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案语]
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的武装船队已行进在东亚途中，其首个目的地为日本。出师不利，眼看就要靠岸，凶猛的台风掀翻了单桅帆船“Frauenlob”号，41名船员葬身海底。1860年8月抵达日本，此时日本国内矛盾尖锐，闭关锁国一派势力强盛，浪人四处游荡，袭击外国人。就在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在日谈判期间，俄国的一名海军军官和一名水手被暗杀，美国驻日公使借给普鲁士人的荷兰语翻译被暗杀。经历了150余天的艰难谈判，普鲁士特使团于1861年1月与日本签署了通商条约。
带着与日本交往的经验教训，特使团于1861年3月来到上海，他们遇到了与日本谈判同样的外交难题，中国官场的保守气氛浓厚，就连在开放最前沿的上海道台对特使团的工作也不予协助：“然而抚台却漫不经心地表示，这趟使命将会遭遇很多困难。因为他们认为，大大小小的条约都是中国的灾难，引起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参见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0页。以下书名简注为《另眼相看》）比之日本人直接而猛烈的排外，中国官员的羁縻术，让普鲁士人更觉棘手。
普鲁士外交特使团选择了一个尴尬的时间，抵达了一个尴尬的地点，试图完成一件对于清朝政府而言极为尴尬的使命：圆明园的大火刚刚熄灭五个月，太平军的战火则正在南方燃烧；清廷力图以传统羁縻之术，把普鲁士人拴在上海，而普鲁士人早已悟得破解羁縻术的要诀——北上。但特使团要把想法付诸实践，亦非易事，其外国同僚英、法公使认为与清政府谈判的时机未到，他们害怕普鲁士人的到来会刺激清朝高官大吏的神经，由此损害到自己在刚刚过去的战争中获得的好处，故建议“艾林波伯爵还是应该再等八到十个月，直到获得清政府的信任为止”。特使团团长艾林波已见识过日本人的拖延外交术，他不愿浪费时间，而是选择了速战速决的策略，立即离沪北上。在天津，谈判异常艰难，艾林波只得派巴兰德强行入京，选址租房，引起朝廷震怒，恭亲王不得不出面干涉，最终逼迫其撤退。但这一冒险行径确实也推动了在天津的谈判，双方终于在同年9月2日与清廷的谈判代表崇纶、崇厚签署了中普通商条约。而且通商条约除了适用于普鲁士之外，还包括关税同盟所属的二十余国。中普通商条约谈判比日普通商条约谈判多花了两个月时间。
按照双方协定，即使通商条约正式签订，德国公使驻京也推迟到五年之后实行，换句话说，1861年的特使团没有权利以官方名义前往北京。到了中国而未到北京，无疑是一趟不圆满的旅程，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俄国公使巴留捷夫以私人名义邀请艾林波使团游览北京，不仅圆了使团的梦，同时也消解了清廷的尴尬。那位心态开放的恭亲王以私人名义接待了艾林波，为中、普两国的交往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正因为此次游历京城的背景特殊，考察报告的笔墨大多花费在了对北京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述上。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城市改造和近些年的商业化房地产大跃进，再阅读普鲁士特使团笔下的北京风物人情，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肃顺、奕？、文祥、桂良、崇纶、恒祺、胜保……还有西方驻京使馆和海关的头面人物，如布鲁斯、威妥玛、赫德……都在考察报告中呈现出活灵活现的面貌，由此他们的思想、行为也就落在了一个可以解释和理解的平台上。
在那样一个繁杂纠结的六十年代，在那样一场众说纷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双方的意图、误解和最后的结果，同样呈现在“局外人”普鲁士使团的考察报告里，这为今天的历史从业者了解那一时代提供了新的证据和审视角度。
有关普鲁士外交特使团的背景、船只装备及人员组成情况，读者诸君可参阅拙译《另眼相看》第一篇及第二篇的“译者案语”，此处不赘。
文中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6月21日清晨，我们骑马从天津出发，三辆骡子大车拉着行李，一个传令兵、一个中国马夫加上巴兰德（von Brandt）先生的仆人阿忠（音）跟在车后。明亮的太阳冉冉升起，照在还浸润着露水的大地上，高粱、大麦、蓖麻、大蒜和各种各样的绿色蔬菜，都沐浴在柔和的阳光里。太阳渐渐升高，炙烤着没有树荫遮蔽的道路，只有村庄里才有树木。道路大多沿着白河的高高河堤，路况很好，每隔大约一英里就有一个茶馆，路人可在里面歇脚。我们没有看见可以打猎的动物，只看见成群的小鸟，特别是喜鹊，给行旅带来趣味和生机。很多做生意的人也在往天津走。我们骑着马，一会儿赶到大车前面、一会儿又落到后面。一口气走了约四英里，我们来到了杨村，这里用泥土和木头垒起的小屋，肮脏不堪，扎堆挤在白河的右岸，窄小的巷子穿横其间。我们在那里吃了早饭，趁着这一天中最热的时候，睡了一觉。在茶馆的长长的院子里，满是漂亮的大车和马槽，农家房舍的污浊以及害虫，还算可以忍受。如果不是看见辫子，都不会觉得是在中国，因为村子里没有一点中国的样子，建筑样式和布局没有一点艺术性，简陋不堪，是乡下人用泥土和木头做出的满足最基本需求的东西。很少能见到庙宇的飞檐从一片灰色中伸出来。我们自己带着酒、面包和肉，茶馆提供茶、蛋和杏子，还有冰镇饮料用的美妙冰块儿。
下午三点半，我们继续上路，晚上抵达河西务，这是白河边上一个小镇，到处都是花园，河边长满树木，它距离杨村将近五英里。1860年秋天，联军曾到过这里，发现它已是空镇，便气急败坏地加以摧毁，很多房屋成了瓦砾堆。我们旅店的大院子外，围着一圈露天的牲口棚，很多骡子在那里，而赶车的就睡在其中，大车则停满了院子。晚餐吃的东西跟在杨村一样。我们睡得很少，因为每个房间对着牲口棚，牲口叫着互相乱咬，赶车人整夜吵骂不停。一切都那么脏，地上什么都有。
