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俏子 多经商 不将书念
做买卖 胜过那 千里为官
山西人“九毛九”俗中大雅
明清时期，商人成为引人注目的职业，明代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讲：“吴中风俗，农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获利五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由于经商获利惊人，人们对商人的认识也发生变化。而山西商人从盐、粮、茶等市场经营中获得巨大成功。“（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的社会现实必然促使同乡人群起仿效。拜金潮流冲击着明末清初的传统社会，明人薛几道的一首《题钱》诗将钱的神奇功能描绘得淋漓尽致：
人为你跋山涉水，人为你觅虎寻豹，
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把身卖。
……
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寡思，
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失忠信。
……
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
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
这些记载均表明，明清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社会风俗为之一变。而山西是最典型地区，随着山西人经商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在山西发生了变化。清代山西人编的《俗言杂字》中对社会职业的评价是：
农业：
小心庄稼甚是可怜，推车单单费力不轻。
阖家老小俱要劳身，看在其间万苦千心。
……
说起庄稼受苦营生，天旱雨涝收成不定。
钱粮差务吃穿逼人，运气通顺好年十景。
收秋拾夏五谷丰登，打下粮食出粜与人。
换成银钱把债还清，省吃俭用熬成富翁。
农耕而中国传统观念要子孙读书为官，对山西人而言，做官虽然威风十足，但也有杀头抄家灭门的危险：
鸭红顶戴当朝一品，日伴君王入居虎口。
如要吃我不死不忠，侍奉君王难以到头。
老牛力竭刀下乾休，想在此间有些烂心。
相比起其他行业，山西人认为作为商人是首选职业：
出外走水戴月披星，其标法或各省驰名。
本多利厚生意兴隆，每年开俸足有千金。
镜面元宝水光纹银，几年光景十万有零。
此外，山西有大量反映这一观念和风气的民谣：
有儿开商店，强如做知县。
良田万顷，不如日进分文。
山西的摇篮曲中有：
咚咚嚓，娶来啦，
俺女儿不嫁啦。
不嫁你那掏粪的，
不嫁你那垦地的，
俺要嫁的是字号里的掌柜的！
清末，山西省曾出现过应考人不足数额现象。清代，晋商贾而好儒，也有培养子弟是为了做官的现象，但他们又有重利甚于重名的一面，甚至让最优秀的子弟去经商，山西人“学而优则商”，而不是“学而优则仕”。最优秀的人才都经商去了，以至有清一代，山西无一状元，即使是进士人数也很少。顺治时山西每科中进士人33人，康熙时16人，乾嘉时每科不足12人，咸丰、同治朝每科不足10人。清代，山西人重商轻文风气连皇帝都无可奈何。清雍正年间，大臣刘于义上奏皇上：“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之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朱批为：“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其俗殊陋。”
山西商业如此长久持续的兴旺，是因为重商崇商观念在当地百姓中形成优势，冲击着轻商淡利的传统观念。进入晚清，山西商业达到鼎盛时期，重商风气更是达到极致。光绪年间太原人刘大鹏无可奈何地感慨：“清雍正皇帝像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则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序，竟弃儒而就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
重商逐利之风成为山西的主流民风，经商致富被认为是光耀门庭的行为，而封建社会最受尊崇的士在山西人看来一文不值，许多读书子弟也弃儒经商，趋之若鹜。人们认为自家的孩子培养的目标是，“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长大住上茶票庄。”
山西人重商观念强，商人是受人羡慕的职业，而腰缠万贯的巨贾们在人们心中更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晋商历来有一种优越感。他们的内心对“官”“儒”都有一种瞧不起的感觉，对于“农夫”更是不在话下了。长期以来，晋商以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自傲。晋商坦坦荡荡经商，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他们是挺直了腰杆，扬眉吐气地做商人。清代，山西人一般不愿意为官，那是因为做官要担当风险，薪俸又少，还要善于察言观色，一不小心，就会得罪权贵，轻则丢官，重则杀头甚至是株连宗族，成天提心吊胆，哪里比得上商人？自己挣银子，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需看别人的脸色。况且商业利润，日进斗金，一般官员哪能比得上？清代归化城将军一年的薪俸1133两，而大盛魁经理一个账期可分红1万两银子。难怪山西人说，“家中有个票号郎，强过七品空堂皇。”清末，晋中民谣广为流传：“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翙，三子无出息，也是程大佩（他是日昌三掌柜）。”程大佩在决定自己儿子出路时也说：“人生在世，归根到底说的柴米油盐，钱铺不论物价涨落都有赚头，是个铁饭碗；至于中举，就是中进士，也还是为了赚钱；当官的要发财，就要靠贪污勒索百姓，但他们正常收入连个铺号的普通掌柜都不如。‘有儿开商店，强如做知县’。在平遥县有大钱的都是经商的生意人。清泮儿聪颖，学商是条有前途的路。”因此程大佩让聪明的儿子程清泮去经商，后来程清泮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也当上了日昌票号经理。应当说，程大佩的这种看法代表了一般晋商的心态。
