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4日，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迎来了他的70岁寿辰。人生七十古来稀，奥兹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仍然应邀给本-古里安大学的学生开设希伯来文学课。本-古里安大学为庆祝奥兹的七十华诞，专门在2009年5月中旬举办了阿摩司·奥兹国际研讨会，来自以色列本土、欧洲和亚洲的作家和学者们聚集一堂，探讨奥兹在希伯来文学链条上的传承与影响、奥兹作品的文本世界、奥兹创作技巧的革新、奥兹作品的翻译等问题。而在这之前，以色列政府在阿拉德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亲自到那里表示祝贺，众多音乐家、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参加了不同形式的活动。纵观奥兹70年间的生活与创作，有三个世界至关重要。
一、第一个世界：耶路撒冷
阿摩司·奥兹原名叫阿摩司·克劳斯纳，1939年5月4日生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奥兹人生中的第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丰富多彩，有许多爱，许多黑暗，悲喜交加，欢乐与渴望相间。奥兹在那里接触到来自欧洲的形形色色的犹太人，既包括为希伯来语的复兴而创造过系列新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克劳斯纳伯祖、现代希伯来文学著名诗人车尔尼霍夫斯基等文化名人，也包括身心受到损害的大屠杀幸存者。在那里受到犹太民族主义思想的浸染，对耶路撒冷之外的拓荒者生活充满向往。在那里目睹了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阿拉伯世界的坍塌。在那里见证了父母不快乐的生活和婚姻，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丧母之痛。
奥兹出生时，以色列国家尚未存在，耶路撒冷还属于英国托管时期的巴勒斯坦。奥兹的父亲阿利耶·克劳斯纳与母亲范尼娅·穆斯曼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人。阿利耶出生在乌克兰的文化之乡敖德萨，母亲范尼娅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家境殷实的磨坊主之家。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移居巴勒斯坦，虽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并非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许多欧洲犹太人一样，他们的移居主要是因为欧洲，尤其是东欧的排犹声浪日益兴起。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奥兹的三个世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阿利耶的父母，也就是奥兹的祖父母，并没有马上移居巴勒斯坦，而是带着阿利耶和他的哥哥去了立陶宛。尽管在阿利耶父亲的诗歌中，跳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但是巴勒斯坦那片土地在他们眼里太亚洲化，太原始，太落后，缺乏起码的卫生保障和基本文化，即使到了排犹主义声浪高涨的三十年代，他们也希望能在欧洲找一块比暗无天日的立陶宛更为欧洲化的新家园，他们尝试着申请法国、瑞士、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签证，但是都遭到了拒绝，几乎是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下移居到了巴勒斯坦。奥兹的母亲范尼娅也是在家族生意发生了危机，不得不中断学业后才来到了巴勒斯坦。
