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训”
爱民如子，去蠹如仇。
“辞疑”
（1）蠹：dù，蠹虫，咬器物的虫子，比喻危害集体利益的坏人。
“训义”
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去爱护百姓，像对待自己的仇敌一样去剪除蠹虫。
治国的基本原则，讲究信用，爱护人民。孔子认为治理好国家，君主一定要重视人品、道德，要讲究信用，爱护民众，这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即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认真对待政事，并讲究信用，取信于民。同时还要节省俭用，爱护人民，役使人民要不违背农时。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君主与人民的关系。
如果是通过自己品行和修养获得了财富和名誉，那么财富名誉就会像生长着的漫山遍野的花草繁荣昌盛，绵延不断；如果人们是通过建立功业换来的，那么财富地位和名声就像生长在盆中的花草，会因为一些迁移变动要么是很繁茂，要么变得枯萎；但如果人是通过玩弄权术或者各种暴力来获得一切，那么必然会像插在瓶中的花草一样，因为并没有根基，所以很快就会枯萎。
通过自己的品行和修养去获得财富算是一种方法，然而这是个慢工夫，正因为它需要长期培养，所以才会根基深厚。懂得天下大道的人都懂得长期培养自己的品行和修养。他们绝对不会对人刻薄，因为在他们看来刻薄不仅会伤害到别人，而且也不会给自己带来财富、地位和名誉。要学会行仁义就要学会糊涂大度一些，这样才能赢得人心。
现代社会提倡团队合作精神，缺少团队合作精神就很难在组织中立足。帮助别人实际上也是在培养一种协作的精神，现在分工如此精细，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然需要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每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只是一件事情上面的一个环节，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事情都不能办成功。尽管自己帮助过的人未必以后会帮助自己，但是至少弘扬了一种品德，这种品德就是给予别人以热心帮助。以后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面临如何的处境，给予别人帮助的人永远都不会被孤立。要相信你自己帮助过别人，总有一天众人也会帮助你。
“钱门名爵”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钱玄同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1887一1939）原籍浙江吴兴，从小生长在苏州，幼读经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11岁时祖父逝世，15岁时祖母又去世，未能应试，这才得与外界接触，看到了当时的《新民丛报》、长清议报》等。在16岁那年冬天，他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思想上受到了很大震动，认为章、邹二人的主张真有道理，一定非革命不可。翌年夏天就把辫子剪掉，表示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决心。
1905年，他刚满18岁，便人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冬天又到日本东京看望伯父钱恂。翌年春天奉伯父之命回上海结婚，夫人姓何，也曾留学日本，9月又去日本求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师范，1907年课余在“民报社”会见了章太炎，对于章氏的思想学问极为崇敬，遂对章氏执弟子礼，并为章氏用小篆体书写《小学答问》，深得章氏好评。钱玄同受章太炎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翌年式民报》被查禁，他和他的朋友请章氏讲音学和论文，听讲者有龚未生、周树人（鲁迅）、周作人、许季蒹等8人。这时钱玄同和章太炎的关系已十分密切，有时他就住在章氏寓所中，因此见到了许多革命党人。
1910年春，钱玄同在日本读了5年书后回到祖国。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过在东京为徐锡麟、秋瑾等革命烈士开的追悼会，曾和章太炎办《教育会语杂文》，其宗旨是灌输文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国学意识，也带有提倡民族革命的含意，报刊文章一篇篇都是白话文，钱玄同还常用“浑然”作为笔名。“会语”只是普通话的意思，并非像他后来那样有意地主张白话文学。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原在杭州教育专署工作，1913年秋到北京，先任高师附中教员，后来做了北京高师和北大教授。1916年，钱玄同目睹袁世凯倒行逆施、妄自称帝，袁世凯手下的封建顽固文人打着“保存国粹”的招牌来抵制科学和新知识的输入，为此对祖国前途焦急万分，认为那套旧道德旧文章非彻底改革不可。
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请陈独秀为文学科长，大力整顿校务，聘请了一批有革命新思想的教授如李大钊、刘复、胡适等人。《新青年》是陈独秀等人创办的，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坚决主张以白话为文学的正宗，力主改革我国旧文学，钱玄同积极拥护，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的白话文，批判了统治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道德学说，如“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王道圣功”，还有封建迷信，如“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他在与陈大齐在《新青年》上通信、讨论中国教育问题。陈大齐在信中形象地将旧文化譬为臭粪，呼吁钱玄同用些心力编一部《粪谱》，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陈大齐还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一个患有眼病的人，却去看外科医生。那位外科医生说他的眼睛不干净，便拿出来洗一洗，然后放在院子里晒。没成想让从天而降的老鸦衔走了。这位医生很聪明，便给患者换了狗眼，从此，这个人香臭不分，把粪当作香喷喷的食物来吃。”所以，陈大齐说，保护眼睛和换回眼睛，这真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呢！
