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家堡开始了一段新旅程。开初的一段是在乡间路上，然后转向一边，在田野里纵横转折，线路九曲八弯。因为在田地里还有死者的坟，不过不是天津那样的土包，这里还有石碑，看来人在京城死得都要比外省高贵一些。这些坟让人联想到孩子们在海滩上堆积的沙堡。所以看见地里这类坟堆就觉得是大孩子的游乐场，他们在这玩起了沙子蛋糕的游戏。有的死者的墓地很特别，他们长眠在松树的浓荫之下，周围还有充满对比氛围的光线与白色大理石构成的门廊。此外，它们也占地很多。农田都紧紧挤在一起，农舍散处在各处，树木高高挺立，超过房顶。
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透过树叶的间隙，已能看到灰色的城墙。路轨又与乡间小路合而为一，直接通向城门。其他的路也在此汇向城门。所有道路上都十分拥挤，成千上万的轮子蜂拥而至，冲向城市的入口。各个方向的小车载着箱子、大包来到这里。每条路上都有两三个车队隆隆驶近。所有这一切都挤到城门前，互相把路堵住。慢慢地，车子一辆接一辆地从拥堵中逃脱出来，嘎吱嘎吱地滚过拱形的城门口。停在路上的一排排车子，渐渐地开始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动了。这个城市把它的咽喉打开了，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吞没了车流和人流。
奇怪的是，进了城门却还没有到城里，好像又到了荒郊野外。假如这也算城市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没有房子的城市。城里的地跟城外一样，城里跟城外真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农田没有了，只有一片宽广的沙地，边沿一圈才长着青草，羊群在那里吃草。在这中间是一条笔直的凸起的路，上面铺设着大方石。进城出城的车流不间断地在此交错。
在这条凸起的路上慢慢前行，仍然看不见任何房子，过了一阵，又看见城墙，如此从一个城墙转到另一个城墙。一会儿城墙过不去了，因为城门关了，一会儿门又开了，可是满怀希望地进入城门，里面仍然什么都没有。尽管如此，每一次都怀着新的希望，总觉得在墙后面一定会藏着什么。东方人早就知道这一点，所以把值得敬仰的东西都用墙围起来。东方城市里，大概北京是墙最多的一个。每个有尊严的，不管是上帝还是皇帝，都坐在石头门里面，不让他人进入：因为没有人知道墙后面是什么，他就拥有了尊严。也就是说，不大有人见过皇帝，这对皇帝就有利。相反，如果一个君主从墙里走出来，不断向臣民展示他的个性，那他就是在干最傻的事情了。北京的城墙不仅是一个防御设施，它还让城外来的人印象深刻。可惜的是，正好城墙上有许多开着的门。要是不允许进城的话，北京该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地方啊！不过城内的那些不许进入的围墙，总算给北京保留了很多神秘感。这正是北京吸引力之所在，把人们认识的以及不认识的部分融化在了一起。人们认识的部分，没有美感，而那不认识的部分是美丽的。要是没有另一部分——不知道这一部分是否真的存在啊。
右面平地远远的尽头处，有灰色的墙，与大路平行伸展。左面远远的地方也是类似的长长的灰墙。在厚实的砖墙上方，是高高的树梢。后面看来是公园，占地极广的公园，因为沿着墙骑马需要半个钟头。中间的大红门紧闭，看来没有进去的希望。从前右边的石头墙有一处倒塌了，通过豁口可以骑行而入，前提是马要跑得比警觉的士兵快，否则他们会封住闯入者的路。现在这个豁口又堵上了，而且在墙上某些地方还加上了装备，墙的不严密之处又加了新的砖块。目的是阻止擅自进入者，特别是欧洲人。
右边的围墙里面是天坛，左边是先农坛。皇帝每年在天坛举行盛大的冬季牺牲仪式为帝国祈福，向最高的上帝祈求。这一风俗源于远古时代，那时中国还是一神教的信仰。此后亚洲的造神工厂里造出了各式各样的神仙鬼怪，而且都传入中国并找到了客户，中国人也自动加入了造神工作。数不清的偶像坐在了中国的圣坛上，他们养尊处优，民众敬香不断。同时佛也被求拜，而不管它是不是上帝；哪怕是理性主义者孔夫子，也拥有了孔庙。贫民之神与民众联合，以期得到一点点的膜拜。就在到处都蜂拥着神怪塑像的时候，皇帝却每年在天坛鞠躬下跪，承认天是唯一的神。天坛里没有画像，神无形状。这是纯粹的精神信仰，不可触摸、无有形状——这就是笼罩着世界的天。
公园的最深处，古树遮蔽中，天坛矗立在二十七级台阶的大理石平台上，圆顶上盖着蓝色琉璃瓦。还有一个九英尺高的绿色琉璃瓦的炉子，也属于天坛的建筑。在皇帝祭祀的那天，作为牺牲的整只牛要在炉子里焚烧。这使人想起古希伯来人和古希腊人的风俗，与中国祭天仪式真是有很多共同之处。12月20日，皇帝让大象拉着装满牺牲品的车子前往天坛，他自己则于21日坐着黄绸轿子，在一大群穿着大礼服的随从簇拥下，来到天坛。他在一座名为斋宫的殿里过夜，不能睡觉，也不能进食，太阳出山前起身，穿上祭服，登上大理石平台，跪在圣坛面前。在皇帝祈祷的同时，音乐奏起伴着庄严的歌声。最后他从道士手里接过“幸福之杯”和“幸福之肉”，如同圣餐一般。
先农坛在天坛的对面，是祭祀传说中农业的发明者“神农”。圣坛坐落在美丽的公园中间，那里划出了一小块农地，供皇帝每年春天开犁，他拉着镀金的犁，犁出一道沟。上天给予的祝福当然重要，然而此后同样重要的是，土地要献出粮食。为此，先农坛与天坛在首都的入口处共享尊荣之地，帝国的四民（士、农、工、商）中农占据了第二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哪怕是皇帝，他平时根本不用做工，还要每年来扶一次犁把。
这条长路在两座坛的围墙之间。过了一座拱桥，桥底下是干涸的河床，桥后面就是内城了。一路上只有沙地、公园和围墙，没有任何过渡，突然就到了一座满是房屋的城市，而此前一直在荒地里的这条路，突然就成了内城的主要街道。这条主街有半小时的路程，路的尽头是一个广场。石头栏杆像一座桥，架在无水的河床上，越过广场，广场上总蹲着一些衣衫褴褛的乞丐。广场后面就是坚实高大的城门，是外城通往内城的通道，北京最大最有名的城门，就是这座哈德门。
