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案语]
福兰阁（Otto Franke），1863年9月27日生于东普鲁士安哈特的哈茨小镇Gernrode，出生的前一年，他的父亲被选为该镇的镇长。父亲期待着他能够攻读法律，但福兰阁却对人文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在弗莱堡大学、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读书，最终于188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梵文方面的研究。
在那个时代，人文学科学生毕业即意味着失业。捧着崭新的博士文凭走出校门，福兰阁并不知道就业的方向在何方。1887年，供职于外交部的朋友向他透露，部里可能会需要一批翻译人才，尤其是东方语言会受到欢迎。“这个消息像电击一样刺激着我”，福兰阁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的规矩，要想跨入外交部的门槛，必须具备法律学的文凭。这年的夏天，他去柏林大学法律系报了名，同时学习汉语。幸运的是，这年的10月，柏林大学开设了东方语言的Seminar，当时这个班是受到大学其他专业的人的嗤笑的，大家觉得，那不是一个正经的人文学科。但福兰阁不管这些，渐渐地，他对汉语学习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法律。
福兰阁再次福星高照，1888年7月，也就是说，学习汉语还不到一年，他就被外交部看中，选派到北京的德国公使馆担任翻译。这说明，德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汉语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抢手货。
1888年8月6日，福兰阁从柏林乘船起航，9月9日抵达上海。在短暂逗留的六天里，他对上海获得了初步的印象，这一段印象，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里化为半页纸的记录。从1888-1901年，福兰阁流转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厦门领事馆的翻译职位上。
这里选译的内容，极具价值：涉及驻华德国公使馆人员的构成，为还赌债而不得不充任外交官的内幕，说明德国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也为日后双方的外交摩擦埋下了祸根；涉及中国官民对外国人的态度，中外人士私下交往而公开场合假装不识的尴尬，则折射出当时北京的保守政治氛围，最后连勇敢而通达的曾纪泽也不得不放弃许多外交往来；最后还涉及中日甲午战争的内情——包括三国干涉还辽、战后借款等等。
福兰阁对外交部的官僚主义厌烦了。1901年返国休假之后，他脱离了外交界。李希霍芬男爵非常赏识这位年轻人，推荐他去文化部任职。福兰阁碍于前辈的面子，勉强前往文化部面谈，但在等待了半个多小时还见不到接待者之后，他拂袖而去，开始了他作为一个汉学家的辉煌学术生涯。1909年，他被汉堡的殖民地研究所（汉堡大学的前身）聘为德国境内的第一位汉学教授。1923年到1931年担任柏林大学的汉学教授。其五卷本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成为至今无人可以超越的学术著作。
他的回忆录《两个世界的回忆》写成于他逝世前的一年，即1945年。在该书的前言里，他解释了书名的寓意。它代表着他所经历的空间上的东西方世界，时间上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两个不同的世界，精神上的外交事务性的世界和汉学的学术世界。2009年，他的日记和影集整理出版，书名为Sagt an，ihr fremden Lande。
文中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1888-1889年的北京
9月22日，我们抵达通州，可惜已经太晚，不能当天赶到北京。天一黑，城门就关闭，迟来者再恳求也无用。通州是个破败极快、到处布满肮脏垃圾的城市。它曾经是大运河的终端，而大运河是帝国首都、宫廷、军队以及百万民众的生命线，它将长江之滨及长江以南省份出产的大米和其他粮食输往北京。在运河还起作用的时候，运河也就得到必要的维护，通州就是个重要的交通之地，其情形自然也好。而现在稻米的运输几乎全经海路由蒸汽机船完成，大运河和通州随之而衰败。因为无法下决心去气味难闻的客栈过夜，所以我情愿回到船上，等待天亮，无数的帆船拥挤在一处，由此产生的噪音、气味和画面也令人不快。一对年轻的法国夫妇跟我结伴前往北京，我们一起度过了这路途中的最后一夜。次日清晨，我的仆人已经备好了装行李的骡车和驴子。七点半钟，我们就上了路。到11点的时候，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北京的巨大城墙，9月23日的11点半，我站在了德国公使馆的门前。
第一眼看到雄伟的城墙、城门、塔楼以及坚实的雉堞，那种感觉真是惊心动魄。对我来说，这个由十三世纪的世界统治者蒙古人建造的巨大防御设施，是亚洲权力意识的标志；特别对外来者来说，它所代表的统治意志是不可估量的，是崇高和威慑的混合。如今，城墙因为建火车站的缘故被开了缺口，火车呼啸着在墙边驶过，这种崇高和威慑感也就不复存在了。当然，从强烈的惊异感中回过神来之后，就是极度的失望：没有铺设的路面，无人管理的街道，尘土和烂泥深及脚踝，到处弥漫着路边阴沟的气味。挤过拥挤吵闹的车流和人流，觉得自己简直是被流放了。渐渐地习惯了这一切，明白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这是一个谜一样的世界，就连养尊处优的欧洲女士也会说出这样的话：“到北京时流泪，离开北京时也流泪。”离开时流泪的结局，主要与那时的社交生活有关。
