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逃离北上广”的口号变得流行起来，对此，大家见仁见智。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北上广人才太多，压力太大，而与北上广相比，二线城市的发展机会更多，而且二线城市目前的房价也还可以接受，辛苦工作一个月可以换个一两平方米。于是好多在一线大都市毕业的研究生，都选择了到二线城市工作、生活。除了经济压力之外，“幸福感”也成为他们现在重要的衡量指标，因为很多人在北上广这样人才济济的地方并不能算“白骨精”，没有把握脱颖而出，所以他们会选择到二线城市，这样会比较有成就感。我们可以看到，过去那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心往一线城市奔的择业观已经被很多人抛弃，发展机会、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等现在成了青年择业时综合考虑的因素。理性的、多元化的择业观让青年人有更多自我实现的机会。
不管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坚守“北上广”，都应该建立在对城市环境和自身发展的综合考虑的基础上，而不应该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随大流。在信息化、全球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会日益增强，这对为不同地区的青年成长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去或留的决定，都是青年人经过理性思考后的选择，都应当得到尊重。现在更多的毕业生选择的不是最好，不是最贵，而是最适合。例如，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当初没有坚持在一线城市上海发展，而将创业和发展的地点选在二线城市杭州，正是出于对自身发展的理性判断。
事实上，一些人选择二线城市就业，不光是因为经济和就与环境，更深层次的是害怕城市的“挤出”效应。一线城市由于集聚大量生产资料、社会资源，拥有绝对的发展优势，在毕业季到来的一段时期内容易带来人才“集聚效应”。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挤出”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这种人才的流动只是“挤出”效应的结果之一，而在经济上，“挤出效应”一般指政府投资及支出会对私人投资或消费的抑制。凯恩斯和其他主流经济学流派，都曾经对“挤出”效应作出过论述，他们的观点是政府在购买增加的同时也刺激了物品和劳务需求，从而导致利率上升，而较高的利率往往又会减少投资的需求，而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不变，利率上升，成本提高都会导致私人投资减少。
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经逐步演变为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得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剧烈的震荡，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是不断加重加深。为了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出台扩大国内需求措施，两年内计划扩张投资4亿元，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上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出台，固然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享受它们带来的好处的时候，也要对它们可能带来的“挤出效应”做好心理准备。一般来说，“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政府的投资增加，相应地会把民间投资挤出来，这跟“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道理是一样的，坑的数目是有限的，这个萝卜要进去，必然就要拔出另一个萝卜。而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和居民储蓄存款的暴增，就是对这种“挤出效应”最直接的反映；二，对消费的“挤出效应”，钱的数目是一定的，用在建设上的钱多了，必然会导致用在吃饭（即消费）的钱减少，从而直接减弱了消费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
究竟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不会带来“挤出效应”以及“挤出效应”会达到什么程度，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否产生“挤出效应”，取决于政府的资金来源：如果在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不足而又要执行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下，政府必然要向银行筹资，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就存在上升的可能，从而会对民间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自己的资金足够的话，基本上不会对民间投资有多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