在这么一座苦难的城市、在低矮的房屋里过着压抑生活的中国人的城市，怎么会有如此宏伟的城墙和城门呢？中国最强大的皇帝造就了它们。众多的中国人这么可怜，一个皇帝却顾盼自雄，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啊。除了造高墙，他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然而世事一再证明，皇帝的强大意愿与人民匍匐其中的低矮城市，极不般配。无论如何，城墙与城门是北京所有的、唯一的宏大建筑。
与其他城门一样，哈德门完全是一座城堡，一座古老的城堡，但北京没有像我们那里中世纪城市入口处那样的城门塔楼。哪怕是雄伟的建筑，中国人根本就不倾向于高，而是倾向于造得宽和厚。宝塔不是极力向上，而是跟一般的房屋相似，一层一层楼地往上造，直到形成塔状。北京的城门很可能是出于战略的考虑，细高的塔不能给宽大的门提供强有力的防御。如果要在整个宽度上有防御力，就必须要造同样宽的房子。人们就是这么做的。房子不能横在城门之前，如果把一个防御工事造得让人根本进不得门，当然是糟糕的，所以人们就把房子放在了城门的上面。不缺劳力的中国，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假如某个中国皇帝喜欢，也可以把一座房子放在门上面。再说，城墙也足够宽，反正已经在上面造房子了，就索性多造几座。一座房子直接放在主入口处的上方，又宽又壮地被“种”在了那儿，像是一个骑在城墙上的好汉。有时近距离仔细看，就会发现里面用的木头多于砖头。一门现代大炮只要几发炮弹就能把这个庞然大物打趴下，而要打城墙本身的话，大炮就得费很多事了。但不管怎样，这座建筑还是有其作用的，它看起来很雄壮，并且也很漂亮：这个拥有几百年历史的中国城堡，有着唬人的枪孔炮眼和古老的灰色。
那些炮眼是很特别的。四方形的孔眼在城墙的正面排成长长的一排。守门卫兵会觉得这是一座墙上布满了洞眼的房子，通风是很好的。是否正是这个原因，或是别的缘故，反正炮眼都给堵上了。和平年代确实也没有什么用。只有打起仗来，守城门的人可能会觉得碍事，本该放炮的炮眼那儿，却找不到洞了。房子上盖着中国式的大屋顶。北京的一些公共建筑的屋顶上覆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左右两面山墙上坐着怪物，一个是牛头，长着弯弯的牛角，一个是毛茸茸的龙尾，却没有龙身。龙尾巴直接从龙头里长出来的，像Hieronymus Bosch的噩梦图画。
人们从房子下面跨过城门。那两扇古老的钉着拳头大钉子的铁门，靠在墙上。门前是木头栅栏（西班牙骑士），晚上用来挡住出入口。经过一个黑乎乎的拱门，街道继续向前伸展。从隧道的长度就知道城墙的厚度。从里面出来就是一个院子。城墙围成一个圆形，门口的上面还有几个瞭望哨。院子的另一头又经过一个拱门和大铁门，这才出了城。
车轮吱嘎马蹄嘚嘚，城门口的车流人潮川流不息。拱顶下的大厅从早到晚就没有安静的时刻。哈德门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有着自己的生活规律。院子里是瓦罐市场，世界上所有的盆盆罐罐都铺陈在地上。几个商贩在那儿搭好了摊位贩卖旅途用的东西，摊位的柜台前一天到晚都站满了人，不过不见得是为了买东西，人们到那儿也是为了聊天。城门边上拥有一个摊位，是很有面子的事，这里的摊位半属城里半属城外，因此见多识广，消息比城里人多。在哈德门的院子里，上路前还可以吃点东西，从院子一角的黄屋顶小庙里带走一些上天的祝福。
城门外面，靠内城一侧，是北京的一个大停车场，停着出租马车。车夫站在车边，装着货物，跟维也纳的出租马车（fiake）一样。如果躲开了街这边的马车，就会落入街道另一边的赶骡车的人手里，他们牵着套上笼头的牲口，互相递让着烟袋。
北京城市的大致线条是极为简单的，南面是中国城，也是个城墙围住的四方形，北面宽的一边与内城相连，内城是个城墙包围住的四方形，城墙比中国城的略高一些。内城里面还有一个围墙圈住的皇城。政府部门（总理衙门和其他各部）以及几座欧洲建筑（公使馆、海关、银行、法国和德国宾馆等）也在内城里面。
从人类学来说，北京城实际已经不再像历史上那样划分为中国（外）城和鞑靼（内）城了。再说，历史上也并非完全正确。当满洲人攻占了北京的时候（1644年），城市的北部被用作驻军之地。军队分为八旗，而八旗的成员大部分是满洲人，还有一部分蒙古人甚至中国人——他们在鞑靼的旗帜下与自己的国人开战。所以从一开始就有中国人住在鞑靼城内。后来两座城渐渐融合在了一起。一般来说，女人充当了同化的中介。移居到被征服国的征服者，很快就想过上舒适的生活，而这种舒适只有这个国家的女人才能给予他们，他们逐渐悄然地与被占民族结合在了一起。为了避免这种融合，满洲人用城墙把中国人挡在了外面。而对中国女人而言，这却并不构成阻碍。哪里有一堵墙是能够阻挡住女人的？哪里有清楚知道自己目标的女人，把一堵墙看做是达到自我目的的障碍的？
这段城墙作为分隔的过时标志，至今仍在。两座城之间现已长久通婚，早就融为一座城了，而且同化进行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被统治的民族把统治民族给压下去了。满洲人完全进入了中国人之中，满洲语言消失了，今天只在皇宫里作为宫廷语言刻意得到保留。两个民族混在了一起，根本就无法区分，而结果是北方中国人比帝国其他部分的人更为高大强壮。只有女人们互相不适应，出于嫉妒，她们保持了自己的种族特点，因为女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别的女人不如自己美。中国女人把自己化妆打扮成同帝国其他地方的女人一样，并把自己弄成残疾，满洲女人可不像中国女人那样包小脚，她们仍然自然生长，还像行走在草原上一样，高挑细长，比较结实，如同我们那里的农家姑娘。这就是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付战胜者的方式与结果。人们很愿意相信，他们能够用同样的办法把寄居在中国的欧洲人也变成中国人。事实上，在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欧洲人身上确实发现了很多的中国特性。但是一般来说，同化的过程，总是较高等的文明战胜较低等的文明。因此，凶悍的满洲军事民族变成了中国人。中国人把生活于他们之中的欧洲人吸收掉也并不可怕，尽管并没有约定不能反向吸收，即中国人会变成欧洲人。