外交部已将派遣我来的事通知了公使馆，所以他们已经事先知道我的到来。公使巴兰德先生，对于自己未曾要求而人员得到充实甚感惊奇，其他各位的惊奇程度也不在他之下，人们对我这个柏林培养机构的首个成果表示了不信任式的好奇。巴兰德先生手下的公使馆秘书克林德是从翻译做起的，后来他在1900年的义和团骚乱中悲惨丧命。还有一等翻译林茨博士（Dr。Lenz），他是阿恩德先生的后任。两位比较年长的同事葛尔士先生——他后来任驻曼谷的公使，还有郎喀先生——他去世较早，他们都还在做实习翻译。外交部当年有一种理念，事实上它也是这么做的，即除了林茨博士，我这里提到的所有的人都是退役的少尉，而职业转换的主要原因是赌债，这里的收入很不错。他们本可以不到这种偏僻的地方任职，而现在不得不来到这里，所以这些先生的语言充满了刻薄的幽默。我向林茨博士报到的时候，即感受到了他们所有人的观点。这是一位粗暴无礼的先生，自以为是唯一懂行的人。他告诫我，“把柏林学的那一套胡扯的玩意儿忘掉！就是立即把在格罗贝（Grube）课上学的东西忘掉！”我的两位同事虽然说得没有这么绝对，不过意思也差不多。这让我明白，必须把自己科学研究的喜好以及自定的目标锁到内心最深处。巴兰德先生却不同凡响，在东亚事务上的丰富经验、对西方与中国交往历史的了解，无人能出其右。他也明了如何在中国这样的陌生世界里行事，除了语言之外，还要学习研究这个国家的概况和历史。他本人就是努力这样做的，只是没有时间学习语言，所以他充分理解下属对科学研究的坚持，在不影响公务的条件下，他总是给予下属以方便。巴兰德先生在1861年就参与了前来东亚签署通商条约的艾林波伯爵普鲁士外交特使团，其后曾任普鲁士领事，又作为北德联邦的总领事为家乡谋利益，他于1872年被任命为驻日公使，1975年至今，担任着驻华公使。他为保护和促进德意志商贸利益——那时我们还没有政治上的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中国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充满尊严的形象，长长的白胡子和可爱的举止，他敏捷而自信的亮相以及丰富的知识，使他成为北京社交场里无可争议的中心。他多年担任外交使团的团长，并在此任上，针对当年还甚为普遍和公开、有时也是隐蔽的中国人的抵制，为整体的西方利益倾注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他的这些政治作为，后来还招致了某些同行的敌意，而眼下整体的西方利益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当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为谋求各自利益而陷入互相敌对状态的时候，这种敌视必然在远东体现出来。巴兰德先生在后来的《回忆录》里也谴责了放弃“共同代表共同利益原则”而代之以“人人为己”（chacun-pour-soi-politik）的政治策略。这是1893年他离职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不认为有关此事的程序是无可挑剔的。在不久以后欧洲政治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苗头，其根源是非常深广的，很快就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故而那一原则的放弃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巴兰德先生，还是任何一个其他人，都是无法阻止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德国的利益并未因为巴兰德先生的政治原则而受到损害，他的四个后任，我都认识，没有一个比巴兰德先生更好地代表了帝国的利益。无论是德国邮船航线的开辟，还是1889年德华银行的建立，无疑都得益于他的帮助，比起他的后任来，德国商人的愿望和疑问都在他这里得到更多的关注，而那些人认为这不属于他们的分内之事。
对我而言，公使馆的工作是全新的，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一开始并不觉得很吃力。翻译研究生或实习生来这儿的目的，首先是获得语言和国家概况方面知识的培训。如何获取必要的知识，却由他们自己决定。每人都有一个中国文士作为老师，每天侍奉左右。一年以后举行第一次考试，再后面一年举行第二次考试。我因为已经学过，所以比其他人的程度好得多，可以马上与中国人一起进行正常工作往来。我们的另一项工作是抄写公使馆的报告、草拟给领事馆的指示以及其他公文。那时还没有打字机，电话也没有，电报只是有限地使用。两家垄断企业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和大东公司（Eastern Extension）把向欧洲发报的价位定得奇高（约7.50马克一个字），往南的中国线路是国营的，政府机密因此得不到保障。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事情，我们都把电报——特别是私人信函——通过俄罗斯骆驼邮路发到恰克图，从那里再由俄罗斯邮路继续发送。