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的宋诗观是在宋代以来诗论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唐宋诗之争的背景下形成的。他能接受前人合理的论见，克服种种偏颇，宗宋而不弃唐，推尊苏、黄兼及杜、韩，同时重视宋以来强调的诗歌之法式、声调，对宋诗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陈衍的宋诗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诗话《石遗室诗话》、宋诗选本《宋诗精华录》以及论诗诗、探讨诗文的序言题跋等，他的诗论涉及先秦至近代诗歌的源流升降、功能作用、内容形式、创作技法等多方面的内容。
陈衍的宋诗观具有较宏大的视野，他不是简单地站在诗学的立场来认识宋诗，而是从文化史的角度俯视历史上的各种诗学，在“诗亡雅废之时”，通过比对分析，对宋诗进行综合的定位和评价。因此他的宋诗学实质上已经成为特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对宋诗进行的文化审美观照。胡晓明先生指出，陈衍诗论的文化意义在于：“唐宋一并泯除，上达风雅，即由学古转向开新，由诗艺取法转向人文工夫。这使其超越了传统唐宋诗之争，不期然而然地关涉到诗学及其相关联的文化存亡问题。应该说是比唐宋诗之争更为富于忧患意味的文化诗学问题”。的确是这样，尽管陈衍于宋诗有个人的偏好，但在个人倾向与述评之间，他基本上能够不以个人好恶来论宋诗及宋诗人。钱仲联先生赞陈衍《石遗室诗话》的诗学之功说：“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后生奉为圭臬，自有诗话以来所未有也。”
一、“三元说”的言外之意
陈衍论诗号称“诗不分唐宋”，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三元说”：
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斡也。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
仅就这段话来说，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三元”并立，是历史上诗歌达到的三个高峰，各有所长，不应厚此薄彼；第二，宋人乃继承唐人而来，在唐人基础上变化生新。所谓“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即宋人本之于唐人所立之法而推演，在其未尽之处下工夫，也就是“开天启疆域，元和判州部”之意；第三，宋调非宋人所创，实唐人开启此风，“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干也。”前人有“诗到元和体变新”之说，而陈衍却将开元一并纳入了这个分唐别宋的枢干，将宋诗与中国诗歌的典范——盛唐诗歌放在了同一条生态链上。
陈衍提出“三元说”之时，正是近代诗坛流派众多，异彩纷呈之际。各家宗奉不一，有“远规两汉，旁绍六朝，振采蜚英，骚心选理”的湖湘诗派，有“无分唐宋，并咀英华，要以敷鬯为宗，不以苦僻为尚”的河朔派，有“驱役新意，供我篇章，越世高谈，自开户牗”的诗界革命派等，其时唐宋诗之争已经不是核心的诗学问题，已经很少有诗家画地为牢，自囿于一朝之诗学。他们往往会“时出入于他派”。不同派别之诗人亦能酬唱往来，很少因诗学宗旨不同而攻讦不休。但是，在一片诗学复古的上溯途径中，同光体派如果仅上溯到宋，与其他派别比较起来显然不够“古”，而且唐音的正声地位使宋诗成为别调已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宗宋必然要在理论上有突破之处。“三元说”则赋予了宋诗以丰富、深厚的文化背景，为宋诗“根正苗红”寻找了一个不可撼动的源头——盛唐诗歌。
陈衍论诗极讲策略，“三元说”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显然在宗唐宗宋的问题上，他不想陷入无谓的诗学纷争。《瓶粟斋诗话》中记有陈衍的一段话：“审言言鄙人专主唐音，殊不然。或以为专主宋诗，更误”，“不但不专主宋主唐，凡汉魏六朝皆不可主矣”。陈衍始终认为“论诗固不必别白黑而定一尊”。
