到五十岁，就有权向皇帝申请一笔钱，买一块碑，上面刻勒着她的贞节事迹，树立在她家门口。但是其他费用非常高昂，要草拟编写，将材料寄往北京的皇宫，所以只有有钱人才可能获得这样的贞节牌坊。
中国一般习俗，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订了婚，因此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婚礼尚未举行，男青年就过了世。年轻的未婚妻很可能从未见过她已逝的未婚夫，实际上也没有真正对他产生爱情，却被传统习俗所束缚，一辈子只能形单影只。如果她再婚的话，就被看做不遵守义务、不遵循妇道。如果她一辈子做处女，到老了的时候，就可向皇帝申请一块贞节牌坊，以表明自己坚持下来，没有放弃。这种忠诚的例子在中国几乎每天都发生，以下就是今年7月9日中国《京报》上登载的一篇申请贞节牌坊文章的译文，其中写道：“湖南巡抚的秘书曾与一位女士结婚，她是一位官员的女儿。十二年前，他在出差途中染病而亡。当时他的未亡人正在娘家，悲痛欲绝，遂决定自杀，幸好被她的母亲阻止，并说服她不再轻生，‘因为她是她年迈生涯里唯一的支柱’。十二年以来，她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做女红维持生计。老太太死后，女儿绝食并饮毒而亡。巡抚因此恳请皇帝为她树立一块牌坊，以表彰如此的忠诚和孝顺。”
我在中国逗留期间，遇到过很多次婚礼队列从眼前经过。结婚仪式在新郎家里举行，并派人以宏大的规模将新娘从娘家接来。这种婚礼队列一般由一队木制镀金的华盖车开始，车上载着婚礼所需的各色标志：水果和糖果，寓意财富和多子多福的摇钱树，等等。司仪和几个手持竹竿的仆人警示大家，谁要是搅扰婚礼，谁就会受到惩罚。几个穿着各式红袍的仆人，举着红板，上面用金字写着新娘和新娘祖先的名位及其功名，后面的人举着雕花灯笼，乐队用唢呐锣鼓和其他制造噪声的乐器，演出既不神圣又不和谐的热闹场面。队列里还有很多小桌子，上面放着新娘的礼品，最后就是被盖得严严实实的新娘红轿。最近，在北京的曾侯爷的小女儿结婚，婚礼队列由以下的各部分组成：最前面是四个骑马的仆人，身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丝带。后面新娘的兄弟骑着骏马，身后跟着四个警官，其中两个拿着链条，两个拿着竹棍。再后面是乐队，最后是手持各种礼品的队列，至少有一百二十张桌子。家具和沉重的礼物不搬上街道。
据称在中国的很多地区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习俗，就是新娘的父母或者亲戚们，除了赠送所有上述的礼物之外，还要给新郎送上一只烤全猪，猪尾巴被特意向上卷起，并用花装饰起来。这只猪在婚宴上根本不能去动的。按我们西方的说法，假如发现新娘没有资格戴上爱神木花花冠的话，那么，第二天早上，新郎就把这只猪送回去，而且把原先卷起的猪尾巴剪掉，这就意味着新娘的父母不得不把新娘收回去。
在很多民族里有一种信仰，即生前缔结的婚姻关系，死后仍然继续存在，如果孩童夭折的话，那么他就会在彼岸成为孤魂野鬼，中国人也深信此理。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特殊的风俗，即让死人结婚，也就是说，将早亡的男孩与年龄相近的亡故女孩结成婚姻。比如，一个男孩十二岁的时候死了，六到七年之后，其父母将其亡灵与岁数相当的女孩的亡灵结婚。他们去找婚姻中介，在那儿查看已故女孩的名单，选定之后，再去找星相学家，测出已逝者的星相，选择良辰吉日，确定举办婚礼的日期。接下来的过程是：在已逝新郎的父母家，在举办婚礼的大堂上，穿着婚礼服的纸人坐在椅子上。在约定的时间里，男方父母以亡者名义派出喜轿，去女家迎接新娘的亡灵，把她带到新家来。新娘也被做成纸人，放进轿子里抬回来。婚礼队伍一到，纸人新娘就被从轿子里拿出来，经过像真正婚礼一样的程序，然后放在椅子上，坐到纸人新郎的旁边。人们把放着各式菜肴的一张桌子推到纸新人的面前，旁边围着六个道士，用歌声和祈祷宣告新人已结成婚姻。婚礼结束时，先把纸人烧掉，再把大批纸做的仆人、丫鬟、轿子、钱、衣服、扇子、烟斗等等一起烧掉。
回扣
在中国，纸的作用非常重要，细长眼睛的汉族子弟对它是很尊崇的。每一片写着字的纸张都会被捡起来烧掉。对于中国人来说，字是很神圣的，被看做是人类的最高财富，因此文人在整个中国都受人尊敬。所有流传全国的书籍中，历书的地位至为重要，它得到梳辫子的中国人最高的敬仰并得到最广泛的流传。历书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除了太阳和月亮的周期，还有年中的吉日——比如适合结婚、安葬、商店开张、出行等等的信息，另外历书还预告上帝降临每家查看情况并向上天报告的日期。
中国历书的作者系北京皇家天文台的十九个成员，这个机构是明朝（公元1368年）皇帝建立的。在此之前，历书很混乱。这一年皇帝就下了一道圣旨，除了皇家天文台，有谁胆敢编纂日历，将被重罚。尽管这道法令后来收回，但是其威慑力不减。历书上盖上了政府的大印，每年年末由政府送到北京的书肆售卖。第一季度过后，负责此事的官员会把所有未出售的历书（每本售价五到十分）收回，并在衙门烧毁。
在北京，历书公开发行的第一天就如同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国家高级官员跟随抬着历书的队伍向皇宫行进。呈送给皇帝、皇后和后宫女眷的历书，其封面是黄色丝绸的质地，装在金线织就的小袋子中，放在镀金的轿子上，由四十个身着黄色衣衫的奴仆抬着。随后跟着十顶挂着红绸帘子的小轿子，里面放着红绸封面的历书，这是送给王子的。再后面跟着一队背着背篓的人，里面装着给贵胄和将军的历书。到达皇宫后，先把金色的小袋子放在十张铺着黄缎子的桌子上，礼部的官员行毕下跪礼后，把历书分给既定的官员，这些官员跪接历书之后，在盛大的仪式中，将历书放置于皇帝的宝座之前。给皇子的那些历书，也用类似的礼仪转交。各部大臣及其他重要人物，也跪着接过历书，他们把历书看做是皇帝馈赠的礼物。皇宫里的庆典完成后，还要将预留给各省的历书发送给巡抚，他们在当地举行类似的庆典仪式之后，民众才可购买历书。