6月22日，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就上了马。道路变得好看起来，也有了树荫，不时还能瞥见白河。被毁的马头镇一片灰暗，我们在一家旅店里做了短暂的停留。1860年秋天联军往北京进军的时候，英国士兵自作主张，外出抢劫，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遭到枪击，有人受了伤。贺布（Hope）爵士命令把这个村子扫平，可是谁也搞不清到底是哪个村子，那个被派遣的军官就决定，把附近最富最好的地方烧掉。不幸就这样降临到马头镇，大火让上千个无辜者倾家荡产。根据英国军官的报告，他们把自己的同伴未能找到应该承担罪责的人却烧毁另一个镇子的事情，称为整个战事中最大的笑话。印度骑兵队的一个年轻人狂热地描写了他在枪刺手无寸铁的居民时内心的快感。这是在通州谈判破裂和张家湾战役之前发生的事情。
过了马头镇，道路与白河最后一次接触，然后就穿过肥沃的田野通往张家湾，这里是1860年战役后又遭到抢劫的小城。有一条很窄的、有时会溢出河岸的小溪从这里通向白河，干燥的草地上有一座方石造的古桥。
我们在张家湾吃了午餐，一点半继续上路。从农田作物上判断，这里的地势比较高，我们看见的是荞麦和大豆。路上越来越热闹，庙宇和墓碑也频频遭遇。漂亮的榆树、柳树和槐树，为众多的村庄盖上了绿荫，村庄里的喧闹也让人意识到，这儿已是大城市的附近。灰尘和热浪扑面而来，马行进在深深的沙土中。飞扬的尘土遮住了视线，看不见守城的卫兵，我们在五点半钟通过了外城的东门，进入北京，未受阻拦，继续前行。赶车人应该把我们带到中国旅店，从新加坡开始就跟着我们的阿忠，很容易听懂我们的指令，但是他说的南方话，人家听不懂，简直像是在说德语，而我们又没有别的翻译。结果赶车人把我们带进了内城，来到了英国公使馆前，他以为我们要住在这里。最后终于让他明白了，我们掉头回到外城的大街上，街边好多人向我们招手，招徕我们到房子里去。他们忙碌地把我们的行李搬到了后面房子的楼上，殷勤问候，端上了茶、杏子、奶和冰——这些都是我们很想要的东西，丰富了我们原有的食品。这里也相当的脏，可是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深度睡眠。我们可是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骑行了八英里，又在尘土飞扬的拥挤街巷里转了一个钟头啊！
与清帝国官员周旋
次日早晨，下起了雨。我们叫了出租马车，也就是骡拉的大车，它们在街角等待着生意，我们首先前往位于内城南部的俄罗斯传教团所在地，希望在那里找到东西伯利亚总督秘书布策（von Bützow）先生，他在天津曾访问过我们。当时在场的传教士里只有一个波波夫（Papow）先生说一点法语，其余人只说俄语和汉语。布策先生在内城北部另一处的传教团驻地，准备马上启程前往恰克图（Kiakta）。随员巴兰德书面请求与他见面会谈。经询问，波波夫先生告诉我们，旁边很近的地方，有一处房子，房东是皇族的某人，他每天都急切地请求俄罗斯人买下他的房子，因为他担心政府会强迫他以很低的租金把房子租给紧邻的英国公使馆。我们请求波波夫先生找到房东，结果他把我们带到了旁边的法国公使馆。公使布尔布隆（von Bourbonlon）先生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却把艾林波伯爵的信原封不动地放到了一边，尽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哥士耆（Kleczkowski）伯爵和二等秘书美里登（de Méritens）先生也闭口不问我们来此的目的。我们一起吃了饭，然后回到俄国传教团驻地，此时布策先生已经回来了，他穿着马靴，已做好前往蒙古的准备。那房子的主人同意把房子给我们用，但不签书面协议，也没有确定租金的数额，私下里我们了解到，他大概想要每月一百元。听从了传教士们的建议，我们就去看那座距离还不到一千步远的房子。看门人肯定已得到指令，他带着我们看了多所院子组成的宅子，房屋有些年久失修了。住在别处的房主人显然刚刚来过，看门人明显已知道底细，当俄国人向他解释我们要租房子时，他没有流露出一点点惊讶。巴兰德留在了那儿，我回旅店付房钱，取行李。即便衙门知道了此事，我们已经住下了，无法被赶走，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
积极帮助我们的布策先生，前来我们的新住处道别，随即踏上了行程。我们去拜访紧邻的英国公使馆，布鲁斯（Bruce）先生感到非常意外，对艾林波伯爵的计划很有些想法，但还是答应尽力帮助我们，他同意马上对我们租下的房子提供装修和布置，并把自己的买办和不少工人供我们使用。他很友好地邀请我们每餐饭都与他一起吃，公使馆的其他成员也都对我们很好。下午我们派了一个信使去天津，把好消息告诉艾林波伯爵。
次日早晨，我们雇用的工人——泥水匠、粉刷匠、木匠、漆匠等大约四十个人都来了，他们很快就开始干活了，在很短的时间里，这所房子应该就可以住人了。必要的家具由英国公使馆的买办去置办。快到下午两点的时候，波波夫先生带来消息：恭亲王的副官刚刚找过他，说普鲁士人闯入首都是违法的，而且还以武力占据了一所宅子，他们要是不马上离开北京的话，政府将采取强制行动。巴兰德先生回答道，一个没有官方职位之人所说的话，我们不予认可，皇家政府的通告，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应该由具备相当级别的官员来传达。我们请求波波夫先生告诉那个副官，若是用武力对外国使团成员的话，要想一想为此将担负的责任。
紧接着巴兰德先生就去了哥士耆伯爵那里，我独自待在一个后院里，看着工人干活，在看门人处值勤的水兵前来报告，一个官员带着大批随从进了院子。在第一进的房子里，我见到一个年轻人，脸部光圆，穿着精致。英国和法国公使馆的秘书也来了，随从们挤满了整个院子。客气地寒暄之后，宾主落座，我让人端上雪茄和香槟，以友好的语气开始了谈话。这位年轻人自称姓成，是恭亲王的副官。我也应他之请递上了自己的中文名片，我的身份是被艾林波伯爵认可的使团正式成员。成面带笑容地解释道，与普鲁士的协约尚未签订，没有协约许可的外国人擅自闯入，是违反中国法律的，况且还以武力占据了一所宅院，所以恭亲王请求我们立即离开首都。我也同样友好地回答道，我们根据特使的命令行事，我们无权对特使指令的合法性做出判断，在听说这所房子有意出租之后，托人转告房主，我们愿意支付公道的租金，接下来看门人主动接待了我们，把我们的东西搬了进来，还积极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受命待在北京，就必须听从指令。如果皇家政府希望我们离开，就应该函商特使，只有得到他的指令，我们才能离开北京。成不再提强占民房了，这种说法大概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但他强调，亲王不能给特使写信，因为所有函件必须经由驻天津的钦差大臣。他很享受地吸溜着玻璃杯内的饮品，深深地吸吐着烟卷，没有丧失一丝一毫的好心情。这时巴兰德先生也回来了，他再次强调了我的观点。我们很客气地解释，我们会留在这里。成微笑着说，我们肯定会走。他又问，艾林波伯爵本人是否也要来北京，我们说无法知晓他的决定。成继续说，恭亲王禁止任何官员接待普鲁士人或接受普鲁士人的信件。他又问我们来此的目的，我们答以无可奉告。即使如此，他的好心情仍没有受到影响。谈话就一直这么来回转着圈。成显然想要我们平和地离开，但结果并不令人欢欣。他也没有改变自己客气的要求，友好地微笑着离去，就跟来时一样。英、法公使馆的两位年轻翻译官尽力维护着谈话的友好气氛。