奥兹的父母在耶路撒冷相识并结婚，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能用许多门欧洲语言进行交流。他们和自己的父辈以及身边许多犹太人一样都是热诚的亲欧人士，欧洲对这些人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大家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顶、遥远的村庄、矿泉疗养地、一片片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而在耶路撒冷，这些人不得不居住在阴暗潮湿的公寓里，其中多数人都生活在社会底层。现实与梦想中所期冀的世界相去甚远，甚至与他们曾经在欧洲所过的生活也相去甚远。也就是在耶路撒冷，范尼娅终日把自己囚禁在家里，在生活中经历着贫穷，在精神上忍受着孤独的熬煎，夫妻之间形同陌路，生命之花在一片片凋零，就连他唯一的儿子也唤不起她对生命的热情，最后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母亲是奥兹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令他深深依恋、爱戴、心痛、试图安慰与保护、怨艾、数十年无法释怀的女人。母亲不仅漂亮优雅，而且具有出色的文学天赋，是讲故事的高手，她给孩子讲各种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启迪了孩子的奇思妙想，构筑了孩子想象中五色斑斓的世界，这也许就是奥兹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动因。就像奥兹自己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所说：“我没有兄弟姐妹，我父母几乎给我买不起玩具和游戏，电视机和电脑还没有出现。我在耶路撒冷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度过了整个童年，但我没有生活在那里，我真正生活的地方，是妈妈故事中讲到的或是床头柜上那一摞图画书中描述的森林边，茅屋旁，平原，草地，冰雪上：我身在东方，但却心系遥远的西方。或者是“遥远的北方”，就像那些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我在想象中的森林中，在语词的森林中，在语词的茅屋里，在语词的草地上头晕目眩地行走。语词现实延伸到令人窒息的后院，石屋顶上铺着的瓦楞铁，堆放脸盆并拉满洗衣绳的阳台。没有清点我的周围都有什么。所有清点到的都由语词构成。”
母亲的自杀给年仅12岁的奥兹的心灵深处带来无法治愈的伤痛，但奥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把这种痛埋藏在心灵的坟墓中。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母亲，包括自己的至亲好友，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我们只是在《鬼使山庄》中那位来自华沙、总是抱怨生活、抛弃丈夫与幼子、与射香猎艳老手瑟阿兰将军一起私奔的漂亮太太身上依稀看到她的背影，在《我的米海尔》中漂亮而不切实际、最后歇斯底里的汉娜身上隐约捕捉到她的性格；当然我们更可以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详细地了解她的经历，包括生活中的哀愁与喜悦，习惯与动作。也正是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奥兹在母亲自杀五十年后才首次毫不掩饰地把泣血的心灵创伤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妈妈去世后的几周，或者是几个月，我一刻也没有想到过她的痛。对她身后犹存的那听不见的求救呐喊，也许那呐喊就悬浮在我们房子的空气里，我则充耳不闻。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点也不想她。我并不为母亲死去而伤心：我委屈气愤到了极点，我的内心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纳别的情感。比如说，她死后几个星期，我注意到她的方格围裙依然挂在厨房门后的挂钩上，我气愤不已，仿佛往伤口上撒了盐。卫生间绿架子上妈妈的梳妆用品，她的粉盒，头刷把我伤害，仿佛它们留在那里是为了愚弄我。她读过的书。她那没有人穿的鞋子。每一次我打开‘妈妈半边’衣柜，妈妈的气味会不断地飘送到我的脸上。这一切让我直冒干火。好像她的套头衫，不知怎么钻进了我的套头衫堆里，正幸灾乐祸朝我不怀好意地呲牙咧嘴。