只要时间和天气允许，我很喜欢到北京各处走走。从清早直至深夜，在阳光下或在纸灯笼的光线照射下，北京的在各大街道上总是充满生机和喧闹，走路的、坐车的、坐轿子的、骑马的、骑驴或骑骡子的以及背着重物的人，互相挤撞，熙熙攘攘。神医、摊贩、叫卖者、算命者和说书的人，在胡同里都有生意，向围着的人大声喊着，每个人都是这乱哄哄场景的组成部分。作为翻译，我的小仆人总是跟随左右，他跟我一起逛了很多商店和工场间，有时只是看看，有时去买东西。商人中间早已传开，说德国公使馆来了位爱买东西的外国人，所以每天早餐之后，总有一群中国生意人带着大捆的东西来到公使馆前，向我们兜售各式各样的贵重之物。漂亮的真丝绣物、珍贵的官服——在皇宫大典上用了一次就被送进了当铺，现在被当做装饰品转入到欧洲人的手里。还有丝绣的壁挂件、很艺术的珐琅花瓶和盘子，还有旧的和新的青铜器，其形象以龙和象为主。他们拉来大量此类的物件，并将很多留在我的房间里，往往一放就很多天，天天面对这些艺术品，到最后只好全买下来。支付的方式，是从我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下钱数，签上我姓名的缩写，把它交给卖主。买下的物件很快就送到我的住处，卖主通过我的小仆，将我的欠账单兑换为现金。仆人肯定从卖主处得到了佣金，尽管他总是矢口否认。同样，公使馆的仆人头领也吃回扣。回扣是当今中国铁定的规矩，到处都有回扣，从最高官员直到最不起眼的家奴或看门人。中国商人或手艺人，只要是来向我出售物品或者提供劳务的，总是首先找我的仆人，答应给他一定比例的佣金，买到他的承诺。他们很清楚，没有仆人的帮忙，他们根本见不到我。如果是涉及政府的大订单，比如武器供应之类，那么作为政府官员的中间人就要拿回扣，这被看做是合法的。在中国，赌博被明令禁止，然而全国上下却照赌不误，甚至公开赌博，似乎管理部门并不觉得讨厌，因为这也是捞取回扣的机会。比如天安门大街上就有一家赌场，每个人都知道，当地巡警当然也知道。突然有一天，赌场边贴出政府的告示，再次提醒民众严禁赌博，违者重罚。赌场老板应对的方式是提供正确的“润滑剂”，几次讨价还价之后，他贡献出一笔大数目的现金，那张突然出现的布告就会突然消失。
在北京，使馆区旁边突然出现了一家中国妓院，弄得使馆街的夜晚很不安全。一开始人们还不太在意，但情况越来越失去控制，也就是说，妓女变得日益肆无忌惮，晚上竟然赖在使馆官邸的门槛上。外交使团的团长只好给北京警备司令写信，请求制止这些行为。警备司令肯定得到大笔的回扣，表示很遗憾，说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中国法律条文中没有相关的规定。公使马上给他回信，要求他把北京市的法规寄来。根据这一法规，内城不允许有这类场所的存在，因此公使强烈要求立即清除这类骚扰。半个小时之后，十个警察来到那所房子前，把里面所有的家具都搬到大街上，女人和姑娘哭得昏天黑地，房子很快就被拆除了。人们知道，外国公使们的要求不是开玩笑的，两个小时之内，那所妓院就无影无踪了。第二天上午，苦力们把碎石垃圾搬走，运到远远的一处地方，再重建妓院。
法律上允许一定程度的回扣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在中国运用的关税和税收的包税制中仍能见到的。每个省的税收，各省巡抚都不得不每年向北京中央政府上缴一定的数目，这都是已经在北京预先规定好的一小笔数目。各省的摄政者是无论如何都要向北京上缴这笔数目的。如果他所处的情况，使他无法通过关税等筹到这笔钱，北京没有收到这笔汇款，那么他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他会失去功名，丢掉官职，为不服从皇家政府而受到更多惩罚。所以，不把北京政府所要求的钱数全额缴上来，是十分罕见的。当然这个或那个巡抚会向北京上一个或多个奏折，说明他如何不可能在他的省里凑出这笔钱来，因为粮食歉收、发大水或者特别的负担，如同刚刚发生的中法战争期间的情况。如果中央政府仍然坚持要这笔钱，而他无法准时把全款送到北京，那么这个省的巡抚很清楚，他的下场将是什么。
由于包税制的原因，个人要担保税收的上交底线，如果碰到歉收的年份，他们就得自掏腰包，在这种情况下，各省政府会征收比原数目高出很多的税收，而多收的部分，有时远远高于原定的款数，就流入到自己的口袋。如果某一省份为皇家财政承担了十万两银子，而省政府实际向民众征收三到四倍的税收，但只上缴十万，或者要当“好孩子”的话，给北京会稍微多交一点点。多余的部分则不见了，去哪儿了？巡抚大人和他手下的人以及他的仆人——大多是其亲属——会比我解释得更清楚。