“三元”上奉开元，中奉元和，下举元祐，使宋诗与盛唐、中唐诗成为其诗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诗歌发展演变的链节。唐玄宗开元时期的二十九年间，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诗人活跃于诗坛，创造了具有典范意义的盛唐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从文学发展史来看，儒学思想在这三段诗歌高峰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促进了诗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意识，重视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并使诗歌在语言上去浮靡绮丽，变为或清新自然，或生峭雄奇；在思想上脱淫靡浮艳的情思，转向昂扬向上的情感，以风雅精神相号召，并使诗歌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诗坛。
同光体派诗学宗宋及陈衍论诗都没有脱离这个宗旨，折中的论诗方式下面是其真正推尊宋诗的意图。盛唐的典范意义是万流所宗，而承上启下的“元和”突出了新变的意义，成为“元祐”合理化的前提。而陈衍正是在赞同“变”的逻辑下，得出了“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的结论。
陈衍提出“三元说”后，不断地为这个理论进行补充，以泯除唐宋诗界限，他引袁枚的话说明不当以时代作为划分诗歌的界限：
清袁简斋，文人之善谑而甚辩者也。有数人论诗，分茅设蕝，争唐宋之正闺，质于简斋。简斋笑曰：吾惜李唐之功德，不逮姬周，国祚仅三百年耳。不然，赵宋时代，犹是唐也。
陈衍在认同袁枚所论的同时肯定了唐宋诗并不是朝代差别，同一朝中允许存在唐宋诗，那只能是风格的不同了，而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但陈衍还是努力突出了宋诗“后出转精”的高明，力图出宋诗于唐诗之上，虽然他反复多次地表示过“诗不分唐宋”，以避免露出过分扬宋的意图：
唐宋诗佳者，无大分别，真能诗者，使人不能分其为唐为宋。使人能分出者，非诗之至者也；自家之诗而已，其次，乃似某大家。
自咸同以来，言诗者喜分唐宋，每谓某也学唐诗，某也学宋诗，余谓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然诗之于唐、宋，果异与否，殆未易以断言也。
同光体派论诗主张“复古以求新”，从根本上说陈衍也不是一个守古不化之人。正相反，他于诗学更看重在前人成就上推陈出新的变化之功。所以，古与新之间的创变在他心目中有更高的价值。另外，陈衍引入“至”作为评判诗歌的标准，将诗歌放在同一标准下进行对比，不再以时代和作者来区别划分，他认为：
夫学问之事，惟在至与不至耳，至则有变化之能事焉，不至则声音笑貌之为尔耳。……子孙虽肖祖父，未尝骨肉间一一相匹敌似。壹壹化生，人类之进退由之。况非子孙，奚能刻意蕲肖之耶？
余于诗文，无所偏好，以为惟其能与称耳，浅尝薄植，勉为清隽一二语，自附于宋人之为江湖末派之诗耳。
在这样的诗学语境下，学唐诗仅惟妙惟肖在他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像他批判明七子一样“专事摹拟，诗无真性情，不能变化。读唐诗不必再读明矣”。所以，每当论及唐宋诗时，他都会强调宋诗对唐诗的变化：
诗极盛于唐，而力破余地于两宋。眉山、剑南之诗，皆开天、元和之诗之变化也。
诗人之盛，唐代后以宋代为观止。盖宋人诗学，各本唐法，而扩充变化之。卓然成大家者，不甚亚于唐也。
所谓“物极必反”，盛极难再，愈强调唐诗之强，也就愈显出宋诗变唐的艰难和意义的重大。“不亚于唐”当然是含蓄的讲法，但后来陈衍还是将宋诗推到了唐诗之上：
故诗至唐而后极盛，至宋而益盛。
由此可见，“三元说”是陈衍推重宋诗的一种方法。由云龙就认为陈衍“虽不自承为江西派，顾提倡宋诗甚力”，并指出：“盖欲避俗、避熟、避肤浅，而力求沉厚清新，固非倡导宋诗不可。”而陈衍的“三元说”事实上也起到了推动宋诗的作用。
陈衍对宋诗的推尊是强调其变唐，他对宋诗的接受也是立足于宋诗的这种“变”。王安石变法取消了宋代科举中的诗赋，诗歌没有了唐诗的功利性。
经世思想下形成的诗歌观念，并不代表诗歌本身具有经世致用的效果。陈三立、陈宝琛都具强烈政治愿望，但在为政期间几乎都很少作诗，而在退居林下对政治失意之际才借诗以遣愤。陈衍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他说：
诗至唐而极盛。盖以诗取士，如汉代以经学为利禄之途。
余以为诗者荒寒之路，羌无当乎利禄，仁先精进之猛，乃不在彼而在此，可不谓嗜好之异于众与？……然之数人者，诗与其人各不同，而负异于众，不屑流俗之嗜好则同也。