下午，平安无事。英国公使馆的一些成员前来看望勇敢的普鲁士人，这些普鲁士人竟以一水兵开路，“突袭”了北京城。接着他们又以自己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布置房间的建议。傍晚，波波夫先生来了，了解成来谈话的情况，他说自己能够想象出中国政府是如何做出错误判断的，这事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会对使团采取武力步骤。我们又去布鲁斯先生处吃晚饭，跟英国人一起，在他们漂亮的院子里聊了一晚上。院子里白天遮上了席子做的顶棚，这样比较凉爽，晚上再将部分席棚卷起，以便通风。透过席棚的间隙，能够看见星星在天空闪烁，整个院子就像席子做的巨大帐篷。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布鲁斯先生显得若有所思。他刚刚骑马转了一圈回来，看见北京的卫戍部队在城门前进行实弹演习，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便上前询问演习的原因，人们告诉他，说是针对普鲁士特使的，因为他未经允许就想来北京。布鲁斯又说，恭亲王对我们的到来已不高兴，在得到艾林波伯爵也将来北京的消息后，简直怒不可遏，因此他对同时也是内阁首领的文祥尚书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还下了指令，通过关闭城门或其他步骤，必要时甚至使用武力，阻止普鲁士使节进入北京。无人知晓，中国人是否真会这么干。布鲁斯觉得，很有这种可能性。他认为，从天津申请入京许可，应该成为艾林波伯爵的明智选择。巴兰德请求布鲁斯先生设身处地为艾林波伯爵想想，这是最后的一招，艾林波伯爵无法承受被拒绝的后果，所以只能依据国际法的条款，行使进入首都的权利。无论如何，还是要避免任何的冲突，所以我们决定，第二天早上，我去半路上迎接伯爵，向他汇报这里的情况——我们以为他已经在路上了。
布鲁斯先生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还没有表达出明确的看法，为此我请求他再谈一谈。这位公使先生首先谈起了政治形势：皇帝身边的政要们——也就是促使皇帝外逃的人——只想把外国人赶走。公使们在北京住上几年只是证明，他们并非海里出生的魔鬼——大多数的中国人一直还这么认为——而是有严格法律意识的人，他们的存在，会给政府带来好处，保证合法贸易的进行，目前的情况就取决于这些能否做到，所以不要提出超出协议规定的要求。我们一起施加压力，中国政府就极有可能签署我们所期待的协约。然而，真是这样的话，恭亲王和大臣文祥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他们的影响力本来是可以扩大交流和发展的。因此，公使们只有促使亲王接受这样的概念，即普鲁士作为大国，其外交代表的存在将会给中国政府带来好处。但是，给中国人灌输进去一个新观念，又是遥遥无期的事，所以普鲁士要满足自己的要求，也是没有多大把握的事。如果艾林波伯爵从天津已给亲王写了信，说他与钦差大臣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希望与亲王本人商谈，那么，这样的要求，在公使们的支持下，肯定会得到满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天津谈此事，总归是最好的选择。我回答，在目前处境下，必须得想出别的办法来，因为艾林波伯爵肯定已经在半路上了，不会再往回返。就这样，大家又轻松地谈了几个钟头，布鲁斯先生虽然表示要帮助我们，却只不过受阻于他的地位和责任。在未获得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北京的普鲁士特使如何避免被遣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拒绝了我的所有提议之后，布鲁斯先生终于答应我：如果艾林波伯爵确实已在路上，可在通州停留一天，从那里给恭亲王撰写一封客气的信函，告知他的到来。这样布鲁斯先生就可以劝说亲王，拒绝进京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由此避免被拒绝的情形发生。只是布鲁斯先生有些担心，艾林波伯爵的信使会不会被放进城来。
下午，英国公使馆随员温德海姆（Wyndham）先生非常热情地带我逛了皇城，与此同时，巴兰德先生还在租来的房子里忙碌，因为装修正在急急忙忙进行之中，这时候，房主出现了，一个年纪不轻的脏兮兮的先生，一脸病容，穿着代表皇家后代的黄袍，戴着标志第一等级的红顶和孔雀羽毛。听说Tsi-Uen是康熙（KanGi）皇帝的后代，琏（Lian）亲王的兄弟，琏就是英国公使馆府第的主人。他在巴兰德先生面前显得极其友好，表扬了我们的新布置，建议把所有的都重新装修，还喝了葡萄酒，临走的时候，自作主张拿走了所有的雪茄烟。但是从这里出去，他直接去了恭亲王那里，告我们的状。有一回哥士耆正好撞见他痛哭流涕地跪在恭亲王面前说，两个普鲁士人占了他的房子，他请求讨回公道，等等。他每天都重复着这一套，因为他很想把钱挣到手，又担心自己会掉脑袋，那就连他的皇亲身份也帮不上忙了。6月25日下午来访过后，他又向政府告状，他宅子朝着英国公使馆方向的一扇门被砸开了，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等等。这仍然是在说谎。恭亲王在布鲁斯先生处抱怨和指责我们的时候，布鲁斯先生揭穿了所有的谎言，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
当时公使们在北京所遵行的最温和的政治其实限制最多的也正是他们自己的自由，他们小心谨慎地避免前往夏宫和其他神圣之地，避免有可能对中国人的敏感造成刺激的每一个步骤，而不管这种敏感有多愚蠢。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起到作用，促使皇帝回到北京，按照皇家的严格礼仪在秋季举行献祭仪式。如果皇帝不回来，他们还要想出别的办法。那天晚上坐在帐篷院子里乘凉的时候，英国公使这么告诉我们。政治形势一再被强调，从在中国的外交生涯获得丰富经验的布鲁斯先生给予我们有益的忠告，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站到军队最高位置的人，对于政府独断的同意或者拒绝，他只能照单全收；对普鲁士来说，没有获得公使权，既不可惜，也不是屈辱；几年之后，中国要么变得明白起来，接受所有列强的公使，要么回归原有的偏见，那么，一切公使馆都不可能存在了。应布鲁斯先生的请求，皇家政府将一个戴着白色顶戴的官员派到我处，为的是我们返回首都的时候，他将把我们带进城里。他很晚才来，当着我的面领受了指令。
