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文学在整个希伯来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战结束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已有数百名作家描写过大屠杀题材的作品，其中长篇小说就有三百余部，此外还有中、短篇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等。大屠杀文学的作家群主要有三部分：一是战前即从欧洲移据以色列的作家，这批作家主要描写童年记忆与家庭的失落；二是亲身经历过大屠杀惨烈事实的作家，带着无法愈合的创伤与尚未消失的恐惧感，描写罹致迫害的人生体验以及到以色列后生存的艰辛；三是出生于以色列的作家，通过同幸存者的交往，或是战后访问欧洲的见闻，拉开距离审视大屠杀给整个犹太民族心理带来的伤害。
大屠杀不仅是历史学的概念，代表着二战史上残酷凶狠、触目惊心的一幕；而且又是一个文化学上的概念，大屠杀是西方排犹主义走向极端的必然结果，也对日后整个犹太民族心理定势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与之相关的大屠杀文学现象历来在国际上备受关注，涌现出许多具有国际性影响的作家，以色列作家阿哈龙·阿佩菲尔德便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1997年8月，我在耶路撒冷见到了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听他述说他的人生，他的创作，他对犹太教及上帝的虔诚与笃信，他对犹太文化历史的探索与执著，他对大屠杀文学的独特见解。老人极其慈祥、平易、谦和，说话总是慢声细语，面带微笑。但是，他的某些举动还是让我感到有些异样，尤其是眼神中的某种东西令我脑海里浮现出在凄风苦雨中踽踽独行的犹太人。
阿佩费尔德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1932年生于罗马尼亚切尔诺维茨一个富足的犹太人之家。他也同普通犹太孩子一样，拥有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童年，但无形的现实很快便粉碎了他金色的梦。八岁时，母亲被纳粹杀害，他和父亲分别被送进集中营，小阿佩费尔德同妇女和孩子关在一起，终日面对的是恐惧和死亡。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铤而走险，爬过带刺的铁丝网，在黑暗中漂泊。一个犯罪团伙将他搭救，他便跟着这群人到处流浪。三年后，阿佩费尔德加入红军，“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阿佩费尔德与大屠杀文学四处辗转，足迹遍及大半个欧洲，十四岁来到巴勒斯坦。先是到基布兹劳动，学习语言，继之服兵役，进大学攻读哲学和文学，而后到国外深造，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著述甚丰，迄今已发表过三十余部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随笔和文论，其作品在整个欧洲世界反响很大，曾获以色列奖。自七十年代起，阿佩费尔德便在本-古里安大学任教，并经常到美国讲学。
初到以色列之际，他没有父母，没有亲人，没有语言（指不懂希伯来语），整个世界在他眼中成了一个巨大的难民营，而以色列则像一个位移了的儿童难民营。这种经历与感受在1980年面世的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灼热之光》中得到艺术化的体现。《灼热之光》以第一人称形式，讲述一群失去双亲的少年幸存者到以色列后的故事。小说一开始，写这些少年幸存者从意大利乘船去往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与过去割断联系，走向新生。但是，这些少年由于在战争期间经历了肉体与心灵磨难，丧失了乐观的人生态度与信仰。他们到以色列不是个人选择，而是迫不得已。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相反，少年幸存者没有与以色列土地以及那里的百姓融为一体的愿望。他们拒绝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对他们来说，在农场劳动这一象征着与土地建立联系的行动本身成了某种负担。巴勒斯坦，这片先驱者们所梦幻的土地，被他们歪曲为“某种集中营”。集中营情结成为他们融入以色列社会的障碍。他们酗酒，打架，互相伤害。
