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案语]
根据目前的资料，海司是奥地利人，1851年（另一说为1854）2月21日生于维也纳。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海司在天津拜谒李鸿章，得到李鸿章的题字，上面写着“大清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十年七十有六，为奥国学士海司题。”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海司从中国驻柏林公使馆吕海寰手中所领的护照上显示为“德国人”。
在来中国之前，海司已经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七十年代在南欧、西部印度、中美洲和北美洲，其中还对落基山脉和密西西比河进行了探险，八十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此时他已在美国出了名：1881年10月14日的《纽约时报》派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按照该报的说法，海司大概是在被法国人占领突尼斯之前最后一位访问该国的欧洲旅行家。1882年，他的突尼斯之行的成果——《突尼斯：土地与人民》先后在维也纳、莱比锡和纽约出版了德文版和英文本。这一年，是海司写作上的成功之年；这一年，也是他个人生活的幸运之年——他与美国著名歌剧演员Minnie Hauk（1851-1929）结为连理。
他曾经做过外交官、宫廷顾问，但这些都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也没有给他带来荣耀，游记作品的成功，使他不仅在德语世界，而且也在英语世界声名卓著。在来中国之前，海司已是欧美著名的旅行家兼游记作家，足迹遍及西部印度、中北美洲和非洲。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方面欧美对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日本——充满了兴趣，另一方面适合于普通读者阅读的有关东亚的读物不能令人满意，海司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才有了他1894年的东亚之行及其著作《中国与日本》（China und Japan），1897年初版，随后发生的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使得这本书热销，并促成他次年再次来华，当年出版《山东与在中国的德国》（Schantung und Deutsch-China）一书；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海司第三次访华。《中国与日本》也在这一年再版，在再版前言中，他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给商人和旅游者提供“常识和乐趣”，由此反映出在德国所出现的“中国热”，前来中国的主流德国读者，也由外交官变成了工商人士和普通旅游者。
作为那个年代不多见的环球旅行者，海司的视野无疑是全球性的；作为一个无所依傍的“自由撰稿人”，海司不是那种带有浓重欧洲文化优越感的欧洲人。正如他在《中国与日本》第一版前言所说——“谁要想了解其他的国家和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那他就得用自己的眼睛和头脑，然后才能给出一个正确的尺度。”遗憾的是，那些来华的、为其本国外交政策提供依据的使馆外交官们很少具备这样的心胸和识见，由此给被殖民者所带来的灾难和屈辱已有目共睹。正因为如此，海司的记述才更具思想文化史的价值。而海司生动优美的文笔再加上书中所附的273张照片和图片，更为本书增色不少。
本文据《中国与日本》的第二版译出，令人遗憾的是，也许是占领胶州湾激发中华帝国的首都地球上可能没有一个城市像北京这样名声很大、却名不副实的了。抵达那里的第一天，所有的幻想就被令人窒息的黑色尘土埋葬了，或者说，被臭水塘淹没了。对这个蒙古帝国之都所抱的希望越大，待一天以后就想离开北京的愿望也越强烈。……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充满矛盾的国家，这在北京体现得最为明显。世界上各国的首都，人口总是其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可是在北京，不久前人们还以为它可以与伦敦争高低呢，却只有不过五十万人口，是全帝国人口的八百分之一。北京是皇帝所在地，他还被称为天子，在这个地球上最大最古老的帝国拥有无限的权力，而这个帝国几千年前就已有了高度的文明，那时我们欧洲人还根本活得不像人呢。