两座城市的街景也是一样的。在外城可能有更多的漂亮店铺，不过内城也有漂亮的商店。外城只有一部分，而且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商业区，而在内城，店铺鳞次栉比，也有只见房子没有商铺的胡同，或者根本就没有房子的街道。北京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它徒劳地竭力要填满它的空地，空间的浪费简直过分。整座城区被划分出来作为皇帝的居住地。人们建造房屋不往高走，而是往宽里发展。由于房屋没有楼，人们就要居住在很多房子里，而房子又被分成很多院落，好像人们不愿比邻而居似的。要是建造一个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正规等级的建筑，就起码要建一个公园，才足以展现其尊严。尽管如此，这个城市经过了几百年却还没有发展到它的城墙。一部分的原因，是北京作为皇帝和官员居住地，主要居住着想显派的人，而排场并不能构成城市，排场意味着个别人在自己周边拥有很多空间。这两座城市以及城墙造就的是民众漫溢出来的生活。北方的天津和南方的广州能够达到中国商业城市所具有的生活，在没有商业的城区中，也有商业小岛，商业城市的碎片，东一块西一点地散落在北京广阔的地域里。商人们是最有活力最勤奋的因素，是中国民众中最有力量的部分。由于北京没有足够的商人，所以至今这座城市还没有建造完成。
不是北京，而是天津，才是当今北方的经济中心。而商业之所以在北京没有像在天津那样兴旺，原因很可能极简单——因为北京是首都。人们可以观察到，离首都越远，人民的生活就越好。若一直感觉到被统治，人民就失去了自主性，同时就失去了主动性和其他的创造性。很少有商人住在首都北京，这里却住着很多听话的臣民。这是一群匿名的人，法国人称之为“administers et contribuables”。这些市民，他们的主要长处就是让人统治，却没有创造力去建设城市。一座城市是不能被上面命令的，而皇帝和官员却试图这么做。他们把北京圈得这么大，把一大片地区划了进来，并命令：“这儿应该是首都！”他们建起了大路，认为那就是大街。北京的这些大路笔直地伸向各方，还宽泛得没有边，由此形成北京景色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中国的其他地方没有这种街道。但是奇怪的是，北京没有将这些交通线路完全融入肌体。它们纵横交错在城市里，又好像不完全属于这个城市。常常是走了半截，街道的左右两面就没有房子了。政府给出了地块，人民应该在上面发展；政府建了大路，人民就应该在两边造他们引以为豪的房子。一个没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民族，一个顺从而乐为臣民的民族，是不可能有伟大的创造力的。偶尔一处繁荣起来，偶尔又有一处建成了城市模样。其余地方的中国人依然拥挤在一处，他们不在光彩照人的街上发展，而在城市的地基上继续建造自己的村庄。
在北京，一离开大街，马上觉得是到了乡间。与中国各省乡下人造的一样，低矮的灰色房屋，在或宽或窄的胡同里一栋挨着一栋。它们经常造得没有规律，不沿路而建，而是任意散落在地面上。尽管基本线条很清晰，在北京却很容易迷失方向。城市的所有部分都是那种低矮的房子，北面的房子矮小而灰暗，而南面的房子也同样矮小、同样灰暗，所以没法知道，向北走的结果是不是走错到了南面。经常有大大小小空着的地块——这是城里无用的地皮。这是城里的空地，本应该造房子的，也许明天就造了，假如找到一个愿意迁来的人，现在却只能让杂草丛生。黑猪喜欢在这里乱闯，把泥地弄出可爱的小山包。北京到处都长草，哪怕是在城市部分，乡间特点也随处可见。在主要大街上也有长满杂草的沟壑，牛羊在那里吃草。拿着一条长鞭的牧人跟着羊群，帽子系在背上，跟希腊牧羊人小说里的一模一样。
如果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得足够远的话，就连低矮灰暗的小房子也见不到了，大路继续伸展，穿过农民在上面犁地的农田。这一切都在城墙之内，犁地的农民也是北京城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农地也圈进了北京城，为了在城市被围时，好让市民还能种地。在西南面，城市也没能发展到城墙边，那里是一片沙地。如果有一队长长的骆驼队在这儿经过的话，风卷着沙子扬向天空，沙尘弥漫，正午的耀眼光线照在城墙上，泛出了白色的强光，那是东方的白光。这时的北京突然拥有了非洲的貌征，人们以为自己走在沙漠里呢，以为到了廷巴克图的边上。一言以蔽之，城市、草地、农田、乡间路、花园以及沙漠组成的一个集合体：这就是北京。
与其他的中国城市一样，主路和商业大街上，每座房子就是一家店铺，每家店铺都有一座房子。房子的式样在中国别的地方都见不到，北京有自己的风格。建筑艺术的主要元素和基本主题是杠子，它们不仅竖在房子前面，而且还在房子里面，它们是房子的组成部分。这些建筑从下往上，以房子开始，以杠子结束。或者说，北京根本就是一个杠子城。杠子之间，塞进了抽屉似的房子。这种圆木桩有三分之二高出房子。看上去就像有三分之二是空气房子。神话般的城市，居民们住在房子里，同时也住在空气宫殿里！房子里面也同样充满了空气。屋顶上的围栏被多处折断；从最前面的屋顶阳台跳出的椽子变成了龙头，木雕的窗帘挂在店铺入口处的上方，按中国习惯，这不是门。杠子的顶端包着铁皮或金子的盖儿，龙头和木雕都镀了金。新的房子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像令人惊叹的金玩具。大多数住房已经染了一层黑灰色的尘土，失去了东方光彩，失去了轻盈妩媚的姿态。
最有面子的人，是房子前面杠子最多的人。中等人家有两根杠子就行了，但在大店铺的区域，就有六根或者八根杠子。如果房子前面的杠子是竖在石头基座上的、杠子顶端还有龙头纹饰的话，就表明这是一家当铺。商业街上龙的图案是经常出现的。看来对中国商人来说，附近必须有一所当铺，好让他可以去当衣服。杠子常常斜向街道，如同斜长的树一样，顶端晃动着店招。这里可以找到这类建筑风格的源头。前面曾经说过，北京的一些交通要道非常宽，宽到商人必须用杠子才够得着客人。这些圆柱子一开始只用来招徕生意，最后却演变成了这些房屋建筑艺术上的装饰物了。
