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是主战派的著名代表。“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虽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诚意气凛然动乎远迩。每宋使至燕山，必问李纲、赵鼎安否，其为远人所畏服如此”。以李纲这样的人才和威望，当国土沦丧、强敌压境之际，无疑乃国之栋梁，堪可宝贵。但黄潜善妒贤嫉能，为推行其投降卖国主张，百般排挤倾陷李纲，使李纲根本无法贯彻实施其抗战措施，难以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重大作用。
早在靖康年间，李纲就曾力挽狂澜，阻止了避敌南逃之议，提出了“整饬军马，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的战略，曾一度鼓舞了士气，一时颇有匡复振作之象。但宋钦宗后来又听信了“浪子宰相”李邦彦的谗言，罢李纲尚书右丞之职以媚金人；甚至为了与金达成和议，竟以“纲主战议，丧师费财”为由，将李纲再谪宁江。不久，金兵再度攻入，宋饮宗看到议和并不能起到阻止金兵南侵的作用，于是再次起用李纲。李纲率勤王之师行至中途，都城失守，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赵构开大元帅府于河北，复李纲旧职；即位之初，因李纲最孚众望，乃拜其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李纲颇思竭尽匡扶之责，为国效力，实施其抗战主张，以保宋朝社稷。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纲主张抗战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而且其很多设想都是可行的。但是，在奸佞当道的情况下，李纲再度受挫，他的满腔热血只能付诸东流。
李纲拜相，黄潜善等投降派立即群起而攻之。黄潜善、汪伯彦自认为有“樊附之劳，拟必为相”，对李纲为相非常嫉妒和不满，千方百计地进行排斥和打击，对李纲的一系列正确建议极力进行阻挠和破坏。
李纲拜相后，首上十议，其大略为：一议国是，反对屈辱求和，主张战守；一议巡幸，认为皇帝驻地“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一议僭逆，主张处死国破僭位的张邦昌“以为乱臣贼子戒”；一议伪命，提出“国更大变，士大夫屈膝伪庭者，不可胜数，宜依唐肃宗六等定罪，以励士风”；一议战，认为“军政久废，宜一新纪纲，信赏必罚”；一议守，主张“沿河及江、淮，措置抗御以扼敌冲”；一议本政，反对政出多门及阉官、恩幸、女宠干预朝政；一议责成，主张“择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一议修德，主张“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以副天下之望”。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李纲所上十议，应该说是御敌安邦的宏猷良策，高宗如果真能切实贯彻实行，或许会有中兴之望，但黄潜善等人却大加阻挠。他们作贼心虚，对其中“僭逆”、“伪命”二议尤为讳忌。李纲进“十议。后，帝与潜善等谋之”，黄潜善等人为高宗出谋划策，将李纲的“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出”。李纲据理力争，但黄潜善坚持异议，“主邦昌甚力”。李纲对高宗说：“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纲“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但当时李纲为举国军民希望所在，高宗还不能舍李纲而不用。后来，李纲虽然作了让步，提出“邦昌罪当诛，陛下以其自归，则贷死而窜之”，但黄潜善仍然百般庇护张邦昌，说什么“在远不如在近”，结果，仅贬张邦昌节度副使，潭州安置。
赵构称帝后，在皇帝应驻跸何处的问题上，朝廷内形成了两派的对立。李纲志在恢复中原，认为“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天子应该“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之势遂倾不复振矣”。又认为，“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无其事，虽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李纲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具有长远的战略预见，其主张是正确的。但是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却迎合高宗避敌苟安的心理，力主“巡幸东南”，阻止李纲之议，将李纲的诸多论谏“留中不报”。建炎元年七月，高宗“诏幸东南”，“李纲极论其不可”，并且详细论述了驻跸西北的好处，指出：“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委而去之，岂惟金人乘间以扰关辅，盗贼且将蜂起，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且不可得，况治兵制敌以迎还二圣哉！为今之计，或当暂幸襄、邓以系天下之心。盖襄、邓西邻川、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进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货财，东连江、淮，可以运谷粟，山川险固，民物淳厚。今冬计且驻跸，俟两河就绪，即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在李纲的力争之下，高宗不得不收回手诏，“许兴南阳，以范致虚知邓州，修城池，治宫室”。但“既而潜善与汪伯彦力请幸东南”，使高宗既许之议复又动摇。看到黄、汪等人的阻挠和破坏，李纲对人说：“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争之。”于是李纲向高宗进言说：“臣近者屡蒙宸翰，改正已行事件，又所进机务，多未降出，此必有间臣者。”又“极论君子、小人不可并立，且言疑则当勿用，用则当勿疑”，但高宗惑于黄潜善等人之言，并不能真正倚信李纲，“后数日，遂有并相之命”，授黄潜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用以牵制李纲。