我们看看其他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总能碰到具有高超艺术的纪念碑，让人叹为观止，而在这个最古老的国家的首都北京却找不到此类的踪迹。它就像游牧民族的首都，只不过它的帐篷用砖木砌造而已。历史最悠久皇朝的宏伟和辉煌，却踪迹难觅。世界上大多数的首都，都是国家精神和创造力的中心、交通的枢纽、行政机器运转的核心。其地理位置，不是在国家的居中位置，就是在交通便利之处，如大江大河之旁，或海边港口。这一蒙古帝国的首都却坐落在帝国的东北边缘，没有海，而是在一个尘土飞扬、土壤贫瘠、常发大水的平原上。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首都选在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在是生活中遇到不可理解、不可理喻之事，总是称之为“中国话”，看来这是对的，这话首先适用于北京。游历过印度、暹罗、缅甸、柬埔寨的人，就认为亚洲大帝国的皇城会有宫殿、大庙、宝塔这类东出了作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海司在补充的内容如“青岛与在中国的德国”一章中，极力鼓吹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强调在中国拥有一个德国人的海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些议论则难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讥。
顺便要说明的是，其中文名“海司”是他在中国旅行时所用的名字，他本人还刻了一方印章。
西。这种期待，在到通州之后就更强烈了，通州是从天津到北京沿河而上的最后一站。如果坐火车的话，从距离城墙很远处的火车站出来，踏着高到脚背的灰土或者泥浆，沿着这种无法形容的路，慢慢走近闻所未闻的环城城墙：十五米高的城墙以及高墙环绕的坚固堡垒。穿过花园、田地，在这片宽阔而低洼的土地上伸展，伸展到几千米外，直到好几层楼高的褐色角楼为止。这条路通往一座宽宽的双扇大门，大门上面还有三层的飞檐屋顶。越是靠近城墙，交通越是繁忙，因为城墙的后面就是北京城。如同蜜蜂都拥向蜂窝一样，所有的人都涌向城门的通道——成千上万的行人、挑夫、骑驴的、骑骆驼的、坐四人抬的轿子或六人抬的轿子的，另外还有整队的骆驼，背负着重物，到处是叫喊声，挥舞的手臂，碰撞着，拥挤着，这么多人竟然都能进入隧道状的城门通道。更让人惊奇的是，一个与欧洲人为敌的帝国，其首都城门上的好几千蒙古人，竟然没有对外国游人显示出一个敌对的眼神或手势。在拥挤的人流中，中国人互相拥挤碰撞着，却友好地给欧洲人让出地方。城门士兵也没有检查旅行证件，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昏暗的城门，进了北京。要是在欧洲大城市，让中国人进城试试！将会有无数暴民围观、挤兑和侮辱他们！
北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在中国编年史上，公元前12世纪，它就以蓟的名字出现，但是直到忽必烈汗——伟大的蒙古首领成吉思汗的孙子，才赋予它今天的形状和范围。有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描述了北京，那时它的名字叫汗八里。北京这一名字是1409年才出现的，因为它成了中华帝国的首都。中国人自己称北京为京城，而在中国地图上，它被标为顺天府。今天围绕着北京的宏伟城墙和塔楼，是15世纪上半叶才建造起来的。一个世纪以后，满洲人作为胜利者占领了北京，他们驻扎在京城的北半部，清王朝的创建者住进了蒙古王宫贵族的宫殿，至今仍主宰着北半城，他们将中国人赶到了南半城。
踏进北京的那一刻，也就是失望的开始，每走一步，失望就越大，每过一小时，失望就越多。城市究竟在哪儿啊？只有望不到尽头的尘土和泥浆，偶尔有一栋破败的房屋，没有街道，没有宫殿，没有宝塔，就跟我在其前都城南京所见的一样。在糟糕的路面上艰难骑行很长时间之后，才看见纵横交错的肮脏街道，街边是低矮的房屋，街上拥挤着肮脏的穷人。过了第二道城墙——将中国城与鞑靼城分开的城墙——仍然没有什么起色。终于抵达使馆街，却根本就不像有使馆的地方，只是低矮门口竖立着的旗杆，告诉我们这里确实是使馆。帝国首都唯一的一家宾馆也在此地，设备条件差强人意。这些脏兮兮的街道，这个破败的城墙和这些简陋的商店，就是北京吗？是不是还有些好一点的城区，哪里有宫殿庙宇，有清洁的街道和广场？
刚进北京城时，我们赞叹过它的高大城墙，这也是城区最主要的建筑，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是这样。中国人的城墙之高大和雄伟，的确不可匹敌。在蒙古高原边缘的脚下，城墙把一块65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土地围住，面积相当于柏林，但其人口却不到柏林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城墙之内有很长一段为农田、沙漠以及荒芜的农地，让人以为自己置身于远离北京的蒙古，只有长方形城区的核心地带才有房屋和街道。
