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计划中的“德语文献中的晚清城市”的第二本,第一本《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已于200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北京是清廷的首都。按照清帝的观念,外邦来见天朝上国,欢迎进入首都,不肯跪拜的西方列强则被拒之千里,由此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是:皇帝北狩身亡,首都被占领,圆明园被焚毁,好脸面的天朝上国被迫签订城下之盟。
德意志的官方外交特使团正好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启程来华,试图效法英法,与清廷签订条约。至1861年9月签约成功,清廷总算维护住了脸面,因为签约的地点是在天津,不是北京,尽管德意志外交特使团设想的签约地点是北京而非天津。而签约之后,使节驻京已不可避免。本书的前四篇即为特使团成员以私人身份在北京游览的相关记录。这些记载,凸显近代中国的羁縻术与欧洲外交术的相遇与冲突。
随后,德意志的外交官得以驻节北京,本书的第五篇、第七篇、第十三篇即为驻华德国外交官的记录。时间跨度为四十年,直到1900年的庚子之变。清廷外交大臣如奕?、文祥、李鸿章以及总署大臣的观念嬗变过程,都在德国外交官的笔下得到生动而准确的呈现,比之中文文献里的攻讦甚至谩骂,德语文献里的清朝重臣们得到德国同行的一致赞扬,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相关朝廷大臣并不缺乏了解和学习西方的胸怀和能力,但四十年来,外交越办越坏,国运越来越不济,恐怕不能再以“两半”(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来搪塞,因为这四十年,还伴随着开放度不小的富强运动。历史证明,富而不强的同光中兴无法融入日益呈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也无法挽回衰亡的国运。德意志外交官的相关记载,或许能为解释这一怪异的历史过程提供克罗齐所强调的“凭证”。
其余诸篇是商人、银行家、报刊记者、汉学家来华游历的观感。令人再度吃惊的是,他们对大清帝国治下的人民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敬意,对有着千年积累的中国文化更是钦佩不已;当然,抨击清廷的腐败、官员的自大,他们也不留情面。历史的面相,绝非是“侵略者”或“殖民者”所能涵盖。
既然近代中国的重大命题是近代化,那么,已经近代化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看法自然不应忽略。如果我们承认从观念到技术诸层面清廷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那么,我们从观念到技术上的应对措施就应该得到历史从业者的细致检视。外语文献正是不能再视而不见的检视“凭证”。这正是本书出版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感谢汉堡大学的傅敏怡(Prof。Dr。Michael Friedrich)教授的无私帮助,他一直无偿为我们提供珍贵的德语文献。感谢他的学生滕可欣(Kristina Tretiak)女士、Ennomoto女士、谭克家(Christian Textor)先生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把这些珍贵的图书制作成PDF版本,这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够专心致力于文字的翻译。
感谢学友洪庆明先生、叶伟敏先生和敝所同仁甘慧杰先生、葛涛先生,为我们解决了文本中的法文和日文的句子翻译问题。熊月之先生一直关心着拙译的翻译和出版,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最后对本丛书的主编叶隽先生和承印单位福建教育出版社北京八本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副总编陈之川先生表示敬意。在有书无钱莫进来的学术书出版潜规则横行的时代,他们对学术翻译的敬畏和支持,让我们感到温暖。
王维江、吕澍
2012年6月10日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