在《何心与诗序》中他更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寂者之事，一人而可为，为之而可常，喧者反是。故吾尝谓：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之贤者也。既而知其不尽然。犹是诗也，一人而不为，虽为而不常，其为之也惟恐不悦于人，其悦之也惟恐不竟于人，其需人也众矣；内摇心气，外集诟病，此何为者。一景一情也，人不及觉者，己独觉之；人如是观，彼不如是观也；人犹是言，彼不犹是言也；则喧寂之故也。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己所自得，求助于人者得之乎？柳州、东野、长江、武功、宛陵以至于四灵，其诗世所谓寂，其境世所谓困也。然吾以为，有诗焉，固已不寂，有为诗之我焉，固已不困。
清代以来的宋诗运动与经世致用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陈衍本身并不否认经世致用的思想，但是他却并不提倡诗歌的社会政治功能，甚至多次对文人的大言欺世表示不满。他说：“书生好作大言，自以为器识远大，此结习牢不可破”。梁节庵在给王可庄的诗中有“丈夫会须饱天下，岂以琐屑矜其私。江南百姓待泽久，请从隗始铺仁慈”，表达了个人济世扶危的远大志向，而陈衍对此的评价却是“书生喜作大言，亦作诗成例应而也”。钟嵘《诗品》评曹植曰：“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陈衍不赞同诗文有如此之功效，他认为：“譬以周孔、龙凤，未免太过。”对钟嵘的反驳表现了陈衍对诗歌功能的一贯态度。
同时陈衍也对那些热衷于在诗歌中表现政治热情的诗歌表示不赞成。例如文天祥的作品，他就不是很喜欢，不仅挑出其中不合逻辑的典故“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还含沙射影地指责说：“论诗文者每有大家名家之分，此文人结习也。或以位尊徒众而觊为大家，或以寿长诗多而觊为大家，或以能为大言托于忠君爱国、稷契许身而亦觊为大家，其实传不传不关于此。”表现了陈衍强调诗人的孤寒气骨，不浸凡俗的精神和追求。
汪辟疆论陈衍的诗歌道：“石遗初则服膺宛陵、山谷，戛戛独造，迥不犹人。晚年返闽，乃亟推香山、诚斋，渐趋平淡。”似乎陈衍从一开始学诗即从宋人入手，晚年才趋向唐宋融合，将白居易与杨万里奉为圭臬。其实未必如此。陈衍尽管承认以黄庭坚和陈师道为首的江西诗派有可取之处，但他还是坚决否认自己喜爱二者，有人赞他师法黄陈，他说：“余不甚喜山谷、后山，而其工处不可没，实获我心。而篇中又言造江西堂奥，未免信日本博士铃木虎雄之说，余于他处曾辩之。”他又说：“余于诗不主张专学某家，于宋人，固绝爱坡公七言各体，兴趣音节，无首不佳。五言则具体而已，向所不喜。双井、后山，尤所不喜。日本博士铃木虎雄，特撰《诗说》一卷专论余诗，以为主张江西派。实大不然。余七古向鲜转韵，七律向不作拗体，皆大异山谷者。故时论不尽可凭，若自己则如鱼饮水，较知冷暖矣”。
显见陈衍对宋诗的代表诗人黄庭坚和陈师道并非完全赞同，甚至在倡宋诗的同时，明确表明自己尤其不喜欢黄庭坚和陈师道的五言诗，在这一点上他与郑孝胥的观点是一致的，对典型风格的宋诗并非完全接受，而是对带有浓厚唐诗色彩的宋诗更感兴趣。
二、宋诗特征的认同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对严羽的此论，清代以来宗宋诗者显然不赞同，且多有驳斥之言。陈衍论诗往往有与之对应之处，并且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渗透到自己诗论的不同方面。
（一）“以文为诗”的延展
陈师道最早提出“以文为诗”的概念，他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但陈师道并没有对“以文为诗”给出明确的定义，后来论者遂以严羽所说“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综合起来作为“以文为诗”的表现。
陈衍对以文为诗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桐城派，即用文章的方式、方法、技巧来作诗。方东树称：“汉、魏、曹、阮、杜、韩，非但陈义高深，意脉明白，而又无不文法高古硬札。”又“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在方东树看来，诗歌与古文有着内在的相通之理，好诗同样来自于章法剪裁得当，将“陈义高深，意脉明白，文法高古”这些文章做法的术语用在评论诗歌上，反映了其诗文一贯的观念。陈衍尽管没有具体论述“以文为诗”，但他认为作诗与作文一样，都可以用来记事、言情、写景，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所以，文章写得好，诗就能作好；诗写得好，文章也自然会好。