6月26日一大早4点钟，我一人骑马出了城，一口气跑到张家湾。休息片刻，吃了早饭，又继续前往马头镇，我的白顶随从和带着床垫和行李的大车在这里赶上了我。我想在这里等候艾林波伯爵，按照约定，今天他应该赶到这里。为了尽早让他洞悉事态，我当即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要求一个信使沿途四处打听特使的消息。要给信使把指令解释清楚很是不易，围观的人笑看我的作为：先是展示那封信和好几元钱，然后手指马鞍、翻身上马，跳上几跳，边说边做着手势：乃临浦、河西务，河西务没有，杨村；杨村没有，天津。我一直不断地做骑马蹦跳状和寻找的手势。再重复了几遍之后，那位明白了，信准确无误地送到了艾林波伯爵手中。
这一天我靠杏子和鸡蛋充饥，无法找到其他的东西，早早地就上床休息了。情况看来很不错，因为成来过之后，我们在房子里没有再受到搅扰。来访的官员说，政府很想与我们保持良好的接触，只是希望满足他们礼仪上的要求，这样的话，特使就可以不受阻拦地进入北京，自由发挥他个人的影响力。看起来，美满的结局就要来临了，然而，事情却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
就在我们离开天津的那天，即6月22日，钦差大臣给特使送来一封信，信里首先又提“大国”问题。说以前他们只知道四大国，就是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后来才知道，普鲁士也应划在大国之列。现在特使在致谢函中又提到了奥地利，这是他们根本没听说过的，就应当算是第六大国了，真不知道还有多少“大国”还会冒出来，并要求派公使前来。因此，普鲁士应该对目前允许建立领事机构感到满足。再过几年，民族之间的了解增多、造反军被镇压之后，皇帝很可能会开恩给予建立公使馆的权利。对于递交的四十五项条款，他们只驳回了五项，其余的只做了微小的改动，全予保留。同时，钦差大臣们请求特使于6月24日早晨9点前往天津的一个官厅，再次举行会谈。
这个钟点正是中国人的吃饭时间，因此摆上了一桌丰盛的宴席：首先是水果和甜品，然后是烤羊肉、烤牛肉和烤猪肉，最后是肉汤。钦差大臣们很为“大国”一事担心：欧洲有五个大国，美洲有一个，世界其他地方还得有多少啊！艾林波伯爵安抚了他们之后，他们同意在公使馆一事上双方各退让一半，但要求单独列出一个条款，保证在近几年内不设公使馆。他们不想订立秘密条款，更不要备忘录。艾林波伯爵针锋相对，提出在协约正文中加入设立公使馆的条文，而且反对在同一条款中增加推迟设立公使馆的内容。钦差大臣们害怕秘密条款是个陷阱，也不想理解这种做法的目的，只是以可笑的理由反对，无休止地争执，特使以极大的耐心作了反驳。崇伦最终认识到秘密条款所具有的约束力，而别的大臣和皇帝却不想去理解。崇纶请求艾林波伯爵按照自己的意思写进这一条款，他自己也写进同样的内容，然后将两种版本合并起来。特使多次强调，普鲁士不能落在其他大国之后，崇厚不解地问，为什么他不跟英法同时提出要求呢，那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阻碍了。艾林波伯爵向他阐述道，1860年的秋天，他也可以到中国来，但是他不想利用皇家政府的窘境来榨取权利，他只想在平等状态下与中国谈判，否则他宁愿拒绝这些权利。在内政困顿之际，与外国强权保持紧密联系，这只会给朝廷带来好处。崇伦说，他也相信是这样，但是皇帝和他的谋臣们认为，正是公使驻京才会引起冲突。他抱怨在有些人的影响下，恭亲王及其同道接触皇帝的通道被阻塞，熟悉外交事务的大臣的每个步骤都被热河的人尖锐地指责，这些人要求过多次，让另一派的人来接管外交事务，他们当然只是暗中弄权而不负任何责任。当特使进京的消息传递到热河时，据说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百名普鲁士人”的闯入令人确信，对外友好政治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钦差大臣们最终许诺，他们会再次把普鲁士的要求向北京报告，并期待着发生有益的作用。
钦差大臣的让步，使人猜测哥士耆伯爵的消息可能不准确，这使得特使开始反思我们的北京之行是否得当。如果像法国公使馆秘书所陈述的——来自热河的指示是拒绝意普鲁士的任何条款，那么，这些钦差大臣就根本不会如此行事。中国的钦差一贯没有主见，根据他们当下的态度，甚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已经得到让步的许可。在这种情况下，派遣我们进入北京是一个错误，可能会带来糟糕的后果。伯爵前往北京的准备工作很容易引起亲王的恼怒，会损害谈判的气氛。亲王的主导使得事情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进京会让他觉得颜面尽失。
在抵达北京之后，我们收到一封签收于6月23日的法国公使的信件，除了谈形势，没有任何新的情况。布尔布隆先生坚持认为，艾林波伯爵目前可能给他造成难堪，并表示遗憾，因为上海的家具迟迟未到，所以无法给特使提供下榻之处，亦不能满足特使的要求、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
6月24日晚，特使收到了巴兰德随员有关北京房子装修的报告。这天夜里他被叫醒，一个中国官员递上了钦差大臣的信函，信里还转述了前面提到过的恭亲王的话：
兹专此奉达阁下恭亲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诸大臣之官方决定，望阁下阅后交还来员带回。耑此谨颂日安！另附名帖。
恭亲王6月23日的谈话记录如下：
这份记录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来。
据本月15日（6月22日）城门守卫报告，有两位普鲁士人，自称受普鲁士特使派遣之高级官员，自作主张，没有通行证就欲踏入北京。城门守卫加以阻拦，他们竟置若罔闻，前往金福客栈（Kin-Fun）入住。店主欲加阻拦，竟遭其手杖殴打，以武力占据房屋。次日，两位官员又前往英国公使馆旁Tsi-Uen家的房子，在赶走了房主之后强占了房屋。
这种行为极不理智，且与英、法、俄、美所签协约完全相悖。在协约尚未签订之际，普鲁士国官员如此非法妄为，则该国家不可能赢得他人的信任。