让人惊异的是街道分布的均匀。我在新旧大陆上几乎没有见到过如同北京这样精确划分的城市。我们的老城市里都是乱麻一样弯曲狭窄的小巷子，就好像建造者有意把直线回避了似的。哪怕是美洲大草原的新建城市，尽管设计了棋盘式的街道，却在各个方向的扩展中将原先的格局破坏了。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首先有四方形的城墙围住鞑靼城，其南面四方形的城墙围住中国城。这两个城里都是棋盘式的街道，只不过中国城的街道窄一些而已。鞑靼城的有些街道是真正宽阔大道（boulevard），有的宽至三十米。
鞑靼城的城墙将中国城阻隔在外，这是一种有趣的交替变化！古时候为了抵御鞑靼人，中国人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建造了著名的长城，而这里的中国首都，鞑靼人垒起了高墙阻挡中国人！
街道分布整齐的鞑靼城，肯定是两个城当中比较美的一个，但它却很奇怪地中断了。逛过日本市场的人，都见过四方形的盒子，揭开盒盖，里面还有小盒子，小盒子里面还有更小的盒子。鞑靼城里面的情况与此很相似，它里面还有第二圈平行的城墙，里面是皇城，而皇城里面还有第三道四方形的城墙，所有欧洲人和中国人都不许入内，那才是真正的皇家宫殿之城，皇宫内院包括在内。三座围城就这样一层套一层，最外面的最大，通过城门与中国城相连接。
与城市一样，王子、大官员、将军的住处以及政府各部门和衙门的所在，也是一层套一层地被围墙围住。我们都是把房子最美、最吸引人的一面朝着大街，把房子往上伸展出几层，再用塔、凸窗和阳台来装饰，而北京——或者说在整个中国，却与此相反。在阳光下，人们走在鞑靼城宽敞而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两边是低矮而灰蒙蒙的围墙，不时被单独矗立的拱门中断，在其飞檐之下，有镀金的文字标识着各个衙门的名称，而建筑物本身最多能见到一点蓝色和绿色的琉璃瓦装饰的屋顶，带着怪状的飞檐，从围墙里伸出来。中国城又是另外一种情形，那里的街道呈现出一幅油画般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狭窄得多的街道上，人流车流拥挤在一起，街边的房子开着各式各样的商店，而商店前面、街道中央还支有一长排的货摊，在商店和货摊之间，成千上万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摩肩接踵。只有在这里，外国人才感觉到与中国其他大城市类似的生活和交通状况，比如广州、汉口、天津。一般来说，我们的首都总是最注重保持整洁，在中国恰恰相反。在广大的帝国里，简直找不出第二个跟北京一样脏乱的大城市。从前可能不是这样的，从街道上铺设的石板路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往昔的痕迹。但是在中国很少维护保养。建筑物或是街道一旦建起来了，就只好听天由命，直到渐渐地完全破败。街道是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铺设的，我们那里沿街的两边有高于街面的人行道，中间的街道是较低的，而北京的道路，中间走车马和轿子的道路是高于街面的，而旁边沿着住家围墙的人行道却是低矮的。由于踩踏过多，车道和人行道混淆在了一起，因取用方便，中国人又把石板路面当做建筑材料的来源，中间的路段由此多处甚至更低于两旁的了。几百年来，成千上万的车马骆驼碾乱了路基，除了夏季多雨的几个月，街上总是覆盖着厚厚一层深至脚踝的黑色尘土。而繁忙的车来人往，又将厚厚的灰土卷扬起来，弥漫在空气中，落到房顶，吹入店家，在货物、食品和售货员身上留下一层厚土，把原本镀金的漂亮房子的正面染成了黑色。如果联想到灰土的组成成分，就更令人恶心。所有动物和人类的粪便被泼洒在街上，成千上万的挑夫、赶车的、赶骆驼的和赶驴的，每天都在大街上排泄。太阳下山时，城门口敲响了锣声，作为关城门的信号，这时每家门前就出现了收粪的人，他们用一种新奇的作业方式，在业已混着粪便的尘土中加入新的粪便。北京当然没有水管，水是值钱的东西。沿街叫卖的卖水人，一桶水要几个铜板。再加上很少有人家铺设下水道，所以帝国首都的居民想出了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把每家的液体状垃圾用来浇灌街道。收粪的人用大铲子把粪桶里的粪便舀起，远远地甩到大街上，如同农民给田地施肥一样。灰尘一时半会飞扬不起来了，多好呀，配合着凉爽的夜晚，不过这时候在北京的每个人都因显而易见的原因而不愿意出门。
一般七八月份都有强暴雨，北京由此成了一个大泥水潭，只有房子和街道中间某些路段还露在外面。步行是绝对不可能了，骑马坐轿子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很多深坑被泥浆遮住，牲口被绊倒，轿夫陷入没到膝盖的泥浆中，身着贵重衣衫的官员也会栽进臭粪水里。两害相权取其轻，跟泥浆相比，还是尘土好一点。