这种官员在经济上把民众压榨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北京很远，抱怨被压制，被吸干了的民众无法冲到北京去。尽管如此，只要想看见，就会有雪亮的眼睛，要么用御史，要么让那些眼红者或政敌爆料。大多数情况下，北京的都察院掌握的资料非常具体，知道哪些省里的主人得到的税收好处最多。因税收而富有的官员，若很不聪明地没有拿出必要的礼金，那么总有一天他要为多贪的一百万丢了脑袋。这种事情干得中规中矩，比如给他一个荣誉，让他为皇太后修建一座新宫殿，或者客气地请他为重建坍塌的皇家园林做出自己的贡献。很容易找到许多诸如此类“光荣的”事项。不用我提醒，这些与钱有关的“光荣”事项会尽最大可能让民众承担。不过也不是事事都如人意，那样的话，巡抚只能自己吞下酸苹果，自己拿出银子来。此外，他还必须照顾到各种人情，这个、那个下属——地方长官、道台等等——这些为他如今所获地位出过力的人，都需要给予银白色的金属块儿。《北华捷报》上说，广州人普遍认为，广州的海部（hoppo），即海关监督，要花费第一年的薪水，才能买到三年的任职期，第二年的薪水要给有影响力的长官送钱，只有第三年的薪水才可能留给自己，大概为二十万两银子，这等于一百万马克。我觉得这种说法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我还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包税制所造成的经济管理混乱。根据中央政府的报告，政府的盐专卖所得收入为九百万到一千万两，而我计算出的盐专卖收益应该至少有两千万两。
稻米的进贡情况更为严重。每年大约有一百五十万担（1担=50公斤）稻米运往北京。按1.5两白银1担计算，约有225万两白银，这是稻米从出产稻米的省份装船运出前的价值。在北京储存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米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并不是由于运输费用的增加而导致价格升高，恰恰相反，米的价值竟然降低了很多。据称，这些贡米在运输过程中变坏了，这是很蹊跷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在稻米运输的每一个中转站，国家高官将好米换成次米，次米换成劣米，由此把差价变成了给自己的犒赏？我在天津曾作为德国领事馆法庭的列席法官，有机会为一艘被德国汽轮撞到的帆船上的贡品做受损鉴定，可以这么说，我从未见到过如此糟糕的发黑的米。在北京的欧洲人都说，白天运进皇家仓库的贡米，晚上就被拉到街上的店家里，由此从米商那里赚取差价。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的话，那么，正是北京那些储存霉坏大米的北京米仓，才真正促成了前不久中法战争和平条约的签订。我在北京有一个消息灵通的朋友，他说，当时皇家政府担心法国人可能北上，所以让下面审核一下，如果中国军队在此结集的话，北京仓库里的贡米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因为大部分的粮仓已经空空如也，在仓库里的米又大部分变霉。这些情况无论如何是不能让皇帝知道的，由此京城的所有高官突然之间涌现出极其高涨的和平意愿。他们众口一词，力促中国政府妥协，走向和平谈判。在和平成为定局之后，当然就没有人再理会北京还有多少存粮、品质究竟如何了。粮仓的审核令根本就没有被执行，那些为自己的财富和尊严——或者说为自己的生命——战栗的官员们，又回到他们日常按部就班的营生中了。这就是在北京流传的和平条约得以签订的起因。我觉得这个说法到目前为止流传并不广。我举此例是想说明，由于官员对国家收入的巧取，中央政府遭受了巨大的损害。
为了防止敲诈勒索，到处都成立了帮会，前面我在说到上海时已经做过解释。在今天广袤的中华帝国，没有一个地方、一个行业是不属于帮会的。甚至民众中不受人尊敬的阶级，比如小偷、乞丐也有自己的行会，这已毫不足怪。与别处一样，中国的乞丐也试图寻求稳定的施舍，如果没有办法，他们就要强迫别人施予。我们见到的强迫过程是这样的：一个乞丐坐在一家富商的店门前，唱着单调的乞讨歌，以唤起他的同情心。如果顺利，他就得到一份施舍；若不成功，他就在次日早上带领十个或二十个帮会里的同伙，仍然坐在这位硬心肠的商人店门前，这群人的外表让人恶心，他们蹲在那里，翻来覆去唱着他们的乞讨歌，无法赶走，直到店主人拿出施舍，使他们满意。为了预防这样的乞丐上门，很多商人就定期向乞丐帮会的头目交相应的“保护费”，或者更准确地说，给乞丐帮会交“赎金”，为此帮会还出具正式的收条。这些以节日名义、或者以婚礼葬礼名义收到的大笔钱款，进入一个公共账户，隔一段时间就给帮会成员分发一次。除了丐帮的成员，当然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乞丐在中国城市的街上游荡。北京的乞丐是我见到过的最恶心、最难看的乞丐。跟这些浑身肮脏、衣不蔽体、肢体不全或者浑身溃烂的乞丐比起来，伦敦东区的贫民简直就是绅士了。这些北京的乞丐追随着我们讨要，一跟就是十五分钟。我们若是同情心起，扔出几个铜板，就很难再甩开他们了，更多的乞丐将粘上我们，直到我们进了家门才算解脱。有几个乞丐一丝不挂，只在肩上围了一小块狗皮，乱蓬蓬的头发里全是灰土和寄生虫，他们满身满脸污垢，趴在我的马旁，甚至拦在马前，把头不断地埋进黑色的尘土里，卑贱地恳求施舍。他们就这样跟着我走了三四条大街，直到我举起马鞭将他们强行驱散。骑马经过中国城，我见到这样一个肮脏的乞丐——实在用笔难以描写——胸前和背后令人作呕地涂满自己的污垢，他手里端着一只锅，站在一家商店门前。只要他在那里，就不会有顾客进门，可以肯定的是，店主只好用一笔钱才能让他走开。这是乞丐的敲诈。有时候还发生这样的事，一个看上去瘦弱不堪、快要咽气的乞丐，趴在店家的门槛上，告诉店主，他要在这里等死。只有一大笔钱才能让他离开，才不至于给店主造成更大的麻烦。有时会有不想活的中国人，以死给他的仇人制造麻烦，他就在夜里吊死在仇人家的门上。这家人不仅要花很多冤枉钱，还得没完没了地应付官府。在官府对自杀者的身份等情况未调查清楚之前，尸体不能拖走。这常常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当然没有顾客敢上门了。最后核实清楚，死者要么无法核实身份，要么就是没有任何财产，这样官方才允许店主自掏腰包掩埋尸体。我曾发现内城的一条侧街上躺着一具中国人的尸体，官府已验过尸，但死者身份未查清楚之前，尸体只能放在原地。这段时间里，为了防止野狗啃食尸体，在尸体上盖了几张席子，用石头压住，只有脚露出外面。十天以后，我再次经过这条街，看见尸体还在原地。当天的气温，在树荫下也有华氏113度。
