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案语]
高德满（Paul Goldmann）博士，1865年出生于东普鲁士西里西亚（现在波兰境内的Wroclaw）名城布雷斯劳（Breslau）的商人家庭。在布雷斯劳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他的兴趣却转向了新闻学。于是，他奔赴维也纳，在他的记者叔叔的帮助下，成功改行。1890-1892年，他是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的记者。1892到1902年的十年时间里，他先后是《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驻布鲁塞尔和巴黎的记者。
1898年4月，当时在巴黎的他受报社指派，开始了东亚之行。6月来到中国，由南向北，先后游历了香港、广东、上海、汉口、武昌、胶州、青岛、天津和北京。北京是他此次整整半年旅程的最后一站，如果说他对上海的描述不乏愉悦的幽默，那么，对北京的记录，除了幽默，更多的是嘲弄。北京有句土话，话糙理不糙，高德满的话里有没有理，还是请读者诸君自己评判吧。
1906年，高德满被推选为在柏林成立的外国记者协会（Verein der Auslaendischen Presse）的第一任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驻德的战地记者。纳粹上台后，他被迫返回维也纳。1935年，他在维也纳去世。
采访李鸿章
10月26日，北京
德国公使馆为我出面，请求李鸿章接受我的采访，听说他已经答应了。尽管如此，我还不敢肯定，他是否真的会接待我。眼下中国的政要们对欧洲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何况欧洲记者！要是知道有欧洲记者在他的房子附近转悠，他肯定要给大门再加一道门杠。没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因为肩上扛的脑袋不安全，就得小心翼翼地避免说漏嘴，不然真会发生掉脑袋的事情。
看起来李鸿章仍然一如既往地是唯一一个不知害怕的人。他答复公使馆，次日即可接见。这一天，正是欧洲军队要进入北京的日子。正当我们准备按时赴约时，一封信送到了我们面前，这封信是李鸿章秘书起草的，说很抱歉，李鸿章发烧了，今天只好爽约了。一位中国政要在欧洲军队进入北京这一天感觉发烧，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连串的事情，看来是典型中国式的。李鸿章先是答应接受拜访，因为他不想显得无礼；可是他本人的确想回避，因此就在那一时刻恰巧生病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让我们认识到，李鸿章属于中国人当中不多见的类型。几天之后，他不再发烧，就重新约了见面时间。德国公使馆的翻译葛尔士先生友好地陪同我前往。葛尔士先生是帝国所派出的最重要的专家之一，他在任职期间学习了令所有欧洲脑袋头疼的中国学问，成为一个清新而有魅力、同时还很高贵的人物。与李鸿章的谈话有这样一个翻译在旁，真是少有的机会，他能够把你说的话，丝丝入扣地用中文表述出来，而且还不厌其烦地把回答的话也准确地转述过来。
我们每人上了一辆车——那种没有弹簧的北京马车，路上的无数坑洼和石子都反弹进肉体里，这真是人类发明的最可怕刑具。公使馆的车夫跳上富丽堂皇的天蓝色丝绸罩着的大车，一位骑着马的中国仆人跟在后面。从公使馆大街往右拐，走过一大段向皇城方向的宽阔马路，然后再向右拐，通过一条很狭窄的胡同，半个小时之后，在一条不算很宽的马路中间停了下来，这条路上人马稀疏，非常安静，李鸿章儿子的家在这条路上，他在里面等着我们。与北京通常的房子一样，这座房子也是木制的平房，不过是新房，新刷上去的绿色在周边脏兮兮的灰色中非常出挑。这所房子临街一面所占的长度也可以看出房主是个有钱人。
车夫先递进去我们的中文名帖，他带回来的消息是，我们可以进去了。从马车里爬下来，经过大门，走过镶着大方砖的洁净院落，拾阶而上，李鸿章已经在客厅里等着我们了。他站在低矮的门里，差不多把门框都占满了，原本就高挑的他看上去就更为高大了。那种年迈而高大的形象使人肃然起敬。