皇帝对京城这种可怕的败坏情况却一无所知。他很少离开宫殿所在的紫禁城，即便离开的话，他也就是去某一座大庙里祭祀请愿，而这一般都要事先登在《京报》上的。然后城市管理部门就得赶紧修路，在皇帝的队伍要经过的地方，把黄沙撒在中间凸起的车马路上，把洞坑填平，把货摊市场关闭，用黄布把两边房子特别不雅的部分遮住，以免皇帝看到。另外，所有房屋的门窗都要锁闭，街上不允许任何行人车马经过，在我们那里不允许背对君主，而中国人必须背对君主。
要是皇帝出人意料地走另一条路怎么办？然而，正如中国人是皇帝的奴隶一样，皇帝也是传统和宫廷清规戒律的奴隶。这类的自我意愿表达，在中国皇帝身上很少出现过；在中国众多的天子中，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正直的艾伦（Harun al Raschid）。
京城好些街道的名称充满诙谐趣味。使馆附近有一条街叫“喜鹊”（Strasse der gluecklichen Spatzen），跟我们那儿一样，北京有大量讨厌的麻雀，它们和狗、乌鸦、鸽子一起，充当了街道清洁工。有一条路叫“蛮人街”（Barbarenstrasse）（欧洲人就被人这么称呼的），还有被叫做“猴子”（Affen）、“听话”（Gehorsam）、“石虎”（Steinernentiger）或者“大得无边的街”（Unermessbar grosse Strasse）；特别奇怪的是，最繁忙喧闹的大街被称作“长安街”。一头不通的巷子，被称作死胡同，否则被称作活胡同。连宫殿和庙宇也有怪里怪气的名字。皇帝的宫殿被称作天安，皇后的宫殿被称作地安，孔庙里的大殿被称作紧张地思考，一些城门的名字为：伟大的洁净或者永久的和平，还有永恒的处女。
一般人永远也见不到紫禁城里的宫殿，只有皇子、鞑靼将军或满洲太监是例外，哪怕大国的公使也从没见过皇宫的模样。几年前，偶尔在新年庆典的时候，举行过觐见仪式，那也只是在空的、离皇帝日常起居很远的大厅里。满洲宫廷侍卫把所有未得允许者都挡在了大门之外，尽管如此，还是向欧洲人敞开了外围的、或者位于次要位置的皇帝之城。绿荫覆盖下的皇家花园构成了紫禁城的大部分，里面有人工湖，湖上雕塑装饰着高高的大理石桥，还有人工小山，山顶有寺庙，还有以绿屋顶为标志的衙门和各种正式建筑。
橘黄色的琉璃瓦屋顶从紫禁城的红色城墙里伸出来，这就是皇帝的宫殿。北京的大多数房子是以灰色的煤砖作屋顶的。外交部——被称作总理衙门、外国公使馆都坐落在以前的皇子或大官的居所里。若欲一睹其舒适的内部，只要看看这些公使馆里的各式建筑、院子和花园即可。以我们的标准，北京值得一看的东西并不多。天坛和中国城最南面的地坛是例外，还有耶稣会士的观象台、众多的宝塔。大理石门和桥在中国首都并不多见。要俯瞰这座城市，最好是登上天主教堂的塔顶，或者漫步在宽阔的城墙上。至少在那里不受可怕的尘土和拥挤着的肮脏人群的困扰，天气晴朗的日子，官员们也逃到那里去散步，不过他们不是牵着小狗，而是带着一只猎鹰、一只金丝雀或是一只鹌鹑。从高处看，北京显得可爱多了，因为高高的围墙围住的官员宅第，隐在围墙的后面，从城墙上则至少可以看见其花园绿树间的房屋顶，每座大宅都有花园。北京这所花园城市最易映入眼帘的是皇家的黄色琉璃瓦屋顶，以至于某一位法国人说过，从城墙上看北京，它就像一个plat d’epenard aux oeufs——一盘菠菜，中间是蛋黄。
比外表有趣得多的是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皇城里的官样生活则难得一睹：根据官阶的不同，官员们衣服前胸绣着相应的花纹，背对骡子，坐着骡车，身后是一队仆人和随从；或者坐轿子，按照级别，有两人、四人或六人抬着；还有就是满洲八旗兵、衙门跑腿的以及政府雇员。鞑靼城的街上死气沉沉，中国人才是生意和交通的主力，而他们不允许居住在此，剧院、妓馆、鸦片馆、茶馆也都在被禁之列。
所以，生气勃勃的是中国城。街道中间的车马道路上，人流熙熙攘攘，从一个货摊挤到下一个，买卖兴旺，有叫喊的，有挥动手臂做手势的，比那不勒斯还要热闹。望不到头的一长队的骡子牵拉的两轮小车，一起一伏地行进着，随时都会交通堵塞；鱼、肉、毛皮、瓷器和蔬菜市场一直拥挤不堪，偶尔还会执行可怕的死刑；在四方形的太阳伞下，是流动的手工匠、理发匠、小吃摊等；乞丐桥边蹲着无数的乞丐，其中好些人肢体残缺——瞎眼的、瘸的、患麻风病的，遍体是伤，不断地喊着“kumscha”，求取施舍。作为这一幅色彩缤纷而热闹异常的奇怪画面的背景，是很多珍宝商店、甜食店、饭馆、形形色色的旧货店。细长的柱子上挂着彩色的木板，上面写满了金色的大字，挂得比那房子还高。屋顶下的一层楼装着栏杆的长廊，非常可爱，房屋的正面，特别是甜食店的正面，装饰着繁复的镀金木雕，只不过被讨厌的灰土染黑了。
在空地上经常能碰到爱玩耍的长辫子们在举行动物竞赛：不仅斗鸡，还斗鸽子、斗鹌鹑，甚至连蟋蟀也派上了用场，赌客们紧张而聚精会神地盯着小动物们的打斗。生命、噪音、鲜活、交通，无处不有，这其中混杂着尘土、垃圾和拥堵，混杂着恶臭和可怕的炎热——相应地在冬天就是难忍的严寒。鞑靼城里安静得死气沉沉，中国城里则又热闹得过了头。中国人身上充满了生命力、生意经和财富欲，尽管如此，鞑靼人却是这座城市和整个国家的统治者。
