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在宋诗学上的突出成就还表现在他所编选的《宋诗精华录》。选本不仅是诗歌的选集，还可以反映出选家的诗学倾向和审美取向。《宋诗精华录》采取的选编和评点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理解可以较清晰地看出其选诗宗旨。
一、诗史视野下的宋诗选本
《宋诗精华录》成书于丁丑年，是陈衍生前最后刊行的一部著作，此后不久陈衍就故去了。所以，这本书反映的宋诗观可以说是陈衍一生宋诗研究的成果总结。全书共四卷，选录诗人一百二十九家，共选诗六百九十余首，并根据需要予以点评，持论较公允。另外还设有摘句一项，取“有佳句而全篇不相称者”附于所选诗后，这种方式似出自诗话体例，但在选本中确是首创。书前附有陈衍的自序，全书四卷则仿唐诗分期划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选、论、评构成一个完整的、自足的诗学体系。
在这个选本中，陈衍尽可能地将选本置于诗史视野下，努力做到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宋诗的发展史和宋诗的整体面貌。
书前《自序》是全书的纲领，阐述了陈衍对诗分唐宋的看法和态度，并说明了选诗的标准和原则：
孟轲氏有言曰：“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又曰：“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诗·车攻》小序云：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此言殷、周二代之中兴也。其事虽大，可以喻小。诗文之中兴，何莫不然？清袁简斋，文人之善谑而甚辩者也。有数人论诗，分茅设蕝，争唐宋之正闺，质于简斋。简斋笑曰：“吾惜李唐之功德不逮姬周，国祚仅三百年耳！不然，赵宋时代，犹时唐也。”由斯以谈，唐诸大家，譬如殷之伊尹、仲虺、伊陟、巫咸，周之周公、太公、召公、散宜生、南宫适，宋诸大家，譬如殷之甘盤、傅说，周之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矣。然吾之选宋诗，抑有说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伦，理也。孟子所谓“始条理”“终条理也”。《虞书》又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故礼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诗曰：“鼗鼓渊渊，哕哕管声，既和且平，依我声声。”盖声音之道，由细而大，戛击鸣球，所以作止药。总言之也，合止柷敔，所以合乐止乐。……然如近贤之祧唐宗宋，祈向徐仲车、薛浪语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无丝竹金革，焉得命为“律和声，八音克谐”哉！故本鄙见以录宋诗，窃谓宋诗精华。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首先，陈衍立论的基础是宋诗与唐诗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吴之振于《宋诗钞序》道：“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宋诗承继唐诗而来，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上的盛世和中兴。所以，殷、周时期的武丁和宣王中兴，使即将灭亡的王朝又延续了数百年。“其事虽大，可以喻小。”前有唐诗，宋诗则以中兴的面目延续了唐诗的生命，其历史意义和价值并不低于唐诗。对陈衍此论，程千帆先生以为其能“于唐宋分疆，未加抑扬，实持平之至论”。这里提到的殷周二朝的中兴以及宋诗的中兴之义，亦含有同光体派于同治后于诗学有中兴之功。
其次，陈衍引袁枚对唐宋诗之别的看法，“吾惜李唐之功德不逮姬周，国祚仅三百年耳！不然，赵宋时代，时犹唐也。”反对用朝代之别来区划诗歌，说明唐宋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是诗歌发展史上的自然衍生。并以唐诗比做殷周时期开国之臣，以宋诗比做国势衰颓中力挽狂澜的中兴之臣。