无论如何，可以用普通价格在18-20天之内把消息发送到德国。从上海的欧洲邮局发一封信的话，需要6周，冬天要8周时间。虽然我们常常为这种没完没了的抄写恼火，但我很快认识到，抄写是一种极好的学习方法。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了解正在发生和进展的事务，另一方面还学到了公文的书写风格，这在以后的工作中都要用到。一些要做决定的事情，就留待公使或公使馆秘书以及一等翻译去做。我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跟我的中文教师在一起，用威妥玛编的教材学习中国日常会话和简单的书面语。实际运用和练习语言的机会很多。此外我还非常努力学习驾驭法语和英语，因为掌握这两门语言是必需的。尽管各个港口都把英语作为正式的语言（Lingua franca），但在北京却还是说法语多于英语。在社交场合还有不少人懂德语。对这两门语言的掌握程度，我已超出了平均水平。后来在天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很是得意。我为一位英国女士拉椅让座时，她把我当成了英国的高级海员。北京的社交圈里没有对外贸易的位置，它主要由以下各类人士构成：各个公使馆的成员、中国海关的高级雇员，这些人基本都来自西方各国，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不被接纳的。直到今天，其领头人物仍是爱尔兰人赫德爵士，他是海关总税务司，被称为I。G。，即Inspector General。不管从哪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一个出色的组织者，他平稳地领导着自己所开创的模范性的重要机构。他以专制君主般的无限权力，领导着分散在各个港口的雇员：他可以任命官员、给官员发薪，提拔、调动或解雇他们，只要他觉得正确就行，不需向任何人解释。尽管有这样特别的许可，他却从未滥用过权力，虽然他的某些决定可能会让外人觉得奇怪。赫德爵士在选择和提拔官员的时候，没有任何偏见，平等对待各种国籍，当然，因为英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英国人的地位肯定最重要。他是个非常节约而朴素的人，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极为友好，这很让人惊异。有人甚至认为，他对我们简直就像伙伴一样。在他的工作范围内，他不受任何一个公使、甚至不受他的雇主中国政府的影响，由此外贸从中获益匪浅。我也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外国政府试图改变海关的主管，只有法国是个例外，其代表曾在90年代煽动过，让一个法国人取代赫德爵士的位置，却未能成功。
在这种环境下，北京的社交圈比任何地方都国际化。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二十到二十四人的晚餐，参加者的国籍有八到十个。尽管如此，这里却保持了最美好的和谐，如同一个家庭，当然这是巴兰德先生所极力主张的共同政治精神主导下的结果。虽然在这里人们不得不放弃看戏、听音乐会诸如此类的艺术享受，但这一损失用一种令人激动的欢快生活来补偿的：欢迎仪式、聚餐、舞会、野餐、骑马郊游、惠斯特牌局，一个接一个地举行，我们时常一个星期没有一个晚上或下午是在家里度过的。由于街道状况的关系，交通工具只有骡车或轿子，两者都有各自的缺点，所以很多人情愿步行，但是黑天里只能用灯笼照明，一般是让仆人提着灯笼走在前面。那是女士们的黄金时代，因为她们人数很少，所以在舞会上非常抢手。虽然她们都已婚，而且年纪也不轻了，却还是高高兴兴地调情说笑。要是偶尔有年轻姑娘加入进来，那就像平地刮起了暴风，这就对她跳舞的持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一次，一位年轻的美国女子绝望地叫道：“You are killing me with kindness。”由此我曾提到过的离别的眼泪就容易理解了。事实上也真是令人感动，各民族混合在一起，在一块中立的地板上磨合，加深对人的认识。遇到盛大的庆祝活动，也常邀请中国的大臣们参加，他们带着仆人出席，仆人大多待在前厅里。由于女士们在舞会上不愿放弃自己如画般美丽的裸露，这幅画面就引起了糟糕的效果。中国人见到这一场景就呆住了，这一场景把喜怒不形于色的东方人弄懵了。他们一再地私下里问我们，这些女子是些什么人，在公开场合脱得光光的，她们不会真的是这些先生的夫人吧？这令人难以置信。那时候，我就觉得这种做法不够聪明，不该忽视这个国家里的观念，也不该以忽视女士们的尊严作为代价。
这里的物质生活以及日常家务事的管理比欧洲要简便舒适得多。作为年轻的外交员，每人都有四到五个仆人，他们把必要和不必要的事情都照顾到了，每人还至少有一匹马，还有一个整体上优等的厨房。粮食之便宜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食品品种多样，质量极佳。冬天蒙古人从草原带来他们的猎物——上千的羚羊、兔子、野鸡、雷鸟，都冻得结结实实的。北直隶保定府的湖泊里出产非常棒的鱼，附近的农民送来家禽、羊、蔬菜和水果。赫德爵士还从辽东湾的牛庄海关弄来牡蛎，装在大口袋里，数量多得吓人。我们喝的是法国葡萄酒，特别是香槟，都是免关税进口，所以价钱比在德国还便宜。但是赌博的“魔鬼”也混进了社交生活，且畸形发展起来。惠斯特牌的赌注越玩越高，这也就算了，连赌纸牌也于1888-1889年的冬天在年轻人中蔓延开来，其结果是赌债跟他们的收入不成比例，欠债无数。我自己在这轮赌博中幸好不输不赢地过来了。巴兰德先生的家是好客之家，只要有优秀的德国人来北京，都住在他家里，我也借机认识了一些有意思的人物。每个礼拜六晚上，公使馆的成员和其他正在北京逗留的德国人都被请到他家里参加晚宴，而且是完全德国风格的宴席。外国人也有机会享受他的好客之道，比如，克林德先生的朋友、著名的美国旅行家柔克义（Rockhill）就曾住在德国公使馆，并且他就是从这里出发，于1888年开始了他的西藏大探险。1888年秋，巴兰德先生还接待过很高贵的朋友来公使馆住宿，而这次来访差点酿成一桩外交公案。