他穿着简单的家居衣服，红褐色织锦缎的长袍，蓝色丝绸的上衣，小小的金纽扣没有扣上，靠近脖子的那颗已被磨掉了颜色。棕色的脸一点都未变，还与在欧洲见到过的一样。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不是那种古怪的中国文人眼镜，而是欧式的、镶着细细的金边。镜片后面是生动灵敏的小眼睛，有时候也会显得阴险。他说话声音很轻，听上去并不让人感觉不舒服，尽管由于年纪大的关系声音有点含混。他尽量一字一字地说清楚，至少开始时是如此。后来他语速加快了，但牢牢地掌握着说话的分寸，机敏的眼睛一直窥视着对方的举动。他有时说着大笑起来，露出嘴里的黄牙，这是长而坚固的猛兽牙齿。笑的时候，他脸上会显出嘲弄的神色，但马上就变得严肃而没有表情。他的头发几乎已经掉光，头骨顶起了头皮。他手里拿着黑色的硬木拐杖，手柄是象牙的。因为他很愿意充当中国的俾斯麦（这是一些欧洲人奉承他的话，一直说到他信以为真），所以他很可能连同这位德国首相在最后几年里用的拐杖也一起复制了。
我们一直待在经过院子一进门的那间屋子里。这是一种客堂式的厅，地上铺着砖石，几乎没有放置任何家具。只在一个角落摆着一张欧式皮沙发，前面还有几张椅子，后头一面涂着绿漆的木板墙将屋子的内部空间隔断了，没有来访者的话，大概这面墙是可以移除的。李鸿章握了握我的手，还问了我的姓名，看了看我递上去的红颜色的中国名片，然后在皮沙发上坐下。他把腿伸直，把裹着白麻布、穿着中国软鞋的脚伸得远远的。他把他的孙子介绍给我们，一个个子蹿得很高的十三岁左右的男孩儿，他的高高隆起的鼻子，会让我们的反犹主义者当做其中国血统不纯的证据。这位年轻的先生穿着很漂亮的深紫色长袍，彬彬有礼，却有点害羞地与我们握手，然后退后坐到较远处的椅子上，凝神细听着祖父说话。
沙发近旁站着一个仆人，时刻准备着听从“来”的招呼。谈话期间，李鸿章一会儿让他拿这个，一会儿拿那个，开始是香烟，他装上小小的镀金烟嘴抽烟，然后是金属的水烟，一声“来”，烟管就放到了他的嘴里，一会儿又是一杯茶。当然每样也都拿给我们，除了水烟。沙发上还放着一个器皿，看起来像食品罐头，李鸿章不时拿起，放到嘴前，向里吐痰，然后又小心地放回到沙发上，紧挨着自己的身边。由于所有的门都开着，穿堂风大得吓人，我们正好坐在风口上，所以外套也不敢脱。越来越冷，“来”没等召唤就主动上来，给他主人的光头上戴上了家里用的帽子。
李鸿章先问了些我个人的情况，他用拐杖指着我，问道：德国哪里的人啊？来中国多久了？都去过什么地方？在胶州待了多久？什么时候回欧洲啊？
然后他停了下来，我利用这个机会，把话题转过来，我说，“《法兰克福报》派我来北京，因为报社预感到会出现严重的态势，而眼下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我对中国完全不了解，无法解释整个危机的来龙去脉。您若能够给出一个答案，我将非常高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鸿章迟疑了一刹那，就冲口而出：“是那些年轻官员的过错。”
“愿闻其详。”
“年纪大、有经验的官员被年轻官员排挤了，而这些年轻官员没有任何处理国事的实际经验，就这样发展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经过这次危机，这些年轻官员被清除了。”
“如果这个突发的转折能够带来这样的结果——老人仍然回到其原职，那就太好了。但是这种情况似乎并未发生，看看吧，在国家如此困难的关头，连李鸿章这样的人仍然没有职位。”
老先生使劲点头，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但他明显迟疑不决，不愿做进一步的阐述。得想办法触动触动他才行。
“按照我的判断，”我又开始说道，“目前状况的特殊之处在于，没有一个合适的人物能够代表中国政府。此时此刻，外国公使们能与谁谈判呢？我可以想象，您肯定处境难堪。”
葛尔士先生表示同意我的观点，而且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德国公使根本就不上总理衙门去。张荫桓被放逐，李鸿章被解职，在位的还有什么人呢？