在此照知阁下，立即中止与普鲁士王国的通商条约谈判，与特使艾林波伯爵的进一步商谈亦无必要，希望阁下书面告知特使，通晓事由，明悉责任，吾国政府所作所为无可指责。尚需致函艾林波伯爵，宜火速将在京两位官员召回天津。若仍置之不顾，吾国衙门官人定将他们遣送回津。再者，若阁下依然错误抗衡，官衙将坚决起诉二人。特告。
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六日（1861年6月23日）
带给特使的通告，由钦差大臣们以第二封信的形式附在第一封信后，信的结尾写道，他们刚刚给恭亲王写了报告，请求他以皇帝的名义给予普鲁士公使权；而普鲁士官员在北京的违法行为招惹众怒，所以现在他们不能再为特使求情。次日晨，即6月25日，艾林波伯爵拜访了钦差，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的动机，并驳斥了在京随员动用武力的说法，对此，钦差们甚感意外，但他们希望艾林波伯爵尽快决定，召回在京官员，以便继续谈判。两位在京官员授予皇帝的亲信们最好的借口，诋毁恭亲王，而亲王为了洗刷自己，就只能以武力和中断谈判的方式，威胁他们两人离京。现在没有签约国核发的护照，外国人绝不可能放入北京，如果艾林波伯爵胆敢一试，那他就是在挑起一场严重的冲突。
此时特使真的情愿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行动，由“Arkona”号护送前往北京。可是这样的个人意愿，不得不向实际情况妥协。不能强行进入首都，若遭遣返，将会是种耻辱，艾林波伯爵无论如何不能让普鲁士政府蒙羞。就算他进了北京城，亲王还是会拒绝接见，更会因恼怒而中断谈判。如果法国公使馆秘书的消息准确的话，那么，现在还可以把进京作为最后的手段。钦差大臣的友好态度也证明，普鲁士所提的条件并非像哥士耆伯爵所说的那样不可能被接受。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消息是基于亲王所做的申明，当时美里登在场。几天之后，法国公使馆的秘书们却发现亲王的口气突然完全变了，他倾向于接受条款了。这时我们到了北京，一切又变得糟糕起来。这正好可以解释法国公使馆接待我们的冷淡态度，我们在这一时刻不打招呼，不请自来，正是事情有了转机的时候。我们已造成既成事实，所以他们就没有告诉我们的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通过行使与布鲁斯先生商定的步骤，一切将向好的方面转变。特使在北京比在天津较易达到目的，因为后来在天津又进行了艰难的斗争。可是那时没有电报，特使又不得不立即做出决断。鉴于钦差大臣的和解态度，所以艾林波伯爵在6月25日——即我与英国公使作出约定的那天——决定，放弃北京之行，并将我们召回。就在同一天，他给钦差大臣的信中仍然坚持，作为公使，他有权踏入一个主权国的首都。为了拜谒恭亲王，他派人赴京租赁房舍。普鲁士官员只能用普鲁士护照出行，而随员们是有护照的。特使将他们召回，为的是在天津继续谈判，他无法相信，中国政府会因为无来由的控告而中断谈判。在6月27日的第二封信中，艾林波伯爵给出了他在前一个回合最后一次会谈中提出“大国”的理由，解释了在条约正文中写入公使馆权利的理由，提出推迟建造公使馆的承诺必须要单独列为条款，他还将起草的条款附在信中。很快，谈判就恢复了。
6月26日下午，巴兰德先生在北京获知返回天津的命令。这一天，装修正在未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布鲁斯先生认为特使的做法很正确，他主动承诺，将在恭亲王面前维护特使有前来首都的权利。巴兰德当晚向布鲁斯和布尔布隆先生告别，两人又和颜悦色地表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温和善意地对待恭亲王和大臣文祥，很高兴现在艾林波伯爵的做法使他们不至于难堪。回到租住的房子，房主已在等候，巴兰德就与他一起前往俄国传教团。Tsi-Uen不肯接受我们所付的租金，他说普鲁士人只在他的房子里住了几天，却做了这么多的修缮，他承诺将在四星期内保持房子原貌，既不出售，也不出租。显然他害怕当着俄国人的面收钱，所以巴兰德让看门人转交他一笔相当数额的钱款。
为了加快行程，巴兰德先生雇了一辆中国大车，于26日晚离开了北京。在马头，天还未亮，他就把我从熟睡中唤醒，通知我返回的命令，然后他就马不停蹄地走了。一大早，我让陪同的（中国）官员返回，独骑前往天津。13英里路程，列氏30度的高温，这匹好马一口气就跑了下来，毫无疲态。巴兰德先生从北京返回花了23个钟头，比我早两个钟头抵达。他的马、仆人和我们的行李，跟海纳（Heine）先生一起于28日到达天津。
温和的解释已经在恭亲王身上造成了第一次冲动，25日给公使们的信就是证明。他再也不提中断谈判的事了：皇帝明谕崇伦和崇厚，恭亲王将不参与谈判，特使将与他们商谈一切事宜。他应当将随员召回，不然的话，亲王将根据国家法律强迫他们离开。指控的仅是强占房屋，看来亲王真的相信此事；我们用棍棒强迫城门卫兵和旅店老板屈服的说法，静下心来想想，是很可笑的。显然卫兵和店主用这种谎言来掩盖他们的失察和贪财。
艾林波伯爵在给恭亲王的回信中指出，6月23日钦差们所说的所有指控都是凭空捏造的，“普鲁士民族不值得信任”这种怀疑是暂时性的情绪发泄，他当然愿意为中国政府和恭亲王的处境而考虑，采取温和的步骤，但也保留国际法赋予他的权利，反对各种阻止他接触最高统治者的措施。
艾林波等人前往北京
特使艾林波伯爵以及随员巴兰德和本森（von Bunsen）从水路到通州，他们事先已把马匹运送到了那里。卢齐奥医生（Dr。Lucius）和画家伯格（Berg）则一路策马而行，他俩于9月11日早晨离开天津，在河西务过了一夜，12日从张家湾拐往通州，当天下午就到了。与6月份相比，大地的面貌已完全不同，那时秧苗刚冒出来，现在高粱、黍子和蓖麻都比骑在马上的人还要高了。大王庙位于通州的东面，是白河边的一座市镇，按照美理登先生的中国仆人的安排，这里成为特使前往北京途中的过夜之处。铺着床垫的马车陷在了泥水里，半夜12点到达大王庙的时候，其他旅客早已在硬木板上睡着了。
白河上的航船又小又扁，船的中间拱起一个顶棚，成年人在里面是无法站直的。船舱里面可以放下一只凳子、一张桌子和两个床垫，船舱的前后可以关闭。特使及其随员雇用了三条这样的船，其中一条供仆人使用，他们住在另外两条用作厨房和餐厅的船上。因为天亮前就要启程，所以9月10日晚上大家就上了船。清晨四点左右，船工们就开始有动静了，他们要在岸上做些准备，到六点钟才正式出发。从天津城外启程，差不多需要四个小时，走过很多村庄，村庄里尽是一排排的房子，绵延不绝。好几百艘船只停在白河上，他们要等到涨潮时才能往上游行驶。在水上和岸上生活的人口数目极其庞大，听上去有点可怕，据说直隶省有四千万人。