在北京期间，我还参观了一座古老的喇嘛寺——雍和宫，它在内城的东北角。这座大喇嘛寺里有一千三百个修行者，处在各个年龄段，从六岁的小男孩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寺庙的掌管者是一个大喇嘛，人称“活佛”，应该是个蒙古人。这些喇嘛在北京的名声不好，人们说，喇嘛很脏，他们的生活作风也特别不道德。他们对我们欧洲人也不怎么怀有好意，我的很有影响力的向导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把我们带进寺庙，最后还是小费发生了作用。我们一跨进厚重的寺庙大门，身后的大门就紧紧闭上了。宽敞的寺庙花园、厚重的庙宇大殿和大堂，一切都很有趣，新奇而怪诞，闪光的黄色屋顶，大殿里的黄色地毯，北京珐琅瓷的花瓶装饰着圣坛，怪异形状的灯和香炉散发出令人迷醉的香气，缭绕的香烟充满了整个大厅，最后升腾至画满金色和绿色的天花板上。……
喇嘛教是从佛教中派生出来的，主要在西藏人、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中间流传。由于这些民族在中国的从属国地位，很多信喇嘛教的藏人和蒙古人被驱赶到了北京，到喇嘛寺里当了修行僧。佛教约于公元632年传到西藏，在这里发展出一套等级制度，最终成为我们今天所称的喇嘛教。佛教在此地的最大改变是这样的一个信条：最高的上帝就是佛，他以人的外形生活在西藏。佛教僧人宗喀巴是西藏佛教信仰的缔造者，同时他也是喇嘛教的缔造者，生活在公元1358-1417或至1429年。他是格鲁派或善律派的创世人，至今被当做佛一样受到尊崇。他写了一本书，内容包括宗教历史和宗教律条，他还制定了西藏宗教的等级制度，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导致了西藏宗教领袖的二元制。据此，喇嘛教有两个最高主教，拉萨的达赖喇嘛和扎什伦布寺的班禅喇嘛，两者具有相同的神圣和尊严。他们不会死亡，只是更换躯壳，即转世，达赖和班禅的位置会由灵童继承，灵童继承死者的职位，同时就是肉身的神。这种二元宗教领袖制在西藏一直保持到五世达赖，那时两位主教的信徒间发生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在黄帽与红帽的争斗中，达赖喇嘛请求卡尔梅克人的帮助，由此不仅获得宗教上的最高权力，而且还获取了全藏的世俗权力，同时将宗教权力延伸到了在北京的喇嘛寺。
……
吃过午饭，我总是跟公使馆的几位先生一起骑马外出，向着城墙外的跑马场方向跑。这是在北京的欧洲人所习以为常的下午的骑马散步，跑马场是舒适的目的地，但是既不省钱，又不省力。在原先皇家园林湖泊的岸边，长满了茂密的芦苇，周边围着些大概是人造的小山，在一片宽阔的玉米地旁，有一条平展而松软的环形骑马小道，这里是最适合于展示骑马艺术的地方。在金合欢树和玫瑰盛开的花丛中，有一座带游廊的乡村建筑，它为我们提供着阴凉的休憩之地，在此可品尝新鲜的绿茶。如果人多的话，我们便让中国厨子带上食品打前站，在远离北京灰尘风沙之地，享受一顿舒适的野餐。
我们这种下午的活动却不能总是如期举行，因为经常有突然而至的沙尘暴把我们堵在了屋内。一旦有轻风刮起，北京街上的厚厚尘土就被旋转升起，一时间所有的东西都被笼罩在厚重的黄灰色中，人们恨不得长出十二片肺叶才得以在这样的路上进行呼吸。这种风暴常常持续几天，路上的行人不得不停下来，因为他们的牲口不肯与沙尘暴抗争，不肯再拉车了。要是找不到休息之地，人们就必须耐心地躲在车里，一直等到晚上，因为晚上的风暴会小一些。我们在沙尘里骑马，都戴着黑色的防尘眼镜，这让眼睛很不舒服，因为这种眼镜把眼睛四周都封闭了，里面热得不得了，很容易引起发炎。
让我们欧洲人感到最舒服的地方就是在公使馆里。高墙挡住了街上的灰尘，我们走在漂亮的砾石路上，它连接公使馆内各处的优雅花园。我们坐在阴凉的围廊里的藤椅上，惬意地享受着宁静。公使、随员以及翻译的住房都有围廊。所有的房屋都是平房，房间很高，很通风，为防止暑热做了一切可能的准备。
与北京的外交官之间的交往是非常令人愉快的，特别是在冬季，当与外部世界几乎隔绝的时候，使馆的成员通过聚会、学术演讲或音乐演讲以及滑冰等活动，将在北京的生活安排得尽量快乐。
我们于1886年3月22日抵达北京，所以有幸参加了公使馆举行的我们最尊敬的皇帝威廉一世陛下的生日庆祝。中国官员以及所有外国侨民在上午就送来了衷心的祝福。晚上七点，全体公使馆成员穿着正式的礼服，聚集在节日装点的使馆大厅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和在北京的几个德国人一起参加了晚宴。公使馆大厅沉浸在灯的海洋里，阔叶植物衬托着高贵而善良的路易斯王后的画像，两旁排列着德皇陛下和皇储殿下——后来的弗里德里希皇帝——的画像。充满艺术气息的中国丝绸绣成的帷幔，很多怪异奇特的珍贵艺术品，人们穿着挂满勋章、金光闪闪的制服穿梭往还，所有人都淹没在灯的海洋里，大吊灯和数不清的蜡烛组成的光亮，给这个美丽的庆典营造出崇高而辉煌的气氛。……
当晚还收到四十个德国人一起从天津领事馆发来的庆贺电报。晚宴之后，在公使馆的花园里还举行了光芒四射的焰火晚会，这是多年来庆祝这个日子的惯例。在次年威廉皇帝陛下90诞辰的重大庆典上，庆亲王和总理衙门的七个大臣也来参加了晚宴，庆亲王还用汉语表达了美好的祝愿，由曾纪泽翻译成了英语，祝愿陛下身体康健。此外亲王还说，太后和皇帝陛下已让驻柏林的公使转送生日礼物及贺信，而且特意请德国驻北京公使，用电报向柏林转达衷心的祝贺。值得注意的是，自1860年以来，这是北京的官员首次身着正式的官服，与外国人因公务庆典聚集在一起。