最后，陈衍引经据典说明宋诗的精华在“律和声”和“八音克谐”的近体诗上，对于近体诗，则重绝句胜过律诗。诗评中指摘文字时，不时见有“词费”的评价。如评欧阳修《沧浪亭》：“此诗未免词费，使少陵、昌黎为之，必多层折而无长语。《渼陂行》、《山石》可参看也。特此题是诗家一掌故，故录之。‘清风明月’二句，更一诗料”。又如评王安石《哭梅圣俞》：曰“起二语探骊得珠，全题在握。入后不但词费，太觉外重内轻矣。”由此亦见陈衍与江西诗派重炼字、讲技法的诗学渊源。
至于宋诗的分期，陈衍则称其仿严羽《沧浪诗话》对唐诗的分期方法，将宋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
此录亦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吾乡严沧浪高典籍之说，无可非议者也。天道无数十年不变，凡事随之。盛极而衰，衰极而渐盛，往往然也。今略区元丰、元祐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具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萧、范、陆、杨为中宋，唐之韩、柳、元、白也；四灵以后为晚宋，谢皋羽、郑所南辈，则如唐之有韩偓、司空图焉。此卷系初宋，西昆诸人，可比王、杨、卢、骆、苏、梅、欧阳，可方陈、杜、沈、宋。宋何以甚异于唐哉！
其实，严羽的唐诗分期只是以时分体，将唐诗分为唐初、盛唐、大历、元和和晚唐五体，大致描绘了唐诗的发展历程和各阶段的变化。真正明确唐诗初、盛、中、晚分期并确切划分时间段落的是陈衍的乡贤高棅，只是陈衍似乎是有意回避了明代这位唐诗的倡导者。而且陈衍在具体作品评点时，更是不忘与唐人相提而并论。如评王禹偁《寄砀山主簿朱九龄》曰：“此诗全似乐天，又是《唐摭言》中材料”。评杨璞《莎衣》曰：“第三联，晚唐人除陆鲁望、张志和，无能及者”。评张先《题西溪无相院》曰：“子野词家，诗可与晚唐人争席”。评杜常《题华清宫》曰：“直是唐音”。评陈师道《赠欧阳叔弼》：“末二句学杜得其皮者，切不可学”。溯源寻流的论诗，将唐宋诗放在诗歌发展史中进行评说，态度较客观持正。
二、宋诗典范的确立
陈衍选《宋诗精华录》，一方面是为推广宋诗，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诗选集中将宋诗的特色体现出来，以确立宋诗典范为目的。
李慈铭曾说过：“灯下戏钞宋人绝句，宋人此事，固多名什，东坡、石翁、放翁、白石四家，尤清远逼唐人，然仅到刘文房、韩君平止耳；求如龙标、太白、李十郎者，竟不可得，即晚唐许丁卯之隽永，李玉溪之幽炼，韩冬郎之浓至，亦皆不及。此固时为之耶。”在李慈铭看来，宋代大家绝句固然有优秀之作，但至多只能达到刘长卿等人的水平，而王昌龄、李白等盛唐七绝是宋人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高度。陈衍的看法与李慈铭截然不同，他在序言中所确立的宗旨，就是认为宋诗之长在于近体，近体之中尤以七绝为最高，七律次之。如自序里所说：
如近贤之祧唐宗宋，祈向徐仲车、薛浪语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无丝竹金革，正得命为“律和声，八音克谐”哉！故本鄙见以录宋诗，窃谓宋诗精华在此而不在彼也。
同时这与他曾批评宗唐者的言论是一致的：“今人习于沈归愚先生各别裁集之说，以为七言绝句必如王龙标、李供奉一路，方为正宗，以老杜绝句在盛唐为独创一格，变体也。……沈归愚墨守明人议论故耳。”陈衍认为宋人七律不仅不差，甚至可比肩唐人：
五律自大历以后，高调者渐少，宋人七律可追唐人，五律罕可诵者，其高者仅至晚唐而止，盖一句只五字，又束于声律对偶，难在有结响有余音。
从所选的篇数看，陈衍以元丰、元祐以前的西昆体诸人及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为初宋，录三十九家，共一百二十八首；由元丰、元祐尽北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秦观、晁补之、张耒为盛宋，录十八家，共二百三十三首；南渡曾几、陈与义、尤袤、萧德藻、范成大、陆游、杨万里为中宋，录三十二家，共二百一十二首；四灵以后及谢翱、郑思肖为晚宋，录四十家，共一百二十首。选诗最多的是苏轼，录八十八首，其次是杨万里，录五十五首，其次陆游五十四首，其次黄庭坚三十九首，其次陈师道二十六首。除以上诸人，选诗达二十首以上的，有梅尧臣、王安石、陈与义、刘克庄等四人。