与此同时，本土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社会对少年幸存者也表现出鄙视、厌恶与排斥。当本土以色列人最初见到这些少年幸存者时，便显示出二者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我们在这里是劳动者。我们从土地上生产面包。不劳动的人都要被赶走。”随着情节的发展，这种冲突进一步激化。这一点我们通过少年幸存者与其监护人、一个按照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模式塑造起来的新型犹太人之间的对话可以清晰地看到：
“卡车把我们从艾麦克带到此地。他们是答应我们坐轿车的。我们不是去干农活的”。
“干农活怎么了？”监护人问。“是谁使沙漠生长鲜花？又是谁从土地里出产面包？是谁？我们又要做寄生虫了。”
“我们不是农民。”
“一个人要是愿意做什么，就可以学会。我也不是生在这块土地上。但我学会了热爱她。要是你愿意，要是你坚持，即使沙漠也会结出果实。你们懂吗？”
“我们讨厌植物。”
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政治领袖提倡通过肢体的简单劳作与土地建立肌肤相亲的联系，而不是通过研修祈祷等精神活动。少年幸存者拒绝与土地建立密切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他们同以色列社会的距离。用幸存者后裔、施瓦茨教授的话说，这是阿佩费尔德唯一提到以色列社会与意识形态背景的小说，在这种社会与意识形态背景下，大屠杀幸存者的道德水准和社会地位比本土以色列人低劣，被称作“人类尘埃”。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他没有同自己多灾多难的同胞同生共死，因而具有一种强烈的负疚感，促使他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去生活。于是他把写作当成一种自我探索，试图在写作中寻找家园和自我：“我是谁？我是什么？我冒着酷热在陌生人当中正做些什么。”60年代，阿佩费尔德相继出版了《烟》（1962年）、《在富饶的谷地》（1963年）、《大地严霜》（1965年）、《在地上》（1968年）等短篇小说集。在这些短篇作品中，他主要写出欧洲难民在战后漂泊不定的生存状态以及到以色列后的痛苦体验。继之又去写父辈，写已经在欧洲被欧洲文明同化了的犹太人，这些人否认自身，憎恨自身，原因在于他们具有犹太人身份，他们体内流着犹太人的血；而后又向纵深发展，写祖母一代人，他们一方面恪守古老的犹太文化传统，同时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接受他者文明的熏陶与同化。文学是深层次了解自身的一种尝试，阿佩费尔德的作品实际上是在不同层面暴露着自己，同时也展示出犹太人的思想感情、犹太精神与犹太特性，以及这种精神与特性在物换星移、岁月荏苒中的变异与发展。
阿佩费尔德的主要作品，均以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作背景参照，叙述世间多乱离的历史事实，表达“哀人生之多艰”的个人心理体验，反映出欧洲犹太人的共同命运。阿佩费尔德的出生地虽然是罗马尼亚，但母亲讲德语，他的第一母语也是德语，他首先接受的是德国文明的熏陶。德国文学，尤其是卡夫卡的作品对阿佩费尔德影响很大。他从50年代便开始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笔下的荒诞世界、卡夫卡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及其优美的希伯来文书法，在阿佩费尔德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阿佩费尔德在同好友、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思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指出，卡夫卡出自一个内在世界，并且欲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东西；而阿佩费尔德则出自一个现实世界，那就是集中营与森林。但他们同系犹太人，所以卡夫卡的创作让阿佩费尔德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亲近感。
