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福克纳”是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对以色列当代著名作家亚伯拉罕·巴·约书亚做出的评价。它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在约书亚的小说和创作中，赤裸裸地表现出以色列中产阶级的思想、行动、软弱及偶尔显示出来的力量、困惑与矛盾、紧张的人与人关系、焦灼与困境、疏离与徒劳之感；其二是指这些形形色色的现实内容借用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象征、梦幻、意识流等手法进行表述。在六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以色列作家中，约书亚是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最大的一位。
约书亚1936年出生，是其家族在耶路撒冷的第五代人。父亲属于西班牙裔犹太人，多年致力于东方学研究，是20世纪初年巴勒斯坦出版界的一位权威人士。在逝世前的17年间有12本书问世，反映旧耶路撒冷问题、西班牙裔犹太人的世界，及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约书亚的父亲还通晓阿拉伯语，有许多阿拉伯朋友，在“六日战争”前一直同阿拉伯人保持密切的往来，称约书亚不懂得阿拉伯人的精神世界。约书亚的母亲1932年从摩洛哥移民到巴勒斯坦，这是一位向往西方犹太人生活的东方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她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孩子去仿效他们的生存方式与高雅的举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约书亚是被同化了的西班牙裔犹太人。
约书亚早年就学于希伯来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1961年获学士学位，后就学于师范学院并在中学任教。1963年至1967年随到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妻子一起住在巴黎，接受全面的西方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后回国在海法大学任教，现为比较文学教授。约书亚的创作始于短篇小说，自1957年始，相继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老人之死》（1962年）、《面对森林》（1968年）、《1970年初夏》（1972年）、《三天和一个孩子》（1975年），70年代开始发表长篇小说《情人》（1979年）、《迟到的离婚》（1982年）、《五季》（1987年）、《曼尼先生》（1990年）、《从印度归来》（1994年）、《通向世纪之末的漫长旅行》（1997年）、《自由新娘》（2001年）等以及剧本和随笔。作为一名工党成员，约书亚还发表许多政治随笔，论及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教，其中一些收入反映阿以冲突的随笔集《在权利与权利之间》（1981年）。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以色列的福克纳：约书亚及其作品约书亚的小说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紧张而独特的以色列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又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密切相关。他最初以短篇小说创作登上文坛，最早的短篇小说《老人之死》讲述的是一位老犹太人的故事，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已成为邻里们的一个负担，于是邻居们便接受了一个老太太的建议，宣称他已经死去，并将其活埋。该小说开创了贯穿约书亚全部创作的两大主题先河：一是新老之间的冲突，新老两代人不能沟通并理解，新一代人对老一代人没有耐性，对他们的许多行为不能忍受。二是当代以色列人，要想在当代社会求生存，必须同过去切断联系，认为在犹太史上有着至关重要地位的《圣经》和犹太复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后者在以色列引起了一种强烈的反响，尽管约书亚对他的国家如此忠诚，但还是时时会遭到非议。约书亚在这篇小说中，已开始使用象征与荒诞等现代主义表现技巧，老人象征着犹太人的过去，尽管它很辉煌，但现代以色列人体会到的只有它给当代世界造成的危险。将老人活埋这一事件本身极具荒诞色彩，显示出人性本身所具有的毁灭性冲动。
在后来发表的《一个诗人的持续沉默》的主要情节由是诗人的意识活动构成。作品开篇，父亲被晚归的儿子吵醒，难以再回到老年人那动辄即醒、模模糊糊的睡眠之中，闯入耳际的是雨声、流水声和大海的呜咽声。凌晨，父亲在朦胧中似乎梦见儿子站在眼前，儿子的房间传出微弱的鼾声，父亲再也无法入睡，任思绪东奔西走。当年，父亲在出版了五本诗集之后，意识到自己江郎才尽，对青年诗人在创作中所表现的革新与挑战无能为力，决心“从现在开始保持沉默”。接下来是妻子那“不期而至的怀孕”，让他们无颜面对亲朋好友和两个女儿，晚育使妻子过早地离开人间，留下这个六岁的男孩。他沉重，笨拙，离群索居，“完全是个低能儿”，女儿们将他视为奇耻大辱。后来女儿们均已出嫁，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尽管“我喜欢那孩子无言的目光”，但“我们之间的沉默是巨大的”。儿子在上学、社交上总是表现得弱智与低能，但对父亲却非常崇拜，总是以执著的固执，试图引诱父亲再度提笔作诗，父亲无法忍受儿子的怪异行径所带来的种种羞辱，决定再度逃避尴尬的生活，外出远游。可就在他即将离开儿子之际，却意外地发现儿子用他的名字在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它“古怪，不讲格律，扭曲，毫无必要的分行，令人困惑的重复，武断的标点”，但父亲的心灵显然受到了震撼。作家通过低能儿的种种努力，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他们渴望得到认同的心理特征，显示出高超的心理写实技巧。