诗者以言情说理写景纪事与文同，而所以言之写之纪之者，与文稍有不同。及其工也，可诵可读又无不同。所以古者均谓之文。……实则工文不工诗，工诗不工文者，非其未为，即其为之未力者也。
昔人谓曾子固不能诗，是一恨事，殊不然……余尝论古人诗文合一，其理相通，断无真能诗而不能文，真能文而不能诗，自周公、孔子以至李、杜、韩、柳、欧、苏，孰是工于此而不工于彼者。其他之偏胜而不能兼工，必其未用力于此者。
陈衍主张“诗文合一，其理相通”，认为诗与文只是稍有不同罢了，但只要达到一定的造诣，“可诵可读又无不同”，所以他以为“断无真能诗而不能文，真能文而不能诗”者。同时他也以文章的做法来探讨诗歌的脉络，进行诗歌的鉴赏批评，如：
杜陵古诗，往往将后面意，撮在前面预说，使人不易看出线索。退之作文之善于蔽掩，即此法也。……《芒砀》十字，似登台语而寓意极微，语切友生……此二句置在未入先帝之前，故无所阂口，而使人不觉，下面即紧顶先帝好武，叙拓境后，便接以存殁，中间全无曲折，盖亦倒找势耳。
由此可见，在陈衍眼中，宋诗的“以文为诗”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文即是诗，诗亦是文，因为“诗文合一，其理相通”。
（二）诗“理”的开拓
宋人文学创作中的理性意识较唐人增强，苏轼等人在诗歌创作中又好追求理趣，寻求一种将自然之理和人生哲理融为一体的理趣。如《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以自然景物寓人生哲理。但是这种倾向发展到后来，就成了“以议论为诗”，并最终产生了钱钟书先生所批评的宋诗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
陈衍对宋诗重“理”的接受可以分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诗要能“发明哲理”。陈衍本身就偏好苏轼诗歌，他说：“余于诗不主张专学某家，于宋人，固绝爱坡公七言各体，兴趣音节，无首不佳。”因而对苏轼这种从自然体悟哲理的方式也能够体会出其中的兴趣。唐文治在《石遗室丛书总序》中评价陈衍诗歌道：“先生名满天下，艺林中莫不称其诗，已刻《石遗室诗集》十卷，《补遗》一卷，《朱丝词》二卷，《续集》二卷。撷其菁华，大抵清劲真适，风骨高骞，且时时发明哲理。”而陈衍评论诗友之作也常从“理”的角度予以褒赞。如“见子培数诗，雅健有意理”；沈曾植看了陈衍的诗后也极口称赞：“事理相扶，昭彰朗彻，讽咏再三，不能去手”；陈衍与陈仁先论诗时说：“余谓吾辈生古人后，好诗已被古人说尽，尚有着笔处者，有无穷新哲理出，可以边际之语写之也。”在陈衍看来，哲理已经成为了从古人诗歌中发掘出新意的前提，诗歌的题材有限，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不同的哲理，然后用“边际之语写之”，才能有新意，否则就会在古人将好诗说尽的情况下无法下笔。这种观点与叶燮有些类似，叶燮指出：
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
另一方面，诗作要合乎“情理”。这里的情理指日常生活的人情世故以及事物的原理、道理。
杜牧之叙李长吉诗云：“少加以理，则可以奴仆命骚。”言昌谷俶诡之词，容有未足于理处也。理之不足，名大家常有之。
李贺诗歌以想象奇特、用语夸张而著称。陈衍认为，杜牧所谓“稍加以理”，就是针对这些想象和夸张而言，因为它们超出了人们正常认识，显得不合情理。以陈衍、黄庭坚的诗为例，说明名家、大家也常会有不合理之处。
山谷题画诗云：“石吾甚爱之，勿使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伤我竹。”此用太白“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调也。然不见月虽以譬在上者被人蒙蔽，而就字面说，月之不见，于事固无大碍，以较行人之没于水，自觉其尚可。若其石既为吾所甚爱，惟恐牛之砺角损坏吾石矣。乃以较牛斗之伤竹，而曰砺角尚可，何其厚于竹而薄于石耶。于理似说不去。