70年代，阿佩费尔德创作了长篇小说《漂泊岁月》，在学术界得到很高的评价。该作描写的是战争前夕一奥地利犹太家庭的故事，叙述人巴鲁诺只有13岁，其父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崇拜卡夫卡，与茨维格过从甚密。但在一片反犹排犹声浪中，他对周围的一切不闻不问，像被同化的犹太人一样，憎恨自己的犹太身份，致使其作品招致骂名。最后，他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朋友，没有尊严，不得不离家出走。30年后，小主人公已经长大成人，从耶路撒冷重返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奥地利，一种无尽的失落感从心中油然而升，他为父亲的罪孽乞求救赎。作品中的许多细节与卡夫卡笔下的《审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阿佩费尔德称自己倾注全部心血去了解古老的犹太民族历史和传统。他笃信宗教，守安息日，在逾越节、住棚节、五旬节、赎罪日等传统节日来临之际举行仪式，但不去教堂做礼拜，而是有选择地接受宗教戒律。他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是想同上帝说话，也不想同上帝见面，而是想了解上帝，探索上帝之于犹太人的特殊意义。在他看来，任何宗教均以两大情感为基础：首先是人按照上帝的样子创造出来；其次是人终将化作尘土。这两种情感使得每一位犹太人既骄傲又谦卑。在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三部长篇小说《改宗》（1993年）、《莱什》（1994年）、《直至晨光》（1995年）中，表现出明显的要皈依上帝的宗教情绪。在多数情况下，阿佩费尔德所创造的人物对犹太人文传统采取呼应态度。同时，背离犹太文化传统的主人公多数会遭到毁灭与失落。然而，那些试图重新寻找犹太文化之根的人们则需解决复杂的身份问题。
《改宗》叙述的是欧洲犹太人改变信仰、皈依基督教的故事，通过不同主人公的不同命运着力表现出犹太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作品开篇，教堂里正在为市政府秘书卡尔举行皈依基督教的仪式，前来参加仪式的客人多是他的同窗旧友。其中许多人在近年中皈依了基督教，他们有的征得了父母的同意，有的则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在他们看来，恪守传统的犹太教意识令人厌倦。他们喜欢美妙的音乐，而拥挤不堪的犹太会堂却总是令人大汗淋漓。对于卡尔本人来说，他在年幼上学时期，经常遭受基督教徒孩子们的欺凌，他一方面感到恐惧，另一方面也在试图表现出犹太人不甘忍受、会用拳头回击的一面，但从内心深处则难以想象犹太人是忠于信仰的。他的朋友马丁也非常支持卡尔的选择，认为他做得对，值得庆贺。但他们的共同朋友维多利亚则主张：犹太人应该做犹太人。他不应该改变。倘若改变则会非常丑陋。会损害我们大家。作品最后，卡尔和他自己所爱的女子为逃避各种流言蜚语和伤害来到乡间，他们的住房被当地农民点燃。意味着这对相依为命的伴侣要被活活烧死，借此预示犹太人想通过改变信仰而改善生存境况的努力是徒劳的。故事发生在大屠杀历史事件的前夕，所以主人公的被害便融入了带有象征色彩的、新的历史内涵，同整个犹太民族遭受迫害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直至晨光》背景置于一次大战前夕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犹太人从身份上虽然属于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阶层，但同时又受这两个阶层的排挤。年轻而富有才华的姑娘布兰卡出身于已经被同化了的犹太家庭，她爱上一位基督徒，为能够和对方结婚，便皈依了基督教。但后来这位名叫阿道尔弗的基督徒表现出对犹太人，尤其是对自己妻子的无比痛恨。他对布兰卡横加毒打，强迫她将父母抛弃，出去工作，挣钱供自己酗酒，对她生的孩子也漠不关心，并且和乡下女仆私通。布兰卡对丈夫的粗暴与欺凌忍无可忍，用斧子将他劈死后逃走。