“这个嘛，政府倒还是一直在那里啊。”李鸿章说。
“政府在，但还不够，”我回答，“还必须是个有能力的政府。如果照这样下去，中国很快就会尝到后果了，首先贷款就是个问题。”
“只要中国支付贷款的利息”，李鸿章解释，“就不用担心贷款，而目前不是准时在付利息吗？”
“借款及其利息都是过去的事情。为将来着想，中国比以前更需要贷款。现在正是伟大的建设时代的开始阶段，正是需要依靠欧洲资本的时候。如果欧洲不给钱，中国就造不了铁路。”
“那就不造铁路。”李鸿章平静地说。
我表示惊诧，一个被欧洲看做是中国现代化开路先锋的人，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葛尔士先生举了不少的例子说明，由于最近发生的事情，中国丢失了多少贷款：比利时人不想再给已谈妥的北京-汉口铁路贷款项目投资；还有德国辛迪加，原本申请参与清江（Tsching-kiang）到天津的铁路项目，现在疑虑顿生，流露出撤出之意。“这些都是因为，”我又强调，“中国政府里没有欧洲可以信任的人了。李鸿章是中国贷款最好的广告牌。在主事的中国政要里找不到他的名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对中国太有价值了，就像那些借款一样。”
李鸿章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听着这些恭维，似乎这本来就是他应得的。考虑了一会儿，他最后说：“外国人承认我、尊敬我，是因为我有功绩。但是，如果中国人不这么想，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我不相信会是这样。”
“真相就是如此。俾斯麦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他得到了整个文明世界的信赖，却无法继续获得他的皇帝的信任。”
“为什么您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人们指责我给了外国人太多利益，说我是卖国贼。”
李鸿章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掠过一阵抽搐。在说“卖国贼”的时候，他发出了一阵嘲弄的大笑。
“眼下太后又掌权了，她对您更熟悉，会很快重新起用您。几天前，我从天津出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您马上就会回到直隶总督的位置上了。”
李鸿章摇头说：“我不相信会这样。”
“为什么太后又重新执政？”
“皇帝病得很重。不过他仍然与太后一同执政。上朝时他们坐在一起，只不过太后前面用帘子挡着。中国人觐见时，太后在场，外国人觐见时，只有皇帝在。伊藤侯爵觐见时，也只有皇帝在。”
李鸿章闭口不提伊藤觐见的时候，危机还没有爆发。由此可以判断，他说的其他事情的真实度有多大。
“看来太后手里掌握着权力，她的政府越来越具有反动的色彩。给人的印象是，她要把过去一段时间里所取得的进步全部清除掉。皇帝下过命令，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除了中国经典，还要考外国科学。中国的学者都很乐意接受这一决策，很多考生已经买下很贵的欧洲科学书籍来学习。昨天太后却下了一道谕旨，考试仍然一如既往地只考中国学问。太后还把所有的中国报纸都禁止了。这就让人很想知道，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人如李鸿章，是否赞同这些退步的政策。”
“报纸被禁，是因为他们散布了很多假新闻。不禁报纸的话，就得禁止中国人读报啦。”
我们大笑起来，猜测李鸿章又说了一个笑话，但是他神态非常认真。“此外，”他说，“没有什么报纸是讲真话的。”
我以所有同行的名义鞠躬致谢。
李鸿章用手杖指着我，“你的报纸肯定也写了不少假话”。
“一份报纸每天从世界各地汇总几百条新闻，可能会有些错误混杂其间，绝大多数的报道还是准确的。不管怎么说，《法兰克福报》从来没有故意欺骗过读者，报社的同仁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事实真相。这次我来拜访您，您也可以从中看出端倪。”