除了我们最尊敬的皇帝的生日庆典，每年还有另一个跳动着真正德国灵魂的节日在北京举行。我说的就是圣诞节。德国公使巴兰德阁下每年都不会忘记用真正的德国方式庆祝圣诞。只要能在北京城墙内找到的德国人，都会被邀请来参加晚宴，那是真正的德国大餐，用德文写的餐牌，省略了正式的燕尾服，到场者都沉浸到对家乡亲人的亲切回忆之中，并在遥远的国度里暂时将他们忘却几个小时。
京城古迹
5月8日早上5点半，我们——在中国海关工作的德国人施（Sch）先生、德国公使馆的翻译见习生柯（K）先生和我——已经坐在了马鞍之上。我们骑马向北，去参观东亚的世界奇观——绵延在中华大地上的伟大长城。在欧洲，很多人怀疑它的真实存在，我们要去看的是最有意思的一段，沿途可游览各色景观。柯先生的马夫跟我们一起走，我的厨子兼仆人、还有施先生的仆人坐着两辆双驾骡车，带着必要的行李、外加足够的饮料和食物，跟在后面。我们约定在事先定好的地点碰头，吃饭过夜。
骑马走了一个多小时，清晨的大街一向拥挤，街上拥挤着人群、车子、驴骡和骆驼，穿过这样的大街，我们来到西北边的城门——阜成门。城外的市镇上，小胡同狭窄而坑坑洼洼，挤满了人和牲口，我们总算挤过去，来到了开阔的空间。眼前展现出宽阔的庄稼地，地里零落散布着坟包。我们遇到一队队朝圣的人群，他们要去山里朝拜，这个时节庙里的香火很盛。其中一个中国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看上去他是许了愿，他用自己的身体丈量着前往庙宇的路程，伸展开身体，躺到灰土里，糊满煤灰和烂泥的身躯几乎分辨不出人形，这真是宗教疯狂的一幅悲哀图画。这条朝圣之路两旁建了好多临时的庙，务实的和尚们很忙，小小的木棚子里面有一张或几张神像，穿着黄稠衣的脏兮兮的小和尚在前面敲着老铜钟，用这不和谐的声音向路过的人们化缘。
渐渐地我们离开了朝圣之路，马蹄疾驰中很快就到了大钟寺，据说寺中保存着中国最大的钟。当钟声响起时，神会送来及时雨。一个又胖又脏的光头和尚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上了钟楼，三十英尺周长的钟离地面只有一人多高，按规矩，我们向上中部的洞里扔了几个铜板，马上就被下面围着的和尚们捡走了。
经过海淀，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伸展出几英里的皇家花园和夏宫万寿山。可惜我们与所有外国人一样，被禁止入内。我们被允许登上一座图画般美丽的小岛，一座壮丽的大理石桥从岛上穿过，桥上装饰着一百二十六个用大理石雕刻的石狮做的栏杆。尽管这里实际上也是禁止我们入内的，但给了一些小费，很快就没有麻烦了。从一个保存完好的水边的山洞里可以欣赏到整个水面以及围绕着湖水的半圆形的大公园。万寿山与山上壮美的大理石宫殿、挺拔的高塔、艺术化的庙宇和漂亮的亭台楼榭，呈献给我们一幅被毁灭的画卷。假山瀑布、岩洞宝塔和庙宇的残垣断壁，给予我们的是几百年来已达到高等级文明的一幅中国画卷。英法联军的枪炮将乾隆皇帝（1736-1796）时建造的雄伟奇观变成了一堆瓦砾。我们到达桥的另一边，神圣的铜牛下，骑上蒙古马，我们继续行路，前往第二个著名皇家林苑——圆明园。
贿赂看门人从而进入园子的做法，在这里是不会奏效的，因为有严格的命令，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一律不许入内。所以我们没有作任何的尝试，而是用了另一种方式，这是环球旅行者已经用过的方式。一开始，顺着一条维护很好的、用宽大的白石板铺就的大路，我们骑行了一个小时，沿着园林的围墙，最终抵达圆明园的后面。据传说，这里的围墙上有一个洞，从洞里可以爬到园子里面去。我们没有弄错，很快就找到了墙上的大洞，它被玄武岩堵着。从附近村子就已跟上我们的中国人，马上就为我们所给的小费工作起来，把堵着的石头扒掉。作为中国官员的施先生，对这种不被允许的进园方式还有些疑虑，在看见中国人为我们跨入园子扫平了道路之后，也就不再多想了。所以我们三个人很快全都到了园子里面，只有马夫在外面看着马。
跟万寿山一样，圆明园也被英法联军变成了瓦砾堆。在高高的野草、芦苇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铺着大理石的花园小径，沿着这条路，走到被欧洲人炸成碎片和瓦砾堆的宫殿和亭台楼榭前。一片废墟中还能看见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大理石板、倒地或破裂的圆柱。我们越过壮美的大理石栏杆，栏杆上面还刻有作为皇家标志的龙和凤。在一个水塘附近，一座假山之上，矗立着一座美丽、相对而言遭破坏较少的瓷砖宝塔，它的五彩琉璃在阳光的直射下，缤纷绚丽。人们可以从宫殿、宝塔、铜像和大理石桥以及园林的宏大规模等等方面，想见它以往的壮美图画。这堵园墙之内，当年聚集着多少中国品味所达到的非凡程度和神秘的东西啊。
经过一架横梁被盗的破败小桥，来到一座周围长满芦苇的小岛，跳过一根根的柱石，继续前行，我们决定小憩一小时，在一座树阴遮蔽下的破败亭子里，我们坐了下来，用几块现钱和几支香烟换来了开水和茶。
