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前，在康有为与荣禄等重臣进行的一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中。荣禄曾先发制人，说过一句“祖宗之法不可变”。这出自荣禄之口的一句话，表明了当时其对维新运动的态度和立场。同时，这种态度和立场代表了西太后的意志，表明后党是维新派的劲敌，而荣禄则是其中坚。正是由于后党对维新派的镇压，最终导致了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兴起的“富国图强”的维新运动的失败。
荣禄（公元1834年—1903年），姓瓜尔佳，字仲华，别号略园，满洲正白旗人。祖父名塔斯哈，曾任喀什噶尔帮办大臣。父亲名长寿，曾任甘肃凉州镇总兵。
荣禄于咸丰二年（公元1853年）十一月因荫庇而初任主事。同年十二月，19岁的荣禄又承袭了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从此，他踏上仕途，一帆风顺。咸丰三年，他在工部任职，咸丰九年，又调为户部银库员外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十月，醇亲王奕将他升为神机营文寨处翼长。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七月，他统领神机营全体官兵奔赴蓟东剿捕马贼，并到喜峰口、铁门关察看边口情况。九月，他又领副都统的官衔，管理健锐营事务。之后不久，他因督练营兵有功，被升为神机营专操大臣，很快又充任神机营威远队专操大臣。任此职期间因其才能突出，旋又被授予正蓝旗蒙古副都统。不到半年，他又调任镶白旗满洲副都统。同治七年（公元1808年）正月，荣禄跟随恭亲王治理巡防事务，镇压北方捻军起义，不久，捻军被镇压。同治帝赞其防剿有功，又赏其头品官衔，以资鼓励。此时，大学士文祥也很欣赏荣禄，称其“忠节之后，爱惜声名，若界以文职，亦可胜任”。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荣禄又升任工部右侍郎，并兼管钱法堂事务。三年后，又兼任吏部左侍郎，并授予正蓝旗护军统领。接着他又被授予总管内务府大臣之职。他善于观色，长于逢迎，后来投靠了慈禧。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二月初五下午，因患天花发生病变的同治帝载淳，在养心殿东暖阁中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而此时慈禧已作好让载氵恬继皇位的打算。薄暮时分，宫中忽传出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的命令，宣召枢要大臣火速入宫，商议要政。当皇太后宣布皇帝驾崩的消息后，在一片片呜咽的哭声中，立刻传下了“懿旨”，其中有一项是“命荣禄预备各种仪仗，通接载氵恬入宫”。旋即，荣禄便执行“懿旨”。然而，当荣禄迎接载氵恬入宫时却又踟躇不前：“载氵恬既然是嗣皇帝，那么进宫穿什么服装呢？”他不得不去请示慈禧。慈禧看了看荣禄，轻松而舒缓地说：“嗣皇帝的小皇冠、小龙袍早就准备好了，你到储秀宫（慈禧的宫室）去取就行了。”善于察言观色的荣禄马上心领神会，匆匆看了一眼慈禧就离去了。不一会儿，荣禄就将龙袍取来交给太监们，吩咐他们给正在熟睡的载氵恬穿上。一切准备就绪后，载氵恬被抱上了暖舆，在荣禄等人的簇拥下，被抬往紫禁城。十二月初六，慈禧颁布“懿旨”，宣布载氵恬继位，为光绪皇帝。不久，慈禧以光绪尚小而国事艰难、事务繁杂为由，又颁布诏书，由自己“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三月，荣禄又兼署步军统领。光绪四年四月，荣禄充任紫禁城值年大臣，五月又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不久又擢升工部尚书。八月荣禄因病乞假，皇上因其差务较繁，解除其工部尚书的职务，同时又任他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差使之职。光绪十一年（公元1886年），荣禄因滥用枪支，被降职二级，光绪十三年，他又被授予镶蓝旗蒙古都统的官衔。第二年九月又署镶蓝旗汉军都统。皇上大婚时，充任扈从凤舆大臣和专操大臣。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荣禄被授予西安将军的称号，接着荣禄又请求添加五百人入练洋枪步队，作为西安威远队，其请求立即得到了支持。光绪二十年十月，皇太后六旬大寿时，荣禄入京祝贺，又授予步军统领之称。当时日本正侵扰我国，山海关关内外的防军连连失利，京师大受震动。在此情势下，荣禄上疏陈述紧急固守的根本之策，大致内容如下：“对付外国不外乎‘和’与‘战’两种策略，但必先以‘战’为根本，而后才能以‘和’来了结。光绪十年（即1884年）法越之战，在谅山一地获胜，才与对方讲和，不可能有不受惩制而与对方讲和的情况。用兵不外乎‘战’与‘守’两种方式，但必先以‘守’为根本，而后才能以‘战’获取成功。咸丰、同治年间的粤、捻之役，畿辅首先得到有力的防守，这样敌方势力逐渐衰弱，不可能出现不固守畿辅就能与对方言战的情况。所以我请求依照咸丰三年、同治七年的经验教训，设置巡防局，以亲王为首领，专门治理军务，并精简督理五城防务的大臣，以求实效。同时任用老将如前任湖北提督程文炳、甘肃新疆提督董福祥、凉州镇总兵闵殿魁，并招募重兵驻守京畿，以备缓急之用。”此提议立即得到皇上的赞许，旋即命令其参与商议军内要事。不久，荣禄又受命在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上行走。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6年）六月，荣禄任兵部尚书。不久，他请求变通武科举：“武科的设置，原期望用以抵御外侮。自从火药类武器盛行以来，弓箭类武器已失去其特有的功效，与八股文和试帖考试的弊端略同。追根溯源，国家衰弱的根基就在于此。试查看应试的武童，各州县少则百人，多则数百至千人。如果以每县二百人为标准来计算，将各省全部合起来，其数量可达三四十万，这些武童都年轻气盛、身强力壮，假若每省再聘请数10个精通洋人操练之法的人，就地教练，一年之后，可成精兵。学习三年后才可成为武生，再从武生中挑选武功突出者，进入武备学堂学习格致，地理等知识，三年后由督抚考试，列入优等者，作为武举人，其名额不得超过本省旧名额的二分之一，此为武备特科。这三年一试的武科，暂时按旧制举行，但须酌情减少旧名额的一半。等到新制度试行有效后，再将旧制度废除，并将这些特科武举人送到京师大学堂，以三年为限，由兵部奏请钦派大臣考试，列于优等者，作为武进士，其名额与常年会试中举名额，各为一半。各路军营，自哨长以上，均用这些武举人、武进士补充，以备干城之选。以上种种都参酌了中外兵制，对于造就将才，于国家的富强实有裨益。”这个要求刚提出，便引起众人的议论纷纷，所以没有马上得到实施。但后来罢武科举，以及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最终还是按照荣禄的建议施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