中国城宽阔的街道，从哈德门开始，笔直伸向火车站，街道两旁都是店铺。最漂亮的店铺却在旁边的胡同里，也就是说，从哈德门出来，向右拐向中国城。最贵重的首饰一般在药店里，从病人身上比健康人身上更容易榨出钱来。还有肥皂店也显得很豪华。中国人看来很喜欢买肥皂，可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在清洁方面又实在见不得阳光，所以很不明白他们用肥皂干什么。可能他们用肥皂吓唬小孩儿：“你要是不乖，就用肥皂洗你！”还可能被当做粮食。后一个说法，是因为肥皂店旁边常常是糕饼店的缘故。而糕饼店的首饰陈列，说明北京做糕饼生意的人过得也很好。蛋糕上也跟我们那儿一样，用糖裱着意味深长的文字，从其他方面看，这些甜点不怎么诱人。中国的基本色调灰色也染在了糕饼之上，大概还加上了一点邻居的肥皂。最重要的是食欲，篮子里装满了北京秋天的水果，那被叫做柿子的东西像是压扁了的橙子。这个季节，在城里的花园里到处可以看见金黄色的柿子，在树叶丛中闪着金光。中国人觉得它是人间美味，特别是在枝头挂了很长时间，结冰成为冰柿子。欧洲人觉得它们吃起来像是润发膏，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中国人觉得好吃。漂亮的深蓝色葡萄也在篮子里堆得高高的，甚至还有樱桃。街上的水果摊前都有一个黑砖砌的小烤炉，顶上是个圆锥体，冬天用来炒栗子。这些炉子和家里的炉子一样都是烧煤球的，居民们把所有能烧的东西都存着，都摊在街上晾干。骑马走在秋天的北京街头，就会感觉到冬天即将来临，因为房前到处都堆着黑黑的小煤球。
中国城的服装店都以窄而长的布条作为标志，布条从屋顶挂下，一直垂到街上。大商店从早到晚都在拍卖成衣，叫卖声带着歌唱，两个伙计互相配合，一个把大袍递给另一个人，唱着宣叙调，声调越来越高，另一个打开这件袍子，用另一种宣叙调渐渐把声调降下来。这种卖衣服的二重唱，不管你愿不愿意，要停留在耳朵里好几天。如果能听懂他们的语言，唱词应该是很诙谐的。大概在我们那里也可以试一试这种音乐拍卖法，拍卖人用“Odu mein holder abendstern”的旋律喊：“这件短大衣还是新的呢！”肯定会很好听。油店前面挂着黄铜锅，让人想起我们理发店的洗脸盆。很多大商店都卖茶叶。卖家禽的竹编大篮子里嘎嘎叫着的鹅不停地转圈儿，羽毛上带着一丝红色。鞋店里的天花板和墙上都挂着鞋子，而且都用纸头仔细地包裹着。为了防止北京漫天飞舞、随处落下的灰尘，把货物仔细盖住是很重要的。如果随手放下一件东西，半小时之后再去拿时，就已经扑满一层灰了。灰尘会透过关闭的门窗进来，在敞开着门的店铺里，灰尘自然就更肆无忌惮了。商人们竭尽所能地与灰尘周旋，还好灰尘对于买者卖者和货品三方都是一视同仁的，大家都得到同样厚的一层。至于钟表匠，就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了。谁小时候试过把水倒进钟表里让它走？肯定记得，钟表是不喜欢有异物进去的。钟表在表壳儿之内走着时间，这是它的工作，任何一粒尘埃在里面都会搅乱它。北京的钟表匠必须尽一切可能与灰尘斗争，所以他们是唯一给工场间装上玻璃窗、给店铺装上门的。
珍宝商是有地位的绅士，他们的店里摆满了美丽的货品。顾客不买的，是便宜货，而只要是顾客有点喜欢的，就贵得买不起了。很难理解这买卖还怎么运转，不过总是有利可图吧。价钱高到几百上千两银子，当然，铜香炉是明代的，所有花瓶都是康熙乾隆年间的，而且都是珍贵的官窑制品。使得这些物件价值有所降低的缺陷是，花瓶上的烧制失误，或瓷器上的一个裂缝，在珍宝交易中称为“Mauping”。最近有人跟李鸿章谈到有关慈禧太后制造的国家闹剧时，问起可怜的小皇帝现状和前途如何，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冷笑着回答：“皇帝是个Mauping。”
帝国的首都自然也会为教育做些事情，书店和古董店就占据了一整条街。这条汇聚着众多书籍的胡同幽静安详。文字一族是没有声音的，只在脑子里进行着无声的喧嚣。北京安静的书街让人联想起Quartier latin的某条街道，一进入房子里的大图书馆，就静谧无声。就是说，这是个小拉丁区——当然没有拉丁文，北京的书商那里，书都摞在书架上，标签挂在外面，上面写着书名。在这儿可以很便宜地买到五经——是一种很多册子的版本，装在蓝色的套盒里——就是一般中国小盒子的样子。对经典不感兴趣的人，可以买到不正经的画像书。这些书当然就比那一盒孔孟书籍贵得多了。跟那些图画相比，孔孟的圣明当然就黯然失色了。此外画像书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可以作为送给新娘的结婚礼品。就如同皇家宫殿里，在要度蜜月的女儿和泪水涟涟的母亲之间上演的滑稽戏。中国的年轻姑娘，在婚礼之前刚刚翻看了人家送的画像书——据说都是值得一看的启蒙书，就不需要眼泪汪汪的母亲了。在书街还有很多印刷所，门前晾着凸版。在印过长幅墙画儿的木版和石版上，还留着很多颜色的痕迹。书街上还卖其他各式各样的、成为有学问的人所需要的东西，纸店、墨店，还有毛笔店，生意都不错，自然也有眼镜店。因为在中国没有眼镜，就不足以显示有学问。要闪耀起科学的亮光，就得在鼻子上架上眼镜。
大街小巷里人数众多的乐器匠，让人相信，北京是个充满音乐的城市。技艺精湛的中国人在乐器上演奏什么曲目，外国人当然无从知晓，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得到这种艺术享受。如果说北京有什么乐感的话，那么这音乐就是一种声音，比其他任何声音都要响亮的声音。所有要卖东西的中国人，比如街上的小贩，都会弄出很大的动静。中国人实在太多了，不做出点怪异的事来，就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这怪异之事要想让人听见，就必须弄出音乐来。每个走过来的小贩都有他自己的乐器和自己的歌，每样乐器却都只有一个音。弄得北京的音乐好像是把乐谱拆散了分给了广大居民，把和谐的音调变成了单个的音，在大街小巷里回荡。一个小贩拿着一口钟走来，另一个拿着掏空的木头，用槌子使劲敲打，第三个拿着铃铛，第四个用定音叉敲着一铁块，第五个拿着长长的大号，就是像那种在“阿伊达”中凯旋队伍里用的号，等等。