我们已经逛了大半个园子，小心翼翼地与有警卫的大门口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在该是往回走的时候了。大概我们的向导想让我们尝尝困难的滋味，在走了三个钟头三刻钟之后，他把我们带到一座仅存骨架的大理石石桥前，看来要过这桥是要冒险的。这是那种有名的驼峰桥，是我们在其他皇家园林里已经多次见识过的，正如其名所示，桥身高高拱起跨过水面，桥上所有的横向桥板都没有了，只剩下两根平行的、尚不到一足宽的桥梁将桥墩连在一起。一开始我们迟疑着不敢冒险，但向导波澜不惊地先上去了，我们只好勉强跟随着他。我们登上了驼峰最高处，幸运地走完了一半艰险路程，然而从窄窄的不到一足宽的坡面往下行走，困难实在太大了。我们的厚厚靴底的稳定性无法跟中国人的布鞋底相比，慢慢地谨慎地继续往前走，很有可能会滑倒，从而掉进下面沼泽般的泥水里。而回头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在那么窄的桥板上根本没法转身，而且身后的窄桥板，刚才也是费劲地爬上来的，要下去也一样难。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走完这充满险阻的路。一个接一个，我们终于完成了冒险，安全地抵达对岸。又经过几座庙宇和一座古老的凯旋门，我们来到距进来的入口不远之处，就是很容易爬上去的园墙缺口部，把跑过来的中国人的肩当成梯子爬上墙。在进入圆明园四个小时以后，我们又回到了园外。
坐在马鞍上，我们吃掉了最后一块德国巧克力，这是我们带在身边抵挡饥渴的东西，将近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大北庵（ta-be-an）。我们的行李车已经等在那儿了，仆人在一座漂亮小庙的厢房里为我们布置好了过夜之处。我的仆人很快就备好了丰盛的晚餐，我们在露天慢慢地享用了几瓶好酒和几支雪茄，直到最后的倦意将我们引回了临时宿舍。那位姓柯的朋友带着行军床，我们其余的人裹着方格呢毯和山羊皮躺在炕上。前面说过，这是一种中国石头床，我们的马靴就权当枕头了。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们又上了马鞍，继续向北旅行，前往沙河边的沙河镇，仆人随后跟来，在那儿准备午餐。但是我们把距离算错了，八点钟就进了沙河镇。难道要等车来吗？整整浪费一个半小时，最后吃了午饭，还不得不冒着正午的酷暑上路？不！尽管我们带的食品加在一起只有几个三明治和一块巧克力，我们还是决定继续往前走，做好了挨饿到晚上的准备。在旅店里，我们给仆人留了话，让他们直接去南口，这样我们就上路了。
在马背上过了五个小时，也就是将近十点的时候，我们到了昌平镇。因为我们希望夜里能够赶到南口的旅店，那就很有必要在此地弄些吃的东西。在当地一家大客栈里，我们坐了下来，要了茶，姓施的朋友立即开始寻找适合欧洲胃口的食物，他的搜索取得了成果，他从附近的屠宰场里买来了羊肋条。马夫充当了厨子的角色，根据我们的提示和建议，他开始了艰难的工作——烤羊排。
这期间，好多中国人聚到了客栈的院子里，他们想看看“番鬼子”和“红胡子鬼子”的样子。特别引起他们惊奇的是我们的黑色夹鼻太阳镜以及高高的黄马靴，他们不停地摸着靴帮和靴底。中国北方话说得很好的施姓朋友跟他们聊得火热，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旅行装备等方面的事情，一个年纪很大、颇受尊敬的老人表述了很有逻辑的观点：“不管哪里都一样，”他转向人群，“这些红鬼子跟我们也是一样的人。这个高一些，那个矮一些；这个（指施姓朋友）爱说话，告诉我们不少事情。那个（显然指我，因为我不会说中文，没法一起聊天）不爱说话，到现在还没跟我们说过话。哪儿都一样！”我试图向人群展示一下自己亲善的一面，把点着的雪茄递给了这位老哲学家，以取悦于他。他弯腰说了好多“请！请！”才把烟放到嘴边，却立刻猛烈地喘了起来，摇晃着脑袋，脑袋上的灰白辫子也跟着晃动，表示不喜欢，向我作了一个请示的手势，将雪茄递给了他旁边的人。严格遵循长者优先的原则，雪茄在人群中转了一个圈。当雪茄最终回到我手里时，其下半截已经被抽瘪了，我表示感谢，示意不必归还了，人群随之发出欢呼，他们把雪茄又传给远处聚集的妇女。我的怀表引起人群更大的兴奋，我让一位受尊敬的老人在表盖上吹一下，表盖立即跳起，露出了表面，实际上那是我悄悄用拇指揿了按钮的结果。这一来，每个人都想试一下自己的肺活量，但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我的表盖只为受人尊敬的老年人开启，那些年轻人费尽力气左吹右吹，表盖依然紧扣。有一位年轻人多次尝试之后，表盖终于被吹开，他觉得无比自豪。
喂完了马，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我们重新上马，快到一点钟的时候，我们抵达著名的明陵的入口处。
……
宏伟的明陵，证明了当时中国文化的高度发达。北、东、西三个方向一直延伸到与蒙古分界的山峦为止，南边则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入口处。地面微微隆起，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几英里宽的类似盆地的山谷。与蒙古交界的群山中、所有低矮的峡谷处，都有人为堆积出的小山，不是个别的山头，而是一连串的小山，营造出整体的和谐。在这个宽广的山谷里，沿着山脚的一大环形地带，埋葬着所有明朝的皇帝，共有十三个陵墓。每个陵墓都是一个高约一百英尺的大土山，有红砖石砌的墙，并遍植柏树。除了墓地之外，还有一座大庙，庙顶上是黄色的瓦和粗大的红色圆柱。
山谷的远处是耕地，眼下耕作的时节已过，所以四处见不到人影。整个山谷寂静无声、轻风不起，肃穆而庄严。我们一踏进陵墓，心中就充满了这种感觉。