清末，山西商号中经理等人的红利可以拿到数千两，股东在账期能分红利数千两甚至上万两，而相比之下，即使是当时的官员收入也相形见绌，光绪年间《寿阳县志》记载：雍正四年订立一个七品县令的年俸加上养廉银每年不过1045两。经商与做官两相比较，经商的诱惑更大一些。虽然清代民谣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当官可以利用职权贪赃枉法，受贿发财，但要冒很大风险，稍有闪失便锒铛入狱，罢官降职，甚至有杀身殃及亲人的担忧。两相对比，经商的风险要小得多。
千里经商当然十分艰难，抛别家人，漂泊千里之外，有时音信全无，可一旦成功，就可以孝敬父母，报答养育之恩，可以帮助兄弟顾及手足之情，可以照顾妻儿养老，在亲戚面前也可以扬眉吐气。清代，山西一般家庭大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商号学习。不过这并不是说山西人不重视学习，山西人仍然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他们多以学保商，为商业发展服务。他们尊师重教目的并不是为“学而优则仕”，晋商子弟教育图而是为家族以后经商做生意培养人才。晋商是传统“士、农、工、商”观念的叛逆者，他们将商的地位抬高到第一位，并且在实践中去实行。他们不愿意做官，不追求功名，对于那些奔波在科举仕途上的士子们，他们认为是误入歧途，有一句谚语说：“秀才进字号——改邪归正。”诙谐中有一种发自商人内心的高傲。当年渠氏家族的当家人渠源浈因不满儿子渠本翘专心致志追逐功名，执意放弃经商，竟然父子反目，将渠本翘逐出家门。渠本翘中举之后回家祭祖，渠源浈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倒在渠本翘的轿前，口称：“小民渠源浈叩见举人老爷。”父亲给儿子下跪，这成为当时祁县的一大奇闻。然而这个举动中却包含着多少父亲对儿子不务“正业”的失望与愤懑，经商与入仕的对立在这对父子身上反映得淋漓尽致。
做生意 重商德 义中利外
晋商鄙视士人，然而晋商却抛弃不了传统儒家所规定的伦理道德。相反，他们以商人的身份去实践着这种道德。儒家讲求诚信，讲求仁义，中国传统观念是讲到利就谈虎色变，似乎只有小人才讲利。但晋商提出了他们的义利观，即“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义利相通”，所谓“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把义和利由对立面改铸为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商人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然而这种利益必须在符合仁义的原则下进行，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事实上，晋商早就认识到，要使自己发财，首先要让别人发财。所以，他们一再强调经商要以义为本，“以义制利”。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道德规范，“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这种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心智素养，便是山西商人在从事商务活动中最重要的经营之道。
晋商经营的特点之一就是注重投资人的利益，以诚相待，处理好与相与的关系，形成稳定的投资经营群体。相与就是与本商号、票号交往共事的商号或钱庄等，晋商对相与都要经过详细了解后，认为有信誉和资力的才和它进行银钱交往，一旦认为不合适会婉言谢绝。但只要已经建立相与关系，会信任并竭力维持合作关系，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会随便断绝与相与的关系，万一因对方倒闭而使欠债成为呆账造成损失的，也多不硬性收账，多听之任之。晋商善待相与，原因在于晋商认为商号之间有银钱业务往来是正常活动，难免会出现亏欠现象，万不可轻易打官司伤了和气，否则其他商号认为不厚道，往来的客户会越来越少。晋商还认为天下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打官司要花银子，晋商宁肯把便宜让给商人，也不愿送给衙门。这样，交往的商号一旦复兴，自然不会忘记此商号厚道之处。如果是骗子商店也不要紧，山西商号遍布天下，骗了第一次没有下次，骗了这家骗不了那家。除非他从此不在市面上做生意，否则总会有与此商号交往的时候。所以晋商在各地市场上威望很高，其他商号以与晋商商号往来为荣耀。
晋商把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灌输到经商各个方面。仁，表现在晋商经商决不乘人之危，充分体现出爱人精神。晋商在谋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决不损人利己，而是要做到己立、己达与人立、人达相结合，在组织和管理上也特别注重人的因素，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和提拔。义，在传统文化中是指人们处理事务（主要指社会关系）的适应性。晋商力求做到礼、利、义三者的统一，追求义贾、善贾，把关心他人利益和整个社会民族利益作为自己商业运营和价值实现的最高准则。礼，核心是要求社会秩序与政治和谐。具体到晋商而言，礼的道德准则保证了财东与掌柜、掌柜与伙计、总号与分号内部和睦稳定和协调一致。另一方面，晋商的资财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社会性投资，为公益事业服务，如建祠修谱、增置族产、救灾赈荒、建桥修路等。光绪年间，陕西、山西、河南连年大旱，晋商纷纷捐款赈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