这位朋友就是冯·巴第（von Bardi）公爵，有名的帕尔玛（公国）线上波旁家族的子孙以及他的夫人，他们带着随从在环球旅行途中经过北京，住了一个礼拜。鉴于中国大臣们的建议，公使想带他们看看天坛。这是中国人最高等级的祭祀之地，是国家宇宙观充满力量的表达，毫无疑问，这是首都所有景观中最值得一看的地方。然而，这里从来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因此当中国人提议参观此处的时候，我们的惊喜就更大了，公使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去。我们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天坛大门口，却见到一大群官员，上前向我们道歉，不允许我们进去，因为我们中间有女士在场。后来才知道，是太常寺，这是一个小机构，祭祀部门，它从一开始就决定阻止我们前往参观，才找了“女士在场”的巧妙借口，因为按照中国礼仪，女人是不允许参加国家祭祀活动的（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先例，女子甚至可以执行这种牺牲）。巴兰德先生觉得自己在外国客人面前丢失了面子，非常愤怒，要求对方为这种人格羞辱赔礼道歉。经过长时间与总理衙门尖锐的交锋，在巴兰德先生发出了最后通牒之后，谈判才算结束，事情才算搁置。道歉书倒是来了，然而天坛却还是没有看成。按照我今天的理解，公使的行为是不上算的。当时他应该劝阻女士们留在家里，然后达到参观天坛的目的。以撤回作为威胁，是很险的一步棋，因为几乎可以肯定，祖国政府是不会支持他的这一做法的。
这件事情是当时处理与中国人关系的一个显著例证。英法战争强迫中国人打开了大门，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记忆，特别是三十年前发生的火烧圆明园事件，另外还有他们传统上对所有外族的傲慢态度，人民——至少是整个受过教育的阶层——都拒绝与外国人有任何的交往和接触。接触实际上不可能完全避免，因为大量的仆人、秘书和教师在为外国人工作，因为可以得到高薪，但是作为人，他们站在一堵高墙的后面。与一个识字的人私下聊天，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在街上碰见，哪怕只是跟其打个招呼，都会让他觉得丢面子，因而非常难堪。外国人是施暴的野蛮人，不识“礼”为何物，人们在私下反对外国人，公开场合对他们也视而不见。传统是这样要求中国人的，公众舆论也是如此。在这种氛围下，与他们进行社会交往是不可能的，交往只是局限在官方的会面，极少能遇见温暖的人情，以此来打破僵硬的保守，只有当双方都怀有良好的意愿且彼此信任时，才能做到。不过要进入中国人的私人家庭，还得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也有极少的例外，就是官员中那些作为公使或其他身份较长时间在外国生活过的人。最有名的是当时被称为“侯爵”（Marquis）的曾纪泽，他出身于一个很高贵的家庭，1878年至1886年间曾在伦敦、彼得堡和巴黎任公使。他回到北京后任总理衙门的大臣，因为他能说些英语，很受外交官的尊敬，把他当做沟通的桥梁。他还有令人钦佩的勇气，带着夫人来公使馆参加庆典活动，曾夫人甚至还邀请外国女士和先生到她家里喝茶。不可否认的是，曾纪泽极为大胆的打破“规矩”的行为，损害了他的官场地位，招致了对他的不信任，尽管有深厚的家族关系网络，他的影响力还是降低了。后来他与外国人的交往越来越少，直到完全终止。我只在公使馆见过作为客人的曾侯，没有去过他家。这是我所知道的当年这类交往的唯一一例。
根据我在中国所见所学所阅读的一切，这种状况并不奇怪。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我从一开始就认定并且越看越清楚，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纯粹古典文明的国家，这一古典文明不仅保持下来，而且依然充满生命力。其他地区的古典文明，只能通过文字记录、考古发掘或以其他方式留传下来的片段，来努力拼凑出一幅不完整的复原图，而这里却是活生生的现实，人们可以清醒地认知和体会一切。这个想法让我心中充满激动，因此我愿意为此舍弃、放弃欧洲人所以为的生活舒适。与此同时，我也觉察到这一古典世界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它被不断地排挤和振荡，在不久的将来，必然非转型即消亡，其衰落和分崩离析的表征已经甚为明显。
这一想法一再推动我倾向于从事纯科学的研究，但我也知道，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近年是不可能的。一家英国的大书店，每年两次派人带着出版的新书和古籍，从上海来到北京，只要经济状况允许，我就买进。我的这一举动并不被人理解，为了把理雅格（Legges）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整套原版买下，我不得不请求预支薪水，连巴兰德先生都友善地提醒我，不要为书而增加太多的负担。后来我还是后悔不已，没有多买一些中文书，当时给我们的价钱是很低的，不过那时我确实经验不够。