从选诗情况可以看出陈衍于宋诗首重的是苏轼，他曾说过：“余于诗不主张专学某家，于宋人，固绝爱坡公七言各体，兴趣音节，无首不佳。五言则具体而已，向所不喜。”诗选录苏轼七言为主，可见其观点。苏轼可称得上宋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其诗学才情确实少有敌手，选诗最多当属情理中事。
南宋的杨万里、陆游出元祐之后，已落陈衍的“三元”之外，但其在宋人诗里又能自开门户，故陈衍对其青眼有加。针对近人多学北宋的情况，他还专门提出要学习陆游：
近人为诗，竞喜学北宋，学剑南者少，余旧曾提倡香山、剑南，《论诗送觐俞》有云“乐天善闲适，柳子工嗟叹。奇兵双井出，短剑渭南锻”者也，顾应之者少。
《石遗室诗话》中对陆游诗摘句甚多，陈衍还将陆游与其推尊的宋诗风的开创者梅尧臣相提并论，他引用罗掞东对陆游的评价道：
放翁诗鲜新俊妙，阔大闲旷，无美不备，而其精深处，乃自宛陵得来。世之论放翁者，鲜道其学宛陵，甚矣真能读放翁诗者之不易遘也。
《石遗室诗话》中陈衍对陆游、杨万里、刘克庄的较高评价在诗选中也体现了出来：
宋诗人工于七言绝句，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大略浅意深一层说，真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说。诚斋又能俗语说得雅，粗语说得细……
对于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江西诗派，虽然陈衍曾表示自己并不喜欢黄庭坚一派的风格，他说：“余不甚喜山谷、后山，而其工处不可没，实获我心。”后来甚至毫不客气地直言“双井、后山，尤所不喜”。但是他还是较公允地选录了黄庭坚和陈师道的诗作。总之，各个时期选录诗歌的数量与取得的成就是成比例的，而且对于成就较高的大家能兼顾其不同风格的作品，名气小的作家也不忽略其佳作，使宋诗的风格和特色凸显出来。
清代以来较重要的宋诗选本有顾贞观的《宋诗删》、汪景龙等人编的《宋诗略》、张景星等人编《宋诗别裁集》、陈讦的《宋十五家诗选》等。《宋诗删》共二十五卷，选宋诗两千五百余首，分体编排，顾贞观选诗强调“宽于正变，严于雅俗”，选诗侧重于雍容不迫、温柔敦厚之作，对于宋诗的特色未能凸显。《宋十五家诗选》选录梅尧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王十朋、朱熹、高翥、方岳、文天祥十五人，论诗主张琢炼字句，重视章法结构。但此书明显有偏颇，陈师道、陈与义这样的江西派大家居然未能入选。汪景龙等人编的《宋诗略》，编者称其宗旨为“非敢援唐以入于宋，亦非推宋以附于唐，要使尊宋诗者无过其实，毁宋诗者无损其真”。是书有调和唐宋的意思，而且选录诗歌四百三十家，共一千一百九十余首，数量适中；张景星等人编《宋诗别裁集》选录诗人一百三十七家，共六百四十五首，能够基本反映宋诗的发展变化，缺点是选录朱熹等道学家作品过多。
与清代以来的各家选本相比较，《宋诗精华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刊行后引起的反响也较大。陈寅恪先生曾手批《宋诗精华录》一书，对选诗及评语评点指摘。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37年7月，而陈寅恪先生所批本为1938年5月再版本，亦可见其在当时需求颇大。另外，程千帆先生有《读〈宋诗精华录〉》一文，程千帆先生称自己“七七事变前在南京购得，皖、湘、康、蜀，三年辗转，行箧之中，每以自随”。朱自清先生的《什么是宋诗的精华——评石遗老人〈宋诗精华录〉》称：“本书评点扼要，于标示宗旨和指导初学，都甚方便。大抵首重吐属大方。此事关系修养，不尽在诗功深浅上。”对陈衍《宋诗精华录》的选诗、评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肯定了其对推广宋诗具有重要的意义。
附论：陈书的宋诗观
陈书，字伯初，号冯庵，晚年又号木庵，福建侯官人，光绪乙亥举人，官直隶博野知县，有《木庵先生集》，其中诗五卷、文一卷。
陈书为陈衍的长兄，其诗学观念对陈衍影响很大。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指出陈书很早就对闽地的诗风有所不满：