逃脱天津的烟雾，真是美妙无比，总算可以尽情吸取新鲜空气了。阳光明亮而纯净，田野宁静而明快，柳树、杏树、苹果树、梨树和桃树以及绿色的田野，看上去与家乡相似，靠近再看，玉米、高粱、蓖麻、茄子和其他植物实际上都是南方的物产。沿河有很多村庄，常有年轻人在岸边跑动，但是当“外国鬼子”上岸的时候，所有的女人们都惊慌地躲进了家里。因为堤岸很高，所以视线很受限制，只能见到树梢。
在天津附近，有好几个钟头由潮水推动着船只向上游前行，潮水也能间歇性地减轻船工的工作强度。船工一会儿跑到岸上拉纤，一会儿站在没膝深的、甚至没到胸口的水里。他们每两个人拉一条船，在超过20度的气温里，从早上5点干到晚上10点，中间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他们全部的食物就是一小碗面条和一块面团，这种面团由面粉与水和成，再放在明火上烤熟。他们休息的地方，除了甲板，就是甲板下面的一块地方，那里只有1.5英尺高，不到5英尺见方，上面用船舱板盖住，很难想象，两个人住在里面，空气如何地令人窒息。虽然整天干着重活，船工们却聊着天说着笑话，看起来就像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14岁的小伙子就具备了成年男人的强壮和耐力，他们勤勉而愉快地工作着。
9月11日晚上，船抵达杨村，12日前往河西务，第三晚在马头停留。9月13日已朦胧地看见北京后方西北面的山峦，14日就更加接近目的地了。下午，通州的宝塔已隐约可见。大家弃水登陆，与卢齐奥医生和画家伯格、还有从北京赶来的美理登先生碰面。在抵达通州之前，河面变窄，行船拥挤，前行很吃力。
通州比较干净，看上去街面上的人口也比天津少，城墙的墙角残缺不齐，似快要倒塌。多处城垛已被损坏，沿墙的道路也已下沉。城墙的每一面都有一个城门，四只角的城楼美丽如画。最令人惊奇的建筑是城西北角十三层高的宝塔，其八角形的底座由大方石块垒成，很像高大的神坛，最下面一层也是大方石块砌的巨大莲花，由此向上，十三层楼高的宝塔与底座基本保持着同等宽度。每层都由木头和砖头构成，没有围廊，没有门窗。塔顶装饰着一个互相缠绕的金属圆圈，像一个星盘，可能象征着苍天。据说这座宝塔已很有年头了，其建筑形式与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很不一样，却与北京的宝塔极为相像，看来这是北方的典型式样。
通州周围景色宜人：参天的树林、色彩斑斓的寺庙、倒映在运河里的漂亮石桥。运河水是从北京方向流过来的。可惜十四日晚上开始下起了雨，第二天早晨路面都湿透了。快到八点的时候，装着行李的大车总算开动了，特使又会见了前来问候的地方长官，然后上马向北京进发。天空乌云密布，空气湿重，可是只下了场小雨。
一开始，我们沿着铺了路面的大路走，骑行一个半小时后，抵达八里桥。1860年9月21日的战役就是以此地命名的，这是一座坚实的白色大理石桥。联军肯定在此作了恶：一个穷苦的乡下人告诉美理登先生，法国兵杀了他的全家。我们在桥上追赶上了崇纶，他比特使稍微早一点达到通州。他坐在轿子里，让人抬着抵达北京城门。接着他准备换乘大车，因为只有皇家成员才能在北京城里坐轿子。在美理登先生引领下，特使来到大路下面的一块家族墓地：尽管地上完全无水，却建有一座白色的大理石桥，由桥而入，两边每隔15英尺竖立着很多圆柱，还有长着狮首的巨大乌龟，背上驮着带花纹的柱子，柱子上面还刻着文字。再后面是一座漂亮的门。所有这些都是白色大理石做成的。两边都是树木，笔直通至一块浓荫密布的休憩之地。大门的另一边是一座围着墙的院子，院内是五座砖头砌成的红色烤炉般的坟墓，毫无装饰地卧在长满青苔的地上。整个墓地保存完好，给人的印象不是阴郁，而是隆重。北京附近类似的家族墓地还有很多，入口处和通道两边都有马、狮和人的雕像守护着。
抵达使馆区
从八里桥开始，我们离开了大路，沿着运河南岸的田间小道前行，运河从北京过来落差很大，所以这一段有很多水闸，这些水闸在1860年蛮夷军队进攻的时候被砌墙堵死了，由此船只在这段较短的水程内不得不卸货转运。村庄和寺庙给长满灌木的花园般的河岸镶上了花边，远处出现了一座塔式的门楼。将近十二点的时候，我们策马进入外城东北角的城门，沿着内城南城墙墙根行进，抵达内城的东门——哈德门，并在此进入内城。内城主街的左边胡同内就是法国公使馆的所在地——醇亲王府，随员本森和卢齐奥医生就借宿在这条胡同几百步以外的俄国公使馆。特使艾林波伯爵、随员巴兰德和伯格都翻身下马，沿着一条没有水的小运河前往法国公使馆。这条小运河通往内城的南城墙下的护城河，而护城河又连接着通往通州的大运河。这条路再往北一点，就是英国公使馆，其距离跟从法国公使馆到俄国公使馆差不多。
法国公使馆的主建筑有两个大院，以两排横着的房屋为间隔，一边住着公使，另一边是几间客房。秘书和翻译安顿在大园子里相距很远的小房子和亭子里。布尔布隆夫妇把一切布置得很欧洲化，虽然客厅很难让人联想到中国的艺术创造力，但夜晚能使客居者心中自然而然地生出舒适安详。我们到达的那天，布鲁斯先生、威妥玛先生、还有英国公使馆魅力四射、极具才智的芮尼医生都赶来吃午饭，喝下午茶的时候，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先生和夫人也来了，所以头一天晚上大家无拘无束地交换看法，这是艰难困苦的文明人在陌生之地生活的最好调剂。布尔布隆夫人是苏格兰高地人，在北美、墨西哥和西班牙生活多年，她身上具备一种少见的音乐天赋。巴留捷克和夫人喜爱德国音乐，并能够娴熟而有品位地演奏。布鲁斯先生、威妥玛先生和其他英国公使馆的成员都已在中国生活多年，所以谈资极为丰富。
早上六点，我们大多数人已坐在马鞍上，在布尔布隆夫妇的带领下游玩，其他公使馆的成员也加入了进来。只是我们还没拿定主意，到底是去庞大的内城还是去郊外。快到十点钟的时候，我们饥肠辘辘地返回。共进早餐之后，大家各自散去做自己的事情。晚上，各国的外交人员都聚集在布尔布隆夫人的客厅里。这就是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北京的这一季节气温甚为舒适，异国情调浓厚，又遇到这么一些可爱的人，在经历了天津的烦恼之后，这一切真是神清气爽。
尽管俄国的神职人员已经迁往内城北部的传教团住所，巴留捷夫先生仍然住在分割为好多小房间的建筑物内，空间显得很狭窄，他正准备在绿荫掩饰的花园里造一所欧洲式的大房子。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英国公使馆，此处是嘉庆皇帝为琏亲王——他是外省的大员——造的王宫，其样式跟所有这一类的宅院差不多，其特点是宽敞而不是高度，主要建筑物都是平房。长廊把很多大院子连接起来，与主、附建筑一起构成了很大的一片。布鲁斯先生接手这一“府第”的时候，房子已经破旧不堪，到处是垃圾和厚厚的尘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尘土覆盖之下，竟然是丰富的装饰花纹。布鲁斯先生进行了精心的复原工作，把内部装修得既适合欧洲人的需要，又保持着中国的风格。由此北京的英国公使馆——这座独一无二的王宫——成为早已消逝的繁荣时代的壮丽、富足和品位的表征。我们所看到的另外一些公共建筑早已剥蚀、蒙尘并颓败了，无法再现曾经有过的辉煌，仅仅从其房间的分隔还能想见昔日的宏大。