北京城墙外的名胜古迹比墙内丰富。北面距北京几个小时的地方，就是蒙古高原的边缘了，这之间覆盖着森林的山坡上，掩藏着数不清的寺院、宝塔、陵寝和庙宇，那里还有皇帝的夏宫和宽阔的花园。到了炎热的夏季，外国的外交官和百万富翁都逃到那里去避暑，在那儿举行各种体育活动。再往北走，就是有名的明朝皇帝的陵墓，然后就是伟大的中国长城，它是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中国的边界。
北京的周围
京城向南、向西和向东是一片平原低地，冬日被冰雪覆盖，春秋两季尘土飞扬，毫无吸引力，夏季的大部分时间里则大面积地被水淹没。白河及其数不清的支流就在这一马平川上奔流，一点儿也看不出这里已经临近大都市，而且是地球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帝国的首都。如果从北京出北门走，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眼前扇形排开的是一圈风景如画的山峦，山峦绵延至蒙古境内，这里是中国皇帝最喜爱的狩猎之地，也是中国的大人物、外国公使、北京的欧洲侨民等魂牵梦系的避暑胜地——如果他们想要逃离酷暑季节的话。在走过北郊肮脏拥挤的小镇后，映入眼帘的是征服者留下的上千年的异域文化的痕迹。到处都有宏大的公园、消夏的房舍和中国式别墅，再加画般美丽的庙宇寺院，还有皇帝和亲王的宫殿。山顶上耸立着好几层楼高的宝塔，只要是风景美丽的地方，或者说绿茵遍地的地方，就会有一座寺庙。僧人们很乐意出租他们的房舍给外国鬼子，所有在中国常驻的外国外交官和欧洲人，都会将这里作为他们中国生活的最美丽的回忆。一到夏天，人们就都跑到这一炫丽的地区来。排在首位的是皇家宫殿，山下就有一所宫殿，这是我在亚洲所见过的最美的宫殿，即著名的万寿山——其含义是“上千年老的山”。
从北京去万寿山郊游，不存在摔断脖子的危险，这在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帝国土地上是很少见的。因为去万寿山的路是皇帝的御用道路，所以维护得极好。沿着路边是一条宽宽的水渠，渠边绿树成荫。这条渠将万寿山的多余湖水引入北京，汇入皇城里的水道湖泊。这么舒服地骑马，这在我贯穿中国的旅行中还没有过呢！路边每一百米就有一座满洲兵驻守的哨所，他们保证在皇帝出行的时候，没有外人使用这条路。每个哨所的大门口都竖着六支带红色马鬃的长矛，旁边还有挂着绳子的绞刑架，不过它不是用来吊人的，而是在天黑之后用来挂灯笼的。
路边不远处的农舍、村庄、寺庙、桥梁、园墙和庄园等，都维护得非常好，洁净异常，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在破败的中国，还以为在世界的他处，这是欺骗性的布置，为的是骗过皇帝，让他对其庞大帝国的真实现状无所了解。就连北京的周围都是大片的废墟，那么，在广袤的其他区域里，又能好到哪里呢！当我离开了这条路，前往拜访五塔寺，路上见到就又回到了老样子。五百年前，永乐皇帝为尊崇菩萨而花费巨资建起的这一雄伟的古建筑，现在差不多已成了废墟，庙前的皇帝纪念碑已经倒塌，巨大的两米高的石龟已经被泥土和碎石掩埋了——纪念碑本来就是立在石龟背上，庙宇的屋顶也已经坍陷。在废墟里住着一位衣衫褴褛的长老，只要几文钱，他就把最后一块祷告板卖给了我。纪念碑本身是石制的，上面雕刻着上百个佛像，在纪念碑最上面的一层平台上，竟然还保存着五座精美的宝塔，然而通往宝塔的阶梯已经完全塌了。再往远处看，左右几英里之外，除了废墟，还是废墟。这座庄严而珍贵的庙宇，这一中华帝国的骄傲和中国文化的珍宝，已经倒塌，成了一片荒野废墟，如同几年前我探访见过的乌玛尔（Urmal）和帕伦克（Palenke）。美妙的铜器、祭器和大钟散落在田野上，一半埋在土里，没有人关心。多么壮美而平和的一幅画面啊，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的文明和财富！但是中国人不懂得抵御入侵的敌人，最近一次就是可怕的乌合之众——太平军。太平军尚对此还有所敬畏，更糟糕的旺达尔人——英国兵和法国兵——他们烧砸抢，最后掠劫一空。对中国的这场战争将在这两个民族的历史上留下永远的耻辱。原本只要施压给中国人、促动皇帝就够了，出于愤怒而有意把如此美丽的宫殿、庙宇、避暑园林、桥梁、纪念碑和陵寝统统摧毁，这无疑是犯罪行为。
再回到皇帝之路上来，走到北京和万寿山的中间路段时，我看到一座皇家的寺庙，这里是时而骑马时而坐轿子的皇帝小憩饮茶之地。我注意到，路旁水渠的另一边，有很多低矮的建筑，围着泥墙，沿着水渠，伸展出去有一公里之长：这是满洲八旗兵的兵营，好几千人穿着色彩艳丽的军服正在演习。再往前是一座高高的木头牌坊，这里就是万寿山的园门了，当然禁止所有外人入内，不管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几公里长的砖墙围住了整个避暑的宫殿。满洲卫兵驻扎的营房也越来越多，我还看见在每一所房子前，除了竖着的长矛，旁边还竖有与长矛同样数量的长杆，头上有锋利的钩子。这个工具是用来对付爬上墙的好奇者的——钩住他们的裤子，把他们拽下来。