与此同时，姑娘心灵深处的传统犹太信仰开始复苏，她放火焚烧了几座基督教堂，到警察局自首，准备接受惩罚。小说中充满了施虐与受虐描写，许多地名和人名均具有象征意蕴。阿道尔弗象征着阿道夫·希特勒，他对妻子的虐待则影射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阿佩费尔德试图证明，人无法摆脱自己的身份。犹太人被异域文明同化丢失了固有的宗教信仰必然要招致惩罚，但不断加剧的迫害与无休止的暴力定会导致牺牲者皈依上帝。女主人公只有在犹太传统意识萌醒后，才会想证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与生存权利，为生存斗争。也只有在她不再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时，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得到精神上的拯救。无论是在奥匈帝国时期，大屠杀时代，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都是如此。
《莱什》描写的是一群朝觐者到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孤儿寡母。鼓动大家前去圣城耶路撒冷救赎的拉比很快便撒手人寰，朝觐者失去了精神领袖。虔诚的长者仍旧继续祈祷，但商人们则毫不放弃易货赚钱的机会，后来竟然身揣黄金返回。朝觐者中有个15岁的孤儿莱什，他从一位奄奄一息的长老手中接过纪念日志，成为时间、地点与死亡的新记录人。他在学者的指点下，攻读前人圣著，可商人却将他带进妓院，接受另一种人生体验。这些人经历千辛万苦，人数折损近半，终于达到目的地。但耶路撒冷的布道并未给他们留下什么铭心刻骨的印象，由于没钱买返程船票，他们便去偷窃。朝觐者是否真正能够找到赎救的方式？莱什的命运又将如何？此类问题纷纷摆在了读者面前。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阿佩费尔德已经跳出对大屠杀事件本身及个人经历与体验进行纯然叙述的写作模式，正像他自己所说：“我看到过过多的死亡与残酷，促使我去期望。”他在作品中，通过象征讽喻等手法，探讨犹太人同上帝的关系，探索犹太人的命运与出路，旨在表明，只有真正皈依上帝，才能得到救赎。
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大屠杀文学创作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未经历这场浩劫的年轻作家也开始关注这一主题，这些青年作家同历史无疑具有一种距离感，但正是这种距离使之能够打破前辈们的许多禁忌，更深入地触及到集体无意识与民族文化心理生成机制等问题。评论界将其称为大屠杀文学中的“第二代现象”。但阿佩费尔德对“第二代现象”的创作持保留态度，当笔者提出此问题时，他反问道：“一个有过爱情经历的人写爱情与一个没有爱情经历的人写爱情，你更喜欢哪一个？”他虽未正面回答我的问话，但其意已不言而喻了。
暗夜中的一颗孤星：读李文俊老师译
《鸟雀街上的孤岛》1995年，当我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第一次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儿童馆。馆中央是巨大的蜡烛，闪烁的烛光通过立体棱柱反射到黑黝黝的屋顶，像无数的小星星在夜空中闪烁，四周一片漆黑，一个低沉的声音伴着低回的音乐念着遇难的犹太儿童姓名。此情此景，令人想起二战期间那一百万惨遭恐吓、凌辱、监禁、枪杀、毒气熏乃焚尸灭迹的100万犹太孩子。那些幼小的生命，就像一颗颗明亮的小星星在黑暗中悠然流逝。轻轻地来，悄悄地去，未见青史功名垂，唯有天地恢恢。
由《世界文学》老主编李文俊先生翻译的《鸟雀街上的孤岛》描写的就是发生在二战时期的一段故事。小主人公亚历克斯就生活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生活在波兰华沙的一个“格托”内。
“格托”是Ghetto一词的音译，又译作“隔都”，意思是隔离区。最早的“格托”出现在16世纪20年代的意大利，指当时在意大利某铸造厂旁边建立的一个著名的犹太人居住区，因此后来“格托”便成了犹太人居住区的代名词。建立“格托”的目的是为了将犹太人同周围的世界隔离起来，在社会、政治、文化等角度割断犹太世界与非犹太世界的联系。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38年，纳粹分子叫嚣要重建中世纪式的“格托”，以便对犹太人进行更为集中的管理和迫害。波兰的首都华沙是犹太人非常集中的地区，但那里的大“格托”直到1940年才由华沙总督费歇尔建立起来。