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是门口的小贩，我妈妈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我生她的气，也代表爸爸，他的妻子就这样羞辱了他，将其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像喜剧电影里的一个女人突然和陌生人私奔。在我整个童年，要是他们一两个小时不见我的踪影，就会朝我大喊大叫，甚至惩罚我：这规矩已成固定，谁要是出去总要说一声他去了哪里，过多久后回来。或至少在固定的地方，花瓶底下，留张字条。
我们都这样。
话只说了一半就这样粗鲁地离去？然而，她自己总是主张乖巧，礼貌，善解人意的举止，努力不去伤害他人，关注他人感受，感觉细腻！她怎么能这样呢？
我恨她。
几星期后，愤怒消失了。与之相随，我似乎失去了某种保护层，某种铅壳，它们在最初的日子里保护我度过震惊与痛苦。从现在开始，我被暴露出来。
我在停止恨妈妈时，又开始恨自己。
我在心灵角落尚不能容纳妈妈的痛苦，孤独，以及周围裹胁着她的窒息气氛，离开人世前那些夜晚的可怕绝望。我正在度过我自己的危机，而不是她的危机。然而我不再生她的气，而是相反，我憎恨自己：如果我是个更好更忠心耿耿的儿子，如果我不把衣服丢的满地全是，如果我不纠缠她，跟她唠唠叨叨，按时完成作业，如果我每天晚上愿意把垃圾拿出去，不是非遭到呵斥才做，如果我不惹人生厌，不发出噪音，不忘记关灯，不穿着撕破了的衣服回家，不在厨房踩了一地泥脚印。如果我对她的偏头疼倍加体谅。或至少，她让我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别那么虚弱苍白，她做什么，还是往我盘子里放什么，我都把它们吃光，不要那么难为她，如果为了她，我做一个比较开朗的孩子，别那么不合群，别那么瘦骨嶙峋，稍微晒得黝黑一点，稍微强壮一些，像她让我做的那样，就好了！
或者截然相反？要是我更加孱弱，患慢性病，坐在轮椅上，得了肺痨，甚至天生失明？她善良慷慨的天性，当然不允许她抛弃这样一个残疾儿，抛下可怜的他，只顾自己消失？要是我是个没有双腿的瘸孩子，要是还有时间，我会跑到一辆奔驰的汽车底下，挨撞，截肢，也许我妈妈会充满怜悯？不会离开我？会留下来照顾我？
要是妈妈就那样离开我，没回头看上我一眼，当然暗示出她从来就一点也没爱过我：要是你爱一个人，她这样教我，那么除了背叛，你可以宽恕他的一切，你甚至宽恕他唠唠叨叨，宽恕他丢了帽子，宽恕他把山珍海味丢在盘子里。
抛弃就是背叛。她——抛弃了我二人，爸爸和我。尽管她偏头疼，尽管现在方知她从来没有爱过我，我永远不会离她而去，尽管她长时间沉默寡言，把自己关闭在黑暗的房间，情绪失控，我永远不会那样离她而去。我有时会发脾气，也许甚至会一两天不和她说话，但是永远也不会抛弃她，永远不会。
这撕心裂肺的心灵呼唤，令许多读者不免为之泪下，为之动容。在年幼的奥兹看来，母亲弃他而去，是对他，也是对他父亲的一次背叛。爱与背叛，是奥兹许多作品曾经涉猎的一个主题。如《鬼使山庄》中医生的太太抛弃了丈夫和孩子，投入英国军官的怀抱；《何去何从》中的移民诗人鲁文之妻伊娃抛弃丈夫和一双儿女，与到基布兹度假旅行的堂兄弟私奔德国；《我的米海尔》的结尾似乎暗示着米海尔要抛弃第二次怀孕的妻子汉娜；《地下室中的黑豹》中，十二岁的少年普罗菲超越了民族感情界限喜欢一个与自己换课的英国军官，小伙伴们把这种“爱敌人”的态度称做一种背叛。
据以色列的一些朋友们讲，奥兹母亲去世时，确实在社会上引起一些猜测，乃至风言风语。有人认为这位风姿绰约的波兰女子与著名犹太历史学家克劳斯纳或某位英国军官关系暧昧。剑桥大学的德朗士教授也曾告诉我奥兹在与他的一次深谈中曾经说起过此事，她大概就是《鬼使山庄》中与英国军官私奔的那位母亲的原型。但是，我自己没有亲自向奥兹进行过求证，那样做等于向伤者的伤口撒盐，等于在滥用朋友间的情谊。在奥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确实暗示着某种红杏出墙，但肇事者似乎不应该是母亲，母亲只悄悄出去过一次，似乎是要给某人寄信，但是踟蹰而返。相反，在奥兹的笔下，父亲阿利耶喜欢结交女友，喜欢靠打趣来博得红颜一笑，甚至与女友相约咖啡馆中并亲吻对方的手，尤其是在奥兹母亲病情加重的当口，父亲因为母亲生病怕光，家里不能开灯，经常深夜不归，情绪变得有些反常，母亲的一位好友暗示他“出去采摘玫瑰花蕊”。《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描写：
至于父亲，这些天突然显得兴高采烈，原因并不明显，对此他竭力加以掩饰。他独自哼着小曲，没来由地咯咯直笑，一次，趁他不备，我看见他在院子里又蹦又跳，像突然被什么叮咬了似的。他晚上经常出去，等我睡着了以后才回来。”
……
妈妈突然放声大笑对他说：
“去吧去吧，到外面玩儿会儿吧。”
她加了一句：
“只是要多加小心。什么人都有。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那样善良、直率。”