骑马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了满人村庄——万寿山，就在这同名的山下，是一个满人的样板村庄。要是整个中国都像这个村子这么干净、这么富裕该多好啊！而对于一个有现在一半好的政府来说，都是多么容易办到的事情啊！要是跟从前一样，有好皇帝和诚实的官员统治中国，那该多好啊！村庄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哨所，哨所前面是一个广场，广场上站着形状怪异的骑兵。这里直接通向庄严的皇帝避暑宫殿，大门口矗立着两个巨大的铜狮子。当我在广场中间站定的时候，几百个好奇的满人和中国人把我围挤住了，对我用望远镜观看远处山坡上、围墙后面的宫殿，感到极为惊讶，不过没有人敢来骂我，或用石头扔我。
可是我也不被允许进入美丽的夏宫，因为皇帝的家人正好在里面。我只好站在这里观察里面的细节，后来我又爬上一座有林子的小山上，远望着万寿山。我在日本、暹罗和印度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从未见过这样的宫殿群。此时此地，如果再说中国艺术业已毁灭这样的神话，就是无耻。作为西山的最边缘，这里突然耸起一座陡直的山峰，其南面是一泓镜面似的湖水，石雕栏杆和铜铸的动物形象环绕在湖的四周，一片片硕大的荷叶在水中摇曳。最撩人心扉的亭阁，它们亭亭玉立在湖边的花园边沿上，琉璃瓦的阁顶优美地飞翘着。湖后面是绿荫密布的高高的松柏林。两个微型小岛打破了镜子似的湖面，漂亮的大理石桥将它们连在一起，其中的一个小岛上坐落着一座大庙，还有一个高高的、有好几层楼的宝塔。塔下的水边是一艘很大的白色帆船，船上还有两层楼的房子。仔细一看才明白，这条怪船的基座沉在湖底，它是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是皇太后最喜欢待的地方。太后和皇帝都住在避暑的宫殿里，那是太后为了更好地看管住皇帝，主持中国政务的其实不是皇帝，而是这个怪异的女人。
比湖光山色和亭台楼阁更令人惊异、更了不起的是矗立在陡峭山坡上的宫殿群。从湖岸边伸展出垂直约三十到四十米高的峭壁，上面是一片宽阔的石头平台，在后面更高处的平台上，耸立着一座美丽的宝塔，它带有四层橘黄色的琉璃瓦飞檐，塔尖是金色的。宝塔的外墙覆盖着绿色的琉璃瓦，装饰得繁花锦簇。宝塔的两边还有无数的小庙、房子和小亭子，由宽宽的台阶相互连接。在松柏的浓荫下，随处可见铜塔、坛子、花瓶等价值非凡之物。
山南有一条路通往一处凸出的巨大岩石。这里有一座宽敞而通透的房舍，三层的灰瓦屋顶，架在粗大的红漆圆柱上，远远伸出去，形成了宽大的游廊。平台的前面是高高的杉树，我就在这样一棵杉树下，坐在一张红木的扶手椅上，旁边是一张小桌子。人们向我介绍说，这处房舍是皇帝平时住的，他大部分数时间都坐在前面的平台上。当我问起太后平时住在哪里时，他们回答说，她总是在园子里星罗般的各处房子不断换着住，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
皇帝的别墅，有一条宽阔而洒满阳光的路，看上去像是水泥路，通向山顶。山顶上是真正的皇帝住地，一座带圆拱形窗户和大门的宫殿，橘黄色亮丽的琉璃瓦覆盖了整个墙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正当我把望远镜对着它时，它前面空荡荡的路上出现了一队穿着鲜艳的人，中间抬着一个坐着的人，他身穿黄色衣服，他的头顶上撑着一把大红的遮阳伞；自下而上，又有一队穿着鲜艳的人越走越近，抬着一个穿红衣服的人，直到两队人马面对面停了下来。我身边围着的人告诉我，后一个是皇帝，而穿黄衣的是皇太后。
与所有北京附近皇帝和亲王住的宫殿一样，万寿山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距离万寿山一公里远的夏宫及其占地广大的美丽花园也被毁弃。在过去几年里，皇太后又让人把这一避暑之地重新修葺。也正是在这里，海因里希王子首次以主权国家王子的身份受到了天子的接见。
中国长城
在大多数到过中国的旅行者中，很少有足迹迈出上海前往北京的；而到北京的旅行者，又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去过长城。令人赞叹的三千三百公里长的真正长城是看不到的，只能看见其中的一小段。前往长城的旅程实在称不上舒适，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坐在坚硬的骡子背上，穿越石头和沙漠，爬过荒山，在简陋而肮脏的中国大车店里过夜，被太阳晒得焦黑、筋疲力尽，就算能返回北京，还不见得四肢健全呢。仅仅为了看一看长城，值得吗？忍受这一路的艰辛，就不仅仅是为了长城，而是为了了解内地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为了见识伟大而壮美的中国山川景色，为了站在长城上眺望蒙古，那里住着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子孙。这样的一路辛苦太值得了。