从外面的街道根本看不出一丝宫殿的痕迹。走进朴素的大门，是一座带马厩和牲口棚的前院。从入口的右边拾阶而上，看到的是一排平房，从外观是无法想见其内里的大千气象。面部形状夸张的巨大石狮守护在入口处，台阶由方石铺就，其尺寸与房子相配合，又高又宽。一组红漆木头圆柱支撑着沉重的瓦屋顶，形成一圈遮阴的围廊。里面只有一间大厅，两侧宽大，每一侧中间的双开门宏伟壮观，彩色的天花板上到处装饰着象征帝王的龙。这间大厅被英国人用作舞厅和锻炼身体的地方，未加改造。再拾阶而下，就到了第二个方砖铺地的院子，其左右两边都是两层楼的房子，院子对面是一所与前述很相似的平房，房子的基座是石头垒成的。里面又是一间巨大的大厅，双开门相对而立，这里是公使馆的阅览室和桌球馆。两边的门之间的空间没有利用，只是走道。走道右边放着舒适的单人沙发和长沙发，还有桌子以及书籍报刊，左面是很大的桌球桌。从这里顺阶而下，进入第三个院子，这个院子比第一个院子还要大，其较窄一侧的左右两边也是两层楼的房子，但其高度并未超过平房。桌球馆的对面是整座宅院最主要的建筑，方砖铺的台阶与整栋房子等宽。这座建筑分成了三间，中间为会客室，左边是很大的餐厅，右边是公使的客厅。四英尺高的墙壁镶嵌着木制的护板，镂空的木雕板，一直从护板的顶部延伸到屋顶，客厅的色调是鲜红色，餐厅则是草黄色。简朴的家具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式装饰的效果，在如此高大的房子里，真人一般大小的维多利亚女王像仍然显得渺小。在这样的空间里，地上铺着精致的地毯，与彩色镀金的天花板相得益彰，深褐色的木器为整体的尊贵和豪华添上了一抹舒适的暖色调。透过镂空的木雕窗棂，阳光照射，让人感到家居的温馨。
铺席子的顶棚前面已描述过，这种顶棚赋予该大院一种大帐篷似的外形。根据需要，可以用绳子卷起席子以调节光线和室内空气，所以这里总是阴凉而昏暗。布鲁斯先生还撬掉了一部分地砖，改为草坪，绿草里已经冒出了野花。环绕着这所院落的建筑外表也已修饰一新，墙壁和立柱刷上了红漆，拱凸出的木雕部分都刷上了金色或其他明亮的色彩，整修如新。从主建筑入口处瞥去，整个院落郁郁葱葱，视线从两个大厅的两边敞开的双扇门中穿过，最前面的院子展示出令人无限神往的图画般的效果。从主建筑两边延伸出的翼房比主建筑稍矮，右边是公使的卧室和书房，左边是秘书室。秘书和好几个随员都住在这一绿色院落的房子里。与这群宅院隔着一条窄窄的巷子，后面还有很多院子，威妥玛先生和三个译员以及九个翻译学生住在那里。从英国马上还要来一些学翻译的学生。
内城
公使馆都坐落在内城的南部。内城是四方形的，三面是笔直的城墙，只有北墙的西角稍稍向内凹陷。护城河形成了一泓池水，与圆明园的各湖泊相连通，水流通过一个弓形的入口进入北城墙下的水塘、湖泊和运河，向城市中心区域供水。水流在内城的南城墙前汇入护城河，又从内城的东南角流入通州的大运河。圆明园各湖吸纳了附近山里的水，只要水渠畅通，北京城就一直水流清澈，这些水又通过运河进入白河。可是眼下水闸被毁，流水被堵，流入和流出的水几乎完全被阻断了。护城河和大运河的绝大部分都干涸了，只有一些河床深的河段还有一些水。内城以北的水塘和湖泊还能从护城河里得到一些水，然而这些水都变成了泥浆，水面被疯长的水草所覆盖。这一状况给人的印象是，多年未曾疏浚，才造成水道的壅塞损坏，而并非自1860年秋天出现的问题。如果说北京和通州之间的水闸被堵是为了阻挡联军的话，那么，尽管它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肯定不会造成水道的完全瘫痪。
内城的东城墙、北城墙和西城墙每边各有两个城门，而南城墙有三个城门通往外城。一座与南城墙的中门相对应的、位于北城墙的宏大的双楼，用来专门置大钟和巨鼓。外城为四边形，其南北较短，东西较长，东西的长度比内城多3000英尺。其城墙的某些段落不是直线而是轻微弯曲，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城门，南边有三个城门。此外内城的南面每一边有外凸于城墙的城门，这些城门由塔楼监控。内城的城墙高度为45-60英尺，由相向而立并向上逐渐靠拢的两堵墙组成，中间交替填上了土和石灰块。墙的厚度不同：哈德门南墙的底部有80多英尺宽，城墙顶上围栏的外沿至里面的防御墙有48英尺宽，北城墙有50-60英尺宽，东城墙为42英尺，西城墙为30英尺。每过一段距离就有堡垒向外突出，城墙在此处的宽度也随之增加——北面45英尺，一共达到105英尺。内城的周长约为三又三分之一（德国）里，外城的城墙周长大概有两英里长，就是说这两城的城墙长度有5（德国）里。
内城城墙上的走道轻微向城内方向倾斜，走道铺着砖石，有缓坡向上通往角楼和门楼。角楼是大型建筑，其墙面都很宽。门楼是成对的：里面的建筑与城墙的墙角对齐，只是比城墙高出三层，并有木头围廊和伸出的飞檐，前面有一个半圆形或四边形围墙围住的院子，要经过外面的堡垒才能抵达这里。与城墙一样高的门楼底座完全是方石垒成的，从底座往上是砖石砌的三层楼，正面墙上每层各有十二个射击孔，侧面的墙上每层各有四个射击孔。第三层楼的上面有一圈屋顶，屋顶上面还有一层，有同样数量的射击孔。两个门楼的屋顶都盖着黄绿色的琉璃瓦，屋脊两头装饰着卷起的龙尾，瓦当上都是古怪的动物造型。射击孔是用木板堵上的，上面醒目地画着炮眼。整个的建筑太破败了，看来无法用于真正的防卫。外部的门楼刻有满文，因此明显与里面的、由明朝第三个皇帝永乐在1403年建造的城墙不同。永乐皇帝把皇都从南京迁到了原来蒙古人的京城，并改名为北京。只有城墙的基座用的是方石，其他的都是黄灰色的砖石，似乎没有烧制过，仅仅晾干而已。有好几英尺都是这种材料，已经有些风化了。如果仔细维护的话，城墙还能挺住好几百年。但是附近的居民把它当成了采石场，政府又无法阻止，很多用基座的石头砌成的小房子就是明摆着的证据。拿走是那么的方便，何乐而不为呢！
内城南城墙的中门叫做前门。跟所有南城门一样，一般只开前院的一个边门。但是双扇大门每年要为皇帝开启一次，这就是他去外城的先农坛主持开耕仪式的时候。外城的城墙和城门比内城的差，而且也很低矮，建于1544年，是为保护天坛和先农坛以及外城居住的商人免受群氓的抢掠而建的。城墙有20英尺高，墙上的走道有14英尺宽。