“你在说什么呢？！父亲生气了“你疯了吗？孩子在呢！”
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生活中处处充满着背叛，而奥兹心目中唯一忠贞不渝的朋友就是书。《爱与黑暗的故事》的读者大概不会忘记，里面的小主人公曾萌生长成一本书的愿望。当然这个想法最初源于恐惧。这是因为在奥兹的童年时期，耶路撒冷由英国托管，宵禁、搜查、逮捕、爆炸、交战、各种各样的传闻接连不断：听说没到以色列来的亲人均遭到德国人杀害，隆美尔的坦克就要开进以色列土地，意大利飞机在战争中轰炸了特拉维夫和海法两座城市，天晓得英国人在离开之前会做些什么。他们卷铺盖之后，也许会有成千上万穆斯林在几天之内把犹太人全部杀光，等等。尽管大人们尽量不当着孩子的面谈论这些恐惧，不管怎么样也不用希伯来语说。但有时会说漏了嘴，或者有人在睡梦中大叫。晚上熄灯以后，奥兹听到大人们在厨房里面对着茶点嘀嘀咕咕，听到海乌姆诺集中营、纳粹、维尔纳、游击队员、行动、死亡营、死亡列车、死于欧洲的大卫伯伯和玛尔卡婶婶以及与之年龄相仿的小堂弟大卫。不知何故，恐惧侵袭了这个敏感孩子的心灵。他已经可以猜想得出，杀人是多么的轻而易举。
的确，烧书也不难，但要是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至少有良机可单独生存下来，如果不是在这里，那么则在其他某个国家，在某一座城市，在某个偏远的图书馆，在某个被上帝遗弃了的书架的角落。
同样，书还可以教他知识，成为他忠实的朋友。就像母亲教导他的那样：书与人一样可以随时间而变化，但有一点不同，当人不再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好处、快乐、利益或者至少不能从你那里得到好的感觉时，总是会对你置之不理，而书永远也不会抛弃你。自然，你有时会将书弃之不顾，或许几年，或许永远。而书呢，即使你背信弃义，也从来不会背弃你：它们会在书架上默默地谦卑地将你等候。它们会等上十年。它们不会抱怨。直至一天深夜，当你突然需要一本书，即便时已凌晨三点，即便那是你已经抛弃并从心上抹去了多年的一本书，它也不会令你失望，它会从架子上下来，在你需要它的那一刻陪伴你。它不会伺机报复，不会寻找借口，不会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你是否配得上，你们是否依旧互相适应，而是召之即来。书永远也不会背叛你。
二、第二个世界：基布兹
1954年，奥兹把自己的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表明与耶路撒冷和父亲的家庭彻底断绝联系，加入到耶路撒冷附近的胡尔达基布兹。从1954年到1985年，奥兹住在基布兹。基布兹是以色列当代社会的一个特殊产物，二十世纪初期由新移民先驱者创建。在基布兹，人人平等，财产公有，颇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
基布兹是奥兹人生中的第二个世界，最初是他为摆脱思恋母亲的痛苦、反叛再婚的父亲而寻找的一片栖身之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色列年轻人反叛家长压迫的极致便是去往基布兹。早在母亲尚在人世时，父母不睦的家庭生活，父亲因人生不称意产生的压力，母亲的伤痛与失败，令奥兹倍感压抑，他想逃避这一切，想像基布兹人那样生活。在他看来，基布兹人是一个吃苦耐劳的新型拓荒者阶层，他们强壮，执着但并不复杂，说话简洁，能够保守秘密，既能在疯狂的舞蹈中忘乎所以，也能独处，沉思，适应田野劳作，睡帐篷：坚强的青年男女，准备迎接任何艰难困苦，然而却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与精神生活，情绪敏感而从容。他愿意像他们那样，而不愿意像父母或者充满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些忧郁苦闷的逃难学者。但这种想法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
母亲去世后一年，父亲再婚，奥兹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这也是他发动的一场战争。去基布兹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姨妈们的认同，“当然可以。你应该和他们拉开点距离。在基布兹，你会长得又高又壮，你会慢慢地过上比较健康的生活。”父亲最后被迫答应了他。