金兵虽灭掉了北宋，但北方人民出于民族感情，并不愿接受金人的统治。河北、河东两路军民奋起反抗，他们“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李纲认识到了北方人民中间所蕴藏的巨大力量，认为“不早遣使慰谕，即为金有”，请求朝廷招抚。主张在河北、河东分别置招抚司和经制司，“择有才略者为之，使宣谕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张悫也提出：“河朔之民，愤于兵乱，自结巡社，请依唐人泽潞步兵、三河子弟遗意，联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且从靖康诏旨，以人数借补官资，仍仿义勇增修条画下之诸路”。为更好地推行招抚计划，李纲还荐举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张所、傅亮等还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具体招抚措施，张所“请置司北京，招谕山寨民兵，俟就绪日渡河，先复怀、卫、浚州及真定，次解中山之围，给地养民为兵，如陕弓手法”。张所在靖康间割两河之时，即建言。以蜡书募河朔民兵入援，已深得士民之心，“故所之声满河朔”。他去此地实施招抚之计，是大有希望的。傅亮，“西人，习古兵法，纲谓可为将”，他“请置司陕府”，建言：“今经制司所得兵才万人，皆盗贼及溃散之卒，未经训练，难以取胜。陕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锐，旧以童贯赏罚不当，陷于民间；若厚资给以募之，不旬日可得二万人，与正兵相表里，度州县可复即复之。”李纲的招抚大计，受到人民群众拥护，“所、亮既行，两河响应。”
对于李纲等人这样至关重要而又惟一可行的光复大计，黄潜善等人也丧心病狂地加以百般阻挠和破坏。张所刚刚受命，黄潜善即指使其党羽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留守张益谦“奏所置司北京不当，又言招抚司置后，河北盗贼愈炽，不若罢之”。李纲据理予以痛斥：“所留京师招集将佐，今尚未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骚扰！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岂由置司乃有盗贼！今京东、西群盗公行，攻掠郡县，亦岂招抚司过邪！时方艰危，朝廷欲有经略，益谦小臣，乃敢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河东经制副使傅亮“军行才十余日”，本来反对招抚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竟一反常态，居心叵测诬傅亮“逗留”，“使即日渡河”。傅亮说：“今河外皆属金人，而遽使亮以乌合之众渡河，不知何地可为家计，何处可以得粮，恐误大事。”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渡河离开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占区作战的艰难，黄潜善等人不许作任何准备而催促其即刻启程，显然是蓄意破坏。为此，李纲不得不出面“为之请”，而“潜善等不以为然”。至此，李纲完全看透了黄潜善等人的险恶用心，意识到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针对自己的。为此，他在高宗面前愤然指出；“招抚、经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张所、傅亮又臣所荐用。今黄潜善、汪伯彦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鉴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议而后行，而二人设心如此，愿陛下虚心观之。”这段话蕴含着李纲当时难以名状的内心痛苦：自己在为国事辛苦操劳、尽心谋划，而黄潜善等人却在为争权夺利而对他千方百计进行阻抑排挤，为此不惜误国；自己顾全大局，遇事主动与黄潜善等人商议，而他们仍一味与自己作对，并不能和衷共济，共赴国难；自己竭诚报国，用心良苦，但高宗并不能倾心信赖。
在奸臣当道、自己壮志难酬的情况下，李纲仍然寄希望于高宗“虚心观之”，区分是非善恶，但是，此时昏庸的赵构已有成见在胸，他并不需要“观之”，而只听信潜善等人的奸言。“既而潜善有密启，翌日，帝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罢经制司，赴行在。’纲留御批再上，帝曰：‘如亮人才，今岂难得？’纲曰：‘亮谋略知勇，可为大将，今未尝用而遽罢之，古之用将恐不如此。’帝不语。纲退，亮竟罢职。”至此，李纲已完全绝望，只能自求罢去了，他悲愤地向皇帝请求：“圣意必欲罢亮，乞付黄潜善施行，臣得乞身归田里。”此时，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合力攻击李纲，再加上侍御史张浚又附和黄，汪，亦弹劾李纲，最后终于使李纲被罢职。李纲为相前后只有75天，便被黄潜善排挤出了政治舞台。李纲罢相后，“凡纲所规画军民之政，一切废罢”；张所以“罪”去职，傅亮以母病辞归，两河招抚司、经制司皆废。宋代仅有的一点复兴之望终于破灭。后来，两河郡县相继沦陷，北方已无立足之望，宋高宗也不得不“东幸”了。
对于李纲之被黄潜善等人所排挤而不能为用，《宋史·李纲传》以极其痛惜的笔调论曰：“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则安，用小人则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然纳居相位仅七十日，其谋数不见用，独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见与人殊哉？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中兴功业之不振，君子固归之天，若纲之心，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此论虽带有英雄史观的色彩，但其怜李纲之孤忠、恨黄潜善等人之奸恶、叹宋代之不振的心情则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