骑马探访北京附近的众多古迹，一直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尽管我的历史知识还不能搜寻出每一块古迹的来历，不过已足够知晓前朝的故事——也就是鞑靼-蒙古之事，我能够想象出遥远年代发生的事情。简而言之，从北方来的骆驼队，蒙古骑手穿着几百年来式样基本不变的袍子，黏土和竹子建造的农舍，三头以上骡子牵拉的车子，人力抬着的轿子，构成一幅整体的景象，这是我想象中的历史场景的基础。除此之外，这一带的地理风貌也很有吸引力。图画般的寺院庙宇及其周围的美丽树林，以前高官的漂亮墓地，皇家园林的亭台楼阁，当然，这些大多已成废墟。
……
1889年秋，我们又回到城里，我参加了考试。入冬之前，我作为公使馆的翻译被派往天津。我不得不离开北京，这比我预计的要早。
1894-1895年的北京
1894年，葛尔士获准赴欧洲休假六个月，他准备秋天成行，我被选为他的替补。不久战争爆发，我得到指示，前往北京。我对上海的生活已很习惯，环境也很舒适，但回到对我来说更有意思的北方，还是很令人兴奋。我搭乘一艘英国轮船，眼下乘坐挂着中国旗帜的船出行不太安全。船只接近大沽口，船长认为不能再继续前行，因为中国人在入海口布下了水雷，只要知道中国人在这类事情上的疏忽大意，就可以理解这个决定了。这样我们就只好躺在“汪洋大海之中”。同行的一位英国人痛苦地感叹，不知如何才能继续前往天津。时隔不久，一艘中国小船靠了上来，船主招呼说，他可以在水雷之间穿行，将我送往内河。我无法拒绝，我和我的行李上了这条小舢板，毫无遮掩地在八月的烈日下暴晒，每时每刻都有撞上水雷的可能，这期间的几个小时让人焦躁不安。还好一切顺利，晚上我就抵达天津，四天以后，到达北京。
一到北京，我就得知，外交部的通知刚到——中日战争期间，任何公务员不得休假。这样一来，葛尔士先生就只能坚持在岗位上了。而我实际上成了多余的人，不过公使认为我无论如何应该留下。战争在开始时期对我们的影响很小，日常事务甚至还减少了，头几个月可以安然度过，只需作为好奇的旁观者观察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从外表上看，北京没有变化，但是公使馆和各个外交使团的人都换成了新面孔，这是过去五年里人员变动的结果。我发现公使馆里除了前面提到的变化，还来了两个新的实习翻译，是我在柏林上东方研究班的旧相识。申珂（von Schenk）先生从德黑兰来，非常平易近人，未婚，跟他的前任一样，有点单身汉的粗野，工作时则安静而细致，头脑灵活，随机应变。史坦伯格（von Sternberg）先生看上去是贵族中的一类，特意摆出高贵的样子和表现出冷漠的表情，由此来平衡其受封尚不久远的贵族身份。他出生在英国，在任外交职务之前，是萨克森骑兵军官，或许这与他的矜持和缄默相关。只有有事需要告知的时候，他才跟我们说话。他总是远离事务，这倒是与公使的意思完全吻合。
由于在冬天有足够的时间，我们总是骑马出去走访周边的地方。对我而言，特别是在研究了北方和北京的历史之后，这些地方的吸引力是加倍了。李鸿章建立的新军队的失利，让中国民众开始害怕，都担心冬天日本人要来围北京城。外国公使馆的存在倒是令人安慰的，因为人们相信他们是抵御日本进攻的保护。因此现在外交人员到处都能受到友好的接待，与文人和商人交往中是这样，官方交往也是这样。古董商们把他们最好的货带到公使馆，卖价非常便宜，甚至还把古董留在公使馆一段时间。总是听见他们当中有人在说：“东洋人造反了，不知道会怎么样呢！”这可是收藏者千载难逢的机会。那时一些古董收购商本来要到北京进货的，因为战争不来了，当地商人只好降价，并把收藏的珍稀物件也拿了出来。我们买了又买，把钱几乎都花光了，现在柏林民俗博物馆的美丽的铜器和漆器藏品，就是我那时收集的。连外国人的社交圈也不能不受到战争的影响。最激动地做出反应的是英国公使欧格讷爵士（Sir Nicholas O’Connor），后来的驻彼得堡、康斯坦丁堡大使，他坚持要让女士们离开北京，所有英国和美国女士还真的去天津过冬了，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女士随后也去了，只剩下一位德国女士——她是海关官员的妻子——还留在北京，俄罗斯公使馆还有一位女士，叫施米（Mme。Sc），她是一个11岁女孩的教师，人们说她是公使喀希尼（Gassini）公爵先生的外甥女。社交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男性了，舞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惠斯特牌局和英国公使馆里的保龄球。有一回我们还排演了申珂先生的德国喜剧，当然是在施米的友好协助之下。
