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刘瑾打击异己的同时，培植了大批党羽。焦芳以大学士与刘勾结，公卿百官争相谄媚取宠。一切取决于刘瑾，内阁不能再与司礼监“对柄”，几乎成了司礼监的“办公厅”。
刘瑾网罗党羽，首先拔擢旧友和“功臣”。驱逐刘谢以后，即让焦芳进内阁，仍掌吏部尚书印，大学士兼吏部便有了真正宰相的权力，这是明朝废相以来所没有的。3年间焦芳由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再晋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又晋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凌驾在首辅大学士李东阳之上。
曹元，在刑部任职时，救过刘瑾的命，值此之际，也被迅速地提拔起来。以兵部尚书兼提督京营，隔年拜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取代焦芳成为刘瑾插在内阁的钉子户。
刘瑾还挑选了不少新“朋友”，其途径五花八门。一种是以金钱为媒介的，象刘宇。刘宇经焦芳结识刘瑾，一次送给刘瑾几万两银子。那时，刘瑾刚发迹，收贿赂一笔不过几百两，因此大喜过望，立即授刘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不久升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一种是虚名远斐的文过饰非者，用以携起手来欺世盗名。张彩早期名声很不错，与刘瑾同乡，也是焦芳推荐的。张彩“高冠鲜衣，白晰修伟，须眉蔚然，词辩泉涌”，又漂亮又会讲话，连标致而且口齿伶俐的刘太临也为之倾倒，拉住他的手说：“您是神人啊，我怎么才遇到您呢？”立即授予张彩文选郎，忙得吏部只好追回任命另一人为文选郎的公文。文选郎是吏部负责全国文官考核升降的，权力很大，连尚书刘宇也看他的脸色行事。不到一年，张彩又升任吏部尚书，“自郎暑而长六部”，又加太子太保，威风大得很，成为刘瑾的谋士，颇为器重。
刘瑾总是以个人的好恶来用人或处理国家大事，如他曾下令增加陕西举人名额100名，增加河南95名，原来陕、豫分别为刘瑾和焦芳的故乡。反之，他曾下令不许选用余姚人进京做官（余姚是刘健、谢迁的故乡），连早期经谢迁推荐的余姚人才也要下狱并追究推荐人的罪名。更有意思的是，因为焦芳给刘瑾送上一幅连环画，列举王安石、尹直等江西人“秉政乱国”，从而便提出了“江西人不能当京官”的“理论”，细推敲原来还有一层原因，焦芳怨恨的彭华是江西人！这样一来，“廷臣附瑾者甚众，”有史可查的便有80多名，上自阁老七卿，下至翰林御史，遍布朝廷，连首辅大学士李东阳也违心附和，刘瑾败后，其党羽受到惩处，以至“朝署为清”。刘瑾受审时大叫：“百官都出自我家。”实在不是大话和假话。自古以来趋炎附势构成的政治集团，都是社会的癌病灶，是祸国殃民的群体。刘瑾集团的每一分子都是丑恶无耻之徒，个个助纣为虐，人人坏事干绝。
焦芳是个政治流氓，告密诬陷什么都干。《明史本传》说“刘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刘宇对御史箝制很紧，替刘瑾打倒吏部尚书许进，毫无正义可言。韩福“一心事瑾”，按刘瑾的旨意，办案十分严酷，一次弹劾湖广巡抚以下1200名官员，举朝震骇。他把自己在湖广聚敛的财物的一部分送给刘瑾。张龙查得4石马料豆霉烂，便罚辽东地方官送米300石。李宪一个建议被刘瑾采纳，削夺刘健、刘大夏等670名官员的诰敕。
刘瑾善于随机应变，总是示人假象，而且往往可以一箭数雕。当时，多数官员在京城举债贿赂刘瑾，得官升官到任后，便盗取国库还债，再搜刮民财以补漏洞。这种做法被称为“京债”。张彩觉得这样不利于刘瑾的“形象”，便劝说他：“京债的十分之一给您、十倍的怨恨也都推给了您，何必敛怨呢？”刘瑾制定了一个极其毒辣的计策。他派14名御史到各地盘查官库，同时张张扬扬地把按老规矩送礼的欧阳云等下狱治罪。盘查御史们按刘瑾意图，牵瓜引蔓地弹劾他的怨敌。查劾边疆军仓，都御史周南、马中锡等被下狱；勘察盐课时，一次就处分了尚书王佐等173名官吏，前都御史钱钺等3家抄没，刘宪杖击而死，刘瑾整治异己总是持久经常而深入，或削籍为民，或罚米输边，或逮捕下狱，或追夺诰敕，或杖击暗杀，或抄家籍没，或累及父子，甚至亲邻。这样一来，既可表明刘瑾嫉贪恨贿；又可污蔑政敌贪贿狼藉；三可逼索到大量钱财，时还可以在经济上使政敌破产。
刘瑾一伙的人格十分低下。焦芳称刘瑾“千岁”，自称“门下”；张彩称刘瑾为“老者”；朱恩则自称“门下小厮”；李宪揣一块银子，隔几天便向人炫耀：“这是刘公赏我的。”刘瑾深谙控制这些走狗的办法。刘宇在兵部势大，就用只会喝酒谐谑的曹元取代他；焦氏父子的权势渐渐膨胀，刘瑾就指使张采揭露他们的丑事，然后，逼焦芳退休……刘瑾统帅驾驭着这么一群人间败类，干尽了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