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政治极端腐朽黑暗，长期以来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至此更为严重，人民起义此起彼伏，辽、金窥边，虎视眈眈，真可谓到了内外交困、山穷水尽之时。这种状况，主要是由宋徽宗的荒淫昏庸和奸臣当道误国造成的。君昏臣奸，二者相得益彰，终致使朝政一败不可收拾。
奸佞之臣，此乃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本不足怪，但对于北宋末年奸臣之如此集中，人们仍然感到惊奇，蔡京、朱面力、王黼、李彦、童贯、梁师成，号称“六贼”，一时并起；此外，还有杨戬、高俅等相继为虐，北宋朝廷简直像一个奸臣展览馆。其中王黼虽然未名列榜首，但却占着一个重要位置。
王黼（1079～1126年），字将明，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王黼原名甫，因与东汉的一个宦官同名，宋徽宗改赐今名。造物主对王黼颇为慷慨，使他生就了一副“美风姿”，“面如傅粉”、“目睛如金”；还给了他“多智善佞”的聪明头脑和能说会道的口才。王黼的命运也颇佳，虽然“寡学术”，但却中了崇宁进士第。王黼中进士后，任相州司理参军，与何志共同领局编修《九域图志》。司理参军这个官并不大，野心勃勃的王黼不甘心就此沉于下僚，他无时不在做着升官梦。但是他知道，靠学术而出人头地，对于他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于武略他更是一窍不通，而且军戎之道又充满危险，他也无心靠此道去猎取高官厚禄。那么，就只有通过歪门邪道去投机钻营了，而这又正是他之所长。因而，王黼刚一涉足官场，便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窥伺着钻营良机，寻找着得力靠山。至于编修《九域图志》，他只不过是敷衍塞责罢了，其兴趣不在于此。
何志的父亲何执中为朝廷重臣，他虽然“碌碌庸质”，但由于地位高，实际权力和影响并不小。王黼认为他可资利用，便千方百计巴结奉迎，首先取得何志的好感。最后终于使何志向其父推荐了他。何执中一见王黼，即为其漂亮的仪表和便捷的口辩所吸引，再加上王黼巧妙的谄媚逢迎，庸相何执中果“喜其人”，于是极力上荐王黼，使王黼很快升为校书郎、符宝郎、左司谏。
王黼略施小计，便旗开得胜，连晋官职，他不禁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暗自得意。但这只不过是他向上爬的第一步，他岂能以此为满足。王黼利用过何执中之后，随即转移了目光，他开始在寻求新的更大的靠山。善观风色的王黼，经过仔细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最后将搜索的目光停留在蔡京身上。此时，王黼了解到，张商英虽居相位，但“寝失帝意”，不被徽宗所喜，后来，又听说徽宗曾于钱塘召见蔡京，并遣使赐给蔡玉环，于是便准确地嗅到了徽宗再度起用蔡京的意向。因而他决定开始新的政治投机。他先是“数条奏京所行政事”，无耻地为早已臭名昭著的蔡京歌功颂德，接着又以一副“义正词严”的架势对张商英进行弹劾。此举投合了徽宗的心意，因而张商英随之被罢免了相职。蔡京复相后，非常感谢王黼弹张助己之功，因此对王黼大加提拔，接连除授王黼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等职。只用两年时间，王黼便从校书郎这样的小吏骤升到御史中丞这样的高位，他的第二次投机又大获成功。投机，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利益，他更加如痴如狂地迷恋上此道了。
找到了蔡京这个大靠山后，为了进一步加深蔡京对他的好感，王黼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即谋罢何执中的官位，而使蔡京专执国政。为此，他不惜恩将仇报，上疏弹劾何执中，竟将何的“罪状”罗列至20条之多。此时，他不仅一脚踢开了何执中，而且还投井下石，其人品之卑劣，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在此过程中，何执中还蒙在鼓里，“犹称黼不已”，直到他获悉真相后，才气愤地大骂王黼“畜生乃尔！”
时郑居中颇有权势，王黼看到他未来潜力很大，“复内交居中”。不过他这次投机不为得计，蔡京因与郑居中不合，看到王黼又去巴结居中，不禁发怒，结果将王黼贬为户部尚书。
宦官梁师成、童贯深得徽宗宠幸，权倾朝野，王黼更是竭力巴结之；“内连师成，外徇童贯”，尤其是对号称“隐相”的梁师成，王黼更是奴颜婢膝，以父礼事之，称为“恩府先生”。认贼作父，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但对于王黼，这却算不得什么，权势就是他的父母，他只认权势，不知其他，为了权势，他什么下贱的事都干得出来。这也是历史上一切佞臣的共同特点。他们正是依赖这一常人所不具备的特殊素质而得以飞黄腾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