约书亚的文学创作得力于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德国作家卡夫卡、美国作家福克纳等人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福克纳对我非常重要，他教会我全面地、多角度地审视这个世界，他对于神话与独白的驾驭方式，以及特殊的幽默感对我影响很大。”他在创作中实践地运用了乔伊斯、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手法，尤其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情人》和《迟到的离婚》与出自福克纳之手的《我弥留之际》和《喧哗与骚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约书亚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情人》的背景置于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的城市海法，年届中年的汽车修理厂主人亚当为其妻阿斯亚寻觅到年轻的情人加布里埃尔。此人于战前几个月从巴黎来到以色列，参加祖母维杜契亚的葬礼，继承遗产。维杜契亚昏迷了已有一年，但迟迟不死。加布里埃尔盗用了她那辆1947年产的莫里斯，请亚当帮忙使之运转。亚当被这辆老式汽车深深地吸引，并试图通过让加布里埃尔同阿斯亚的交往给自己僵死的婚姻注入新鲜的活力。阿斯亚终日生活在一个梦幻世界里，她同亚当的婚姻在多年前痛失幼子之际即已崩溃。小说中充满了大量的人物内心独白，着重描写人处于失眠、昏迷、梦游状态下的无意识活动。
这些创作技巧得益于约书亚多年来对福克纳的阅读与研究。福克纳《我弥留之际》中，小学教员出身的农妇艾迪·本杰伦躺在病榻之上，人们为她即将到来的死亡做各种准备，各种潜意识活动构成了小说的大量篇幅。其中第四十节是艾迪独白，此时她已经去世几天，用我国资深翻译家李文俊先生的话说，“读这段文字犹如深夜听一个怨魂在喁喁私语”。
约书亚的《情人》在结构上亦是用人物名称划分章节，通过人物的独白来推进情节的发展。其中几章由维杜契亚的下意识活动构成。这些无声的病中絮语，为我们勾勒出一位高龄老妪不规则的心路历程，从耶路撒冷老城的声、光、气味，到病榻前医护人员的种种活动、孙儿加布里埃尔令人费解地急匆匆返回巴勒斯坦，以及她的莫里斯轿车、阿拉伯形象，等等，一股脑儿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所不同的是，《我弥留之际》是将艾迪之死及下葬为中心情节，而《情人》中维杜契亚之死只是描述亚当家庭生活画面之外的一个陪衬。《情人》的发表标志着约书亚创作的一个突破，在以色列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在约书亚的心目中，《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最优秀的一部作品。与《喧哗与骚动》一样，约书亚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迟到的离婚》亦以令人费解的形式开端，而且引用的即是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话：“大姆娣死的时候班吉是知道的。他哭了。”在每章的标题设置上亦模仿福克纳：福克纳按照时间，将《喧哗与骚动》分为“1928年4月7日、1910年6月2日、1928年4月6日、1928年4月8日”四章，外加康普生家族年谱，小说结束时正值复活节星期天；约书亚也按照时间将《迟到的离婚》分为“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夜、星期五下午四至五点、星期六、逾越节家宴那一天、逾越节第一天”，小说结束时亦赶上犹太教的三大传统节日之一逾越节。
同福克纳相比，约书亚的情节相对来说比较明晰。64岁的犹太人耶胡达·卡敏卡从生活多年的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回到故乡以色列，同结发妻子办理离婚手续，为的是和已经怀上他孩子的美国犹太女友结婚。其妻内奥米患有精神病，三个孩子业已长大成人，对父亲充满敌意。直到耶胡达放弃平分房权的想法，才获得了婚姻自由。耶胡达是流亡中犹太人的一个代表，他一方面要同前妻离婚，在美国定居，同时又希望继承一部分房产，维系同“应许之地”的最后一丝联系。而他的妻子内奥米则同以色列故乡从根本上连在了一起，耶胡达离开内奥米，即表明他离开了以色列。家庭危机本身此时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折射出民族性格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本质性特征。
如果说福克纳通过“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对两百年来美国的南方社会作了写照；那么约书亚则是通过以色列中产阶级的生活反映出躁动不安的以色列社会时尚、政治变迁及历史演绎进程中的某些关键性问题，如流亡问题、复国问题、阿以关系问题等，因而有“以色列的福克纳”之称。流亡问题在整个犹太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也一直困扰着约书亚。他经过长期的研究，十分震惊地意识到，犹太人的“流亡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行动，而是一种自愿的行动。这种情况可追溯到巴比伦流亡时期，当居鲁士将犹太囚虏释放之后，许多犹太人并没有返回故乡。第二圣殿时期，已有一半的人散居到世界各地。而且，罗马人也并没有强迫犹太人去流亡。提图斯把犹太头领和其他一些人带到罗马，但依旧有许多犹太人留了下来。几个世纪以来，数不尽的犹太人自己选择了流亡这条路”约书亚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在当今的以色列，无休止的政治与军事冲突促使作家们对他本人与土地、与过去、与犹太教及其遗产、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诸多关系进行重新定位。毋庸置疑，现代以色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是阿以关系问题，而出自约书亚的《面对森林》则一向被视为描写当代以色列阿以关系问题的经典之作。
