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黼为获得高官厚禄，不断在寻求政治靠山，绞尽脑汁去巴结各种权奸，但他们还都不是他最大和最后的靠山。他的最大和最后的靠山是皇帝——宋徽宗本人。王黼完全清楚这一点，因而在向徽宗谄媚邀宠方面，他更加使出了浑身解数。王黼凭着他“多智善佞”的天才，逐渐获得了徽宗的宠信，因而此后更是青云直上。宣和元年（119年），拜特进、少宰，连超八阶，官至副相，成为“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的特例。徽宗还“别赐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导以教坊乐，供张什器，悉取于官”，可谓“宠倾一时”。
“善佞”给了王黼如此丰厚的报偿，此后，他益发坚信此道，变着法儿地向皇帝献媚，而不顾个人廉耻及国计民生。
为了“中上意牢其宠”，他极力迎合并设法满足徽宗荒淫糜烂的生活，对人民极尽搜刮敲榨之能事。为此，他还建议成立了供奉皇帝享乐所需的专门机构——应奉司，自兼提领而以梁师成为副。北宋官僚机构效率低下的历史上最为著名，而这应奉司倒是效率颇高，刚一成立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时间，“官吏承望风旨，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四方监司郡守，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贡献”，“难致之瑰，违时之物，毕萃于燕私，极天下之费，率师于应奉”。而此时正值四海困穷、民不聊生之际，王黼只顾“掊剥横赋”，“竭天下财力以供费”，以“奉人君之嗜好”，求得“以羡为功”，而根本不管天下之安危。
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王黼个人在徽宗面前更是媚态百出，不成体统，而全然不顾自己的大臣身份，“王黼虽为相，然事徽考极亵”。侍宴时，王黼为了给徽宗助兴，常常“短衫窄绔、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试浪语”，“亲为俳优鄙贱之役，以献笑取悦”。有时在进行耍集市的游戏时，由王黼扮演市令，徽宗故意责罚“市令”，用鞭子抽打王黼取乐，王黼则连连哀求徽宗；“求求尧舜贤君，您就饶了我这一回吧！”君臣玩得十分尽兴，旁观者则啼笑皆非。值得玩味的是，王黼谄媚成性，哪怕是在做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游戏时，他也没忽略借此对徽宗歌功颂德，而称其为“尧舜贤君”，这真是一大讽刺！
浪荡皇帝宋徽宗还喜欢微服出游以消愁解闷，有时甚至寻花问柳。王黼作为副相大臣，不但不予劝止，反而大加怂恿，同时还经常随侍，君臣共作逍遥游。一次微行时，路遇堵墙头挡道，王黼便立即送上肩膀，徽宗踩着他的肩头准备翻越过墙，可是还嫌王黼肩头矮了一点，于是徽宗对王黼喊道：“耸上来，司马光！”王黼则答道：“伸下来，神宗皇帝！”就这样：“君亦戏也，臣也戏也”，“此之交相戏者，君贱之而不能舍之，则无所忌以无不可为也”。王夫之在《宋论》中对此叹道：“如是而欲缓败亡之祸，庸可得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