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潜善等人的倒行逆施、嫉害忠良，激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不满和反对。
先是岳飞“上书论黄潜善、汪伯彦不图恢复”，但“以越职夺官”。
太学生陈东，为人正直，嫉恶如仇，过去曾以伏阙上书“请株六贼”著称于世。他拥护李纲等人的抗战主张，坚决反对黄潜善等人主和投降的卖国行径。
靖康元年，李纲被罢尚书右丞，陈东就曾率太学生数百人上书，要求恢复李纲之职。“书奏，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驱李邦彦，砾杀内侍数十人。宋钦宗被迫复李纲之职。事后，李邦彦军曾欲谋杀陈东及“士民杀内侍为首者”，只是迫于形势，没有杀成。
宋高宗即位，“闻东名，召赴行在”，陈东到达行在后，又逢李纲被罢，于是再次“上疏言宰执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李纲不可去，且请上还汴，治兵亲征，迎请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黄潜善将陈东奏疏皆“留中不报”。陈东的仗义执言，表达了所有正直人士和广大军民的心愿，但却使黄潜善等人恨之入骨，“潜善等思有以中之”，准备寻找机会杀掉陈东。时恰有抚州崇仁人、布衣之士欧阳澈，激于义愤，亦徒步至行在上书“极诋”黄潜善等奸臣。在欧阳澈的上书中，其间有“言宫室燕乐事”者，黄潜善便借此大做文章，说欧阳澈蓄意攻击皇上，以此激怒高宗，“密启诛澈”。怂恿高宗说：“若不亟诛，将复鼓众伏阙。”于是，惟潜善之言是听的高宗将欧阳澈的上书“独下潜善所”，黄潜善马上指令府尹孟庾将陈东与欧阳澈同斩于市。
陈东作为一介书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肠，多次上书，揭露奸佞，辩护忠良，而不计个人安危，其志可嘉，其情感人。陈东这样做，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他甚至还未面见过李纲。“东始末识纲，特以国故，至为之死”。因而陈东的被害，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同情，“行路之人有为哭者”。陈东死时年仅42岁。在国家极需用人之际，陈东和欧阳澈作为难得的忠义之士欲为国出力而不得，而以言被诛，不能不激起人们对黄潜善等人的极度愤慨，如尚书右丞许翰等为此力求罢官，而不愿再与黄潜善等同朝为官。
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狡诈的黄潜善竭力掩饰自己的罪行，明明是他谋害了陈东、欧阳澈，但事后又假装不知，“潜善既杀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独诘其何以不先关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己意”，而将府尹充了替罪羊。但欲盖弥彰，正直的人们不会相信他这一套，因此时人更知其奸诈。
黄潜善等人为了擅宠专权和主和投降，容不得任何主张抗战的忠义之士。他们在李纲罢相之后，便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到主战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宗泽身上。
宗泽，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祜六年进士第。康王开大元帅府，以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曾屡败金兵，因而成为举国瞩目的抗战派中坚人物。加之他“质直好义”，为官“国尔忘家”，故威望益著。
宗泽先是被汪伯彦所沮抑。汪鼓动康王让宗泽率兵在外作战，使宗泽“自是不得预府中谋议”，将其变相排挤出帅府。宗泽离开赵构后，率兵自大名转战开德、卫南，屡战屡捷，使金兵闻风丧胆。“泽威声日著，北方闻其名，常尊惮之，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
就在宗泽在外力战之时，黄潜善被授副元帅之职，与汪伯彦共同排挤李纲、沮抑宗泽，从而使主战派更难申其志。
建炎元年五月，赵构即帝位于南京，宗泽入见，“涕泗交颐，陈兴复大计，时与李纲同入对，相见论国事，慷慨流涕，纲奇之”。赵构深被宗泽之慷慨忠义所感动，想把他留在南京，但“潜善等沮之”。最后，高宗除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而未能使其在朝廷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时高宗刚即帝位，全国军民精神为之一振，渴望能重整河山，再图进取，因而全国义兵蜂起，纷纷抗金勤王。如果高宗能及时而有效地利用这种形势，当会大有希望。可是黄潜善、汪伯彦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力迎合高宗苟且偷安的心理，力主议和，反对抗战。他们大力主张根据靖康时同金订立的屈辱和议，划河为界，割让蒲、解之地。他们甚至阻挠刑部把高宗即位的大赦文书下到河东、河北两路及河中府解州，以此讨金人好感，向其表示和议之诚意。在这种情况下，宗泽再次上疏，坚决反对割地求和，希望高宗抓住时机出师抗战，以图恢复。他说；“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当兢兢业业，思传之万世，奈何遽议割河之东、西，又议割陕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尝命一将、出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说以乞盟，终致二圣北迁，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闻有大号令，但见刑部指挥云‘不得誊播赦文于河东、西，陕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其民也。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宗泽的满腔报国热情，再次打动了高宗，“上览其言，壮之”。但由于黄潜善等从中作梗，仅是将时年已69岁的宗泽改知青州，仍然没有重用。