单是在北京与长城之间的宽阔军用道路上的经历，就足够引人入胜了，因为这条路是中国、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之间的货物集散地。我和我的翻译骑着小毛驴离开北京，向北面的蒙古方向行进，在城门口费了很大力气才挤出来，因为几千头骆驼驮着各色的沉重货物，每天都齐聚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出发，前往遥远的西伯利亚。在前往南口——蒙古高原群山的南坡——的四天行程中，我遇到无数的骆驼队，每队一般有六到八头，也有二十到三十头骆驼组成队列，在宽脸细眼睛的蒙古人带领下，排成一列纵队，缓缓而行。骆驼至今仍是这条国际交通线上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它们把价值几百万的茶、中国丝绸、服装、刺绣、各种工业品带往北方，又把煤炭、驼毛、兽皮、石灰、苏打、纸张等货物带运到北京。除了骆驼队，我还碰到过骡子队，但是很少有车，特别很少见到有充气轮胎的大车和重型的牛车。我在有关中国的各类书里读到过，这条世界贸易之路的路况实在太差，车子根本无法通行，从南口穿过群山到长城边的张家口的这一段，哪怕是骑骡子都有生命危险。直到十年前依然是这种情况。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路况也得到很大的改善，现在从北京到蒙古，已经可以坐车前往。当然不是四轮马车，而仅仅是没有减震架的两轮车，行驶在路上，能把乘客的骨头都震出来。要是走到特别陡的地方、或者到处是岩石的路段，就得把轮子卸下来，把车体用杠子架在前后两头骡子的身上。路况好转之后，在给这种特殊的“轿子”装上轮子，把它重新变回车子。
离北京越远，这片广阔的平原就越荒凉。北京的周围都是农地、无数的村庄、花园、皇亲贵胄的园林、寺庙、宝塔和公园。中午时分，我走近一条汹涌的山间河流，河上有一座美丽的大理石桥，周围荒芜一片。很多山溪在雨季时涨水，把附近蒙古的群山中的石头冲刷下来。这些年来，这一地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美丽如画的起伏山峦围绕着平原，到处找不见一个缺口，一个隘口，好让人通过，前往蒙古。一直到接近南口的时候，我才找到一条路，沿着狭窄的白沙河，趟过水流旺盛的山溪，深入山间。这条河流进入平原的地方，就是南口，我的第一个目的地。
南口是个小小的中国人的巢窝，一共只有一条大街，大街上每两座房子就有一座是大车店，给骆驼队、骡队或马车队提供住宿。晚上这里聚集了所有来往于西伯利亚的旅人，次日清晨，他们要么赶往北京，要么向北攀越长城上艰难的南口关隘。方圆几百公里之内，再也没有其他连接北京和西伯利亚之间的道路了。几年之内或许就会不一样了，因为在北京和西伯利亚之间建造经过蒙古的铁路，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迟缓而坚持不懈的俄罗斯人，已经得到建造这条铁路的许可。从西伯利亚和蒙古以及世界各地来的人流和货物，暂时集中在关隘的北端，或者说在长城的大门口，即蒙古的张家口。
如此重要的南口地势，中国人几百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他们不仅把南口用高大而坚实的有门楼的墙围起来，还沿着左右两边的山，筑起了墙，把山谷也围了起来。这是针对蒙古人的长城的一部分，这种高墙无法抵御我们的现代武器，但是在从前，防御只有弓箭、长矛、盾牌的游牧民族，长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简陋嘈杂的中国大车店住了一夜之后，太阳刚刚升起，我就继续赶路了。在到达高山、也就是真正的长城之前，又经过两个类似的关隘。尽管我已触摸到群山的高度，所以也可以说已经到达长城；或者至少可以标榜，我已经抵达长城的“前堡”，这里比西北方向、两天路程之外的长城更雄伟高大，维护得也更好。
长城的道路伸向一座陡峭的山岩夹裹着的峡谷，狭窄的道路紧贴着深渊，下面就是翻滚的激流。这奇伟的第一处景致，加深了人们的第一印象。登上海拔六百米的隘口，抵达著名的八达岭之前，这里的山岩上有一个巨大的塔楼，一个斜坡伸向城墙。站在这上面，我才感觉到长城的巨大威力。与大多数中国的城墙一样，对抗蒙古人的长城也是土垒的墙，两边从上到下都贴着巨大的方石，石头之间互相严丝密缝，经过了几百年的岁月，长城至今依然少有缝隙。墙体的底部有十八米宽，十一米高，城墙上面以石头或烧砖铺地，防卫墙之间的宽度是五到七米。
防卫墙是以半米长、一英尺宽的砖头砌成，离地面大约一英尺半高的地方设有枪眼，相距三米的巨大城垛之间，安置着火炮。十几门火炮躺在那儿，连炮架也没有，炮身已经锈蚀，因为长城整个地区已经没有驻防了，距离一百五十米远处有一座塔楼，同样也无人把守，成了蝙蝠和害虫的藏身之处。