时闽人诗极陈腐，袭杜之皮，而木庵先兄，年二十余，出语高雋浑成，绝无所师承，天才超逸然也。……同治季年，乃与叶损轩中书、徐仲眉副将、陈芸修编修，倡为厉樊榭、金冬心、厉柘坡、祝芷塘辈清幽刻削之词。
所谓“绝无所师承”当然是陈衍的过奖之言，但陈书提倡宋诗在闽地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他在与叶损轩、徐仲眉、陈芸修、陈宝琛、龚易图、刘玉璋等人的交往中相互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宗奉宋诗的诗人群体。
陈书既非经学家，亦非汲汲于文字的文人，所以他对于宋代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强调诗歌的学问化方式并不欣赏，反对在诗歌中充塞典实：
乾坤真气渐消亡，剩有毛锥一寸长。不与前人填故实，自家一一说衷肠。
骅骝捕鼠不如狌，补履干将势不行。各自分茅何礙事，故人性情太分明。
强调了个人性情的表达，不以追随前人、有意用典为尚。因为陈书随性而自在，不孜孜以求名利，“木庵伯兄四十以后倦游，能为医，奉母不出者十余年。”所以，他于诗能有一种比较洒脱的精神，对于宋诗亲近自白居易而下的平易风格，不崇尚奇奥生涩之作。陈衍《故直隶博野县知县木庵先生墓志铭》指出陈书对唐宋诗人兼有师法：
兄诗天才超逸，胸中不滞于物，故与乐天、东坡为近。中间为后山、放翁、诚斋，为陆鲁望、皮袭美，雅不以空言神韵，专事音节以为能。为岑参、李颀、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之所为者为然。晚精诗律，圈点老杜、山谷全诗。
陈衍《近代诗钞述评》中论陈书道：“兄诗天才超逸，胸中不滞于物，故与摩诘、乐天、东坡为近。中间为后山、放翁、诚斋，为陆鲁望、皮袭美，而终归于老杜。论诗宗旨，屡见于集中诸作，雅不以空言神韵专事音节者为然。批点山谷全诗，诗境益谨严，益间肆。善说杜诗，有人人熟读而莫究其作何语者，一经说解，闻者豁然。”由此可见陈书为诗广参众家、不拘一格的特点。
陈书论诗不强调唐宋分野，他认为诗歌的兴亡替代是自然的规律，古人未必胜今人。因此，他反对为诗厚古薄今、重唐轻宋。《作诗》云：
作诗未必输古人，传诗未必到细民。国风十二多显者，考亭作传休齗齗。
他作诗也唐宋兼采，以苏轼、白居易为宗，追求平易流畅的诗歌风格，曾有诗云：“晚岁多诗，自言学乐天。乐天有何好，有意多能言。长言及千字，短言数十言。非博老妪解，但取妙心宣。”陈书解释说自己对白居易诗歌并非着眼于“老妪能解”，而是倾心于白居易能够长短随意，自由无碍地表达个人的情感意志。“但取妙心宣”则透露出其取白居易的风格，兼采宋人“尚意”诗风路线。然而倾心平易，不表示陈书就因此而反对雄奇的诗风。《戏为绝句效杜老》：“健笔盘拏不肯直，费人悬解是吾师。他年嗤点关何事，且复相逢千载期。”“句法若能顺流俗，须知此事市门如。师资一远尘容出，不读《法华》须读书。”“硬笔盘拏”和“费人悬解”看似与白居易的“老妪解”风格相矛盾，其实并非如此。“老妪解”只是“妙心宣”的一种，而“妙心”亦可对其他风格有所悟。归根结底又回到了宋诗的雅俗之辩上，“妙心宣”则非俗，俗则众人如流跟随，成了市井商贾之门户。因此，“反俗”与“尚意”是其所接受的主要宋诗风格。
与陈衍主张的诗歌“荒寒之路”一样，陈书也反对诗歌过分强调政治意义。《即事抒怀示弢庵》：“新城秀水名家子，爱好贪多云自佳。若使编诗容谏诤，尽删《蜀道》削《风怀》。”同时对达官诗也颇有微词：“春兰秋菊不同时，下笔先知认我仪。灯光羌村魂魄在，那能更和达官诗。”指出作诗要自我为“仪”，突出自身的个性特征。
陈书对王渔洋所倡导的神韵说，鼓吹的盛唐兴趣始终不以为然。他在《题渔洋精华录》中道：“一代唐音起射洪，不争才力尽沈雄。于公阴德瑯琊荫，想见升平气象同。”对于初唐诗的开辟之功给予认同，对于王渔洋大力提倡的唐贤三味，却只看做是升平气象下的承荫，也就是陈衍说陈书的“雅不以空言神韵，专事音节以为能”。然而陈书对于中唐以来开启宋调的诗风却有好感。他在《与弢庵夜谈》中道：“咫闻乍爱贞元士，癖好谁甄雅故流。落与闽中商句法，定交京兆马笼头。”“京兆马笼头”用韩愈、孟郊推敲字句事，表示了对开启宋诗风的中唐这两位诗人的敬慕。
从陈书的创作中亦可见与其诗论的一致，他的诗风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由唐转宋并非一日之功。陈衍所说“喜为诗，屡弃少作”。徐世昌《晚睛簃诗汇》对陈书诗学观和诗风的总结诚为知言：“木庵雅才旷抱，诗近白苏。于袭美、鲁望、山谷、后山、放翁诸家皆有神契之，晚于诗律尤细，纵笔为之，格严气肆。”