基布兹是赋予奥兹创作灵感，启迪他一步步走向文学道路的地方。犹太民族是一个读书的民族。在基布兹，即使是最地道的农业劳动者也在夜晚读书，终日探讨书。即使在劳动时也在争论着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和巴古宁，争论着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争论着现代艺术，这些劳动者甚至发表文章，抨击时政。奥兹也不例外，他在基布兹贪婪阅读卡夫卡、加缪、雷马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托马斯·曼、海明威、福克纳等世界级作家的作品，也读莫辛松、沙米尔、布伦纳、戈尔德伯格等希伯来语作家的著作，并尝试着进行文学创作。
创作需要生活。而奥兹最初对生活与创作的理解显然受到了阅读的局限。在他看来，基布兹的生活捉襟见周，只有鸡圈、牛棚、儿童之家，这里的人们非常迟钝。即使他以前生活过的耶路撒冷，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写入文学作品之中。而要像雷马克或海明威那样写作，就确实要离开基布兹，投身到真正的大世界，去往男人犹如拳头般强劲有力、女人宛若夜晚般柔情似水的地方，在那里，桥梁横跨宽阔的河流，夜晚酒吧灯光摇曳，真正的生活真正开始。人若是缺乏那个世界的体验，就得不到写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的半点临时许可。如果他想像那些作家那样写作，首先就得去伦敦或米兰。但是，对于一个在基布兹劳动的普通农民来说，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改变了他的创作观念。《小镇畸人》中的故事都围绕日常生活展开，曾经被奥兹认为有损于文学尊严、被拒之文学门外的人与事，占据了舞台中心。是舍伍德·安德森把他童年时代的生活，耶路撒冷的人与事呼唤到他的眼前；是舍伍德·安德森让他睁开双眼，描写周围的事，使之猛然意识到，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
奥兹就这样在基布兹写起了小说。在基布兹期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直至死亡》、《鬼使山庄》（一译《恶意之山》），长篇小说《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触摸水，触摸风》、《沙海无澜》（一译《完美的和平》）等。
这一时期，奥兹的许多小说，均以基布兹为背景。处女作《胡狼嗥叫的地方》中的多数作品均围绕基布兹中的人与事展开叙述。其中，短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中的达姆科夫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到基布兹的保加利亚移民，他和后来的流亡者一样，对基布兹创始人“那种燃烧着的渴望和那种诗人热血沸腾的献身根本就一无所知”。所以达姆科夫即使身居基布兹中，却始终是个局外人，是多余的人。长篇小说《沙海无澜》中的阿扎赖亚是一个从俄罗斯来到基布兹的青年，他笃信斯宾诺莎思想。他经常到出生在基布兹的本土以色列青年约拿单家做客，约拿单的父亲约里克是前任内阁成员、工党领袖、基布兹书记，专横跋扈而热衷于政治。约拿单的母亲哈娃盛气凌人。阿扎赖亚似乎永远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一员。
这种多余的人的思想实际上折射出奥兹自己初到基布兹的真实感受。约里克身上有当年胡尔达基布兹的校长奥伊扎尔·胡尔戴的影子，那是一位坚决不妥协的硬汉，好斗，飞扬跋扈，甚至暴虐无道。但对来自耶路撒冷的奥兹非常关照。奥兹到他家做客时，看到胡尔戴家的三个男孩就像一个来自东欧犹太村庄的克莱兹默小组，此时，唱片中那绵长、徘徊不去的乐音在晚间的空中飘扬，产生一种惬意的渴望，还有一阵令人心痛的哀愁，为自己无足轻重，为自己是他者，为世界上任何曝晒也不能把我变成他们当中真正的一员，他在他们餐桌旁永远只是乞丐，一个外来人，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不安分的小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基布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默契，奥兹这个来自外部世界的孩子在那里承受着人们的呵护与关怀。也是在基布兹，奥兹找到了自己一生中的挚爱——尼莉。那是一个美丽、善良、开朗、快乐但有些任性的女子。正是因为遇到了尼莉，奥兹重新找到了家。尼莉的父母照顾他，尼莉朝夕陪伴她，从此奥兹不再孤独。其后，他们的三个孩子相继在基布兹出生，奥兹获基布兹派遣到希伯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后来又回基布兹任教，并在任教与劳动之余致力于文学创作，凭借自己的勤奋、才华与生活积淀，逐渐声名鹊起，令基布兹引以为荣。