从我所站的高处可以看到长城绵延数公里长，它像一条巨型的石化了的蛇，向东、向西延伸，爬上陡峭的高山，直至令人目眩的高度，蜿蜒至深陷的山谷，根本不在乎地面的状貌。对长城来说，没有一座山高不可攀，没有一道谷深不可及，没有一条河宽不可涉，它征服了所有的这一切。每块花岗岩、每块重一百公斤的大砖块，都要从很远的地方、经过无人居住的荒凉地带运来，然后还要运往陡峭甚至无法攀至的高处。这个三千三百公里长的长城，用掉了多少花岗岩、多少大砖块啊！我曾经到过长城的开始段、即黄海之滨的山海关，跟在这里一样，我也深深地惊异于其墙体的宏伟坚实、其塔楼的高大坚固，惊异于那伸延入海的防御城堡。为了建造防御城堡的地基，装满铁块和岩石的大船被沉落在海里。长城有的段落比较高耸坚固，有的段落就比较差，有的段落就是简单的土墙，但是在这里，在八达岭——蒙古和中国之间的要道，墙体维护得非常好，哪怕是到了深入云天的山峰之上，也有坚固的塔楼作为防卫。
极目远眺，长城随着群山伸向天际，把蒙古草原和中国的荒凉山坡踩在了脚下，但这只是第二道，是内长城，建于7世纪，四百年前的明朝重修的。为了建造长城，一百多万人被征至边境服役。内长城与外长城从北京外的东北方的最前端分岔，到山西西部、靠近黄河之地，重新会合。
真正的长城，即中国人所称的“万里长城”，长达一万里，它从南口向西伯利亚方向蜿蜒，这一段需要两天才能走完，再向前延伸至商贸大城市张家口——俄罗斯称之为张家口，由此进入蒙古，从黄海之滨直至帝国西部的戈壁沙漠。它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为了抵御蒙古人的不断入侵而开始修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反复地重建、完善和加固。
它的总长度为三千三百公里。差不多是从乌拉尔到西班牙的距离。根据耶稣会士门多萨（de Mendoza）的记载，为了建造这件奇伟的工程，“征调了三分之一的臣民，附近的居民可以在家的附近服役，而远途而来者，差不多都死于长途跋涉和水土不服了”。
1655年到1657年间，东印度公司代表Peter de Gojern陪同大汗——现在统治中国的清朝当时的领导者——一起到达北京。他于1666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游记里写道：
建此奇迹般的工程，皇帝不仅是在中国与鞑靼帝国间建造了一座隔离的高墙，更是阻止鞑靼人入侵所采取的必要手段，为的是将强大的敌人阻挡在帝国以外。他令如此众多之人服役，使整个工程在五年内得以竣工。
皇帝令十分之一的男子穿越帝国，而最终只有其中的五分之一抵达，他们必须每日筑墙。整个长城都是用石块垒成，无一丝缝隙裂痕，极其坚固。因为皇帝下达了律令，墙体任何一处若能插进铁钉，建造者即被处以绞刑。
皇帝的一句话，就足以使几百万人行动起来，几百万人离开家园和亲人，前往大帝国的北方边境，在物资匮乏的状态中服役多年。几十万人在那里丧命，根本就没有薪俸和补偿，但他们仍然牺牲自己，因为这是皇帝的命令。与此类似的是苏伊士运河的建造，尽管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类将人们聚集起来劳作的情形能否再次出现，是很可怀疑的。在中国，皇帝的话在紧急状态下仍然是法力无边。尽管有如此多的经济失误、如此多的穷困、如此多的分崩离析、如此多的揭竿而起，但今天的人们依旧眼望北京。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我到处都能感受到这一点。尽管经过这一次对日本的战争，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实力和抵抗能力信心大为受损，但我还是觉得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被低估了。当人民大众确信帝国遭遇到了真正的危险，中国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战胜了，就像这次被日本人所战胜的那样。
和平征服则更容易实现，这是指对中国的贸易、交往和开发，要抵御住这些，中国的长城是无能为力了。曾经那么勇敢的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席卷了整个帝国，今天不是安安稳稳地牵着骆驼穿越长城到中国吗？蒙古的王公贵族不是成了中国皇帝的附庸封臣、不时到中国来纳贡吗？
不是蒙古人威胁着中华帝国，而是北方边境的民族——俄罗斯人。中国没有防御他们的长城，而经过南口关隘的中国和西伯利亚之间的交通，十年之内就要被火车取代了。
摘译自Ernst v。Hesse-Wartegg，China und Japan，Leipzig，Verlagsbuchhandlung von J。J。Weber，1900，pp。241-254，pp。278-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