“这件事您做得对，”李鸿章肯定地说，“不管在中国人那儿还是外国人那儿，我都是有名的怎么想就怎么说的人。我说的一切，您都可以相信。”
在这次会面前一天，我跟某个人提起李鸿章要见我，他建议我不受拘束地随便问，不过他接着又补充道：“那个老流氓说的话，您当然一句也不能相信。”在李鸿章是否诚实这一点上，欧洲人的观点与他本人的观点不甚一致。不过这只是我的个人感觉。
李鸿章又回到报禁这个主题上来，“由于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都是欧洲人或日本人所有的，所以事情非常难办，为此禁令就完全起不了作用。如果政府制订了规则而事实上却无法执行，就会留下很坏的印象。这些没头脑的规定自然是因为总理衙门里坐着的是些根本不懂治理国政的人。得把这些人全都赶走！”
“而治国有成效的您，却被从总理衙门赶了出来！您知不知道，全世界都认为，您的下野是在英国的影响下造成的？”
“不是这么回事。”
“报纸上报道说，您与驻北京的英国公使宝讷乐爵士（Sir Claude Macdonald）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胡说八道。”
李鸿章讲述了一个长长的故事：英国公使来到总理衙门，抱怨说中国政府在北京-汉口铁路事情上太偏向于俄国的利益。李鸿章争辩说，事情并不如此。事情仅此而已，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很显然，李鸿章现在否认与英国人曾有过的敌对。在整个交谈期间，我想方设法让他骂英国人，却没有成功。这只狡猾的狐狸显然认识到，他做得过了头，而只要英国人反对，他就不能官复原职。为此他用否认过去的敌对事实的方式，转而寻求和睦甚至友谊，为将来铺平道路。
谈话在继续，我请求葛尔士先生问李鸿章，他有没有看见外国军队进来？
李鸿章没有回答，而是反问，“外国军队要在北京干什么？”
“公使们让军队保护在北京生活的外国人。”
李鸿章大笑起来，“你们欧洲人可真是没有勇气啊！”（原话是：“你们欧洲人的胆真是小啊！胆小是中国人描写缺乏勇气的形象说法”）
“您坐在安全的房子里可以轻松地笑。我从火车站来的路上就差一点被人扔了石头，一个美国人被人打断了两根肋骨，一位英国女士差点被扔到河里。在这种状态下，欧洲人要求得到保护，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中国政府不对他们的安全负责，他们就必须自己保护自己。”
“如果我在总理衙门的话，早就阻止这种对外国人的攻击了。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这么几个外国兵能保护北京的外国人。”
“对。住在意大利公使馆对面的那个官员昨天就说：趁着欧洲人还少，应该把他们都打死。问题是，会不会以后一直只有这么几个外国兵。”
“您为什么会相信这个？”
“俄国人来了六十六个，而不是三十个。为此英国公使也说要增加特遣队的人数。如果这些国家继续互相攀比，每个国家三十个人就会很快变成三千个。过几天法国和意大利的兵也要进北京了。所有这些国家都互相紧盯着，一旦有哪个国家把军队调往北京，其他国家都不会落后。”
“怎么解释此事？”
“对一个领导中国外交多年的政要来说，早就该知道。这些强国互相之间嫉妒之心是很强的。”
“德国也很嫉妒吗？”
“德国作为大国当然不能落于人后。相对于其他各国，德国在军队问题上明显对中国一直都很克制，表现出了良好的愿望。派军队完全是英国和俄国公使的意见。在这两国的士兵已得到往北京进发的命令之后，德国公使才决定也跟上。”
“我没觉得这事奇怪，”李鸿章说，“我们习惯与把德国当成最按协约尊重我们要求的国家。”
“我刚才经过公使馆街的时候，哥萨克兵正带着马去饮井水，井就在德国公使馆旁边，看来他们已经在北京住下来了。”
“正相反，我希望公使们马上就撤走他们的军队。把外国兵招到北京是引起严重危害的举措。它使民众感受到屈辱和愤怒，它制造了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不信任，所造成的后果正与其愿望相反。公使们没有军队也一样能达到目的。”
“他们应该怎么做呢？”
“把士兵们送回到船上。然后集体向太后上书，要求组建一个强健而严肃的政府。”
“不错的建议。”