在基布兹生活多年的奥兹，对基布兹充满了一种矛盾心态。他一方面对基布兹充满了感情，认为基布兹是以色列先驱者们的出色想法；另一方面又意识到梦想与梦想者之间的距离，意识到改变世界的理想与人的自私心理的矛盾，故而经常对基布兹持批评态度。
三、第三个世界：从阿拉德到本-古里安大学校园
阿拉德，是以色列南部的一个小镇，位于内盖夫和犹地亚沙漠的分界线上，离世界的最低点——死海约有二十五公里之遥。阿摩司·奥兹自1986年便携家人到那里居住，这次搬迁的原因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丹尼爱拉患上了哮喘病，医生说沙漠的干燥气候和新鲜空气有助于儿子痊愈，于是奥兹便在妻子尼莉的一再劝说下，下定决心，离开了生活三十多年的基布兹胡尔达，在阿拉德这座偏远的沙漠小镇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边创作，边在本-古里安大学教授文学创作或文学欣赏。而今，儿子的哮喘病已经痊愈，住到了特拉维夫。奥兹夫妇周末经常驱车到特拉维夫与儿子和两个女儿以及他们的孩子们相聚，共享天伦之乐。
离开基布兹对奥兹夫妇来说在情感上固然非常艰难，但走出基布兹的奥兹确实领略到大世界的丰富、美丽与多彩。奥兹搬到阿拉德不久，就接受了本-古里安大学的聘请，到那里的希伯来文学系任教，谋到了父亲终生向往却始终没有得到的位置，像他的伯祖约瑟夫·克劳斯纳那样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在本-古里安大学，奥兹一边教课，一边埋头创作，并应邀到世界各地讲学，做驻校作家。在这期间，他相继完成了《黑匣子》、《了解女人》、《费玛》、《莫称之为夜晚》、《地下室中的黑豹》、《一样的海》、《爱与黑暗的故事》、《咏叹生死》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乡村图景》，以及大量评论文章和随笔。
奥兹非常注重文学技巧与文学类型的实践与更新。掐指算来，《我的米海尔》是一部超乎爱情小说的爱情小说，《黑匣子》是一部书信体小说，《了解女人》以摩萨德工作人员为描写对象，《莫称之为夜晚》背景置于排斥在现代生活之外的沙漠小镇，《一样的海》把诗歌与散文组合在一起，《地下室中的黑豹》以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时期为背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爱与黑暗的故事》既是家族故事又是民族叙事，《咏叹生死》集中描写作家心态以及对生死的认知，短篇小说集《乡村图景》读来感觉有些像卡夫卡的作品，与早期以基布兹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以及由三个凄美动人、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的《鬼使山庄》的表现手法大相径庭。这种创新无疑喻示着作家艺术生命之树的长青，但对评论家与各国译者无疑是一种挑战。
熟悉奥兹的中国读者都知道，奥兹不仅是一个出色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活跃的政治家。关于奥兹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关于巴以问题的看法，在他2007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访华时，已经得到国内众多媒体的报道，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明的是，奥兹在本-古里安大学除任教外，还主管着阿格农研究中心，写有许多学术文章。