我们在1894-1895年冬天里的死气沉沉的生活，被一件辉煌而又值得纪念的事情打破了：一次国家大典，一个隆重仪式，皇帝在皇宫内接见外国公使，只有很少的西方人被允许参加。很多年以来，外国使节们一再提出觐见的问题。当1873年2月新皇帝登基后，公使们要求向皇帝递交国书，因而急切希望得到皇帝的接见，这才使得觐见第一次成为现实。而为了觐见的形式和地点又进行了长久而艰难的谈判，因为中国人坚持要按中国的方式（下跪和磕头），这自然遭到外国公使的反对，又因为在皇宫内举行仪式的愿望也遭到拒绝，因此这件事就陷入了窘境。在中国人做了让步之后，终于在6月29日按计划举行了令人满意的觐见仪式，地点是在宫廷外的一座大厅里。此后由于不可解释的皇朝内部的原因，此事又沉寂了好多年，直到1890年12月，中国的新皇帝亲政，他们才又一次主动提出此事。为满足公使们的要求，觐见仪式的具体形式相应做了一些变更，接见大厅则与1873年时的一样。经过令外交使团团长巴兰德先生愤怒的使团内部冗长复杂的讨论之后，觐见仪式终于在1891年3月5日举行，觐见过程进行得有序而平稳。为了庆祝皇家的大事——皇太后（即在欧洲以慈禧而闻名的女主）60周岁生日，在1894年，中国人再一次邀请公使们参加觐见仪式，还要在此插一句的是，这一次的仪式是在皇宫内举行的。由此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接见仪式于11月12日在紫禁城内的一座大厅内举行。与葛尔士先生一起，我陪同公使先生递上德国皇帝的庆贺函。这是装订成书的羊皮纸，上面的文字是用彩色的艺术字体书写的，封面套着白色的皮革，上面缀有金饰以及皇帝的名字，然后装在一只雅致的木盒里，上书一个大大的W，装饰以皇冠。这引起了大家的惊叹，也为德国的书籍装帧艺术赢得了赞誉。在这个领域里要与中国并驾齐驱是很不容易的。公使的致辞先被翻译成中文，然后由跪在皇帝旁边的亲王翻译成满文。答词也是按照这一顺序。出了大厅是宽阔的大理石台阶，眼前构成一幅特别美丽的画面：广场向南伸展到尽头，是黄色琉璃瓦盖顶的高墙，宫殿之城里是一长排的中厅，由三道大门隔断；另一边远远突起的建筑，就是雄伟的太和殿，是皇城里最高的建筑，是天子举行国家祭祀礼仪之处。广场上卫兵围成弧形，他们的前面就是大队的官员，穿着束腰长袍，长袍上绣彩色等级标志。这么宏大的场面，却看不到一丝急躁的行动，一切都按照中国官场的规矩，庄严肃穆、静默无声，真是让人难忘的场景。中国人展现的这种东方威严，真是无人能够企及。后来的一次觐见仪式上，有很多德国高级海员出席，他们着魔似的呆站在那儿，充满了惊奇和感佩，他们认为这种景象在我们那儿是不可能做到的，唯有有着几千年礼仪传统中国人才使之成为可能。我在北京冬天的元月15日元宵灯会上，曾经随着人群在街上和广场上游逛，那是几万人的场所，没有警察，没有城管，但我没有听到一点吵架和骂街之声，没有感觉到一点推搡和碰撞，一切都在静谧和平稳中进行，简直可以说是在优美中进行。在这种场景中，人们才认识到儒家文化浸润到了多么深的地步。觐见仪式（对此我发表了一篇详细描述的文章）之后是宴席，由总理衙门受皇帝之托而举办，皇帝当然没有参加。与高贵的主人相适应，菜肴真是丰富多彩，一切中国厨艺所有的美食和艺术制作都摆了出来，这可是一句了不得的赞美之词啊，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美食家，而中国厨师也是西方同行所不可企及的。人们在欧洲所讲的中国厨艺，尽是些老掉牙的、17世纪流传下来的胡扯。宴席上坐在我对面的俄国和法国公使认为，在巴黎哪怕花50法郎也吃不到这样的好东西。
从秋天开始，战事使我们越来越感到紧张。目前已经很明朗，大中国无法抵挡小日本，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在海外的外交代表和国内的内阁成员都是如此。民族一体感的缺失，中、南部省份对于北方战事失利的毫不在乎，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这是北洋最高首领李鸿章的事情，与己无关。而皇宫明显的张皇失措，令人难堪地彰显出中国还完全固守着古代对待危机的态度，尽管19世纪发生了那么多让人警醒的事件，他们仍然没有认识到新时代的本质。同样让人震惊的是日本，它静悄悄地业已形成一个军事力量策源地，突然迸发出强大的力量。与此相关的是，这个岛国用武力挑起了古老的、已经放弃很久的在朝鲜的利益谋求，并将武力扩张到了大陆。在欧洲，人们开始感觉到发展的萌动，尽管它还不明显。国内的政治领袖意识到，至今只是二等贸易政治地位的远东，开始成为新的对抗力量。人们注意到，每一个国家都从它的民族利益出发，研究最新的发展状况。现在远东进入了西方大政治的聚光灯下，变得“具有兴味”，安静的生活就此结束了。
北京的外交氛围本身还风平浪静，人们在观察、等待、静候国内的指示。事实上，没有一个公使知道其政府会走什么路线，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克制。总体上，大家都同情中国一方，没有人喜欢和平的破坏者。很奇怪的是，最不知所措的竟然是英国人。他们一开始认为，日本人的疯狂举动很快就会将国力耗尽，所以他们对这个可笑的和平破坏者采取了一种近乎威胁的态度。日本人的节节胜利，让欧格讷爵士陷入极大的不安，他希望，俄罗斯人或者其他人能出来制止这个入侵者。不过，英国人的愿望常常成为思想之父，并且其结果常常被证明是怪胎。有一天，欧格讷爵士怀着惊喜和激动来找申珂先生，告诉他几十万俄国人已经到达海参崴，马上就要把日本人干掉了。我们向这位沉迷的家伙使劲解释，这个消息不可能是真的：几十万人要从陆路穿越西伯利亚——那时还没有铁路——需要几个月时间，在冬天尤其不可能；海路得需要一百多艘舰艇才够用，这么的大举动却没有被英国海军上将发现，更是不可能了。欧格讷爵士看起来还没有完全被说服，但是他离开我们公使馆的时候，满怀的希望还是少了一点。
整个冬天，尽管国内政府都在商议如何应对东亚的局势，但公使馆却无所事事，只是传递中国的求援信息。葛尔士先生因此获得准许，于1895年春天开始休假。他在上海尚未登上轮船，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就于4月17日在马关签署了和平协议。同日，俄国、法国和德国就提出了抗议。德国方面谈判的主角当然是驻东京的公使古施米德（von Gutschmid）先生，但是在北京也有很多事要商谈和咨询，同时，柏林也要及时得到事态发展的消息。这个艰难的工作重任就落到了申珂先生和我的肩上，整个夏季，我们都没能得到好好休息。