“对”，李鸿章继续说，“太后一定会提供帮助。要是她知道军队要来，她早就会这么做了，军队进入北京这事就不会有了。大臣们根本没有把外国公使集体上书派特遣队进京之事告诉太后。”
“太后要是知道的话，又会对公使们的这个决定作什么反应呢？”
“她总能够想出一条别的出路。太后很聪明，她比皇帝聪明得多。”
“那她现在就有机会展示她的聪明了，她找到的办法是让公使们把士兵们送走。”
“这不应该是什么难事。如果一个国家把士兵送走了，别的国家就会跟着这么做的。”
“我不相信。各国间的攀比心只在招军队进来时才有，送走时就不会有了。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相信它国，所以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起头。”
“我只想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在北京驻军到底有何意义。”李鸿章说。
“意义在于，就是要有军队。”
“这就算是意义？”
“军队意味着强权。”
“为什么要用强权呢？”
“强权在某种时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要求自己的利益。”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有战争了。”
“中国装备好了吗？”
李鸿章认为，“中国不会挑起战争”，说完他又笑了。
“那么您认为这是欧洲各国间的冲突？您是不是觉得英国会挑起战争？”
“英国肯定也不会挑起战争。”
“但是在上个月，英国报纸已经公开地谈论与俄国的冲突了。”
“他们就这么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发生。”
“在英俄战争中您会站在哪一方呢？”
“哪怕您跟我说十遍，我也还是不会相信会发生这场战争。”
“可是在欧洲的人们不这么想。我刚拿到的一期《法兰克福报》上就有关于俄国裁军建议的舆论。这就可以看出，多数意见认为俄国的裁军建议其实只是耍花招，目的是把与英国不可避免的战争往后拖延，因为英国舰队目前比俄国强大得多。”
李鸿章显然对这一说法很感兴趣，最后说：“俄国人是永远都不能信的。”在俄国问题上，李鸿章拥有无可争辩的话语权，如果他说俄国不可相信，总有他的道理。不管怎么样，从一个被作为俄国热心朋友的人嘴里听见这话，我还是表现出了诧异。
“我对俄国人很有好感，”他说，“在前往欧洲经过俄国的时候，我受到了很好的招待。沙皇亲自对我说，俄国永远不会占有中国的土地。”
“看来您现在已经放弃这一观点了？”
“根本没有！我不相信俄国想从我们手里夺走满洲。他们只想延伸西伯利亚铁路，而西伯利亚铁路应该纯粹是商业性的。满洲境内造铁路的是中国工人，而中国工人是中国官员治下的。这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占领嘛。”
“我还是想回到可信与否的问题上来。您说，俄国人是不能相信的。那么英国人呢？”
“他们就更不可信了。”
“那么德国人呢？”
“德国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信赖。”
葛尔士先生打开包着的一个小艺术品，这是柏林的一位画家创作的李鸿章银画像，他寄到北京的德国公使馆，请他们帮忙出售，要价一千马克，如果我没弄错的话。画是不错，把这个中国老人画得惟妙惟肖。尽管如此，李鸿章拿着画儿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最后问，这是谁啊？后来总算认出来了，就问，是送给他的吗？一听说是卖给他的，立即就把东西还回来了。李鸿章显然属于那种艺术赞助者，愿意为艺术做任何事情，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花钱。
最后我还想对这位老先生说句好听的话，我就告诉他，两年前，他来巴黎的时候，我也在场，我说觉得他现在比那时还显年轻。李鸿章轻轻摇着头回答说，他知道得太清楚了，自己又老了许多。然后他说起了法国人：“他们也无法与德国交战。”
“当然他们很想要这么做，但我相信，一旦他们试图行动，就会觉得不舒服了。”
“俄国人肯定会帮他们。”