小商贩们常常只带来乐器的声音，却唱着叫卖着他的货物。大街上的叫喊声从早到晚不停歇，要是坐在房间里工作，简直就会怒不可遏，那整日侵入耳朵的叫卖声，其实所叫卖的东西，根本是一辈子都不会去买它。偶尔还会有人站到门前，听他喊几个钟头，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他在那儿，用不着这么大呼小叫啊。要等他把嗓子喊哑，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一旦觉得自己要喊叫的话，他就会坚持到死，或者碰巧有岩石砸到他头上，当然是很坚硬的岩石，即使那样，他还会在石头下面继续喊叫。有一个小贩唱的是一支简短的小调，听上去像是喊疼。如果北京天上突然乌云密布的话，从灰色的内城城墙上往外眺望，想到外面世界的珍贵和美丽，想到自己被无望地拘禁而感到孤苦无依，再听到胡同里回荡的一声高似一声的小调，像是诉说着无法抑制的痛苦，那时整个的心都要碎了。
太阳渐渐暗下，商贩们各回其家。夜晚还是安静而平和的，夜晚是无人出门的。谁会愿意聚会时碰上鬼啊？所有大门都关紧了，空无一人的街上也没有了车子。这时守夜人开始粉墨登场了。似乎北京城守夜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不让市民们睡觉。守夜人从早到晚打瞌睡，由于白天没有叫喊，在夜里就得把它补上，就在夜里喊叫。他们沿着一条条街道此起彼伏地喊叫。这还不够，还带着铜锣边走边敲。我的窗下就有一个“夜间公务员”在上班，一走进胡同就敲鼓。守夜人的噪音到底给被守卫的城市居民带来多大的好处，大概只有老天爷知晓。唯一能让人理解的好处，就是小偷因此而知道，警察这会儿正在哪里，这样自己从从容容地破门而入。守夜人的噪音至少满足了一个目的，让某一阶层的城市居民在从事其甚为艰难的工作时，感觉到些许轻松。
北京的礼仪乐器是鼓，在街上常能听到。一阵短促的咚咚声过后，就是一记猛敲，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节奏，让人感觉到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来了。要是有整个乐队的话，跟我们那里不一样的是，鼓不是用作伴奏，而是领奏。节日气氛随着鼓点而来，而弦乐器只能跟在它后面。婚礼队伍里要打鼓，每天都能见到这种队伍，看来北京是很热衷于结婚的，似乎把中国人的生存延续下去，得花大力气。婚姻大多数是双方父母间的交易。结婚那天，新娘跨上轿子，被抬到新郎家。只有这一天她能坐红轿子，否则只有有地位的人才能坐。新娘和新郎大多从未见过面，到婚礼举行时才得以认识。年轻新娘这段通往陌生之家的路是艰难的，她将在那里生活，直至生命尽头。谁知道没有红轿子的话，这还算不算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但正因为如此，这世界上的红轿子才有用嘛，它让我们在某个特定时刻意识到，我们有义务感到高兴。
打鼓的人开始了游行。每个人挂着两面鼓，鼓身用红布包着。红色不仅是婚礼的颜色，而是在普遍意义上代表着美好。中国人把红色看成是幸运色，所有婚礼行进中奏乐的人都穿着红褂子。整个队伍，包括乐队，分成两排沿着街边走，一个接着一个，间隔的距离很短。有几个吹奏木笛，还有人吹着长及地面的黑牛角，声音嗡嗡，这让街上的孩子很高兴。后面的人举着长杆，挑着灯笼和镀金的饰品，白天的灯笼当然没有点燃。很奇怪的是，在这些婚礼标志里面还有爱之箭——当然是镀金的箭，这在中国表示爱情。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一支箭又能为婚姻带来什么呢？就算它是一支爱之箭？从其他方面看，婚礼队伍与中国街上的其他队伍没有什么区别。婚礼队伍的装扮和装饰都是演戏用的闪光片，而且还粗糙得根本唤不起人的想象，那金片是厚纸片做的，队伍里的人尽管穿着戏装，却还是看得出其苦力的样子，他们是被租来跟着喜庆队伍的，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旗子总是脏兮兮的，尽管比扛旗的人还稍微干净一点。红轿子最后才出现，轿子的每一面都封闭得很严实，窗户上还挂着厚厚的绣花丝绸的帘子，轿子到了新郎家房前停住。因为房子本身太小，接纳不了那么多客人，所以用席子搭起了大棚。提灯笼的排成队，形成一条给新娘走的通道。轿子停在门槛前面，但是新人并未下轿。这一天，在新郎见到她之前，她是不能被别人看见的。因为中国的门窄，苦力们把轿杠先抽出，好将轿子抬进去。这时鼓乐喧天，浓妆艳抹的女邻居们都涌了出来。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一样，女人们都爱围观婚礼，把它当成最好的戏来看。
街上又有敲鼓队阵喧腾而过，同样的人举着同样的旗帜，是婚礼队伍，但又不同一般的喜庆，所有人都显得一脸满足，可是还有一点不同：新娘坐轿的地方放置着沉重的棺材，由苦力抬着。无论从哪方面讲，这类假面舞会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婚礼还是葬礼。葬礼上穿的大袍竟比婚礼上的还要多彩鲜艳，而穿戏装的人更多。因为这里的风俗习惯是，有钱人死了，其后人必须让尽量多的穷人穿上丧服，加入到葬礼队伍中。一生中穿一次红色或绿色的裙子，是很令人骄傲的。有几个人还戴上了插着羽毛的帽子——一种古怪的皮帽，上面有几根红色的羽毛，笔直向上。习惯了破衣烂衫的面孔，与鲜亮的新衣装一点也不相配。有个穿红衣戴红帽的人，在队伍里跑上跑下，不拘固定的位置，显得热热闹闹，看来他是个会搞笑的角色。棺材之上，覆盖着厚重的丝绸绣品。死者的儿子们走在前面，他们全身裹着白色的大袍，头上扎着白布条，由于悲痛而步履蹒跚，每个人都得由两个仆人搀扶而行。三座白色轿子跟在棺材的后面，里面坐着死者的配偶、女儿、儿媳。轿子遮得很严实，但光线透入白色的帘子里，能看见三个女人凌乱的头发和红肿的眼睛。中国人把白色作为吊丧的颜色，我们那里死亡是黑色而阴郁的，而中国人的死是白色而充满鬼气的。看见这三座白色幽灵似的轿子走过，在充满生机的街道上显得极为突出，由此可以理解——白色标示着死亡。