阿格农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以色列作家和希伯来语作家，阿格农别具一格的叙事技巧和语言风格，尤其是他的幽默与反讽艺术对奥兹和当下众多希伯来语作家具有重大影响。奥兹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曾经描写阿格农与犹太历史学家克劳斯纳的矛盾，写自己在父母的引领下与这位文化伟人的接触，写自己在希伯来大学读书期间对这位大师的拜访，以及他对自己的永远影响：“有那么几年，我努力从阿格农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我挣扎着把我的创作和他的影响，他那密集、装饰性的有时平庸的语言，他有节奏的韵律，某种密德拉希式的自鸣得意，铿锵作响的意第绪语格调，哈西迪传说那生动有趣的轻柔之音，拉开距离。我努力摆脱他的影响，摆脱他的讽刺与睿智，他巴罗克式的象征主义，他神秘迷宫般的游戏，他的双重语义以及他复杂而渊博的技巧。尽管我为摆脱他的影响而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我从阿格农那里所学到的东西，无疑仍在我的创作中回响。”
在奥兹看来，阿格农本人是个严守宗教戒律的犹太人，他守安息日，戴无檐小帽，是惧怕上帝的人。在希伯来语中，“害怕”和“信仰”是同义词。奥兹认为，在阿格农的小说中，有些角落采用了非直截了当的高超掩饰方式，害怕上帝被描绘成敬畏上帝：阿格农相信上帝，害怕上帝，但却不爱上帝。阿格农的长篇小说《宿夜的客人》中的主人公丹尼尔·巴赫说，“我不相信全能的上帝想要他的子民好。”此乃一个充满悖论、悲剧性的甚至绝望的神学立场，对此，阿格农从来没有进行推理性的表达，但是允许作品中的次要人物进行吐露，通过降临在主人公身上的遭际加以暗示。奥兹在撰写论阿格农的著作《天国的沉默：阿格农害怕上帝》（1993年）时探讨了这一主题，之后数十位犹太教徒，多数来自极端正统派派别，其中包括年轻人和妇女，甚至宗教教师和公务员，写私信给他。有些信属名副其实的告白。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他说，他们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看到了奥兹在阿格农身上所看到的东西。
曾经聆听过奥兹演讲的中国听众往往会赞叹奥兹的演说才能。不难想象，奥兹在以色列大学的讲课也吸引了众多的听众。除正式注册的学生外，以色列一些上年纪的人们也经常去听奥兹的课。那磁性的声音，行云流水般的语言，蕴含着智慧的讲述，比起纯学者讲课时那干巴巴的说教，更容易扣动读者的心弦。听众中当然不乏粉丝。希伯来大学戈尔肖恩·谢克德教授曾经对我说过奥兹是个美男子，许多女性都喜欢他。据特拉维夫大学女性文学专家托娃·罗森教授回忆，托娃的一位女友曾经在大学里给奥兹做助手，单恋奥兹，那种情感十分执着，但是奥兹对他的夫人和家庭非常忠诚，托娃的女友曾为此伤心不已。也许正是从父母不幸的婚姻中曾经感受到背叛会给所爱之人和爱己之人带来无尽的伤害，奥兹虽然能够得到女人的爱慕，但不为婚姻之外的女人之爱而迷失自己。奥兹虽然一直在写女人，甚至在《我的米海尔》等作品中，通过角色转换的方式，用女性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与人生；但是没有像血液中涌动着俄国人鲜血的祖父那样喜欢追逐女人，沉湎于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也没有像父亲那样喜欢对女人大献殷勤，而是忠诚于自己的家庭，与妻子从一而终。
而今，奥兹的三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离家开始独立的生活。大女儿范尼娅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执教于海法大学历史系，已经是一位颇具名气的历史学家了，曾在澳大利亚某大学做客座教授，今秋将到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二女儿伽莉亚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儿童文学作家，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孩子，她曾为自己未像姐姐那样因是家中长女而得到父母的珍爱，未像弟弟那样因身体不好而得到父母的精心呵护感到失落，甚至对父母心存芥蒂，但毕竟血浓于水，而今的她已经与父母冰释前嫌。儿子丹尼爱拉是一位音乐家，与女友住在特拉维夫，喜爱动物，虽然年届而立却保持着孩童的稚气，甚至经常为养猫之事求助母亲。
奥兹和妻子尼莉依然大部分时间住在沙漠小镇阿拉德，有时沙漠深处的静谧难免让他们感到过于安静，但是更多时候，他们是在享受远离尘嚣的孤独。保守地说，奥兹每星期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和以色列境内的邀请，但他们无法一一做出承诺。也许只有在沙漠深处，奥兹才能摆脱纷繁世事与人事的侵扰，沉浸于创作这一孤独的精神活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