内城里面是皇帝之城，或者叫“黄”城（“Gelbe”Stadt）。这又是一个被城墙围住的、向北伸展的四方形。它的西半边稍大，是皇家花园，有一个狭长的水塘，这是“中海”，上面有一座雄伟的大理石桥。东半边是纵横交错的街道、众多的寺庙以及公共建筑物。北部是修筑成园林的240英尺高的煤山，这里是北京的制高点，正好在天安门的中轴线上，这条中轴为石块铺就的大路，从黄色的南门到红色的南门，再经过紫禁城。紫禁城为长方形，是黄城的核心，向北几乎一直延伸到煤山脚下，在那儿将皇城城墙下的护城河水分隔开来。黄城和红城的各个方向都有一个门，在茂密的树丛中，红色的紫禁城有很多宫殿，宫殿周围有很多庙宇和大殿。紫禁城的面积为80公顷，黄城为606公顷。这就是整个的“内城”，只有些微的不对称：西半边黄城的南角缺了一小点。红城在黄城的里面，黄城在内城偏南的一面。整个北京都能看见天子之地，看见正门，即进入皇城和皇宫的大门。尽管建筑式样和地基位置不同，包括英国公使馆和法国公使馆以及寺庙在内，我们见到的所有建筑——或许是所有重要的建筑——都是面向南方建造的，使这里有一种整体感。
街景
从外城的南中门进入一条很宽阔的大街，笔直地向北伸展到前门。街道中间是宽宽的隆起的方石铺就的路面，街道两边是绵延围裹着天坛和先农坛的高墙，整条大街的南半段都伴随着这高墙。这种望不到头的长墙给人的印象非常强烈。沿着这条街道，跨过干涸的护城河上业已破旧的大理石桥，就到了外城最有生机的城区。隆起的石路继续向前延伸，路两边是一家接一家的小商铺，再往两边是土路，将成排的房子与对面的小商铺分隔开来。由此街道实际上被分成了三条路。路边的小胡同都像帐篷似地盖着席子，好似巴扎，因为每一所房子就是一家商铺。经过一座五层的木制牌坊，就到了用隔栏分成三条通道的大理石桥上，两侧的通道用于交通，中间最宽的那一条道，用来给骡车作停车场，它能容纳下两排漂亮的骡车，骡子踏着轻快的步伐嘚嘚地穿行在熙熙攘攘的城里，使得北京的大街充满了生气。尽管这种车子极为简朴，却依然有一种大城市的帅气，木头车架擦得锃亮，还包有黄铜的饰物，车的棚顶为木头格子，上面罩着蓝色的棉布，边沿卷起并镶着黑色，在光溜溜的骡子上面还有遮阳的顶棚。
除了骡车，还有驴、马、骡，驮着乡下人的东西来到市场叫卖，这使得北京的大街热闹非凡，大队的双峰骆驼踏着不慌不忙的步子，也在拥挤的街上穿行。除了驮运建筑材料和其他重物，骆驼还以其原始如画的形象带来蒙古草原的货物。引人注目的衣装很少见到，男人们是单一的蓝色或类似的其他颜色，只有女人和孩子穿着带刺绣的真丝大褂，女人化妆得像是戴着面具，不过在街上很少能见到她们，有地位的女子只能坐在封闭的轿子里出行。很容易将满族女子从中国女子中区别出来，因为她们不裹脚。不仅走路的形态，而且她们在整个外形上和面貌上也与中国女子不同。满族女人有一种自然而美好的表情，饱满而健康，其中一些人脸型俊俏，体态健美。要区分男人比较困难，大概是两个种族混血较多的关系，衣装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中国人不得不采用战胜者的服装式样。
大街上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这里有一堆人围着一个落魄的文人，他未能通过考试，靠朗读和说书糊口，充满激情地用各种嗓音——时而激昂时而温柔地——读着经典中的段落，停下休息的时候，他又以庄重的语气，从大方的听众那儿讨一点捐助。那边一个流动厨师在喊叫，他的整个厨房由手推车上的一个火炉、一把水壶和一只铁锅组成，他对自己价廉物美的饭食充满信心：最好的茶，让人耳聪目明的西瓜，赋予人胆量的烧酒，油炸的鱼和饼。令人恶心的狗和光秃秃的猪也挤上前来抢食，恬不知耻地钻到食客的腿间，不过只有实在过分的时候，它们才被人踹上一脚、号叫着跑开。近处还有一个流动铁匠架起了炉子：他一只脚踏着气囊，手上拿着锤子和钳子，勤力地劳作着。这儿又挤过来一个理发匠，肩上扛着一个木头架子，架子上面是脸盆、水壶和毛巾，前面挂着一只小板凳及一面小锣，锣声锵锵地招徕着顾客。在拥挤的人群中，他开始了工作，拽着猎物的辫子，用热水擦洗其脑袋，毫不犹豫地用刀子在其头顶和脸颊上来回乱刮。而修脚匠倒是操作得很仔细，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给人涂药贴膏。人群拥挤之处，这儿坐在桌子后面的是一个兑换钱币的人，那儿正在举行着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木偶演出。由此可见，尽管语言、装束和日常生活的外表不同，其实所有民族都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在何处，人类本性都是相同的，同样为生存局限所苦，同样具有使人开怀的幽默感。连大街上玩杂耍的和变戏法的都一样，他们的技术和技巧高超得近乎残酷，也常常令人作呕：吞咽下去的钢针，排成一队从鼻子里跑出来，这是一项危险的艺术，有些人会因此而完蛋的；没有危险且最受欢迎的是杀头把戏，一把钢刀插在被杀者的脖子里，血液从伤口里不断涌出。在旁边的胡同里，一群成年男子在踢毽子，他们以完美无缺的技艺，把这一游戏不间断地玩上十五分钟。在北京的安静之处，总能听到天空传来的特别温柔和谐的哨声，那是鸽群，北京人将小哨子绑在鸽子尾巴下面，它一飞起来就发出哨声，大概是为了驱逐猛禽吧。
衣衫褴褛的瞎眼乞讨者，由明眼人领路，排成纵队，穿街而行，瞎子一只手搭在前面一人的肩上，另一只手拄着棍子。这儿还蹲着一个修鞋匠，带着修鞋工具；那儿一个算命先生，拿着神秘的器具，旁边一个脏兮兮的人把草帽里的神秘物件倒出来，立即臭味四溢。在阴凉地里聚着一群乞丐，旁若无人地打着牌。一个卖旧货的把所有的东西——茶壶、烟杆和各式各样的货色摊到地上。卖吃食的小摊贩散落在每个角落，赌博游戏就在面前，连正吃着东西的小孩都拿出铜板来赌，因为小孩模仿着大人的所有嗜好。典当就是个很热门的赌法：鼻子上架着巨大眼镜的小个子业主，用不可思议的夸张说辞把赌徒的典当物变成了不值钱的玩意儿。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中，典当是取得贷款的唯一方式，所以非常重要。1860年，英国人发现了当铺里集聚的巨额财富。无论什么地方，当铺的门前都竖有带龙头的圆柱子。另外受欢迎的是杀头游戏，很多孩子因为都见过真的杀头，所以模仿得惟妙惟肖。这种把灾祸变成游乐的残忍和冷漠，是中国人最丑恶的特性之一。可能是习惯消磨了他们的同情心，因为死刑都是在最热闹的地方举行，常常吸引了大批的围观者。一边是残酷的死刑，另一边是冷漠无情的观众，两者表现出中华文明的残忍。一天，法国公使馆的成员早晨骑马来到外城的一个市场，发现在高高的架子上挂着很多笼子，里面放着五十多个前一天被斩罪犯的血肉模糊的头颅。几天以后，好多笼子被风吹打坏了，辫子还挂在上面，头颅已经掉落地下，空气都被污染了。市场仍然我行我素，人们在讨价还价、在打趣、在哈哈大笑，根本不受旁边那令人毛骨悚然景象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