钱玄同深有同感指出：“那些张口纲常礼教，闭口祖宗之法的人，就是用这种亡国灭种的圈套来陷害青年。”他给陈大齐回信说：“你说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眼珠，努力去换回人眼来，这确是现在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做这《新青年》杂志的惟一目的。《新青年》出了将近30本，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保护眼珠换回人眼而已。”
1919年，钱玄同发表《施行教育不可迎合旧社会》、提醒全社会都“要以青年的前途为重”，帮助青年辨别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恶，热诚地指导青年去迎接社会。他特别提出教育者的职责，那就是满腔热情地教育青年，而千万不可敷衍于“乌烟阐瘴气”的旧社会，做那丧失良知的勾当。
1918、1919两年的《新青年》，钱玄同是轮流编辑人之一，他以记者身份加“按语”或用通信方式讨论一些问题，议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建立白话的新文学。钱玄同那时的贡献就是从文章发展的自然趋势和语言文学进化的学理上来说明建立新文学的必要和可能。钱玄同还写了不少坟随感录》，如《斥复古国粹派的谬论》、《斥士大夫为封建统治帮凶》等，都是和封建思想作坚决斗争的战斗性很强的杂文。
文学革命运动和白话文的主张最初提出时，封建旧文人虽十分仇视，却又妄图不予理睬，听任它自生自灭。《新青年》同人有许多议论要发表，但没有对立面的人作为论战对象，深感寂寞。钱玄同和刘复便采取了“双簧信”的方式，钱玄同化名王敬梓从旧文人常发的谬论中归纳了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故意写文反对白话文，攻击《新青年》杂志；刘复的长复王敬梓书》对这些谬论逐论逐条加以驳斥，批得淋漓尽致，打中了如林琴南等人的要害，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场冷战打得十分漂亮，鲁迅曾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这确是一场“大仗”。
鲁迅的式狂人日记》，就是当年钱玄同为《新青年》约稿，一再催促他写成的，从此才使鲁迅“一发而不可收拾”，继续不断地写起小说来。
钱玄同认为既然主张白话文，《新青年》议论问题的文章也该用白话来写。在他的带动下，从那年的4月1日起就全改用白话文了，由此影响了当时许多报纸杂志。钱玄同在论《应用论亟宜改良》一文中提出了不少好主张，如写信可删去无谓的浮文，印刷体应分数种。公元纪年，左行横排等，现在大家都很习惯了，但这是在70多年前钱玄同大力提倡下促成的，可见他是个很有见识、也很有胆魄的人。
五四运动当日，钱玄同自始至终参加了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同年，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从此对于国语、国音、汉语符号、国语罗马字、简体字等制作推行，专心研究，多方面规划，经过20年的推行，收到了很大的效果。钱玄同的专著有《文学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论文部首合读》、《重论今古文学问题》等。
钱玄同原准备回南方的，但因为高血压，腿又不好，未能成行。为了笼络北平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天日本人想方设法把一封信送到钱玄同手中，邀请钱玄同去怀仁堂开会。钱玄同接到信后当即又退给送信人说：“钱玄同回南京去了，没有在家。”后来魏建功要去长沙，钱玄同对他说：“我想你替我刻一方图章，现在我恢复旧名了——就叫钱夏玄同，四个字。”钱玄同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对社会和家人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1938年钱玄同恢复旧名“夏”，表示是“夏”非“夷”，决不做顺民。
从此，钱玄同读书养病，闭门明志，并告诉来访的西北联大朋友汪如川说：“请转告诸位朋友，钱某决不做汉奸！”后来终因脑溢血病逝，终年53岁。
“钱氏风流”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的数一数二的名士，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文才堪称冠甲；另一方面则因他曾于国变鼎革之际，投效新朝，而遭千古唾骂。虽然钱谦益入清后还一度积极参与反清斗争，暗中援助义士，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但这些功绩却难以消弭他失节无行的人生污点。士林更是对他大加鞭挞和讥讽，下面的这则轶事即其中之一。
相传有一次，钱谦益游赏虎丘园林时身著一套小领大袖的衣服，样子颇显滑稽。有位士子见是钱谦益，十分嫌恶，本想避开，但却苦于不解其意，便好奇地上前打揖相问，道：“不知阁下穿的是什么样式的衣服？在下愿闻其详。”钱谦益穿了一套奇装异服，自然有着不同寻常的用意，此际见有人询问，便不无得意地回答说：“这衣服可是有讲头的。小领呢是表示尊奉当朝的礼制，大袖呢则是表明我并没有忘记先朝的旧俗。所以这套衣服虽怪，寓意却不简单呀！”那名士于听了，顿时一肚子气，明明是无耻文人，却还强辞夺理。不过他奈住性子，并没有口水相向，而是巧妙地用话来暗讽眼前这位贪生怕死的一代名士。他开口恭惟说：“原来是这样，在下这回真算是长了见识，阁下可真不愧是两朝‘领袖’啊。佩服！佩服！”后来有人听说钱谦益来游园，还在虎丘石上题诗曰：“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不知钱谦益看到这首诗后，该是如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