对后来著名的马关条约，对于外界众多的错解和误解以及很多可笑而恶意的指责，我已经在别的场合做过详细的解释了。我叙述了它的缘起和经过，探讨了它当时对德国的意义以及它将造成的边缘化后果。当时在场的德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中，我是唯一尚在人世的，所以我认为自己应该以官方档案材料为基础，对这一世界历史事件向公众进行深入的描述。因为它的确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至少对我们而言。德国之参加抗议，标志着德国进入了海外的世界政治。但是同时有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即这种进入对帝国来说是否确有必要，也就是说，从当时德国工业和航运业的巨大发展势头着眼，德国是否有必要一定要到海外开辟销售市场，并把市场广大的东亚国家作为首选来考虑；换句话说，鉴于帝国在大陆的危险境地，是否必须要在欧洲大陆寻找销售市场。只有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做出决断，才能评判1895年的德国政治正确与否，同时还不能忘记古施米德公使的骄横、自大和不可理喻，这毫无疑问造成了不必要的危害。
中西关系的历史已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过去的这些年，巴兰德先生所竭力倡导的西方一体政治，尽管遇到一些摩擦，但整体上还是得到执行，现在却一去不复返了。国际政治之手已经伸进了东亚，西方整体分解为很多有利益冲突的集团。德俄法抗议集团在完成使命之后就立即散伙了，证明了外交部的荷勒施坦因政治（Holsteinische Politik）的确是个错误。俄罗斯驻北京的代表是喀西尼公爵，他1891年曾任驻汉堡总领事。他是个渐渐安静下来的花花公子，他惬意地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和美食，工作对他来说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干扰。工作是作为盟国的法国公使施阿兰（Gérard）先生的事情，他原先是Augusta皇后的朗诵师，也可能是那本毒草小册子La Societe de Berlin的作者，这个小册子曾在俾斯麦的《思想与回忆》中还起到了不该有的作用。他是个野心勃勃、阴险奸诈的可鄙小人，给那个俄国大人物殷勤当差，不断地奔走于总理衙门和俄国公使之间。这对反差极大的伙伴在为共同的目的而奔忙，而德国却在走着与他们相反的自己的路。从战争一开始，英国就因为其软弱犹豫和漫不经心的政治，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一方面不受中国重视，另一方面被俄国和法国人甩到了一边，所以竭力要跟德国结交，以期从德国跟中国的友好关系中获得利益。欧格讷爵士因此成了申珂先生的常客。上海的一份英文报纸上这样写道：“如今做个英国人可不是好差事。”
和平条约签订后不断发生的事件，使得这种状况更为刺目。马关条约要中国人付两亿两战争赔款，另外加上对归还辽东的三千万两补偿（加在一起，当时相当于十亿马克）。中国人认为，在没有外国帮助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筹到这么多钱。俄国和法国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提出要帮忙，但在1895年5月安排让法国一个银行集团与俄国政府之间首先签署协议，协议中前者答应以百分之四的年利息给中国政府四亿法郎借款，以中国海关关税作为担保，把俄国政府作为投资和支付利息的担保人。此后就是法俄辛迪加与中国政府签署协议。德国和英国方面都很清楚地提醒总理衙门，俄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担保，对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来说，很可能不需要一个外国政府插足其间，就能从著名银行得到所需的款项。经过在总理衙门的长时间商谈，在此期间，申珂先生根据外交部指示还宣称，这种担保会使中国成为俄罗斯的附属国。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恐怕中国人会因此而感到受了侮辱，所以我们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不过我在这里“只能办事，不能有想法”。这一宣称造成的影响跟我所预计的一样。大臣们难以掩饰他们的不满，然后露出微笑，意思似乎是——我们自己大概也不会相信这种论调。他们对我们良好的建议表示了感谢，就在1895年7月签署了协议。为中国担心的动机来自柏林，更在伦敦，银行和政府都有急迫的意愿，想要得到这一次性的机会参与利益丰厚的贷款业务，可恨的是让对手法国抢先了一步。