“格托”内拥挤不堪，条件恶劣，犹太人被迫在德国人开的工厂中从事艰苦的劳作，遭受到人格侮辱与肉体折磨。尤其是从1941年初开始，华沙“格托”的境况越来越恶化，饥饿、寒冷、瘟疫造成犹太人成批成批地死去。1942年7月，纳粹头目希姆莱下达了清除华沙犹太人的密令。几天以后，“格托”里的犹太人开始遭到抓捕和枪杀，最令人发指的一幕是一批吓得战战兢兢的孤儿哭泣着被送进毒气室。纳粹分子的暴虐无道激起了犹太人的反抗意识，“格托”里的犹太人成立起战斗组织。他们设法弄来枪支、手榴弹等武器，但是困难重重，而且十分危险。手里有枪的波兰人故意抬高枪的价格，赖帐，有些人甚至拿到钱后又向德国人告密。好在波兰共产党支援了他们为数不多的一些枪支和子弹。1943年4月19日，正是犹太人的宗教节日——逾越节，纳粹发动了彻底铲除“格托”的行动，出动了两千余名受过训练的德国正规士兵，并调集坦克、装甲车、大炮等重型武器；而犹太人只有一千多名自卫队员，以及少量的枪支和子弹。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这场较量持续到5月16日才结束，十六名德国士兵被打死，九十余名德国士兵被击伤，这就是著名的“华沙格托”起义。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暗夜中的一颗孤星：读李文俊老师译《鸟雀街上的孤岛》小亚历克斯所生活的“格托”当然并不一定就是华沙的大“格托”，但是他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所经历的不幸遭遇却在当时欧洲的犹太孩子中带有普遍性。他的妈妈到另一个“格托”去拜访朋友，再也没有回来，显然妈妈遭遇到了什么不测。胸中燃烧着仇恨火焰的爸爸整天擦拭手枪，发誓要杀德国人，并且教会了小亚历克斯如何射击。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为德国军队制造绳子的工厂，爸爸每天到工厂干活，小亚历克斯则每天东躲西藏，不断听到犹太人在集中营内惨遭杀戮的消息。突然有一天，德国人、波兰人、犹太警察包围了造绳厂，爸爸被抓走了，小亚历克斯在父亲好友博罗契的舍身救助下，逃到鸟雀街78号藏了起来。鸟雀街78号是座被炸毁了的大楼，曾是亚历克斯和小伙伴们一起嬉戏的地方，而今则成了他的避难所。他需要在这里默默地等待，等待父亲来找他的那一天。孤独，饥饿，以及各种难以想见的苦难出现在眼前，但小亚历克斯咬牙坚持，顽强地活了下来。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临危不惧，用爸爸留下来的那把手枪击毙了德国鬼子，救下自己的同胞兄弟。他同波兰区内小女孩之间的交往则犹如黑暗深海中的一线韵光，给他以温暖和希望。最后，爸爸终于回来找他，父子俩含着激动的热泪拥抱。
《鸟雀街上的孤岛》通过12岁的小亚历克斯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的一切，向我们展示出二战期间华沙犹太人的悲剧命运。情节有奇有险，扣人心弦。该部小说的作者尤里·奥莱夫本人就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奥莱夫1931年生于华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父亲被苏联人所抓，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在“格托”里生活了约有两年。后来，母亲被纳粹杀害，他和弟弟幸免于难，战后回到巴勒斯坦，在基布兹接受教育，现住在耶路撒冷。奥莱夫将“格托”时期的生活经历作为创作素材，反映出大屠杀背景下犹太人的生存状况。主要作品有《最后一个暑假》（1967年）、《鸟雀街上的孤岛》（1981年）、《大哥》（1983年）、《戴帽子的女士》（1990年）、《莱迪亚，巴勒斯坦女王》（1991年）等；此外作有大量儿童文学作品。他笔下的主人公虽深陷囹圄，但保持着善良的天性，富有很强的感染力。
读罢《鸟雀街上的孤岛》，掩卷眺望星光灿烂的夜空，我仿佛看到了鸟雀街，曾经有多少鲜活的生命在这里含恨化为幽灵鬼影；仿佛看到一个幼小的身影在78号那座孤岛，挣扎、抗争。如果将那些逝去的生灵比作流星，那么小主人公亚历克斯则像一颗孤星，在黑暗的夜空下眨动着，奋力欲拼出云层。我深信，李文俊老师那优美晓畅、娓娓动人的译文将会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唤起无尽的遐思与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