黄庭坚诗首先称自己甚爱石，因为爱石怕其有损，故不让牛在石上磨角。然而，随后笔锋一转，说到牛在石上磨角也没什么关系，更担心的是，要是牛打斗起来伤了自己的竹子可不好。如果将诗中对石与竹的感情看做递进关系，也讲得通。但陈衍指出此诗源于李白，所以其结构也应与之相同，则爱石而担心竹就不合道理了。此类关于诗歌不合“理”的解释在《石遗室诗话》中并不少见，这应当是从宋诗的“理趣”衍生出来的东西了。至于陈衍所体认的“理趣”，钱钟书先生的解释可谓搔着陈衍的痒处：“‘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乃理趣好注脚。有形之外……不落迹象，难著文字，必须冥漠冲虚者结为风云变态，缩虚入实，即小见大。”陈衍现存诗作山水诗占据绝大部分比例，从外物特别是自然山水中体悟哲理是陈衍发明“哲理”的“趣味”所在。
（三）诗与学问的关系
宋人在创造宋型文化的同时，也感受到自身对于文化传承的责任，因而诗歌中出入经史，贯穿百家，集文、史、哲于一体，这种表达方式可以说是宋型文化意识的集中体现。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均以知识丰富、学问渊博著称。对于宋诗的学问化倾向从清初以来的宗宋诗派几乎都持赞成态度，并往往以之与明人的空疏不学或者空谈性理、束书不观对立起来。
同光体派承近代宋诗派理论，继承了宋人的这种文化精神，主张合学人与诗人一体。陈衍是同光体派诗学主张的总结者，他对于宋诗重学问的接受方式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学问与诗有别，但学问有助于诗。陈衍对于宋诗学问化的倾向并不反对，诗中可以有学问，但学问本身并不是诗。诗归根结底是性情的表现。在陈衍看来，学问主要来自于读书，所以他对钟嵘反对以诗表现学问、强调“直寻”表示不满：
余所以雅不喜《诗品》者，以其不学无识，所知者批风抹月，与夫秋士能悲，春女能怨之作耳。力诋博物，导人以束书不观，不免贻误后生。……夫作诗固不贵掉书袋，而博物则恶可已。
诗不一定要富于学问，但是博学多识、知广闻多却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强调了就诗而学诗是最下的方法，而这些基本上是对黄庭坚“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的解说，并无多少新发现。
盖作诗不徒于诗上讨生活，学问足，虽求工亦不至于苦也。
求诗文于诗文中，末矣。必当深于经史百家以厚其基，然尤必其人高妙，而后其诗能高妙。
其二，学问表现为用字有来历，用事典切。用典到了宋代的苏、黄手中，在用典范围和技巧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用典一是讲求“博”，经史子集、稗官野史、道藏释典、医学农书无不可以入之于诗，强调诗中“无一字无来历”，也就是苏轼所言的“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和黄庭坚所讲之“夺胎换骨”之法。陈衍对用典的态度较宽容，不认为诗歌必须用典：“大概作诗不用典其上也，用典而变化用之次也。明用一典，以求切题，风斯下矣。”他肯定了巧妙用典的好处，认为“诗有用事甚切，不能以白描见工者”。并引沈瑜庆诗“肠断父兄携我处，白头来此听溪声”说明“‘肠断’句用荆公诗，甚切”。但是他坚决反对有意堆砌典故，特别是满眼故实而无真意的：“读大复《明月篇》，反复再四，不知其命意所在，但觉满纸填明月故实耳。”
至于“无一字无来历”则是陈衍所说学人诗的标准之一。他说张亨嘉的诗乃“惨淡经营，一丝不苟，所谓学人之诗也”，并举《苇湾泛舟》和《游积水潭》道：“二诗不过数百字，凡用经史十许处，几于字字皆有来历。”所以他提出要“诗人与学人合”，要求有学术根底，而学术根底则包括朴学、小学、史学等诸多学问。只有这样，才能“具学人之根底，诗人之性情”，“诗人学人二者，非肆力兼致不足以薄风骚、副雅材”，要求将诗人与学者合为一体，兼于一身，方能有所成就。在陈衍看来学人与文人有别，文人的见识不能与学人相比：
文人有文人见解，以之论史，要不足以服古人者。《读吴志》句云：“青盖早知归晋室，白衣应悔取荆州。”支对非不工，然英雄攻取，岂能以后来之归晋室而当时遂不取荆州哉。又《吊张世杰》云：“歌声已唱青山转，天意难回白雁谣。遗恨厓山山下水，不能化作浙江潮。”南宋亡时，浙江潮固三日不至，然江潮即至，蒙古兵遂不渡哉。
因此，陈衍大力提倡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强调诗人要“学有根底”，而不屑于以文人自居：
文端学有根底，与程春海侍郎为杜为韩为苏、黄，辅以曾文正、何子贞、郑子尹、莫子偲之伦，而后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
总之，对学问的认同反映了陈衍对于高度发达的宋型文化的认同，他自觉地用诗歌作为承担文化的载体，肯定了学问的意义和价值，是宋代以来“以学问为诗”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