离开沙路，经过三个大理石和红砖石做的拱形凯旋门似的牌楼，山谷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一条石板铺的小路，笔直向北，穿过田间，来到第二个庙形的拱门，中间有个石龟，背上扛着墓碑。继续径直向前走，就进入了石像路。粗犷、巨大的白色石刻像，为真物的两到三倍高，两边成对而立，为这条宽宽的石板路镶上了两道边。这些雕塑共计有四匹马、四只骆驼、四头大象和四头狮子，接下来有四个将军和四个大臣。在北京时就有人告诫我们，上这条路要特别小心，因为马匹对石像甚为恐惧，故很难引导它们走过。我们也要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骑得很慢，紧拉缰绳，还没有走到第一座鬼魂般的石像近旁，我们的马就开始发抖，站住不动了，一瞬间又用后腿跳起了舞，根本没有办法让牲口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我们把受惊的马往四面驱赶，赶到旁边的地里。等我们费尽力气重新又聚拢到一起，就把马带到离石板路二十到三十步远的地方，与石像保持着这样的距离继续骑行。
我们穿过整个陵墓山谷，途中常常不得不停下来，牵着马儿走，因为有好多本已干涸的山间小溪，在雪水融化时却水势猛涨，把这一带变成了鹅卵石的海洋。经过好几个钟头的艰难骑行，我们才来到最大的明朝陵墓的脚下，这里即永乐皇帝的墓。
守门人放我们进入高高的红色围墙之内，穿过一座宽阔的院落，院内种植着柏树、杨树和这一带很少见的橡树，首先看见一座陵墓的大庙，庙内有一个三百步长、三十三步宽的高高大殿，大殿的排屋顶由六十根高大的圆柱撑起，圆柱是由整根的巨大树干做成的。围绕着大庙的是三个类似露天剧场、由白色和黄色石头作栏杆的高台，上面雕刻着精致的龙和凤。庙的背后就是形状为金字塔似的土山，山上是黑森森的柏树，这里就是巨大的永乐墓。一条三米宽、斜着上山的隧道，把我们重新带回到日光之中。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我们来到一个类似平台的地方，从这儿可以绕着这座宏伟的石头建筑走一圈，并眺望整个皇帝陵墓的山谷。这条环路的中间矗立着巨大的大理石墓碑，上刻永乐的名号和事迹。我们在此休憩了几个小时，守墓人给我们喝了几杯热水以消暑，这是热带地区值得夸耀的解暑方法。然后我们继续向西南偏西方向骑行。
离开了两座山地间的巨大墓地，在绵延数英里宽的鹅卵石地上又驰骋了几个小时。这些鹅卵石，一部分浸在山溪的浅水里，一部分在干涸的河床上，骑马的人视此路为畏途，人要时刻注意让马匹调整步伐以适应凹凸不平的路面，在圆形的石头上，马匹找不着坚实的踩踏之处。为了逃离无边无际的鹅卵石，我们决定爬高，沿着狭窄的山道而上。但走了一段，突然之间我们无路可行了，无论向左还是向右，都是悬崖峭壁，我们只好往回走。我们跳下马，牵着马走，想办法靠近一群在峭壁旁吃草的山羊。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羊群附近真的有一条小道通往山谷。尽管到处都是悬崖峭壁，这条羊肠小道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到达山谷底部的可能性，而不再需要绕几个小时的远路。姓柯的朋友和我先爬下去，施先生和马夫在后面使劲赶着马，它们一匹接一匹地跟在我们后面。马匹的后腿站立着，与其说走，不如说是滑着到了谷底。接着这些马任由我们牵住，并不逃跑，因为它们实在累得不想跑了。走在田间小路上，累坏了的马不断地跌倒，很让我们受罪，不过还算幸运，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一天我们在马背上足足待了十个小时，最后总算在深夜抵达南口，我们的仆人早已在那儿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
第二天下雨，我们只能在客栈的炕上无聊地打发时光。夜里雨才停，早上起来，迎接我们的是湛蓝的天空。清晨五点我们又上了马鞍，不过不是骑在蒙古马上，而是骑在驴背上。我们的驴队由一头白驴、一头黄驴以及一头粗野的灰驴组成——这是从当地选出的最好的驴。我们所经过的山隘口，其实是一条山溪的河床，所以途中有很多巨大的岩石，地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头。马在这种路面上无法行走，所以驴、骡和骆驼才派上用场。骆驼主要用来运送茶叶，途经蒙古沙漠，直到俄罗斯的边城恰克图，我们遇到好几拨的骆驼队，都由六百到七百头骆驼组成。我计算了一下，把村庄里和大车店歇息的牲口都算上的话，我们这一路到长城的六个小时里，总共见到两千到两千五百头骆驼。估计骡子和驴的数量也与此相当，主要用来运麦粒、羊皮、席子以及草编制品。
我在中国北方见过各种各样糟糕得不可思议的路，世上大概没有比这更难走的路了，然而南口的路可算是登峰造极了。每年发大水的季节，一条湍急的溪流把高高的山壁上的水冲下来，几英里长的山谷溪流中就充满了各种岩石和鹅卵石。我们的驴子真让人敬佩，它们谨慎而充满毅力地爬过最艰难的路段。我们一会儿收左腿，一会儿收右腿，一会儿又不得不两条腿都收上去，或者把腿伸到驴子的头上，因为巨大的岩石间常常只容驴腿通过，而容不下骑驴人的腿。我们就这样走了五六个小时，才最终到达目的地，即中华帝国的边界之墙、雄伟壮丽的长城。
南口这一路上，我们只看见几座很小的镇子，它们都被包围在长城样修筑的高高的城墙之内。长城蜿蜒在山岭上，偶尔可见到一群山羊或绵羊在峭壁上吃草。居庸关的小镇上，有一座巨大的拱门，上面有好多大石板，石板上刻着十二种亚洲文字。除此之外，小镇也就乏善可陈了。前往关口的有些地段道路非常狭窄，关口后面的路不足四十英尺宽。关口的两侧几乎是垂直的陡壁，陡壁之上、贴着岩壁建有两座小庙，不怕晕的，可以从岩石凿出的很窄的台阶上去。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八达岭，它是经过长城的通道，也是山的制高点和分水岭。南口的海拔高度为两百米，八达岭为六百三十九米。我们很快就顺着古老的塔梯登上了雄伟的长城，身处堡垒，背靠中国这个伟大的帝国，面朝蒙古，充满闲情逸致地观赏着长城这一世界奇观。