“我觉得不可能。俄国人没有任何理由进攻德国。与法国的联盟让俄国人相信，法国自己在为自己努力，而不需要俄国提供帮助。”
“俄国政治是值得敬佩的”，李鸿章认为。
“但同时也是很糟糕的”，在我们起身时，他又加了一句。
我们鞠躬，他跟我们握手，送我们到门口，跨出门后，我们又鞠躬。在我们向外走时，看见他由两个仆人扶着在院子里蹒跚。老人的身影从我们的视线里渐渐远去，仍然不失尊严和高大，让人忆起那出悲剧的画面——《安提戈涅》里失明的先知提瑞西阿斯，他退场时也由两个奴隶陪着，他的手臂也搭在他们的肩膀上。
前往北京
12月初，北京
从天津到北京有方便的铁路，而两年前人们还不得不坐着骡车，艰难地行走两天。现在坐快车只需要三个半小就到达首都了。
最好的一趟车，上午11点30分从天津开出。威武的火车头已经安在了列车的一端，前面还装着铁丝网，用来驱赶那些想从前面观看火车开动的中国人。列车照例仍然非常长，几乎都是客车车厢，沿着车厢要走好几分钟，才能到达紧连着车头的海关车厢（Customs Car）。在中国人统治的中国，海关管理机构是极罕见的欧洲建制，这节车厢因此使用了它的名字，是专为欧洲人而设的，为的是让他们能在中国的火车上，享受到家乡一等车厢的所有舒适。
海关车厢分成很多小包厢，座椅都是很舒服的软席。坐着软席，望着窗外，窗玻璃泛着蓝光。戏耍的孩童们望着彩色玻璃里的世界，同时这些玻璃也成了旅客的奢侈享受。铁路当局不仅考虑到旅客在车厢里的舒适度，还努力使周围的景色更为美丽。人们一开始惊讶于沿途风光之好，慢慢地意识到，这是窗玻璃蓝色过滤的结果。这么一点点蓝色，竟然足以让世界显得如此愉悦！这样的火车旅行，真能让人梦入未来，梦入被彩色玻璃净化了的世界：“我们现在驶入地狱谷！”乘务员说，包厢窗户现在装上了红玻璃，到海边的一站之前，又换上了蓝玻璃，以唤起南方蔚蓝色的感觉。不过，海关车厢上的诡计还没有完善到每到一地就换一种窗玻璃的程度。欧洲乘务员来检票，车票价格比一般的贵一些。旅途中还有一位中国铁路乘务员送来一杯茶，还有梨——北京梨，看上去像苹果，味道酸甜可口。
其他车厢里挤满了中国人。有几个还穿着色彩鲜艳的长袍礼服，胸前绣着四方形的图案。所有人头上都带着黑色的厚圆帽，有向上翘起的帽檐，这是因为前几个星期皇帝已经下旨更换冬装了。整个帝国不管什么温度，不管是最北方还是赤道地区，冬天都从此日开始。只要在北京的皇帝鼻子感到了凛冽的北风吹来，所有四千万臣民就要同时感觉到冷，都要裹上棉袍。哪怕是南方，比如说广州，那里的人也得换上冬装，尽管暑热还未消去，因为皇帝下令说天冷了。夏天的开始，也以这种方式由皇帝确定。
从天津火车站开出来，火车滚过长长的中国城。在低矮的房屋之间，矗立着桅杆，法国大教堂的平顶塔楼也高高耸起。附近有一座宝塔，上面围着一圈拱廊。宝塔里的神像看到基督徒在近旁造了塔，却没有尖顶，肯定很是欣慰。
流入对面中国城的白河切断了铁路线，这里不得不建起一座桥梁，才将铁路延伸下去。河里有一艘战舰，呈现出洁净的黄色，船体后部装备着两门大炮，面向河水流下的方向。这艘舰艇大概是用来向水里开炮的，如果需要与鱼儿开战，它肯定会得胜的。桥头穿着黑制服的士兵守卫，懒洋洋地把枪支在地上，军营的蓝色帐篷支在岸边。路轨旁边很多人等着道口栏杆的开启，几乎所有的铁路道口都围着大群的人。甚至在野外空旷地里，还是有很多人来来往往，可以想见中国人口密度之大，乡间道路上竟也有城内交通般的繁忙。
这是一片平原，景色与以前描绘过的塘沽和天津间的一样，土地少，河流多。这让人感到，此地的人因为无充足土地可供耕种，故决心要在水里耕种。在湖塘中间，有一种怪怪的竹子做的低矮堤坝，用作分隔水田的标志。耕地很少见，所以本地的水果也就不得不做出妥协，愿意在水里生长了，所有苦力不得不趟水收获果实。在广阔的湖面上，有一个小小的岛，这是个村子，如果村民不会游泳的话，就进不去也出不来了。连自然界都是两栖的，所以村民若长出双鳍来，也不算稀奇。但是只要是一块不潮湿的田地，就首先被死人占领了，坟头有时候堆得真像土做的塔一般。
不管是陆地还是水塘，铁路只管笔直向前伸展。水中矗立着电线杆子，那上面是电报线路。铁路路基在水中伸展，有一次即将坍塌的水堤被堆着的圆桶挡住了。在白河的一条支流上，建起了大跨度的坚固铁桥，火车瞬间跨过。不过这条支流也可能就是白河本身，它有可能就这样掉头，穿过田野奔流。左边是一望无际的湖面，右面还是无边的湖水。在湖水里继续行进，但是最终还是土地，终于土地出现了。