门前晃动着黄、红长纸条扎的花束的地方，就是饭馆。三角形的旗帜，挂在斜向街心的长杠子上，这也是饭店的招牌。挂花束和三角旗的地方，只有吃的，想要喝的话，就得去茶馆，其实闻起来，黄酒味（味道像雪莉酒）比茶味浓多了。街边茶馆总是很醒目，因为门口多有窄而高的木头门廊，漆成彩色的涡卷形花纹图案，还有一些窄窄的装饰屋顶，上面覆盖着彩色琉璃瓦。戏院也有类似的门，中国城的商业街上这类艺术殿堂非常多，整天都有演出，随便什么时候来，无论上午还是下午，戏院总是满座。在昏暗的烟雾缭绕的剧场里，竟然一片蓝色，那是观众穿的麻布大褂的颜色，他们挤坐在木头长凳上。惨淡的光线从天窗里透进来，舞台上锣鼓阵阵，上演着明代的悲剧。做生意的在座位间跑来跑去，叫卖着可提神的物件。烟袋是最大的安慰剂，付一个铜板，可以抽一口，因为烟袋杆儿很长，所以做生意的可以隔着好几条长板凳，把烟袋塞到观众的嘴巴里。
尽管街道两边不缺饭馆，但在隆起的街中央还有很多流动的食摊。看来在宽阔的大街边（Heerstrassen）的店家还不够多，所以商店前面总有集市。用蓝布围起的店铺里堆着廉价物品，可以很便宜地买到所有的低档货。这个店铺里还有说书的，用以招徕听众。听众总是很多，他们坐在长条木凳上，说书的就站在他们的面前，他说得轻松而流畅，听上去胸有成竹，像是议会讲台上的演讲者，演讲过程中还伴随着生动而丰富的表情和动作，长凳上的人们听得全神贯注。如果他讲一个高兴的事情，所有人的脸上就洋溢着笑容；如果他讲的是作恶的故事，所有人就皱起了眉头，目光暗淡。
街道之间，不时有硬挤进来的黄色琉璃瓦屋顶的庙宇。在北京，黄屋顶代表官方建筑。皇城里的所有房屋，甚至城墙，都覆盖着黄屋顶，北京城内和周边地方的庙宇也同样是黄色的屋顶。在中国首都的少数几个美丽建筑中，黄色琉璃瓦非常突出。世界上黄色的名声并不好，其他地方的黄色屋顶都会显得刺眼，但是在这儿，在木头建筑和灰色的城墙中间，它却让人的眼睛很舒服。瓦片上有光滑发亮的磁釉，中国庙宇和宫殿的黄颜色，温暖而柔和，带着明亮而私密的色彩，这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黄色了。
中国皇帝就住在黄色琉璃瓦的屋顶下，这与人们头脑里固有的中国皇帝及其宫殿的图景是一致的。而所有其他地方的图景，与我们最初的预想并不完全一致，我们梦想中的亮丽色彩，遭遇的却是遍布的肮脏——除了中国皇家的富丽堂皇。诗人是对的，还记得Livre de Jade那支歌唱中国皇帝爱情的诗歌“李太白”（Li tai pe）吗？充满了柔美的诗意和君王高亢的激情。它使人想起安徒生的童话：中国皇帝快死了，夜莺飞到他的窗前，用歌声把附着在他胸前的死神赶走。皇帝起身，穿上了他华丽的长袍，佩上了他珍贵的宝剑，威严地出现在失语的随从面前，充满了威严！那些随从都以为他已经死去了。人们多么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啊！人们多么愿意在这个国家至少还能看到一个幻境啊！然而在北京，一旦看到周围的真实情况，人们就不得不放弃这种信念，这里不可能有皇帝的威严的。看见皇宫之外的悲凉颓败，人们会理解，这一情形也会侵入到皇宫的内部，黄色琉璃瓦的屋顶之下，同样弥漫着腐朽的气息。通过观察民众，就可理解，中国皇帝不可能是别的，他只能是一群苦力中的最高苦力。
无论如何，看够了北京的灰色，真的很需要在一个黄颜色的日子，去皇城转转。当然人家是不会让你进去的，只好在外面摸一摸城墙。走上从公使馆路向北的那条宽阔的侧路，这条路上坐落着赫德爵士的大院子，其斜对面是邮局。半个小时以后，就抵达钟楼、鼓楼。钟楼上挂着四个巨大的钟，是永乐皇帝在十五世纪初命人铸造的。鼓楼里有一面巨大的鼓，是紧急情况下报警用的。两座楼都不允许人进入。不过这不算什么损失，要看大钟和大鼓，不需要特意跑到北京来。比如说大鼓，Bettelstudent中就有。这两座楼从外面看比从里面看有意思多了。相对而言，鼓楼比较简单，与其说是一座楼还不如说是一所房子，跟城门口的房子一样，只不过漆成了红色而已。钟楼矗立在一个小山丘上，有露天台阶通上去，钟楼是一座美丽的白色城堡，在太阳下面闪烁着白光。底部有一个平台，每一层都围着漂亮的游廊。
从鼓楼沿大路向左转，再走半个小时，就到了皇城的城门口。这个门是可以通行的，到里面城墙的新门处，才必须停下。城门是木制的，有三个门洞，跟衙门或任何官府门口一样，反正这些皇家的门都没有什么区别，小商贩们也在这儿做生意。穿过城门，宽阔的大道继续笔直向前延伸，两旁都是大水坑，后面就是皇城的城墙，墙上顺势延伸着窄窄的黄色琉璃瓦顶，这条大道边沿上立着一些奇怪的木头金字塔，上半部还糊着纸。它们在这里显然起着灯笼的作用，尽管不明白他们用什么点亮灯笼，因为里面并没有灯，只不过是木头和纸。
街前一座林木茂密的小山，挡住了面前的视线，这座小山中文名字叫煤山。传说它完全是由煤一层层堆积起来的，预备这些煤，是为了防止北京被围时没有烧火的材料。山体虽是黑色的煤，但它“穿”的却是树林的绿衣衫。在到处都是秃山的土地上，长满树木的山是很少见的，只有首都才拥有，所以它才成为令人赞叹的风景胜地。从自然风光的角度看，除了这座小山以外，北京实在没有什么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了。山坡上还有亭台楼阁，给人以突然从街上冒出来的感觉。明朝在这里终结，中国的伟大和辉煌也随之而去。满洲人入侵中国之后，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逃到了煤山。他看见下面的城池火焰四起，听到占领者震天的欢呼声，他就不想再目睹如此多的苦难，在一座亭子里上吊而死。那上面的老树很可能就是这出悲剧的见证，树叶的沙沙声，似乎在为这位不幸的皇帝吟唱着哀歌。但这并不能压抑住妩媚的绿色，大自然对人们的命运无动于衷，就算皇帝在他的宫殿里被勒死，外面的树林也不会为此掉下一片叶子。
整个煤山坐落在紫禁城的里面。从前可以进入，由于从山顶上可以俯瞰皇宫，几年之前就不再允许人上山了，这样外国人就不能窥视皇家的内情，所以只能从外面看。大路在煤山前向右折，一直沿着皇城的城墙延伸。城墙内的亭阁，时而探出半个头儿，时而露出整个的琉璃瓦顶。建筑的样式很简单，但都有黄色琉璃瓦的屋顶。路的尽头是一座巨大的灰砖建筑，从树林和城墙中间显露出来。这座古怪的建筑物叫做“白塔”，是一座宝塔，在北京不是唯一的。白塔看似处在皇城城墙之内，走近一看，它却在城墙的对面。大路的另一边开着大门，走进深处，在很高的墙基上，矗立着这一单层建筑，陈旧的灰色，显示着这座神圣建筑的古老。