长城（中国人称之为万里长城）是秦朝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46-公元前209年）的杰作，最初是为了抵御蛮族的侵袭。其高度和宽度约与北京城墙相同，即四十到五十英尺高，三十到四十英尺宽，至少在我们目力所及之处，长城基本上保存完好。沿着起伏的山峦，东北方向的长城陡然向上。制高点上的长城都有塔楼，经过几百年的风雨，因年久失修而颓败了。我们能见到的最高处的长城，看似没有攀登上去的路径。低谷和悬崖深处的长城是无法看见的，绕到山岩之后，长城又重新显现。戴着眼镜，我们清楚地看到蜿蜒伸展的长城给远处的群山戴上了王冠。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如今面对欧洲的武器，长城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长城的墙体是用未曾烧制的砖头垒成的，里面填充着泥土和碎石，几发炮弹就能把它炸毁。
我们在长城上的一座古老塔楼安顿下来，这儿灼热的阳光多少被遮挡住一些。我们津津有味地吃起了随身携带的早餐，我们的手枪射出的子弹唤起了群山的多次回声。带着兴奋的心情，沿着曲折蜿蜒的长城缓缓而行，半个多小时之后，我们爬到了顶上，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我们向着蒙古方向极目远眺，这里的视野最为开阔。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宽约为五德里、东西方向延伸的平原。树木稀疏，有一些柳树。我们看见一些高墙围住的小城，远处的背景是一排排高高的积雪山顶，那里是蒙古高原的最高处。山脚下有很多果园，有杏子、梨和巨大的葡萄藤蔓及其厚皮的果实。
我们的周围都是墓地，寂静无声，只有偶尔从南口底部传上来的骆驼队的吼声和平原上飞舞的乌鸦发出的呱呱声。眼前的画面，宏大而野性，却又充满了浪漫的韵味。
从关口回来的一路没有什么值得一提之事。旅途中的口粮，是糟糕的茶——或者称之为热水，不用付钱，而是用空的啤酒瓶和香槟酒瓶交换，店家满心欢喜地收下了这些玻璃瓶。晚上近九点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关隘口底下的客栈。
第二天清晨五点半，我们上路返回北京。第一个小时我们必须经过石头和岩块组成的海洋，这些石头都是发大水期间从南口冲带下来的，在平原上形成了几英里宽的石海。回到坚实的地面，我们又坐在了马背之上，休息了两天的马匹踏着特别轻快的步伐，将我们带到了昌平城下。绕过城墙，经过九山、九里屯、孟家村、冷沟子和旧汤山，五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汤山城，这里有含硫的温泉和开阔的皇家花园。骑到一家旅店跟前，把缰绳扔给碰见的第一个中国男孩，我们就开始四处打量。沿着皇家花园的园墙，我们发现一排蓝色的蒙古包，为了看看里面的样子，我走近一座蒙古包，门帘却立即放了下来：地下放着一个盆子，一位蒙古老妇人正在用热的含硫泉水洗澡，其脸上和胸口布满创伤。看到周围聚拢并盯着我们的光头蒙古人，我们意识到自己进入了多么可怜的人群。几百个衣不蔽体、惨不忍睹的病人，流落在花园围墙一带，希望借温泉的功效治愈可怕的病痛。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肯定吃不下一点东西，所以我们把马留给马夫照看，赶快走近皇家花园的入口。尽管看门人指着门口大布告牌——那上面说任何人不准入内，不让我们进去，但答应付小费之后，我们就被放了进去，他还派了一个看园人给我们当向导。
与所有中国皇家花园一样，这座花园非常大气，显然由于失于管理，小庙、亭台楼阁、大浴场和众多的小浴亭，无一例外地呈现出衰败的景象。园中的一个大水塘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因为有两股泉水——一凉一热——注入其中，造成水塘里的水也是一半热一半凉。凉的一边密密地种着芦苇和其他水生植物，而热的一边寸草不生。一座长形的院子里，是为皇帝的众多妃子预备的温泉浴设施之所在，屋宇同样显得残败，里面有两个巨大的大理石水池，温泉已注入其中。两个池子里雾气腾腾，泉水的温度各不相同。我们在此遇见两个肥胖的中国人，从尖利的嗓音来判断，他们肯定是太监。他们向我们索要雪茄烟，我们痛快地给了他们。在一个泉眼边的几棵大树的树荫下，我们舒服地坐下来，吃了些带来的三明治，然后打算睡一个小时，养精蓄锐。我们叮嘱向导，要么也睡一会，要么耐心等着我们醒来，随他的便。睡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感到又充满了活力。把手绢在温泉里浸湿，放到头上消暑，对付午间灼热的阳光，然后就径直向南驱驰，前往北京。
快到六点，我们又进入中华帝国的首都北京。我们的仆人已先行到达，他们赶着车把我们接回。我先洗了个舒服的澡，半小时之后就见到我们的公使——尊敬的巴兰德先生，他一如既往地体贴他人，把开饭时间推后了一个小时，好让我从容地前来会面。
摘译自A。H。Exner，China：Skizzen von Land und Leuten，Leipzig：T。O。Weigel Nachfolger，1899，pp。140-175；pp。180-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