因为德国是马关条约的三个抗议者之一，根据中国人的看法，它也和俄国与法国一样，有权得到奖赏，所以大臣们有时在回复申珂先生的贷款问题时说，过几年还要借款，那时将首先考虑德国资本，但是英国要参与进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不想跟英国发生任何关系。欧格讷爵士在1895年10月被任命为驻彼得堡大使，得到任命后很快离开了北京，由首席秘书宝克乐（Beauclerk）先生主持工作。他知道情况，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抓着申珂先生不放，公开承认，对英国来说，在如此重要的贷款问题上，没有德国的帮忙是毫无希望的，俄法的地位只怕会越来越强。我不知道德国政府是否也受了同样的影响，德英金融圈子肯定是受影响了，因为当新的一笔贷款日期临近时，德国银行宣称，他们只能与英国金融机构共同接手这个贷款项目。人们可以想见，我们在北京的位置因此变得多么艰难。当1896年初急需一笔新贷款的时候，仅仅试图让英国代表加入谈判，就要跟中国大臣们进行长时间的难堪的商谈。贷款协议谈判由英国公使馆的一等翻译朱尔典（J。Jordan）（后来任英国公使）和我负责进行，后来德华银行和汇丰银行各有一位雇员作为德英银行界的代表加入进来。折磨人的、而且常常是毫无结果的谈判持续了几个月，因为中国人对英国参加进来充满反感，所以总是一路设置障碍。朱尔典明显不受重视，有一回竟然受到了一个大臣粗暴无礼的对待，这是我在这种场合从未见到过的情况。由于法国人和俄国人的竞争和干扰，困难就更多了。德英银行的报价原为一千六百万英镑，年利息5%，不用国家担保替代一部分海关关税担保，还款累计本息36年还清。有一天我们以银行代表的名义宣布，这是最后的报价了，没有人可以提供更好的报价。第二天法国银行集团就报出了年利息4.5%的价格！要搬开这块道路上的新石头，可不是简单的工作，但是我对于我们自己金融强势不可取代的信心却开始动摇了。幸运的是，德国银行代表是一位不同寻常的知识渊博而又机智灵敏的谈判高手（他就是后来德意志银行监事会主席、股东之一Franz Urbig先生），由于英国人总是试图用新办法，不管是在伦敦付款还是什么别的条款，要把我们挤到第二位去，但每次都被德国金融专家打回去了。如此这般，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英国参与其中，无疑给我们压上了一个沉重的大铅块，直到最终于1896年3月23日贷款协议签署。其后不久，我们就在英国报纸上得到了令人不快的回应（我忘了是在《北华捷报》还是伦敦的《泰晤士报》），说是英国的大度和慷慨让德国享受到中国新贷款的利益。
假如英国的政治手段我原先尚不清楚的话，我也不得不在这个多事之冬领教到，就像1516年托马斯·摩尔爵士在他的《乌托邦》中所描绘的那样：欺诈和诡计。它们是英国政治的组成部分，这是现代观念的英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尽管我有许多友好的英国朋友，却不会影响我做出这一判断。
1895-1896年，我的时间被职务工作的事情占满了，所以科学研究的工作完全停顿了下来。仅有的一点业余时间，我要么用在最喜欢的骑马闲游上了，要么就尽社交活动的义务了，因为女士们回来后，活动又重新多了起来。申珂先生希望我每顿饭都跟他一起吃，这对我的家务来说当然是有好处的。又因为我们几乎总是要么被人请吃饭，要么就请人来吃饭，所以一直要打扮得体，所以就更费工夫了。1896年2月，公使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舞会，一位年轻漂亮的美国使馆秘书夫人特别命令我，要跟她一起领舞，还要组织庞大的交换舞伴的华尔兹（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当做德国特产，叫做“a German”），我因此更被推到了前台，使本来就不怎么适应的我更加感到难堪了。但是公使已经让北京银匠打造了漂亮的工艺银花儿，准备送给女士，银的帝国鹰送给男士。这次舞会办得甚为别致，收获了很多掌声和感谢。不过，1895年夏天我总算有时间跟一个年轻的苏格兰朋友一起在山里大觉寺住了几个星期。公使恰巧也不在北京，所以尽管一直不停上班，倒也成了休假了。
这时葛尔士先生的休假也结束了，他回来得比预定的要早了一些。巴兰德先生也一起来了，他受贸易和工业界之托，来中国访问几个月。葛尔士先生受外交部指派，协助他工作，所以这段时间不来上班，申珂先生积极地支持了他。前任和现任公使同时出现，有时不免有些尴尬，而巴兰德先生在中国也并非没有政敌，所以很可能经历了一些不愉快。当这个旅行团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高兴的。3月初，我们跟李鸿章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他将代表中国参加莫斯科的登基典礼，然后打算做一次欧洲环游。他的德国计划——这就是我们要商量的内容——的第一项就是拜访俾斯麦公爵。李也与他的大多数同胞一样虚荣，一再强调说，人们称他是中国的俾斯麦，因此迫切希望认识另一个俾斯麦，因此我们就安排他访问Friedrichruh，按照李日记所记，这次访问给了他非常强烈的印象。跟随他多年的好几个随从后来叙述道，在伟大的俾斯麦身边，他显得从未有过的谦卑。不过，李欧洲之行后，报纸上也有令人不快的回响。人们认为在某些贸易领域，他会是个大收购商，所以到处赞扬他——这样的人在德国还真不算少——急迫得毫无尊严地想把各色货物“从牙刷到战舰”都卖给他，当他说没有被授权经手这些业务的时候，还跟在他的后面，为他举行昂贵的晚宴。李经过这次旅行，对西方没有得到什么好的印象。
巴兰德先生走后，我的休假计划也接近实现了。还在冬天的时候我就申请，在贷款谈判结束、葛尔士回来就职后，作六个月的欧洲休假。我的休假申请被批准了，巴兰德先生走后，就没有什么事情还能阻碍我去休假了。
摘译自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Berlin：Walter De Gruy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