大路在夹道的成荫老树中继续向前延伸。到了下一个拐角处，就无法再前行了，因为士兵占据了道路。这是个美丽的拐角，有一种特别的黄色。又见到几个黄顶的亭阁从城墙上露出来。对面甚至有一群房子都是黄屋顶的，这里是大高殿（Da ko tien），很多房子组成的一座寺院，每一座房子都有层层摞起来的、很艺术的黄色屋顶，比房子本身高出两倍，附近还有黄色琉璃瓦在闪烁，那是大门。这是座雄伟的大门，把守着通往大理石桥的道路。以前也可以通行，现在不允许任何人看到桥上的著名皇家风景。在这个拐角、大高殿的前面，大路继续向前伸展，望不到尽头。这里的路面宽得不同寻常，城墙边上的壕沟更是加倍的宽阔，让人不可逾越。壕沟里的水溪潺潺流淌了几百年，终感疲惫，后来就停下不流了，只有太阳能唤醒沉睡在其中的生命，光线照到水面之上，到处跳跃着闪烁的银光。荷花如同给水铺上了一层被子，秋天来了，花儿谢了，似乎花也感受到了此地的老气横秋。枯萎的大荷叶在水面上漂游，没有了花朵的光秃秆子直直地挺立着……
每个城市都有其个性特征，威尼斯有月光，那不勒斯有歌曲，巴黎有喧闹的节奏。而北京的标志，象征中国首都本性的符号——就是脏。它是所有表象的真实，所有图景的精髓，所有生命的基础。若想描绘北京的真实画面，就要给这个城市加以点睛——脏。一位在中国生活的欧洲女士告诉我，有一次她生了病，她丈夫的中国商业伙伴的太太来看望。这位中国太太很关心地问她感受如何，她说病情总也不见好转，中国太太友好地建议道，“你应该连续六个星期不洗澡，那样你就能恢复健康！”看来中国城市的卫生问题与个人卫生一样，也是出于这样的观念。无论如何北京是个几百年没有清洗过的城市。打扫街道的任务交给了风，冲洗街道则让雨来完成。风和雨清除不掉的东西，就只好原地留存。好几代人把垃圾堆在了街上，新一代还继续往上堆。在这个崇拜祖先的国度，这也是与祖先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生命来了又走了，越来越大的垃圾堆留下来了，这是他们曾来世上一遭的唯一成果。在欧洲社会，街道清洁是公民的一项主要任务，而在北京，大家集体做着反清洁的工作。街道就是各家的下水道，是每个人的公共厕所。每时每刻都会有窄窄的木门打开，走出一个涂脂抹粉的妇人倒垃圾桶，有可能是厨房垃圾，也可能是别的地方产生的垃圾。到处看到人蹲在胡同里。中国人歇息的时候，就会蹲在地上。一般说来，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就蹲下来，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蹲着。渐渐发现，在北京，如果有人蹲着，总有其特殊的缘故。通常是好多人蹲在一起，就好像一起吃饭。他们蹲成一圈，交流一天的新闻。这种小团体活动最喜欢在桥上进行，因为能看到优美的景色。附近没有桥的话，他们就会找一堵普通的墙边蹲下，显然墙也富有魅力。
可以想象，对路人来说，弥漫着怎样的空气。无法想象，只能亲闻之后才知道，空气究竟是什么味儿。连续多日的干燥天气会把垃圾变成灰尘——煤灰似的尘土，给街道覆盖上厚厚的一层，厚度可以埋到脚踝。风把尘土卷起，灰沙如云。每一次呼吸就会将尘土吸进体内，如果想到这灰尘的组成的话，那就更爽了。下雨的时候，这层厚土就变成泥浆的海洋。马路上的烂泥浆，有的地方流动不居，大多数情况下，却凝结成块，浓稠而坚硬。马车的车轴以下时常陷入黑泥浆中，完全无法预料水坑之深浅。街道要么根本没有铺设路面，要么曾铺过一次，后来就再也不铺了。沉重的车轮在上面滚了几百年，早把街面弄得面目全非了。如果铺设的石头还在，也是一块石头高一块石头低，还有一块不知去向，就变成了一个洞，似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有过一块石头。而没有铺设路面的地方，简直就无法形容了，有的地方高高拱起，有的地方如同深渊。深坑遍布、泥浆横行，再谨慎小心也没用，鞋会陷进泥浆，无法拔出，只好时刻牢记，过街之时，双脚踩地才是上策。这种走法是需要平衡能力的。建议把街上的死狗作为可靠的指路牌，因为有死狗、或是死猫、死耗子躺着的地方，其地面一定是坚实的。真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北京的大街中间还真淹死过人。
夜间行路就更为艰难。北京的街道照明制度可称之为——个人化。夜幕降临之后，所有街道漆黑一片，想要看清街面的人，就得自己带上灯笼。只有使馆街后面通往美丽的小俱乐部的小胡同的墙上燃着一盏煤气灯，这是生活在北京的欧洲人装上去的，这盏煤气灯就是北京唯一的公共灯笼。旅游者千万别错过观赏这一特殊的景致。晚上街道上游走的灯笼，就如同白天游走的狗一般。这就是北京夜晚的气氛：街道一片沉静，沉静而黑暗。地面上很多小光点在跳跃，高高的夜空十分纯净，星星闪烁。中国人上不了天，所以在这座城市里，天就是唯一干净之处了。星星优雅尽职地撒下光亮，照在小小的游动光点上，而那些光点是中国人照亮回家之路所必需的。
如果按欧洲方法建造的车子行驶在北京的话，肯定会散架。所以中国人把骡车作为交通工具，坚固的结构使它能在这种路况中行驶。大车是中国首都的出租马车。连公使馆也无法拥有四轮马车，私人大车就是唯一能够拥有的奢侈品了。北京的出租马车十分坚固，它是用来对抗街道的。北京的造车匠，想方设法造出不会在马路上崩溃的大车。肯定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大车的形状，大概人类最早所坐过的大车就是这种样子。坐在这种大车里面，就能理解出租马车的舒适了。当然它们很坚固，这是必须要承认的。它们能行驶在任何路上，不怕任何险阻，爬上高坡、陷入深坑都不怕，有时候还能倾斜地在街上行驶，如同在海上颠簸，却一直向前运行。即便有什么危险的话，在这种惊险旅程中散架的会是乘客，而不是大车。世界上所有的出租马车中，北京大车无疑是最折磨人的。车厢架在两个高大的轮子之上，当然没有弹簧，车厢罩上拱形的蓝布顶篷，小轿车也就装配完毕。当然也不存在上车用的踏板，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进车厢。赶车人坐在前面，双腿来回晃悠。车厢内没有凹陷，乘客就只能将脚向前平放，五分钟之后，膝盖以上就酥松麻木了。骡子疾行，被扰了清静的车子就向乘客施行报复，打他的耳光——一会儿车子的左壁撞了他的脑袋，他满腹狐疑，把头挪到另一边，另一面箱壁悄然靠近，撞得比上一次还要迅速。同时，路上的石子也飞进车厢，砸到人的身上。要是胃在肚子里待不稳的话，早就从嗓子眼里弹射出去了。稍稍防止碰撞的办法，就是把手臂紧紧靠在箱壁的边条上，以防自己飞出车厢，如此才能坚持到终点。