这一地区的土地看上去异常肥沃，到处是已经耕种过的农田，有几块地里的种子已然发芽，高粱已经成熟，沉甸甸的穗儿压弯了杆子。这是秋天，又是春天，还有点夏天的意思——车站后面的花园棚边，还长着高高的黄灿灿的葵花呢。突然，耕地消失了，平原又显现出荒原的特点来，地上长满各种各样的灌木，高高的枝藤中偶尔也伸出孤零零的大树。远处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地显露出淡淡蓝色的形体，安定（Anting）站的后面，从远远的氤氲中显现出雄壮的山峦，山顶上还飘着白云。火车向着山峦疾驰，很快就驶近了群山，一排接一排的满是褶皱的高山，当然没有树木，而颜色幽深，充满了秋天的清爽和温馨，如油画一般美丽，却又坚固而挺拔。它从一片沼泽中突兀而起，尤其出人意料，沿路的群山渐行渐远，却并未从目光中消失。到了北京附近，又有新的蓝色的山峦出现在远方。
火车的速度简直是风驰电掣一般，把外面的田地急速地甩到了后面。到处都种着庄稼，一片绿色，没有一块土地是不长东西的。树木枝叶茂密。硕大的绿色卷心菜在地里排成了行。花园里是一片耀眼的红花。草地上是一片嫩绿，骆驼像牧场牲畜似的在草地上散步。在最后一站丰台，火车几乎未做停留，喷着蒸汽、呼啸着继续向前。路边有一座寺庙的地基，显然是在第一列火车开来之前，庙里的神灵害怕这个张着铁爪、吐着蒸汽的怪物隆隆驶近，落荒而逃，所以这一神灵之地现在空空如也。庙门也快倒了，另一扇门已经埋在废墟里了。不远处，火车头开进一个半圆顶的仓库里，汽笛长鸣，一声接着一声，报告此次旅程的结束。车速降了下来，火车慢慢驶入了北京站。
车站楼房还在建造中，已经造到了三层。这个坚实的灰砖建筑确实让人感觉到了首都。以后火车将在它面前经过，现在它是北京铁路的终点。一个长形的木头栈房，房顶的铁皮做成了波浪形，这间房子是供贵宾使用的狭小候车室，售票处也在里头。除此之外，站台就是唯一的设施了。饭店在外面，准确地说在下面，在高站台的下面。茶馆是席子盖的，席子用桩子撑着，一个接紧挨一个，组成了营帐之地，篱笆围裹，又是一个小小的游牧民族的城市。站台下面有一个宽敞的院子，这里是出租马（骡）车的停车场。几百辆带蓝色顶棚的骡车在此等候客人，它们将把客人运进城里。如果想自己骑，也可以不租车，只租骡子。轿子是要事先预订的。
一般来说，坐火车前往一个城市，一出站就到了城里。而抵达北京站，还远远没有抵达北京城。车站在一个地方，城市却在另一个地方。看起来城市本身不想和火车站发生关系，互相忽视、互不往来。如果铁路执意要通到北京，那就随它的便吧，北京不想知道。一旦把扰人的火车头放进来，就再也甩不掉它了，城市的神灵也不想被铁路所打扰。为此，火车站就没有建在北京，而是建在远离城门的马家堡，这就是从北京火车站出来看不到一丝城市痕迹的原因。
有一天，一位公使夫人的女仆坐火车来北京——这位公使是最受中国人敬畏的。火车晚点，女仆踏上前往城里的路时，天已经黑了，当她到达城墙时，城门已经关闭。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个例外——太阳下山之后，已经关闭的北京城门是花多少钱财也打不开的。这当然说得过头了一些，城门卫士之所以如此忠于职守，大概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花大价钱尝试的缘故。毫无疑问，整个北京都可以买下来，只要付得出相应的钱来，所以没有理由相信单单城门卫士是不可贿赂的。仅仅对这个没有行贿能力的女仆来说，他们是不可收买的。可怜的小女子，涕泪横流地恳求也起不了作用，只得在城外的露天地里过了一夜。为此公使先生前往总理衙门，跟帝国的掌权者们好好地论了一番理，结果是柏林的Siemena＆Halske公司获得许可，修建一条从火车站到北京城门的电车线路。电车的轨道已经铺设在街上了，眼下众多工人都在这条线上忙着建造呢。一个女仆没有睡好觉，才促成了这条电车线路的出现。特别奇怪的是那些神灵在这件事情上的作为，它们不喜欢铁路，但不反对电车路线，为什么神灵们宁愿要电而不要蒸汽？这可是个秘密。无论如何，这件事提供了一个证明，已经统治了此岸世界的电力，也被彼岸世界接受了。类似的成果已经很久没有企业能够取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