忠义识忠义，英雄惜英雄，李纲深知宗泽的德能，故大力向高宗推举。时开封府尹出缺，李纲对高宗说：“绥复旧都，非泽不可。”朝廷因以宗泽为东京留守，知开封府。“时敌骑留屯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闻，而京城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人情恂恂”。宗泽既至，抚慰军民，惩治盗贼，修治楼橹，并屡出师挫敌，“民赖以安”。由于宗泽秣兵厉马，竭诚抗战，加之威望素著，此时广大军民无不闻风响应，乐于效命。在这种形势下，宗泽上疏请高宗“亟归京师，以慰人心”，并向高宗尖锐指出；“其唱为异议者，非为陛下忠谋，不过如张邦昌辈阴与金人为地耳！”“黄潜善等忌泽成功，从中沮之”，宗泽以极其焦灼的心情上奏20余次，恳请高宗早下回銮之诏，可是，“前后建议，经从三省枢密院，辄为黄潜善等所抑”。他们“每见泽奏疏，皆笑以为狂”。宗泽不得不哀叹：“吾志不得伸矣！”最后，宋高宗终于“用黄潜善计，决意幸东南”，从而失去了坐镇汴京、收复中原的大好时机。
在宗泽留守东京、知开封府时，金曾遣人以使伪楚（张邦昌僭号楚）为名至开封府，宗泽洞察其意，指出；“此名为使，而实觇我也。”于是“拘其人，乞斩之”。可黄潜善等对金使竭尽保护之能事，他们“皆以泽拘金使为非”，说服高宗急诏宗泽将金使延置别馆，优加礼遇。其奴颜婢膝、认贼作父之态令人作呕。
宗泽同李纲一样，也力主招抚两河义军，而且这方面颇有成绩。当时有“河东寇”巨王善，“拥众七十万，车万乘，欲据京城。”泽单骑驰至善营，泣谓之曰：“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时杨时号‘没角牛’，后三十万；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拥众数万，往来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为患，泽遣人谕以祸福，悉招降之。”另外，宗泽还招抚了王彦的“八字军”，遣“八字军”渡河取怀、卫、浚、相等州。当时义军到处涌现，“山寨忠义之民相应者不啻百万”，他们“引领举踵，日望官兵之至”。宗泽认为，如果把这一巨大的力量组织起来，“中兴之业，必可立致”。但黄潜善在国难当头之际，仍一味从最卑劣的私利出发，担心宗泽成功而影响自己的地位，因而又“从中沮之”。他不但诬义军是“以义师为名”的“盗贼”，禁止其勤王，而且还将招抚义军作为罪名，欲罢宗泽东京留守之职，幸有御史中丞许景衡为其出面说话，申明“得宗泽方能保东京，有东京，行在始安枕”，高宗从自身安全考虑，才没有遽罢宗泽之职。
黄潜善不仅完全阻挠破坏了宗泽诸多抗敌救亡的重大措施，还派自己的亲信为东京副留守，以监视掣肘宗泽。宗泽眼见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已经出现的中兴有望的大好形势惨遭破坏，不禁“忧愤成疾，疽发于背”，最后终于在建炎二年七月含恨而死。在其临终前，“诸将杨进等排闼入问，泽矍然起曰：‘吾固无恙，正以二帝蒙尘之久，忧愤成疾耳。尔等能为我歼灭强敌，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愿尽死。’诸将出，泽复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语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泽将殁，无一语及家，但连呼‘过河’者三。遗表犹赞帝还京，称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属臣之子，记臣之言，力请銮舆，亟还京阙，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谏！’”泽死之际，犹愤愤以故国河山未复为恨，殷殷以赞帝还京、出民水火为念。这位英雄老将的满腔爱国忠忱真可动天地而泣鬼神！因而无怪乎泽死之日，“都人为之号恸，朝野无贤愚，皆相吊出涕”。事过八百余年，今天抚读这段荡气回肠的悲壮史录，仍令人不能不为宗老将军的遭遇和精神而感泣之，由此对黄潜善等奸邪更增愤恨。
《宋吏·宗泽传》论曰：“夫谋国用兵之道，有及时乘锐而可以立功者；有养威持重而后能有为者，二者之设施不同，其为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泽一呼而河北义旅数十万众，若响之赴声，实由泽之忠忱义气有以风动之。抑思民目睹君父之陷于涂淖，孰无愤激之心哉！使当其时泽得勇往直前，无或龃龉牵制之，则反二帝复旧都，特一指顾间耳。黄潜善、汪伯彦嫉能而居功，使泽不得信其志，发愤而薨，岂不悲哉！”又论曰：“泽之易箦也，犹连呼‘渡河’者三，崦鼎（赵鼎）自题其铭旌有‘气作山河壮本朝’之语，何二臣之爱君忧国，虽处死生祸变之际，而犹不渝若是？而高宗惑于奸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谓善善而不能用，千载而下，忠臣义士犹为之抚卷扼腕，国之不竟有以哉！”《宋吏》虽为官修史书，代表统治阶级的思想观点，但上述见解和感慨则是发之有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