最好的办法是尽量避免乘坐大车。只有进行国事访问时，才不得不坐大车。其他情况下情愿骑驴，驴站在哈德门。这种牲口很壮实，跑得也快。北京驴敏感而机敏，但令人吃惊的是，人类却自作聪明，要为做错事的驴开脱，就说——它是驴呀！人类是不是该问一下自己，如此低估了驴的智力，是否正确？对驴的愚蠢有所怀疑，是人们从北京带走的很少几项念头之一。这种灰色的中国牲口，让每个骑驴者都投下自己的影子，它们始终盯着影子看，以防止自己挨揍，这是它们最喜爱做的事，一旦看到骑驴者有所动作，它们撒腿就跑。骑驴的人起先很纳闷，怎么刚把手绢掏出来擦鼻子，或者刚跟一个熟人打个招呼，这驴就跑啊！这个长耳朵的生灵当然明晓挨打的信号，它知道，被打正是自己存在的目的，它默默地忍受着，直到在路上遇上一块挡住路去向的石头，它有意在经过石头的一刹那，让骑驴者的腿撞到石头上，这时它就扇动着长耳朵，好像是为这一不幸的意外事件表示遗憾。
秋季里的北京，到处都是骆驼，成千上万。它们把亚洲腹地的货物运到中国的首都，再驮上新的货物，返回亚洲腹地，茶叶就是驮在它们的背上带出去的。此外，它们还运送各种各样的货物，装在小箱子里，或者打成包，它们耐心地驮着背上的东西，排成长长的队伍，一头跟着一头，走过街道。它们收紧健壮多毛的大腿，每走一步，将分开的蹄子放下，摇摇晃晃地前行。它们高高在上地走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它们是这个城市最高大的身躯，充满了尊严！赶骆驼的蒙古人步行或骑马跟着它们。每头骆驼的鼻子都穿着一个圈，上面系着一根绳子，跟前面的一头相连接。有时候它们系着一束红花作为头饰，其脖子上挂着一个长长的铁铃铛，每走一步都发出低沉的金属声。特别奇怪的是夜行的骆驼队：黑暗中，巨大的阴影在晃动，静谧中似有神话般的铃铛在叮当作响。
公使馆街的状况也并不比别的地方好。外国的驻京代表至今还未获得允许，为自己居住的这条街道铺上沥青。厚厚的尘土或无名的垃圾也盖住了这里的马路。法国公使馆对面有一口井，在马路中间，很深的井洞周围没有一点遮拦。跟其他城区一样，粗声喘气的狗不受任何阻拦，到处乱跑，有的还是癞皮狗，骚扰着行人。脏兮兮的乞丐挤过来，嘴里总是叫嚷着——“大老爷！”外交使团的成员及其夫人，只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他们的院墙之内生活，不到万不得已，不到街道上去。每个公使馆都由花园、院落和众多住房组成，场地很宽敞。其建筑样式是中国政府机构的形状。房子只有一层，屋顶都有翘檐，其余的一切建筑装饰也都是中国的色彩和花纹。高大的红色衙门大门，从来不完全打开，以便阻隔开官邸和街面。法国公使馆门前有两头中国石狮子守门，法国和英国公使馆是从前的帝国宫殿，他们在战后（英法联军共同对华的战争）将之占为己有。法国旅馆塔利（Tallieu）和属于尹北克（Imbeck）先生的德国小旅馆也在使馆街上。两家旅馆都安顿在中国房子里，只是按照旅馆业的需要作了必要的布置。所有房间都在底层，门同时也是窗户，或者倒过来说，窗户同时也是门。
德国公使馆是分阶段建成的。它的建成完全是巴兰德先生的功劳，这位杰出的人物在北京建立了很多功劳，德国公使馆是其中之一，生活在中国的德国人至今还感激着他。现任德国公使海靖（Heyking）男爵不必害怕与他最出色的前任做比较，他的外交成就已经在其他地方得到了表彰。
在北京，散步可是一件大事，不碰到困难是不能成行的。因为在街上走，实在不是享受，所以需要找到一条不在街上的道路。为此，下午的散步地点就选择在城墙之上。经过一扇由白胡子蒙古门卫看守的小门，进入一段宽阔的山路——或者说是一段向上的斜坡，坡度很陡。由于城墙极宽，所以上面就有一块宽阔的平地，跟城里大街的宽度差不多。这还不算最了不起的地方，最让人惊异的是，到达最高点后，才发现城墙上面是一条干净的大道，北京城里唯一一条干净的街道。中国人没有把垃圾弄上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允许上来。站在这个空旷的大道上，可以呼吸到纯净的中国空气，而且可以独自享受着天空和太阳。城墙其实是城上之城，下面人群拥挤，这儿的大街和广场却空空荡荡。城门处的巨大院子赋予城墙很多的空间，感觉像是广场。走在高高的哈德门城堡上面，看着城门底下的市场，拥挤的人群，一辆接一辆的大车，朝着一个方向前行，望不到头，也见不到尾。在他们头顶之上，漂浮着灰尘，像一层灰色的云笼罩着城门。
从哈德门继续向西，在城墙上散步。路面由巨大的平整方石铺就，很漂亮，但大部分方石被浓密的灌木丛覆盖着，扒开树丛，在窄窄的边缘小径上前行，荆棘常常钩住衣服。可以想象，要唤醒睡美人，得多费力啊！有荆棘，却没有睡美人，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哪怕是在北京，也曾有过“西迁运动”。西面的城区住着境遇好的人家，即食俸禄的旗人和官吏，即使他们也住在可怜的小灰房子里，却拥有大园子。从上面几乎看不到低矮的房子，因为院子里有多种高大的树木，所以看见的就是一大片的绿色：右边很远处，一片绿色中凸起的是皇城里的亭台楼阁，它们的黄色琉璃瓦屋顶在黄昏中闪烁着红光。地平线一带蜿蜒起伏的山峦是西山，燃烧着的大太阳从那里落下。群山染上了一层紫色，湛蓝的天空如同透明的穹顶，太阳向空中照射出金色的光线，一大群鸽子飞过城市的天空，白色羽毛在金光中闪耀。中国和中国人消失了。在北京，被痛苦压抑得快要死去的时候，心中又升腾起强烈的对美的信仰。
摘译自Paul Goldmann，Ein Sommer in China，Frankfurt am Main：Literarische Anstalt，Ruetten＆Loening，1899，Zweiter Band，pp。223-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