《面对森林》的背景置于六十年代的以色列，主人公乃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一年届而立之年的大学生，他已经修完全部课程，正在撰写有关十字军东征问题的论文，但没有丝毫进展，终日百无聊赖。朋友帮他谋到去偏远之地的一座森林当防火护林员的工作，同他一起护林的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阿拉伯哑巴，他的舌头在战争中被割断。主人公逐渐意识到这座森林建立于阿拉伯村庄的废墟之上，他并非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愚蠢的好奇，煽动起阿拉伯人的愤怒意识与颠覆倾向。就在护林员结束任务的前夜，阿拉伯人切断电话线，纵火烧了他们一起防护的森林。第二天早晨当局赶来，对主人公严加盘问，直至他得出阿拉伯人可能就是纵火犯嫌疑犯的结论。前者回耶路撒冷，后者则锒铛入狱。小说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解读，既描绘出反对破坏以色列国土的活动，同时创造出一个失败了的阿以关系的精细比喻。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对话与交流成为一个中心主题，哑阿拉伯人喻指阿拉伯人的声音在以色列趋于沉默的状况。
不过，随着中东地区和平进程的不断深入，文学作品中的阿拉伯形象与阿以关系问题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在约书亚发表于1987年的长篇小说《情人》中，犹太汽修厂厂长亚当的女儿达菲狂热地爱上了为父亲打工的阿拉伯少年纳伊姆，姑娘问“你非常恨我们吗？”阿拉伯少年反问道：“恨谁？”姑娘说：“恨我们，以色列人。”阿拉伯少年回答：“我们也是以色列人”姑娘又说：“……我是说犹太人，”阿拉伯少年说：“现在不太恨了。”小说以二人疯狂的做爱作结。批评家们把达菲和纳伊姆的交往视为作家对未来阿以关系所持有的乐观态度。
就约书亚本人来说，他曾经多次申明，“在以色列写作本身是一种理想，一种职业，一种社会责任，一种生活目的。”同时，在谈到纳伊姆这一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时，约书亚指出纳伊姆首先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有思想，希望，情感和问题，和达菲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为他碰巧是个阿拉伯人，所以就带上了其他一些属性。因此，并不排除约书亚用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对未来民族命运进行隐喻式解说的可能性。但是，阿拉伯少男和犹太少女之间的关系缺少罗曼蒂克式的爱情，温柔和关心。这又在相当程度上表明约书亚对未来阿以关系所持的不确定态度，也可见想象在以色列实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长久和平共存的道路之艰辛。
与其他许多以色列作家不同，约书亚并不掩饰他对自己作品的藏否态度。在约书亚的全部创作中，他最推崇问世于1990年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曼尼先生》。这是一部极具历史感的家族史诗，描写了从1982到1848这134年间西班牙裔犹太人曼尼家族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中间夹杂着犹太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黎巴嫩战争、纳粹德国对克里特岛的征服、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第三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1848年革命、阿拉伯人同犹太人的关系、巴勒斯坦的老犹太人居民点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等等。小说的杰出之处在于其结构上的独创性，全书共五章，每章有一个叙述人，他们分别是以色列内盖夫的基布兹姑娘、二战期间占领克里特岛的德国士兵、1918年耶路撒冷的犹太裔英国外交官、世纪之初的波兰犹太医生、以及1948年生活在雅典的一位曼尼先生。不同历史时期下、不同的曼尼先生就这样一个个栩栩如生地从他们的口中脱颖而出。从读者反应批评角度来看，由于叙述人只重个人表述，没有交流，这样便赋予读者更大的空间去填充文本，创造文本。
1997年，约书亚的又一部长篇历史小说《通向世纪之末的漫长旅行》问世，在以色列文坛产生很大反响。该作的背景置于中世纪，描写东方犹太人与欧洲犹太人两大犹太支系的交汇，以探讨犹太文明的起源。有趣的是，约书亚曾称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最初产生于他1994年的中国之行，他说，“在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历史感，总是说这是某朝某代的历史遗迹。同中国相比，我们比较年轻，只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是我们也有古老的文明，我们有责任记住过去。我挖掘历史的目的是想以史为镜，找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